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崛起了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陨落了一个“超级大国”。
这个大国叫苏联，这个事件叫“世纪悲剧”。1922年12月30日，是苏联诞生的日子;1991年12月25日，是苏联消亡的日子。这一天，那面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徐徐落下，近2000万的苏共党员，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悲剧的落幕。有人用中国古人的一句诗来表达对苏联人的惋惜与不争：“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然而，中国人的一句古诗又怎能解释了这幕惊天悲剧的深层论理?
中国与苏联有着深厚的渊源，十月革命的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的社会，曾经深深地刻着苏联的印记。中苏曾经以兄弟相称，中苏也曾经兄弟失和。中苏曾经基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歧和道路选择进行了长期的论战，打了不知多少笔墨官司。从那些你来我往的历史的吵闹声中，沿着历史的脉络，人们不难发现，苏联的轰然倒下的病根，原来是早就种下了的。只是，中国的毛泽东虽已对这个病根了然于胸，而苏联却压根不承认自己的病体，历史就这样上演了一幕颇似“扁鹊见蔡桓公”的戏剧，结局也是那么的相似，“桓侯遂死”，苏联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掀起了去斯大林化的狂潮。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苏联出现的这一不正常现象指出：“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指出：“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指出：“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苏联的经验要学。……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指出：“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1959年10月1日，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赫鲁晓夫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定。在国庆期间，赫鲁晓夫妄称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试图用武力去碰触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固性。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作出评论：“他在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1960年7月16日，苏联通知中国自8月开始撤回全部在华技术专家。
1960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帝国主义不要怕，修正主义我们也不怕……现在，赫鲁晓夫要我们服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要我们围着他的指挥棒转，指责我们炮击金门、马祖给苏美关系造成了困难，要求我们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主张，指责我们平定西藏叛乱，单方面撕毁两国间签订的新国防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以老子党自居，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粗暴地干涉我国的内政，要在我国建什么无线电长波电台，还要建什么联合舰队，这一切，统统被我们顶回去了。他恼羞成怒，在国际上攻击我们，谩骂我们，现在又胁迫我们，妄想让我们屈服，中国人是那么好欺负的吗?难道要我们放弃总路线?放弃大跃进?放弃人民公社?向帝国主义，向现代修正主义者卑躬屈膝，乞求施舍吗?不，老子就是不信邪，现在不信，将来也不信，永远不信。……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是铁托，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朋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先例，无先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有先例吗?十月革命有先例吗?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我说好得很。”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指出：“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1961年10月17日，在苏共22大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对斯大林进行了令人发指的人身攻击。会议决定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苏共在会议上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并期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苏共还宣称苏联已是全民国家，苏共已是全民党。10月23日，周恩来提前回国，以示对苏共的抗议。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进行了高度赞扬，他说：“在原则问题上，我历来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干净地没有调和的余地。”
196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1962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同志们，不独特不行啊，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做‘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在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对“单干风”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8月8日，毛泽东继续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再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共产’，‘共产’，顾名思义，就是要搞共产主义，要搞集体主义。我们党内的有些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国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做分析。……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那么干净?历史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 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现在有人主张搞单干，刮单干风，从根本上讲是路线问题。分田到队可以，分田到组也可以试一试，但分田到户不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毕竟是集体所有，单干绝对不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集体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一九六○年一月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为‘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3年1月，苏联《真理报》发表长文对中共进行指责：“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毛泽东开始针对《真理报》的文章写驳论。
1963年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几年内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以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新“五反”运动的指示。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材料上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1963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话时指出：“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对苏共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苏之间开始了历时两年、影响广泛的“大论战”，这些大 论战是毛泽东组织和主持的。这封信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指出：“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封复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963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指出：“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一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应。”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
1964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指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联名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是“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4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指出：“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1/3的学校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吧。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我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6月16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培养接班人5条标准，他说：“要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1964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文章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文章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无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文章还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第一书记。但仍然奉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谈话时指出中苏之间：“要争论一万年。”
1965年3月4日，约2000名中国、越南等国留学生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游行示威，遭到苏联警察、士兵的暴力镇压。毛泽东愤怒地说：“这就是苏联的所作所为呢!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才会这么干!还派了骑兵和士兵，这和旧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有什么两样?和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有什么两样?修正主义当权，就是这个样子。……古今中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1965年3月23日，经毛泽东审阅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发表，文章写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花岗石脑筋，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占全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超等人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讲道：“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与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针对马尔罗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一句话，指出：“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另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196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苏联《真理报》评论文章说：“笔墨官司，你来我往，各执一词，永无休止。对于苏联的新老修正主义分子，只能是不断揭露，不断批判，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一些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然而，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与苏联的原则争论就此嘎然而止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逐渐熄灭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星空里，人们在“苏东巨变”中惊诧地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象流星一样划落进无边无尽的历史的云烟。在毛泽东离去的15年后，没有了中苏论战的振聋发聩，苏联悄无声息地应验了毛泽东预言的亡党亡国，留下了纷乱、迷茫、分崩离析的一地鸡毛。
1994年，曾经参与开启中美大门的基辛格博士对苏联解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苏联没有象毛泽东呼吁的那样将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却毫不留情地将苏联扔进了垃圾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成员B.M.顾恩科在关于“毛泽东以及修正主义在中国和俄国”问题的系列讨论中说：“毛泽东在他最后的20年里与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程。当时他警告说，苏联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将导致它灭亡。……今天，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正确的。”
毛泽东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迟到的认识。历史无法改写，历史却可以让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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