为了给中外勾结的转基因化工农业既得利益集团谋利，一些文人和媒体用虚假信息和污蔑诽谤手段搞“非毛化”，把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说得是一团漆黑。两个突出例子：
例子1：今年九月，一些媒体转发“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文章《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说：1949-1978年(1949-1976，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人口是“绝对贫困型”、且农业生产率为负增长，等等。然后，他们造舆论说：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欧美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大致一致，----其实，他们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是为转基因化工农业而大搞由城市工商金融来控制的农田土地兼并集中。
例子2：一些媒体请了于光远文痞团伙的文人、还有文章把胡耀邦搬出来，说：大寨有许多“文革极左”，比如平均主义、没自留地、等等。然后，他们把否定大寨作为批判“四人帮”和批判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好像大寨经验是“四人帮”搞出来的文革产物。
他们的做法，是用否定大寨的手段否定周恩来的领导成就、进而否定毛泽东时代;而胡鞍钢所用的计算，其实是虚假信息计算而涉嫌故意误导。实际上，周恩来的领导是落实毛泽东主张，不但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粮食能否自给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对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道路选择也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意义。下面分别说来。
一：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硬伤：数字游戏。
胡鞍钢把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说得是“绝对贫困”和负增长的一团糟，其主要依据之一是全因素生产率(TFP，也译为全要素生产率)等计算。譬如，他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增长率为0.63%、1957-1978年为0.57%;根据文冠中的计算，1952-1957年，农业的TFP增长率为0.08%、1957-1978年为-1.53%。
然而，美国农业部2012年发表的学者的全球各主要农业国家的调查报告，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TFP(全因素生产率)增长图景，如下：
该数据显示，1961年以来半个世纪，中国农业全因素生产率增长保持正增长趋势、且年均值超过世界最强农业国美国;1981年以后、该数值就超过了美国;1991年后10年、更是超过美国近一倍。该统计显示，中国农业TFP增长属于“世界领先”地位、至今已有30来年。
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TFP(全因素生产率)统计图景，哪个可信可靠?答曰：若您有相关工商利益，那么，两个都可信可靠、就看您怎么用了;否则，两个都不可信也不可靠。咋回事呢?大致说吧：
所谓“全因素生产率”(TFP)，是“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主要计算依据是金融资本;因此，做数据收集和分析，其首要者，是选择投入产出的项目、把它们折算为货币价值，然后做相关比例计算。由是，选择什么和如何选择，用什么货币和用哪年币值(涉及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其数据图景和分析结论就可能大不相同。
譬如，毛泽东时代，因条件等关系，农民的农田权益和住房等等是不做资产负债计算的;如此，按照胡鞍钢和文冠中的TFP计算，就会得到中国农民“绝对贫困”甚至“一贫如洗”的结论(若用同样方法计算美国农户，那情况可能更糟糕)。邓小平时代至今，农民的农田权益和住房开始计算做资产负债计算了;如此考核TFP，就会得到农民进城和城镇化使中国农民成为“致富全球领先”的结论;厉以宁那帮经济学家就是如此搞的。同一TFP计算却是一贫一富，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小农经济致贫、大农经济致富，所以，要脱贫致富，就要农民让出农田土地及其权益、交给城市金融资本来搞土地兼并集中。因此，若您有房地产等金融商业利益，那么，他们的TFP分析就是说服当局官员搞城镇化和搞大农业的有用武器了。
譬如，美国农业部转发的那个TFP报告，是包括化工及其金融的投入产出的。1991年以后，中国开始搞转基因大跃进，而转基因食品作物及其捆绑农药，是孟山都和杜邦等对华农业业务的主要内容，而那些东西主要就是化工工商业。如此收集数据和分析，当然，中国农业TFP就显得十分辉煌了。很明显，那种TFP计算，就是要说服中国国家决策为转基因化工商业利益而敞开大门。如此，那图景与文冠中的TFP结论为何截然相反，那就不是计算者考虑的问题了。换句话说，美国农业部被看作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推手，而说服中国当局为转基因食品作物敞开大门是美国转基因全球化战略失败后的唯一的幸存希望了;如此，美国农业部转发那个化工因素(尤其是转基因化工因素)可使中国农业迅速致富且不到10年就可实现“超英赶美”大跃进的TFP报告文章，就并非是偶然的了。
再譬如，2013年，美国国会的某联邦预算官员发布的生活质量百年报告显示，美国于1930年代的TFP数值最高、为3%;可那个时候，美国正是经济大萧条，许多中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和金融市场几乎崩溃、成千上万的人失业而在贫困线上挣扎之际。TFP与实际的反差如此鲜明，咋回事呢?原来，该报告统计把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作为投入产出的主要因素，而1930年代正是那些产业在美国膨胀的时期。
