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这种有趣的说法似乎同样适用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描述。譬如近几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就常常会以一袭“客观”、“公正”的华袍，掩藏了许许多多他们思想上的“虱子”。
最近，笔者阅读了梁柱和杨天石两位老师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几篇带有交锋性质的文章。梁柱先生认为杨天石老师在蒋介石研究中“用表面现象的罗列，掩盖事物的本质，这就必然影响结论的正确性”,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杨天石先生则在完全否认了梁柱老师对其历史虚无主义者身份的认定之余，反唇相讥，认为梁柱老师“武断臆造，严词批判”，实在有违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工作方针。
唇枪舌剑，真是热闹极了!
孰是孰非，还是让我们回到问题争论的原点，从杨天石先生的相关研究文章谈起吧!
一、吞吞吐吐的杨天石先生究竟想说什么?
笔者最早读到的杨天石先生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著作就是出版于十几年前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其后又陆陆续续读到过杨先生发表在一些史学刊物上的文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二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华文出版社分别出版)等著作。说句实在话，笔者在阅读这些著作时，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就是杨天石先生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有些吞吞吐吐，有时甚至会出现在费力引用、解析一段史料后，立即用另一段文字彻底否定了刚刚引用的史料的现象。
比如杨先生在做客季我努沙龙时所做的题为《蒋介石其人》的讲演中，曾经明确地讲过:“1972年5月27日蒋介石日记......说：最近我的精神苦痛，为什么呢?因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里的小人指的是谁呢?小人指的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女子指的是谁呢?女子指的就是宋美龄。”
蒋介石对这两位至亲火从何来呢?杨先生随后解读道：“1967年4月，尼克松访问台湾，在同月10号会见蒋介石。尼克松为什么到台湾来?因为他第二年要在美国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台湾有钱，国民党有钱。尼克松到台湾来找蒋介石，本来的意思是想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笔竞选经费。可是蒋介石没有给，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给呢?他是听了孔令侃和宋美龄的话没有给。......第二年尼克松选上了，当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当了美国总统以后，派了基辛格到北京来会见周恩来，会见毛泽东，尼克松本人也从美国跑到北京来，会见毛泽东，而且美国后来就跟台湾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介石就在琢磨，本来美国跟台湾关系很好，现在为什么美国跟我们台湾关系不好了，跑到北京去见毛泽东呢?......就是因为尼克松到这来向我要钱我没给，所以蒋介石对尼克松恨之入骨，在日记里不叫他尼克松叫他尼丑，小丑”(见《温故》第二十五辑，第36页，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1版)。
笔者当时读到这段文字，真是气得差点没把手中的书扔出去。杨先生研究了几十年的历史，怎么能讲出这样的昏话?美国和中国建交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尼克松没有从蒋介石那里筹来竞选经费?难道仅仅就是因为蒋介石误听了宋美龄和孔令侃的话，在美国大选中站错了队，投机失误了么?那么杨先生又该如何解释此前蒋介石在美国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错误的选择了杜威，放弃了杜鲁门之后，新当选的杜鲁门政府却没有在1949年蒋介石大败亏输的时候，就选择与新中国建交呢?面对1948年就曾发生过的失误，蒋介石又该骂谁去呢?再者，人所共知，美国是一个以现实利益考量为其制定政策核心原则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常识，杨先生竟能做出如此这样一番无厘头的论断，难道真把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当成傻子了吗?
