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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的酝酿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到五四运动时，全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加上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人数可达2000万人以上。在五四运动前，中国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日益频繁地开展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他们还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尽管在此期间，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还缺乏认识，而只是一个“自在阶级”，他们的各种斗争还多是自发的，在政治上还是追随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斗争的。但是，五四运动以前，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发展，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和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从而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
1900年前后，即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多年间，为了推行其所谓的“自强新政”，逐渐开办了一些设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课程的新式学堂，并多次向欧美和日本派出了留学生，从而产生了一支不同于旧的封建文人和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面对国家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怀有强烈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大多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近代文教卫生和新闻出版事业，都比晚清有了较快发展，新式学堂的开办和赴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留学的人数更多，使这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但是，随着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支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发生了分化。少数人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势力，成丁他们的帮凶和工具;或者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悲观消沉。多数人继续怀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是他们的具体行动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主张走“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道路;有些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以各种方式继续参加或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尊孔复古的逆流中，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杂志开始，倡导开展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虽然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有严重的局限性——认为只要补上“思想革命”这一课，就能把国家建设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使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寻求改造中国的新道路的极大热情——这就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发动做了思想准备。
尽管农民阶级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靠不住的。这样，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另一个新的革命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三重压迫，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最富于革命坚定性、彻底性与组织纪律性的阶级。只有它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才能把工农劳动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团站起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但是它还处在“自在阶级”和“自发斗争”的阶段，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要能适应历史的要求，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在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党，这是处在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办不到的。在马克思主义早已在欧洲产生，并已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五四”运动前两年，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能够起来传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发挥历史性的桥梁作用。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正好在这方面作了准备。
十月革命的激励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罢工运动的高潮，而且促进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壮阔的巨流，形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也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统治。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六年，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丰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国家状况更加恶化，革命的人们陷入苦闷彷徨之中，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俄国是与中国北部接壤的最大邻国，革命前与中国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如同样深受封建主义压迫，经济文化也很落后，人民也迫切要求解放，等等。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首先是给予正在苦闷彷徨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爱国知识分子鼓舞和影响，特别巨大和深刻。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报道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随后，尽管有反动军阀的污蔑和禁令，中国人民还是一步步认清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首先，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它是由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进行的，革命之后的俄国，由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士兵掌握了政权，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得知了这一点，深受鼓舞;第二，中国人民通过对新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了解，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工农劳动人民的政权，它坚决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制度和战争政策，立即给予了工农劳动人民以和平、土地和广泛的民主权利，使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工农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同时，苏维埃俄国对外实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内予以各民族平等的自主自决权利;第三，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革命高潮，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反抗斗争， 让人们觉得革命的浪潮即将来到中国。
