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讲的是毛泽东挨骂的事。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小礼堂开征粮会议。会议进行期间，突降暴雨，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雷电劈断了，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因雷击身亡。街上有老百姓说怪话说：“雷公怎么不劈毛主席?”保卫部门听到这句话后，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抓出这个“反革命”。毛泽东听说后，没有让他们追查什么“反革命”，而是让他们去调查老百姓这样骂的原因。后经调查发现，是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了，群众有意见，借雷劈事件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征收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了十六万担。
大凡成大事者，挨骂的事也多。毛泽东是一个旧时代的革命者，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秉性，挨骂也便司空见惯了。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骂声，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和从容的态度，所采取的别样的处理方式，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他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重庆谈判以后，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对解放区屡屡发起进犯，而毛泽东则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反蒋自卫，毫不妥协。有个美国人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美国人的话，否则美国人会骂你们，会给蒋介石撑腰。毛泽东答复道：“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问题写道：“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关于绝对平均主义问题指出：“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其中指出：“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演讲《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说：“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批评党八股道：“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时，就文艺的功利性问题指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其中写道：“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写道：“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对于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曾经有个美国人(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致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舅舅)的信中说：“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道：“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 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中指出：“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论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指出：“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对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以王明、李立三为例指出：“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还讲到了法制问题，他说：“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对挨骂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他说：“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
195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中说：“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上不参加，政治上听说它相当同情。因为它有个约旦问题，它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总理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它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宣传报导问题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道：“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发展经济要唱个低调，压缩空气，他说：“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对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对浮夸风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 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指出：“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在反思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失误时，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
1960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的要挟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帝国主义不要怕，修正主义我们也不怕……现在，赫鲁晓夫要我们服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要我们围着他的指挥棒转，指责我们炮击金门、马祖给苏美关系造成了困难，要求我们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主张，指责我们平定西藏叛乱，单方面撕毁两国间签订的新国防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以老子党自居，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粗暴地干涉我国的内政，要在我国建什么无线电长波电台，还要建什么联合舰队，这一切，统统被我们顶回去了。他恼羞成怒，在国际上攻击我们，谩骂我们，现在又胁迫我们，妄想让我们屈服，中国人是那么好欺负的吗?难道要我们放弃总路线?放弃大跃进?放弃人民公社?向帝国主义，向现代修正主义者卑躬屈膝，乞求施舍吗?不，老子就是不信邪，现在不信，将来也不信，永远不信。”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问题时说：“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谈话时，就西方殖民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指出：“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
196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委谈起赫鲁晓夫时说：“现在赫鲁晓夫胆怯了，向我们挂出了免战牌，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啊，你们骂了我们五六年，带头挑起了事端，却不想听几句回敬的话，这不是痴心做梦么。”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时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中指出：“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1965年7月20日，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归大陆， 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李宗仁夫妇及秘书程思远先生。坐定以后，毛泽东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李宗仁一时语塞，程思远说：“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谈话时说：“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一生之中，毛泽东所经历的骂声何其多也，有时又是何其毒也，然而毛泽东却未曾怕过。但毛泽东也是害怕这个“骂”字的，他怕老百姓挨骂，他怕社会弱势人群挨骂。
在一师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一位工人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一个大花盆，学校学监指着工人的脸大骂。路过的毛泽东挺身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那位学监也自觉无理，便只好住口了。
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等在呈大总统徐世昌的《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文中，历数督军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恶行：“十一月省城各学校教员，以半年未得薪俸，生活难支，全体辞职。张督不惟不加礼慰，反发布明令，骂为无意识，诬为别有作用。夫教员之教课，由校长以聘约礼聘而来，聘者对于契约不能履行，受聘者固可辞职。此种粗浅事理，张督身任地方长吏，岂有不知?乃故意冷嘲热骂，侮辱士材。此不惟湘士之羞，实亦全国教育界之辱。”
1927年3月，毛泽东历时32天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被污蔑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大声叫好：“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三湾村进行改编，革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和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大会决议案，对人民军队进行彻底改造，将红军改造成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军事组织，在军队改造中明确提出“废止肉刑辱骂”。
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指出：“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但主要是先进村里的突击队到落后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把好方法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指出：“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对待俘虏问题，他要求：“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指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写道：“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中说：“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中“八项注意”为：“(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并多次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2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其中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1963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论反对官僚主义》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为：“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不怕骂，从中彰显的是他对道路的自信，对信仰的坚守，对敌人的轻蔑，对民主的敬重;毛泽东的怕骂，又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刚直，他的原则，他的抱负，他的情感，他对人民的大爱，一句“群众是不能骂的呀”，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温暖。
在骂声中，毛泽东成就为一代伟人;在骂声中，毛泽东思想成为人类思想宝库里的夺目明珠。一万年以后，骂声会不会消弥呢?恐怕不能，就象毛泽东所预见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说，毛泽东思想还是崭新的，先进的，它是引领人类未来的指路明灯，永远都不会熄灭。穿越时代的思想，总要受到骂的洗礼，毛泽东思想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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