但是杨先生很快就让笔者消了气，因为他老人家紧接着就写道：“当然我要讲，尼克松改变政策跟大陆友好，不是因为蒋介石没有给钱，而是决定于美国的内部政策的变化，蒋介石的判断是错的。但是尼克松要从蒋介石，从台湾搞到竞选总统的经费，这个秘密我们也是从蒋的日记里面才能看出来”(见《温故》第二十五辑，第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1版)。看得出来，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是清楚得很的。但在这段特殊的语境之中，笔者只能说杨先生的语言真的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在一瞬间就把自己前面所有论述的意义统统否定掉了，搞了个无影无踪。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杨先生究竟是如何判断出蒋介石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指责宋、孔二人对他决策的误导呢?又是如何判断出蒋介石把美国与台湾断交的原因归结于没有为尼克松胜选提供金钱支撑的呢?难道在国内、国际政坛沉浮几十年，堪称“政治老油条”的蒋介石真有这么弱智，这么傻?在这些问题上，杨先生先是石破天惊地爆出结论，然后又迅速推翻前引的所有史料，来了个彻彻底底的自我否定。作为一名治史多年的老学者，杨先生采取这样一种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表达方式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言及此，笔者不禁想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爵士在他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一段描述，丘吉尔说：“我当然乘此机会到蒋介石大元帅住的别墅去访问他。他和他的妻子舒适地住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处于顶峰。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来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有一次罗斯福总统让我们大家合影，虽然许多过去曾经崇拜蒋介石大元帅夫妇的人们，现在都把他们看成是邪恶和腐败的反动人物，但我仍然愿意保存这张照片作为纪念”(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第2248页，南方出版社2007年4月2版)。在丘吉尔爵士这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费了一些笔墨提到蒋介石大元帅的地方。看得出来，丘吉尔爵士百分之一万地瞧不起蒋介石，可是出于照顾当时还在和他一起同为“自由世界”奋斗的蒋介石大元帅的面子和自尊，丘吉尔爵士也只好变得吞吞吐吐了，在进行了一番空洞的吹捧之后才略带晦涩的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的真实看法。
杨天石研究员在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看法时和丘吉尔爵士刚好相反，他是一心一意，甚至想要从大元帅的日记夹缝里找出论据来为蒋介石大元帅翻案。诚如他在发表于2006年第11期《文史博览》上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这篇文章中所极力表述的那样，他心目中的蒋介石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在这一点上，杨天石先生是和丘吉尔爵士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但可惜的是，蒋介石大元帅在历史上的表现实在不够给力，很多确凿的史料不但无法支撑杨天石先生为蒋介石大元帅所做的辩护，而且还让杨先生陷入了和丘吉尔爵士类似的思维困境，真是让他伤透了脑筋。或许，这就是造成杨天石先生在涉及蒋介石研究的文章中总是显得有些吞吞吐吐，甚至在个别地方已经有些不知所云的根本原因吧?
二、蒋介石日记真实性探讨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1972年，整整记了57年。应当说，确实够坚持，也确实够不容易，但是这些和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记日记记得时间长，就主观臆断地认为这个人记的日记的真实性就会高，最起码我们还应对日记的人生经历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综合考量同时代人物对日记的评价，认真比对相关史料，这才能最后确认留存下来的日记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
但是，笔者阅读了杨天石先生的很多考证文章之后，总体的感觉是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未免有些太过于相信了。杨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讲到“蒋的日记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它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我的看法，他的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比较可靠”。他甚至仅仅通过蒋介石日记中的一句“派齐浚去瑞士”就推断出蒋介石此举是为了联络德国的反希特勒人士，支持他们反对希特勒。如此这般，在笔者看来，就实在有些失之于偏执了。
1、蒋介石日记的主要内容分析
在探讨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之前，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先从谈谈蒋介石日记的主要内容谈起。
通观已经披露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笔者以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其一便是满坑满谷的豪言大话，励志警言。比如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自诩要做当代的“圣贤豪杰”，特别是在表达对外关系观点时，蒋介石日记中的豪言壮语更是屡见不鲜，如蒋介石在1963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就曾经写过：“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当时田中即派其福田师团进驻济南，以保侨为名，阻止我国民党军队北上。即在济南寻衅挑战。余乃略加抵抗，派出少数部队在济南城与之周旋，而将其余兵力，秘密越河北进，占领北平，至年终卒能统一东北”。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发生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这起事变在历史上早有定评，完全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了将北伐革命势力逐出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而故意制造出来的。事变当时，日本军队蓄意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其中，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更是惨遭日军虐杀。事后，日军不但否认其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的事实，同时逼迫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直至次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这实在是一起丧权辱国的大事件，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已被粉饰至半点屈辱之意也无的境地了。
最可笑的是，蒋介石在回顾这段痛史时，不但毫无追悔歉疚，却大发了一番大言感慨。他说：“余复宣布以德报怨，不予报复，期其觉悟。乃亦予以教训，使知中华民族终不可侮，而蒋某革命力量，乃非李(鸿章)、袁(世凯)之比，不仅不可屈服，而且日卒将为我民族所屈服，望其能猛然回头”(见阮大仁《蒋中正日记揭秘》第81页，华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这实在是一段大而无当的狂言，只能让人忍俊不禁，为之一笑了!