中国各阶级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随之到来的世界革命高潮有不一样的反应——封建军阀、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一历史事件及历史潮流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最深刻，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开始觉醒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指出了新的方向，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迅速提高了政治认识，开始把寻找革命思想和救国真理的目光，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他们看到十月革命这个完全新型的革命，不但彻底铲除丁封建主义，打倒了地主资本家，而且打碎了套在俄国各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枷锁。在国内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他们还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中，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重重，已经趋向没落和衰亡，必然为新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剥削的阶级都必然要起来争取独立和解放，这是20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不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和向往，而且积极学习研究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立场，抛弃了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上义道路的幻想，决心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继他之后或在他的带动、帮助下，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有了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批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就开始有了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发动领导五四运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上，起了重要的先锋、骨干和桥梁作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觉悟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而且在行动上开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号召人们去推动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这一点，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以前的革命运动，大多是革命者和劳动者脱离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种情形才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逐渐认识到要推翻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改变日益恶化的国家状况，必须依靠和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去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李大钊指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同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为此，他鼓励青年知识分了学习俄国革命青年的榜样，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到工农劳动人民中“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就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人民结合的思想，并且开始注意调查研究工人生活和工人斗争的实际问题。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有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打破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传统观念。1918年3月，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劳动》月刊。尽管该刊是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存在不少错误观点，但正当时改变人们轻视劳动的历史偏见上，却有重要意义。就连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蔡元培也在纪念欧战结束的群众大会上，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中国许多城市工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俄国工人举行起义，建立了苏维埃，很受鼓舞。邓中夏曾说：“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中国工人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并接受其影响，回国华工的宣传也是一个重要渠道。这些华工主要包括旅俄、旅法华工和涉足世界各地的海员。他们对十月革命和世界的革命潮流，有许多亲身体验和感受，他们回国后在日常谈话中做的宣传工作，比一般报纸的宣传效果要好。许多工人听了他们的宣传之后，仿佛从俄国工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方向。
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工人阶级以空前未有的爱国大罢工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工人阶级首秀
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北京学生
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即得到了各地学生、工人等各界民众的响应、声援和参加，使全国20多个省的几百个城市，都出现了罢课、游行、集会和抵制日货等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活动，迅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各地响应参加这次爱国运动的各界民众中，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同样是最活跃的部分，他们在各地运动中同样起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不少地方的工人、店员和都市苦力等劳动人民，也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北京发生五四爱国运动的时候，长辛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福建、浙江等地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起来，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一般都是学生先行动起来，紧接着是工人和其他爱国市民群众。各地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斗争。同时，在5月4日由北京学生点燃的这一把火，迅速燃遍全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但是，中外反动派对运动的镇压也日益加紧，使斗争日益困难。
从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和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行动开始，到6月3日以前的全国各地响应支持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历时一个月，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虽然各地已有不少工人和其他城市人民响应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但是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学生的集会、游行和宣传演讲、抵制日货等活动，没有工人和工商业者的罢工罢市。因此，运动的发生发展虽然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极大震惊，但是并未构成对他们统治的严重威胁。以致他们不仅拒不答应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从5月下旬开始，日益加紧了对北京学生斗争的镇压破坏。
“六三”爱国大罢工