可见，“全因素生产率”TFP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某特定工商利益或某特定政治意图来说服当局决策人的数字游戏：要“非毛化”了，可用TFP把中国农业展示为“绝对贫困”;要给转基因化工开路了，可用TFP把中国农业展示为“世界第一富”。在TFP数字游戏中，中国的国情可以瞬间发生巨大变化。正因为它有如此“绝妙用途”，所以，某些工商金融界企业特别欢迎TFP，而学界对其使用则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些经济学家甚至采取反对或拒绝的态度)。
二：从单产和收入看中美农业方式。
农业是生产农作物的，因此，看农业发展如何，还是要看农作物生产如何，特别是单位产量的增长如何。因各国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不同，所以，最好或最可靠的观察，还是各国自我对比，在此对比基础上再做国家之间的对比观察。
[1] 在美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使单产增长下降。
先来看看美国的单产。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主要问题之一是走转基因化工和土地集中的大农场道路、还是走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的道路，这里就主要对转基因作物做做观察。
下面，是美国农业部今年四月和八月发布的半个多世纪世纪的反思报告中的玉米、棉花和麦子的单产情况;前两者已经是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后者是非转基因作物，且都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农场作业。相关数据如下：
该数据说明：
[1] 1951到2013年的60来年时间里，美国的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率为3.23%，其中：没搞转基因时间里，该增长率为3.78%;搞转基因商业化之后10多年，为1.75%，即增长率明显下降。
[2] 同期，美国的棉花单产年均增长率为2.58%，其中：没搞转基因时间里，该增长率为3.09%;搞转基因商业化之后10多年，为1.22%，即增长率明显下降。
[3] 同期，搞了转基因商业化10来年，美国农户从棉花作物获得的收入增长率略有增加，而来自玉米的收入增长率则略有下降、来自大豆的收入增长率则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实际上，美国官方和行业统计说明，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中获得收入增加的是转基因种子公司及其捆绑农药的化工公司;为此收入增加，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作物提供了主要贡献。
官方统计说明，转基因化工农业和大农场方式的长期获益者不是农民农户，而是化工及其金融工商业。中国要走那种农业发展道路，起码前提是要有美国的自然条件(譬如大量的平原作业农田和足量的天然农田战略储备，且主要农区有充足自然水源)、人文条件和金融条件。可是，中国并没有那些条件。
[2] 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小农经济使农业保持了良好单产增长，并非“绝对贫困”。
再来看看中国过去60年的农业单产情况。鉴于粮食和棉花是中国农作物中最主要者，且其中棉花已经大部分搞了多年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这里就拿这两种作物来做观察。下面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做的单产增长率数据，并根据中国历史时期做了分期对比，如下：
该数据清楚说明：
[1] 1950到2010年、即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时间里，中国的粮食和棉花的单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9%和4.29%。
[2] 其中：1950到1976年，即毛泽东时代，该比率分别为3.44%和4.98%，即高于新中国60年历史的平均水平;而1977到2010年，即“非毛化”时期，该比率分别为2.28%和3.74%，即低于新中国60年历史的平均水平;1990到2010年，即搞起转基因大跃进和城镇化大跃进的时期，该比率分别为1.56%和3.04%，不仅明显低于新中国60年历史的平均水平而属于最低行列，且明显低于毛泽东时代的水平。
需要说明：1950到1976年，纺织品出口是中国获取外汇的主要手段之一，因而是刺激棉花增产的动力之一。在文革期间，纺织业因对外贸易暂停，造成棉花生产几乎停留在原水平。除此之外，其它的毛泽东时代的棉花单产年均增长率都是稳步提高的。而转基因棉花商业化10来年后，中国的棉花单产年均增长率最低，说明转基因作物根本就没有创造增产，相关吹牛都是骗人的神话。
简单说，被“非毛化”所描绘成“绝对贫困”的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恰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粮棉单产年均增长的最佳表现时期;而被“非毛化”帮派所吹得神乎其神的城镇化和化工机械化大农业(包括转基因农业)的农业，恰恰是新中国以来的粮棉单产年均增长持续下降的最糟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两个时间段：
一是1950年到1952年，粮棉单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65%和13.76%。这期间，中国农业采纳的是农田土地以农户私有制为主、国有制为辅。那种混合制度保障了中国农业实行“小农经济”发挥优势的方式，获得了新中国以来60年里的粮棉单产年均增长幅度最高行列的成就。(注：当时的中国农业不但在国内保障了全国民心的安定和新政权的稳固，且保障了世界级区域战争即朝鲜战争的需要。)。