蒋介石日记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随时随地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各种“反省”。应当说，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实在是太喜欢反省了(这或许与他后半生信奉了基督，迷信忏悔之力也有一定关系)，他今天反省不该好色(其实在中国传统名士文化中，风雅人物是并不避讳谈及自己好色的。梁惠王一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老夫子就劝导他“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统治者嘛，偶尔好好色正说明您气质亲民，接地气啊!或许这也是蒋介石并不怕讲自己“好色”的原因吧?) “明天反省不该打老婆，后天又反省不该骂人。可是反省归反省，色照好，老婆照打，手下人照骂，实在堪称是“深刻检讨，坚决不改”的典型。在这一点上，倒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先生讲得实在，他在写给生母毛福梅的信中说：“母亲，您还记得吗?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见曹聚仁《蒋经国论》第20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1版)反省精神的真相不过如此，杨先生竟然还能得出蒋介石是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的结论，笔者实在不知他做出这番判断的理论勇气来自哪里。
与反省精神相对立的，就是蒋介石日记中的第三部分内容，各类主观臆断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辩护。许多蒋介石同时代人谈及蒋介石时，都会指出他的性格中有主观专横的一面，这一点，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同样有所体现。
比如，1948年8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两周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记道“本周共计收入一千八百余万美元，仅上海一地便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并对于“人民”如此“热情”拥护币制改革颇感意外与欣慰。但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篇日记中所说的“新币”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它从1948年8月取代法币上市后，十个月内贬值超过两万倍。人民“热情”兑现新币的后面是被强制于1948年9月30日前将私人所有的黄金、白银、外汇上交兑换金圆券，逾期不交，一律没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仅这一次便搜刮民财数以亿万计(以上引自李黎《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那些人、那些事》第192页)。这些真相，如果我们只看由蒋介石坚强的主观意志造就的所谓日记，那自是绝然想不到的。
与强硬的主观判断相对应的，是蒋介石对自身行为的百般辩护。众所周知，蒋介石统治初期，在国民党内部遭到了以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元老的打压与斗争，而这些元老们后来也大都被蒋介石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分别斗败、收服了。元老中领头的胡汉民更是直接遭遇了蒋介石的幽禁，最后郁郁以终。1963年8月8日，蒋介石召见了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就在自己的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辩护的文字，他说：“脯，约见胡木兰及其子黄振忠因之引起余对胡展堂之感想......关于展堂与总理以下，自执信起至仲恺，皆对展堂反感，而皆为兆铭(汪精卫)所惑而信之。余亦受其影响不少.......仲恺反胡袒汪，更趋极端，此最后本党卒为俄共分化，造成如此悲剧耳”(见阮大仁《蒋中正日记揭秘》第77页，华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蒋介石的这番表白可信吗?其实胡汉民生前对蒋介石的手段早就下了三字考语，曰“压、诈、拆”，又说蒋某人是“小人”而以“君子”自居，在他的回忆录中，更是直接讲述了一段蒋介石在幽禁他时的一段趣事，很见蒋介石的真风采。当时蒋介石一面逼迫胡汉民辞职，一面却还想继续蒙骗、利用胡汉民，于是指天画地的说：“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一面说，一面拍胸脯。言及此，胡汉民评道：“介石向来擅长发誓，我笑笑不出声”(见《胡汉民回忆录》第113页，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将这段史料与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对比来读，或许才能更加见到蒋介石的真相吧?