6月初，北京反动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但是，各地人民的愤怒，并不仅仅是为了抗议当局逮捕爱国学生，而是要求北京政府根本改变镇压破坏这次爱国运动的方针，答应北京学生代表全国人民提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要求。因此，北京政府仅仅释放了被捕学生，并没有能够阻止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朝着“三罢”的深入发展。这样，6月3日，这个北京军阀政府开始以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的手段，企图把“五四”运动镇压下去的日子，就成了“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在这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由青年学生推动起来的“三罢”一一罢课、罢工、罢市，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斗争形式，而工人阶级成了这个阶段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的这个新阶段是从6月3日始的，历史上通常称之为“六三运动”。通过这个阶段的斗争，特別是通过这个阶段工人阶级的“六三”政治大罢工，促成了“五四”运功的胜利，所以，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上海的“三罢”，是从学生的罢课开始的。早在5月26日，上海市等以上60余所学校男女学生2万余人，就开始实行总罢课，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呼吁“全国之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在上海学联决定罢课之后，学生上街要求商人罢市，商人在亲眼见到当局的暴行之后，才决定罢市。
上海工人阶级的“六三”爱国大罢工，也是从6月5日开始的，和商界的罢市相比，工人阶级的罢工就坚决、果断得多。点燃爱国大罢工烈火的，是上海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 6月5日上午，沪西日商纱厂的五千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宣告罢工。下午，陆家嘴的日华纱厂工人罢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沪甬铁路工人相继罢工，这天总计有两万多人罢工。之后两天，工人的罢工和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仍然继续，但在这些天，在大多数工厂工人中，罢工的气氛仍在酝酿阶段。
8日，是罢工进入高潮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天。这天是周日，许多工人聚在一起商讨继续罢工的问题，同时，有更多的工人参与到罢工的浪潮之中，工人之间的联络进一步加强，同时，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也促进了罢工的继续。
9日，罢工第五天，经过前一天充分的组织和发动，罢工的高潮来临。之后几天，整个上海，机器停止转动，烟囱不再冒烟，电话呼唤不应，海陆交通断绝，码头没有华工的踪迹。而在罢市中，最为坚定的还是普通店员。
在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之后，全国许多城市，如天津、济南、唐山、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南京、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厦门、芜湖、安庆等，广大工人、学生和商人开展三罢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舞台首秀
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纲领和阶级组织，因而还不是一个真正觉悟了的独立阶级。但是，在五四之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锻炼;特别是这次运动前夕，以上海为中心的许多工商业集中城市的工人阶级，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影响，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觉醒。因此，运动一开始，许多地方的工人群众就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参加了这次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斗争。以上海为中心的六三运动开始之后，工人阶级更以空前未有的爱国大罢工，推动这次爱国运动由主要是学生知识分子的运动，发展为以学生知识分子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六三爱国大罢工，在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上显示出了一些与过去的斗争不同的重要特点，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一，六三大罢工是一次反帝爱国的政治大罢工，和中国工人早期的经济罢工不同，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常罢工情势不一样。这次罢工，工人们不是为了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和改善生活处境，而是要表现他们的爱国热诚，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和民族。工人们认识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在六三大罢工中，工人阶级是带着明显的群体意识，以独立的姿态参加斗争的。工人阶级以“工界”之名，独立于商界和学界，不在听从资产阶级的摆布。在六三罢工中，工人阶级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坚持自己的斗争，显示出自己的斗争艺术和行动能力。
第三，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表现的坚定而又勇敢的斗争精神，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学生——尽管在斗争中，工人的处境要比商人、学生更为艰难。
第四，在六三罢工中，工人阶级突破了地区和行帮的界限，第一次在“内除国贼、外争国权”的共同爱国要求下，实现了上海全市性的总罢工和以上海为中心各地工人全国性的共同斗争。罢工期间，上海有些工人还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采取了联合行动。同时，也产生了统一工人运动、建立共同组织的要求。
以上这些特点说明。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觉悟和组织团结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开始摆脱了旧的传统羁绊，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正因为这样，中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以一个独立的社会生力军显示了比学生、商人更为强大的威力，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统治当局沉重的打击和严重威胁，对实现“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两个直接的政治目标，取得“五四”爱国运动的初步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虽然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第二阶段的主力，促成了运动两大直接目标的胜利实现，但是它在这次运动中的斗争基本上还是自发的。工人阶级虽然在事实上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罢工，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罢工的兴起，大多也是在学生的宣传鼓动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借助行帮自发组织起来的。同时，很多工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斗争放在从属地位。
五四运动最重要、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革命成果和历史贡献，就在于它在当时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和条件下，开始克服了以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严重脱离广大工农群众的致命弱点，第一次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和其他人民群众的统一的革命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革命威力。由于“五四”运动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推动了一批因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并且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实现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的转变，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工界群雄并起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运动中经历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认识到自己和中外资本家的矛盾，也开始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尽管这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已感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认为自己是天生命定受人奴役的牛马，因而迫切要求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家的前途和政治现状更加关切。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在五四运动后，福建工人、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等行动，11月16日，日本殖民者组织“敢死队”，在台江一带袭击学生，致一名学生死亡、七名学生受伤，此即“台江惨案”。惨案发生后，福州全城进行三罢斗争，抗议日本暴徒暴行。但日本当局借口保护侨民，派出军舰，进行讹诈和威胁。17日起，全国声援“闽案”，上海、武汉、杭州、长辛店、天津、唐山等地都有工人参加。例如，11月23日，上海各界声援闽案的群众大会中，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职工公会等工界团体的代表和工人群众都有参加。