二是1961年到1966年，粮棉单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64%和15.61%。这期间，当局纠正了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做法，实行了农田土地所有权以国有制为主、有限私有制为辅的政策(即所谓“自留地”，私有制限于经营和权益，不包括资产即地产拥有权力;尽管当时名义上还叫“公有制”和“三级所有”等等、而不提私有制)。那种国有私有的混合制度，恢复了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长优势，再次获得了粮棉单产年均增长幅度最高行列的成就，且更是大体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安全重大战略问题。而该时期的一个农业发展典型，就是大寨经验。
比较不同时期，可以清楚看到，搞土地农田规模兼并可直接导致“小农经济”遭到破坏，由是，粮棉单产年均增长率就遭到下降(甚至猛烈下降);这在粮食方面尤其突出。譬如，1953到1958年、1990到2010年，都是农田土地大规模集中之际，也是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最低时期。其中，1990年到2010年的粮棉单产增长率都属于最低行列，而那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为城镇化和为转基因化工农业开路而大搞农田土地规模兼并集中，使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优势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在不少地方遭到彻底丧失。
简而言之，官方数据说明，被“非毛化”说成是“绝对贫困”的毛泽东时代，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里的农业发展表现最佳时期;而被“非毛化”吹得天花乱坠的和照搬欧美的城镇化与化工机械大农业(包括转基因商业化)时期，则是粮棉单产年均增长属于表现处于最糟糕状态。
三：否定大寨是“非毛化”、且是否定周恩来。
这里，有必要说说毛泽东时代的大寨经验。那个经验被于光远文痞团伙称为“文革极左”，而事实上，搞“极左”的正是于光远团伙那帮文痞。譬如，大规模农田兼并和“亩产万斤”的“大跃进”，就是他们搞的宣传。而大寨呢，恰恰就是纠正那类“极左”农业路线的产物。如今，那帮文人参与的转基因化工农业鼓吹，跟当年做法没啥本质区别、都是大规模农田兼并集中，不同的仅仅是旗号：当年搞法的旗号是“大跃进”和“亩产万斤”，如今的旗号是“城镇化”和“转基因”。
事实上，大寨并非是四人帮搞的文革产物，而是早在文革前就已成为全国榜样，为克服极左农业路线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为中国解决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寨经验的形成，主要就包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意见而领导落实的经济调整政策，而该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小农经济。
举例。附后，是美国记者斯诺于1964年访问周恩来的报道中、关于周恩来介绍大寨经验的文字原文。文革是1966年开始的。就是说，文革开始前两年，大寨经验就已经形成了。而胡耀邦支持的于光远文痞团伙及其关系媒体，把大寨经验作为四人帮搞的文革极左产物而实行批判，他们那是造谣诽谤，是试图用谎言来否定周恩来、且试图通过否定周恩来对国情的了解、来否定周恩来协助领导的毛泽东时代。
本文不打算全面回顾分析大寨经验或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但认真阅读附后报道，可看到，周恩来做的介绍很清楚地说明：
[1] 大寨不但有国家征粮的农田，且有农户保障粮食自给(包括小量实物交换贸易)的自留地。即：大寨实行的是农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而由农户来经营管理的“公私合营”农田土地管理政策(尽管当时没有使用“公私合营”的字眼)，与以前搞的“亩产万斤”时候的农田大规模兼并之极左政策、是针锋相对的。究竟谁是“极左”?不言而喻。
[2] 大寨实行的是“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在自留地则实行“天然有机”农业方式，因而，利用十分有限的农田、就可以比大规模兼并农田方式而生产出质量更好和数量更多的粮食。斯诺的该报道没说或没细说，但他的其它报道说到他的见闻，即：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实行的是针对不同质量的农田、实行不同的国家征粮的政策，以此来保障农户农民经营农田的积极性和致富机会大体平等。
[3] 大寨经验实行的是对不同的土质农田、实行不同的国家征粮政策;对不同土质的自留地、实行不同的现有农田分配和新农田开发机会维护等政策。如此，可以有效地保护全国农民的致富机会平等(注意：周恩来特别使用了农民致富等字眼，即维护农民致富权益并非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政策，而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时期就确立的政策;此外，周恩来说明的是国家保护的是致富机会平等，而不是搞致富待遇平均。)。显然，“非毛化”文痞们所谓的大寨经验搞的是“平均主义”和“没有自留地”等等说法，都是搞造谣欺骗;
1964年和1970年，在访问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在中国一些地方考察后，斯诺报道说：他很强烈地感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新中国革命建设(包括文革)，其实是要建设一个“农业民主主义”的现代共和国，是要建设一个大不同于西方“工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表面上看，那个建设道路似乎是以1964年大力宣传的大寨经验为开拓标志的，而实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相关探索和实验，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就开始并大体成型了。问题是，中国的当代人和后来人中，有多少人能看到和理解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而所付出的艰苦探索和卓越贡献呢?
