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泽东是无神论者，与宗教水火不容。
事实不是这样。
小时候，毛泽东是个笃信菩萨的人。母亲患病后，毛泽东就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以至于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的时候，在上屋场的故居，当他看到在堂屋供奉的神龛时，还对神龛作了个揖，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对于与佛教的一些渊源，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也谈了很多，他说：“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跟好友肖三谈起小时候时也说：“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希望我能好好劳动，发家致富。后来，看到我很聪明，又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管家记账，甚至想遇到打官司的时候，写状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亏。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能听父母的，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母到哪里去，我总是跟随着她。走亲访友，赶庙会，烧香纸，上贡，拜菩萨，我都跟母亲一块去。母亲信神，我也信神。”针对有人认为他从小不信神的说法，毛泽东说：“我小时在农村就信神，农民不但信神，而且还是有对象的。求雨，他们知道向龙王爷求，不向别的神仙求雨。可见封建迷信也有一套章法。可以想象，在旧社会里，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农民家庭里，如果说我从小就不信神，是不真实的。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到庙里烧香拜菩萨，信神信得也很厉害。”
毛泽东在十几岁上私塾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叫李漱清的老师，具有维新思想，毛泽东说起他对自己的影响：“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此时的毛泽东，虽对神佛之事产生怀疑，但在自己的思想中却也并不排斥。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的《讲堂录》中写道：“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他把基督教的耶稣称为救世的圣贤。他很赞赏北宋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认为“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1915年8月，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对耶稣因传教而获罪，是一件享誉人间的事情。1915年9月6日，他再次写信与萧子升探讨作学问的方法，其中写道：“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毛泽东已然把宗教当成一门重要学问。
1917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唯心主义学说影响，写成一篇《心之力》的作文，颇受老师好评。其中写道：“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毛泽东对宗教的教化之功极是推崇，认为可以造化众生。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写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迹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更是将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宗教人物称之为最大的思想家。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一起徒步游学，在宁乡的沩山，拜访了密印寺的方丈，方丈说：“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毛泽东比较认同方丈的一些观点，他说：“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指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同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指出：“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列为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一信中就新民学会的指导方针问题指出：“以我们接洽和视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顷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1919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中揭露湘督张敬尧私运烟子种植鸦片的恶行，他写道：“张敬尧串同张宗昌，从奉天私运大批烟子，在武昌附近鲇鱼套车站发觉扣留一案，已志前次通信。兹悉旅京湘人对此大为愤激。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已拍发三电：一致王占元〕，一致江汉关监督，一致湖南拒土会。”湖南拒士会是湖南基督教各公会发起成立的“辅助政府禁除鸦片”的一个团体。
毛泽东接触并坚定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思想上接受了唯物主义，对鬼神之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小资产阶级分析道：“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表示鲜明地支持，他将“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他写道：“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对打菩萨之事，毛泽东认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给农民讲了一个道理，教他们不要信鬼神，他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宗教徒单独作为一种职业，寻乌宗教徒共22人，“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毛泽东把宗教徒定义为统治阶级，“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毛泽东还对神道地主进行了评尽的分析，其中指出：“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岽、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岽、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华的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挽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水火之中。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签署《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说：“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宗教界也成为毛泽东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对策。传教、办医院、办学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针对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驳斥道：“‘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按劳分配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与其他主义，包括各种宗教主义比赛的观点。就国家“政体”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与时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中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宗教问题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毛泽东在报告中确立了未来新国家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批驳美国国条卿艾奇逊的文章《“友谊”，还是侵略?》中指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毛泽东对那些打着宗教名义行文化侵略之实的传教活动显然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奠定了新国家的法统。“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在“民族政策”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对宗教信仰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宗教问题，关注宗教事务的改造与发展。
1950年初，毛泽东对进藏部队18军军长张国华要求：“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进藏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担任进藏部队主力的18军，每个官兵人手一册《进军守则》，共34条规定，其中有如：不得有对宗教不满言论;保护喇嘛寺庙，不住寺庙，不住经堂，不得随意抚摸佛像，不得在藏胞面前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等，规定细致入微，对藏教秋毫无犯。进藏部队深得藏民拥戴，称之为“金珠玛米(菩萨兵)。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中指出：“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1952年，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颁布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宪法草案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一些代表的建议，将草案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55年3月9日，毛泽东在看望十世班禅时说：“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以后，经中央讨论，“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就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达赖的问题指出：“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当他看到游行队伍中有穿着袈裟的和尚队伍时，有些诧异地说：“和尚也来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了。”毛泽东笑着说：“马列主义者要同和尚合作。”
1958年6月30日，中柬建交之际，毛泽东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胡达法师一行。在会见期间，毛泽东对陪同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说：“你们佛教有没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这很奇怪了，首先是肯定，后来又否定，先肯定后否定。”随即回答：“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毛泽东后来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会议上《关于西藏平叛》问题谈道：“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对于跑到印度的达赖，毛泽东满怀希望他能有所改变，对他也没有断绝期待，他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1961年1月23日，针对西藏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办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四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毛泽东还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让张玉凤给他拿了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著作《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和基督教《圣经》来。张玉凤问：“主席，马列著作还看不过来呢，主席看这些干什么?”毛泽东说：“要看呢，这些书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我们共产党人也需要看呢!”他在文件上做出了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为了加强宗教研究，毛泽东在与十世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中说：“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起自己思想的变化和经历：“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时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也希望中国与他们团结起来，他说：“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首次用根本大法把宗教信仰与无神论思想统一起来，确立了相互和平共处的法理基础。
毛泽东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从一个有神论者成长为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并不因为自己是无神论者而排斥有神论者，他崇尚宗教信仰自由，他尊敬宗教，但不盲从宗教，他从宗教中汲取科学的营养和价值，他要“马列主义者要同和尚合作。”他用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言行倡导了一个各种宗教共处一个屋檐下、共谋人民幸福的理想境界。但毛泽东坚持的宗教信仰自由，绝不是那些打着宗教的名义行苟且之事、甚至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宗教行为，中国人民吃这样的亏够多了，毛泽东称之为“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毛泽东晚年，对宗教有了更深的研究和认识，他赞成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并把它与群众问题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关于宗教思想的新的体现。这与“1975宪法”中关于宗教问题较过去更明确和具体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规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现在有些宗教人士宣扬说毛泽东是个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妖魔化毛泽东的另一种形态和变种，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是宗教信仰之友，而不是宗教信仰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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