蒋介石日记中的第四部分内容就是讲述一些众所周知的“大路货”，比如某月某日某人就职，某月某日开何会议等等，这些已经类似于“帝王起居注”的性质，从史料的价值上讲实在是要大打折扣了。比如杨天石先生在研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的文章(见《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辽宁教育出版社版)，引述的很多资料就是蒋介石日记中一些早已为人所知的他的比较公开的政治态度，即便不读蒋介石的日记，看看蒋介石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表述，研读一下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得出上述结论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2、从《西安半月记》看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
考察蒋介石的历史，笔者以为，用日记的形式来为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服务早在蒋介石生前就曾采用过这种手法，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发表于西安事变之后的《西安半月记》。在这本日记体的纪实中，蒋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陈布雷共同树立起了一个蒋介石临危不惧、正气凛然的高大形象。或许是为了保持蒋介石形象的完美，《半月记》中根本没有提及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会面。这件事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当事人张学良恢复自由后才算有了定论。当时，张学良刚刚恢复自由，接受了日本NHK电台的采访，采访中记者问道：“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张学良到底忍不住，最后还是声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记者追问道：“您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再度摇头拒绝，并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见宋连生著《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第169-170页，团结出版社2008年6月1版)。张学良支支吾吾，不愿意伤害他人，其实质也不过就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回忆文字都刻意回避了此事，所以张学良也就不便明言了。
《西安半月记》的真实性不过如此，蒋介石坚持记述了几十年的日记或许在真实性上能比《半月记》高些吧?
你猜!?
3、过于美化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误读
抛开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谈，对于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笔者也有一些看法。笔者以为杨天石先生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未免有些过于主观的对蒋介石本人进行拔高了。
比如蒋介石在日记中谈到抗战期间戴笠派人刺杀汪精卫失败这件事时，用了“河内刺汪，汪未死，不幸中之之幸”(这里用的是阮大仁先生的摘引，杨天石先生只引了八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不知二者孰为误记)。杨天石先生在解读这句话时直接把蒋介石的这一表态归结为要塑造自己崇高的道德形象，“要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上的完人”(见《温故》第二十五辑，第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1版)。平心而论，杨先生如此拔高蒋介石的判断实际上是连蒋介石的亲信近人也不敢轻易做出的。在蒋介石侍从秘书阮毅成之子阮大仁关于蒋介石日记的著作中也曾引述过这段日记，但是他作出的判断却是“这是蒋介石日记中的一个不正当的省略”，直接影响了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原因就在于阮大仁使用了戴笠当年亲笔书写的一份电报底稿，其中明白表示了蒋介石事前对刺汪一事是知情的，在日记里这样写只不过是在装糊涂((见阮大仁《蒋中正日记揭秘》第6页，华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又如对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同日本侵略者从未间断的议和活动，杨天石先生认为：“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和谈，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的，有些显然具有策略目的。或为了延缓日军进攻，或为了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这种判断，或许就更是一种过于美化的解读了。
根据现在披露的史料，早在1937年10月，蒋介石就已经接受了德国公使陶德曼的调停要求，拿到了陶德曼送来的日本和谈的七个条件，即：(1)内蒙古建立一个类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2)在华北平津铁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把华北开矿权让与日本;(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大的非军事区;(4)停止反日;(5)共同反共;(6)减低对日货的关税;(7)尊重在华外侨的利益。面对这些苛刻的条件，蒋介石的表示竟然是：(1)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7条)尚不算亡国条件;(2)华北政权要保存。在这里，蒋介石已完全暴露了他的谈判底线，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之状态即可达成和议，对于东北等地区领土的光复，蒋介石其实是早已绝望了的(王光远《抗战时期蒋介石和日本的秘密外交》，文史精华精品书系1997，380-38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2月1版)。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史料，而只是一味地钻进蒋介石日记的迷魂阵里去找寻答案，如此这般搞下去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东北的二人转艺人在舞台上有一句笑谈叫：“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披上所谓“探索”、“求真”、“客观”、“公正”华袍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或许也成了会武术的流氓，是不大好阻挡的吧?但是却要小心，那华袍下的众多“虱子”可一定要捂好，要不然一旦跑将出来，被人揪住不放，可就要丢了大人了!
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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