1920年1月，日本当局企图同北京政府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而当时的北京政府被亲日派把持。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同年2月1日，上海工、农、商、学、报各界举行集会，并发表对外宣言，反对北京政府同日本单方交涉。此后连续举行罢工斗争，最终取得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之后，广东工人曾积极参与反对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斗争。在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展“讨贼援桂”运动之时，广东工人予以支持和援助。
1919年，是以高尔察克为首的帝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利用中东铁路作为军事运输通道，向苏俄发起进攻最为猖狂的一年。这年的五月和七八月间，中东铁路的中俄两国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大罢工，有力地配合、援助了苏俄红军在远东地区的战争。
1919年2月，英、日、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对中东铁路实行“国际共管”，这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白军、反对苏俄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镇压白军的行动从西线转向东线，红军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战斗。国际共管之后，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帝俄残余分子手里。中东铁路及沿线居民主要使用的是高尔察克发行的货币，但这种纸币信用度低，连续贬值，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损害，两次罢工均是因纸币问题而起。5月的罢工是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厂的2000余名中国工人和800余名俄国工人联合的罢工行动，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反动当局推翻诺言，重新用不断贬值的纸币给工人发工资。7月2日，俄国乌苏里铁路工人发动全路总罢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也在哈尔滨秘密活动，积极推动罢工斗争;乌苏里游击队也来信说明红军需要工人罢工做支持。19日开始，第二次大罢工开始，25日，全路总罢工开始。参加这次罢工的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配合援助苏俄红军战胜白军，同时他们也较有组织力量。人数占多数的中国工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采取了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这次罢工给白军予以沉重打击。30日，反动当局让步，罢工取得基本胜利。但在28日，当地军警镇压罢工工人，特别是中国工人。8月5日，中国工人召开大会(第一次单独召开大会)，声讨白军的镇压，声明：“我们要随时帮助俄国弟兄”。后来，又有白军的镇压行动。19日，鉴于罢工的目的基本达到，罢工结束。尽管这次罢工斗争中，中俄工人、特别是俄国的先进工人受到了一些损失和牺牲，但这次罢工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在红军消灭西伯利亚的白军之后，中东铁路仍然被白军控制。1920年3月，因拖欠工资，中东铁路中俄工人组织第四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在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进行的。在罢工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就号召俄国工人尊重中国的权利，呼吁中国工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同时还注意团结中国其他阶层的人民，获得了商人的支持和士兵的同情。这次罢工对消灭残留在中国东北的帝俄残余势力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经济斗争的浪潮
当时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潮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史一个有力的推动;国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剥削变本加厉，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许多地方物价飞涨，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痛苦;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锻炼，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五四之后，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对工人的自发斗争起到了一些指导作用。经济斗争及其成果：
罢工次数和频繁程度大为增加。从1914年到五四之前，全国工人经济罢工185次，从五四到1921年7月，全国经济性质的罢工共314次。五四前每年平均34.7次，最多的1918年为60次;五四后的1920年134次，1921年前七个月73次，这段时间月月有罢工。
罢工遍及全国许多地区和产业、非产业部门。这段时间，产业工人罢工152次，非产业工人罢工162次;产业工人中的工厂工人罢工104次，纺织行业是罢工次数最多的部门，其次是金属冶炼和造船、机器修造以及兵工、水电等工人罢工。矿业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也有较多行动。这一时期，上海仍然是全国工人罢工最多的城市。其余的罢工斗争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华北、东北地区。
多数罢工是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并且大多数取得了一定胜利。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占有记载的罢工74.8%，其中胜利的占到87.5%;其余的是反对苛刻待遇和军警压迫、反对拖欠克扣工资和增加租税、反对延长工时和裁减工人等。这和当时米粮等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实际收入下降、难以维持最低生活相关，同时，币制紊乱等也是重要原因。
许多罢工规模巨大，有些采取同盟罢工的形式，而且大多斗争激烈，坚持时间很长。大罢工发生在全国各地，以上海居多。一些特大型的罢工，都具有同盟罢工的性质，而且斗争大多非常激烈。这一时期，上海纱厂工人等罢工大多有同盟罢工的性质。罢工中，沪、宁、绍等帮的工人突破地域和籍贯的界限，开展联合罢工。江浙、香港、广州、武汉、长沙、东北等地都有同盟罢工的出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团结。
不少罢工斗争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罢工斗争，促进了各地工人要求组织起来的觉悟。五四之后，特别是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已有一些工人斗争是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或影响下开展的。除此之外，香港和广州的机器工人大罢工、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厂中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联合罢工等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例如，广州的罢工就是在广东机器总会和机器工人联合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1919年11月之前，满铁大连沙河口工场的日本工人就已经组织了友爱会、同志会、友信会等团体，当年11月，他们联合大连糕点制造业的日本工人建立“大陆工会联合会”，1919年和1920年的多次罢工斗争就是在这个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时期的非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仍然由帮会、行会组织领导，但许多地方的工人行帮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突破一些原有的地域、帮派界限，注意联合不同帮派工人共同斗争。
许多经济罢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有些罢工斗争在进步舆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帮助与影响下，促进了工人群众的新觉醒。
各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兴起的原因