斯诺的报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共生”的关系：毛泽东是诗人一般的天才战略大师，是原动力和创始者;周恩来是把诗歌理想付诸现实建设的天才大师，是把原创动力付诸全力运作的天才大师。我看，若直白了说，那意思就是：否定周恩来，就是否定毛泽东时代;而搞“非毛化”，就是否定周恩来的毕生贡献。----农业问题，具体说、大寨经验问题，是其中典型实例之一。
四：当代中国，还有谁比毛泽东和周恩来更了解国情吗？
若认真阅读史料和尊重历史，不难看到，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实行的大寨之农田混合制和小农经济方式，其实，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譬如：
蒋介石当权后，国民党当局也实行过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并由城镇金融资本来控制;但几乎全是私有、国有是徒有虚名，即所谓国民党时期由“四大家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就当时说，那些措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军阀割据恶化、因而防止了日本侵略下的中国分裂的可能，但持续搞那措施，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实行、更不能发挥作用。其结果，粮棉极为短缺、军粮军装几乎全靠从美国进口，同时，因历经近30年的土地规模集中于城市金融而严重挫伤了农民农户权益、导致失去大部民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处于严重的外强中干和病入骨心的状态;于是，日本投降后不到五年，国民党当局就失去天下了。
而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根据地，开始，受苏联当局的影响，开始时候是实行国土农田国有制，名曰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制;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快发现了那样做不行，至少不利于争取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冲破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约束，在根据地实行农田国土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建立国家银行并向外资外币开放、但同时严格控制金融(甚至禁止)私人金融控制农田土地和腐蚀农业。如此政策，有效保护了农民农户的权益，为小农经济发挥优势作用提供了国家体制的保障。结果，根据地很快就大体解决了粮棉问题，且争取到了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心支持。就是说，自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中共后，中共领导下的农业，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且还能支持中外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之一的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使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但仅用四年时间就取得天下、且使新中国政权获得了有效稳固。
再仔细看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实行的、以大寨为榜样模型的国有和私有的兼容混合体制、对不同质量的土地实行不同的国家赋税征粮政策和不同的新农田自留地开发政策、以此来充分发挥以个体农民和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的优势作用，他们那政策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的。譬如，从周代开始，中国就有相关政策的文字记载了，当时史料简称为“三伍十一”的赋税征粮政策。自周朝到清朝的三千年历史当中，那种小农经济的农业受到保护和发挥作用之际，往往就是王朝兴盛之际;而那种小农经济受到破坏、特别是受到规模土地农田兼并集中的破坏的时候，往往就是王朝走向衰落或走向灭亡之际。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经过长期和全球范围的各种农业道路方式比较的调查研究，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体成员国提出了“让农业回归自然”和实行“小农经济”的农业发展主张。那主张的政策，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优势特点，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了解和所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农业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能领导中共取得天下和稳固了新中国政权，除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超群之外，许多涉及他人的重要缘故之一，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争取到了货真价实的学者的智囊协助，使他们自己的领导能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有充分透彻的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譬如，在农业方面，他们有自然知识的专家冀朝鼎、社会学知识的专家费效通、哲学知识的专家梁淑溟、等等，都是具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农村建设直接经历经验的、还是国际学界同行所赞赏的专家学者。那些学者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他们汲取了古今中外的知识、形成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学说和学术方法，且其学说和学术方法至今还被国际学界公认为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说实在的，中国当今还在吃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老本”：毛周使中国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由，实现了经济上的能源与粮食自给自足，实现了国防军事上的核武器导弹国家。没这底子，今日中国能是啥样?试图“非毛化”和试图否定周恩来的官员，请你们别吃奶骂娘吧。
而试图通过造谣攻击大寨而否定周恩来、进而搞“非毛化”的那帮所谓“专家”呢，大都是“三门书生”：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文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农业农村实际经验，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的学习、甚至连传统农业和敬授民时的文献都看不懂，而出国喝了些洋墨水、回国后就成了国家政策的“专家”了(且多是金钱挂帅的“专家”)。那样的文人当国家决策的智囊?哈!横是当今中国连些只知常识的人才都没了吧?!
