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过程中涌现了不少栩栩如生的豪情硬汉，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诗人，陈毅元帅忠臣于党和革命事业，忠诚于国家和民族，每当革命处在危急关头他都能挺身而出、巍然挺立在革命队伍里;他的一个重要性格特性之一就是率真和普通人难得有的豪情。谈起这些事，还得从艰苦卓绝、危机四伏、九死一生的战争年代说起。
一、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那时起，陈毅元帅与毛泽东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陈毅元帅的一生与毛泽东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不仅都有着共产党人必须要具有的那种无私奉献、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有错认错、知错就改的个人品质，而且还更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
南昌起义后大部队向南向广州转移，到了三河坝由于前有阻敌后有追兵，部队在此进行了分兵，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敌强我弱，又由于战略方向并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所以起义很快被打散失败。朱德率领少部分兵力阻击了敌人三天三夜，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剩下的就是朱德领导的这支与上级联系全部中断的孤军，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在回撤的过程中到达赣南安远天心圩，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陈毅毅然留在起义军队伍里，足见陈毅在革命的危难关头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可靠性。
二、古田会议前陈毅到上海如实对党中央汇报，使中央得到了红军在党的领导上方向出现了偏差，内部不能团结御敌情况，让中央及时准确拿出了对红军的指导意见;古田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陈毅诚恳地对毛泽东认错和对红军检讨自己，再现其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知错就改的优秀品质。
朱毛会师转战闽西，革命的形势有了所好转之后，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如何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争论，又再次兴起了。朱德、刘安恭和陈毅他们指责毛泽东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的工作方式，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辞去前委书记，在前委扩大会议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这时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对毛泽东本来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对毛泽东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这就助长了红四军错误思潮的蔓延。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刘安恭和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他们率领红军出击，但是却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军心涣散，使红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广大指战员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至关重要，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那他领导不了红四军。当时陈毅则被派遣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到上海后陈毅如实对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携带着由他自己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回到了根据地。陈毅在看到毛泽东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他又和朱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陈毅在信中这样写到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要求)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在此基础上，陈毅、朱德、毛泽东三人尽释前嫌，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在党史和军史上统称为是“古田会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坚决批判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问题，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这里陈毅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品质又一次显示出来。
三、红军长征后陈毅留下来坚持南方方游击战，他身负重伤，在九死一生中死里逃生，视死如归，多次准备取义成仁，“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4年10月31日86000多红军进行长征，陈毅因为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长征，于是在粤赣边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九死一生。
1936年冬，陈毅旧部下陈海叛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引诱陈毅等同志下山。陈毅不知是计，一大早来到县城，当他们距离交通站只有三四十米远时发现了危险，最后在一妇女的帮助下撤回梅岭，潜伏莽丛间20多天。敌人因搜捕不到，恼羞成怒放火烧山;因担心不能脱险，陈毅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危机时刻写下豪气冲天的《梅岭三章》藏于棉衣内层(虑不得脱，得诗留衣底)，表达了在峥嵘岁月里红军战士对革命的忠贞，一旦投身革命就再无二心。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虽然处在危难之际，但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却矢志不移，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
陈毅以诗鼓励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何等壮烈!。
四、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挑衅，陈毅横眉冷对、大义凌然，发出了对敌人不屑一顾、能够压倒一切敌人的怒吼。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即席讲了一大段话，以豪迈的气势回答国际反动派对新中国的挑战。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代表新中国向一切反华势力宣战，表现了元帅外长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激情慷慨曾经传遍全球，轰动世界。
话题是这样提及的，一位香港的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
陈毅慷慨激昂地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罪恶的决定;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陈毅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陈毅同志代表中国人民的气势磅礴的宣告。
香港《成报》评论：“陈毅此番话，显然直接向美国挑战”;日本《朝日新闻》觉得陈毅的谈话“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日本广播协会电台认为陈毅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相当轰动了世界”; 英国《每日快报》指出陈毅“坦率得惊人”，法国前总理富尔则指出陈毅“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认为是一次“热情奔放的接见”。这种豪情壮志、激昂壮语，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陈毅才能激情宣告。
五、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毛主席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建国以来，毛主席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由于来不及更换衣服，这次毛主席是穿着睡衣来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的。毛主席对陈毅元帅夫人张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毛泽东又勉励陈毅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陈毅在盖棺论定时得到了人民领袖高度由衷地赞叹!
六、陈小鲁担任董事的安邦保险集团不能在紧锣密鼓地依法治国的声浪里，让法外治权畅通无阻。
2004年开创，仅仅十余年，安邦保险集团安邦凭借强大的政商资源，从一家单纯的保险公司成为保险业驰骋投资市场的一匹黑马，强势扩张成万亿规模的金融巨鳄，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当今世界GDP超过一万亿人民币的国家只有十二个，连西班牙等发达国家都排在安邦后面，可见安邦保险集团作为跨国公司令人刮目相看的国际地位。
安邦保险集团的掌门人吴小晖原是浙江温州的一位商人，但外界一直视陈小鲁、吴小晖二人为合作伙伴。
针对有报道称：在安邦保险集团 “超级迷魂阵”般的阵容里，陈小鲁才是安邦实际控制人的说法，陈小鲁在在社交媒体里坚决否认，表示自己 “我希望是实际控制人，可以给诸友发大红包!我与小晖合作快15年，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如2013年建议安邦收购国外资产，特别是美元资产。如此而已。感谢诸友关心。”
对此，陈小鲁向媒体确认称——微信确实是由他发出的。
陈小鲁文革时是著名的红卫兵领袖，2013年陈小鲁以红卫兵领袖的身份，公开向文革中受伤害者道歉;后来又联系召集了一批文革中直接参与者、领袖级人物进行了集体道歉，形成一系列“道歉秀”。他们把社会发展、社会历史看做是静止状态，把文革原定不动地定格在“动乱”和“浩劫”账簿里。
闪烁其词，欲盖弥彰，事情就这么简单，陈老总地下有知会怎么想?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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