五四至建党的两年时间，中国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团体和由资产阶级组织的工界团体，也有了新发展，开始酝酿产生现代工会。五四运动之后，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大量涌现，且存在时间较长，在社会上和有些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1920年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在上海、长辛店等地开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工会，这些新情况说明，五四之后，中国工人在组织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因如下：
经过辛亥革命和一战，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壮大起来。一般来说，行会、帮会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手工业工人的传统组织，将这种组织形式打破、按照民主原则建立阶级性的群众团体，是近代产业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必然要求。因此，随着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不同行会、帮会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同盟罢工的趋势，并产生了带有阶级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萌芽，这是在五四至建党两年时间里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迅速发展的阶级基础和根本条件。
这两年间，正是一战和十月革命引起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罢工运动高涨的年代。在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看到了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巨大力量，开始改变轻视劳动人民的传统观念，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特别是从一战战场上回来的中国工人介绍的欧美工运以及俄国的情况，更是鼓舞了一大批人，推动了工人的组织和斗争的发展。
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影响。在运动中，中国工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也使自己受到了鼓舞;同时，他们在参与组织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并从青年学生中学到了当时的新鲜事物，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使他们意识到旧式行帮组织和秘密结社的落后性以及消极作用，日益迫切地希望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五四运动还推动了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代表他们的部分国民党人，插手劳工运动，组织工界团体的积极性。期间，出现了很多自称代表“工界”[1]的团体，实际上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的影响控制下，并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为主旨的工业界团体，但它们又自称工会，对工人群众有一定的蒙蔽性。五四之后，很多民族资本家利用工人群众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和要求组织起来、谋求生活改善的愿望来组织工界团体，为其发展实业、振兴国货效劳——这一点在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工界团体所标榜的宗旨和实际行动中，表现十分明显。同时，五四中工人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已经让他们意识到工人运动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对自己不利，因此想趁早把工人引到他们意愿的轨道上。
五四之后工人阶级的崛起，推动了一批急进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共成员。
各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的兴起——以上海为例[2]
这一时期，上海的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共有四十余个，其中除了个别是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以及少数建立在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以外，其余可分为四类：资产阶级组织的“招牌工会”、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和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等。
所谓招牌工会，就是指由资本家创办，为资本所利用、被政客和流氓把持、不纯粹的、只挂招牌的工会。在五四前后，这样的招牌工会大约有二十家之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都是此类组织。这些组织大多由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起，为发展民族工业努力，且大多组织松散，工人的参与很少。
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以上海工商友谊会为代表。该会在1920年7月开始筹备，10月国庆正式成立。它由部分商业职工发起成立，并曾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后来倒退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
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这类团体数量不少，且很难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区分，以上海电气工界联合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为代表。
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是工人群众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中自发建立的，反映了工人群众要求实现阶级团结的愿望。但是，这类组织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往往被工头、资方代理人把持，变相成为行会组织，或者难以维护工人的权益，陷于瘫痪瓦解的状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1920年一次罢工后成立的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但后来被资方把持，陷于瘫痪。
对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评价
这些团体和组织，大多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各种新的思潮和国际国内工运潮流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们大多积极地支持了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宣传了“劳工神圣”、“实业救国”和组织团体、谋求提高劳工地位、改善劳工生活等思想，有些还在增进劳工知识和物质福利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工会运动发展起来以前，上述各地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这些表现，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总之，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两年间，是酝酿产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时期。同时也是酝酿产生中国现代工会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工人阶级由自发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由自发的斗争向自觉的斗争、由旧式行帮组织向新式的现代工会转变、过渡的时期。产生在这个转变、过渡时期的各地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有些本身具有过渡性，即它们起初只是具有了某些现代工会的成分、因素.可以称为现代工会的萌芽或雏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工会，如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湖南劳工会以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某些工会等;有些为这个转变、过渡直接间接地起过些促进作用;有些则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后来与国民党右派及其他反动势力结合，对这个转变、过渡进行抵制、破坏，走到了工人运动和历史潮流的反对方面。
【注释】：
[1]“工界”一词，既可理解为以资本家为主的工商界，又可理解为以工人为主的劳工界。资产阶级将其在工人中建立的组织称为“工界”，正是为了利用其含糊不清的含义，抹杀劳资界限，便于以此为名，行笼络工人为其服务之实。——原编者注。
[2]原文中介绍了上海、广东和香港、湖南等地工人组织和工界团体，因上海的最为典型且最为发达，简本中仅介绍上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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