当然，阅读斯诺报道后，还可看到一个鲜明对比：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曾有过错误的农业政策做法、并说明了是如何看到和纠正错误的;那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伟大的凡人领袖。然而，今日，农业部等部门的领导从不认错，且一些错误已经明摆着了、他们不但不承认且不择手段地封口封杀真话意见和批评意见，似乎他们都是些从不犯错和不可批评的神仙。这让我想起美国民间俗话：有错且知错改错的人是可以相信的，而从不犯错的人是没有信用可言的。而在美国社会，对某人的“礼貌谩骂”最厉害的话，就是：“你不可相信他。”。
附件：1964年同周恩来的谈话。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摘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04，231-247页。
周总理说，关于1964年中国粮食收成的初步报告，到年底还差10%左右没交来，但他保守地估计总收获量可达到大约2亿吨。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公社的实际交售量和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计算出来的。总理说，另一种统计方法，就是统计工作人员比较喜欢用的根据“抽样调查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来平均计算总产量。“抽样调查”的估计表明，比1953年的收成增加14一15%。(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64年的收成将达2.1亿吨左右——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但中国官方还在等待后一批报告，谨慎地避免作这样高的估计。)
1964年大部分地区的棉花收成增加40—50%，总理说。(他没有提供全国的估计。有理由相信全国平均比1963年增产不少于15%，这是一个新纪录。)
农业生产恢复的原因是：水利率业的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加上风调雨顺。(在同农业部副部长吴诚个别谈话时，他告诉我说，1964年中国化肥产量达700万吨。这比香港外国分析家提出的估计数高出大约一倍。)
我们的谈话从农业问题开始。在谈论收成之后我便问，既然消息很好，为何中国还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解释说，两三年前买的粮食是为了补充真正短缺，但当前购买属于一种商业和调度性质。中国向“许多国家”锡兰、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出售大米，先进口成本低的小麦以代替国内的大米消费，这是合算的。小麦大都在城市销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储藏在内地。这一政策将继续执行。
国外的争论之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恢复”靠以扩大自留地作为刺激来推动。我问道，据说从那个来源来的粮食多达总产量的20%。总理说，自留地不过占耕地面积的7%，并且将不容许它增加到超过10%。自留地的总产量是难以知道的。它的产量往往不上报，但它已经包括在统计工作人员用“抽样调查法”来表明的10%里，这在国家计算1964年收成时是不在内的。很多自留地的产量无疑高于集体的土地。农民在空余时间悉心照料自留地，并慷慨施用猪粪和其他肥料来增加作物的产量。
谈话在继续着：
问：“平均算起来，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体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总理：“农民卖一部分厩肥给集体以得到一些现款。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出一些供自己施用(在自留地上)。
“我们现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叫《送肥记》，要每个人都像剧节描写的那个公社社员那样先进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个戏了。明眼人都知道，一出戏所号召的(在社会态度方面)，正是有些人仍然难于做到的事。这个戏把模范人物搬上舞台，是为了帮助后进入物赶上去。因此，西方记者没有必要提出什么批评。我们自己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歌颂先进就是为其他人树立遵循的榜样。”
“那些为了解实际情况而来中国的人，用不着去猎取什么内部情报。他们从舞台或从我们的出版物就能发现我们的问题。当然，有时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有错误，但一般倾向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鼓励好的和批评坏的，就意味着坏的东西确实还存在，而好的东西也还不够完美。如果事事都变好了，我们肯定还要寻求更好的东西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现在把大寨生产大队作为榜样，广为宣传。这个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地处斜山坡，到处是峡谷，土壤贫瘠。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用10多年的时间，把全部坡地改为梯田，发展了生产，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在过去11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而且来年就还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正在修建几个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事实;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当地居民建造的。过去11年间，大寨每户人家平均每年卖给国家(通过集体)一吨粮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个好榜样，这种榜样在中国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1亿2千万户以上。如果(全中国)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全都达到平均每户一吨，那么总数将超过1亿2千万吨。当然，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精神，在将来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据说公社在缴纳税款相交售国家征购粮以后还剩下他们粮食产量的60%左右。交给国家1亿2千万吨粮食，就意味着总收成超过3亿吨——并把中国列入世界粮食输出国的前几名。大寨1964年有83户，大队总人口360人，平均每户4.3人。对人口学家来说，要推算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口总数”和未经发表的1964年人口调查结果，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在我们看来，只有敢于面向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才能改正它们。这样，不断克服困难，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就能继续前进。就我们而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的进时，困难和缺点还会继续出现，我们须得不断地克服它们来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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