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女人，是最苦难深重的了。
旧中国给予女人的重负，是罄竹难书的，肉体上的“裹脚”，好端端的一双脚，要裹成“三寸金莲”，以满足男人们病态的审美;精神上的束缚，更是多了，什么“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红颜祸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贞节牌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乌七八糟的礼教，直叫人透不过气来。
自二十世纪以来，妇女解放的呼声开始响彻起来。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便主编了《中国女报》，她在《勉女权》中歌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愿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侯，独去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而自幼就有改造中国之凌云壮志的毛泽东，走上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前台，为中国妇女卸下了加身几千年的沉重枷锁。
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写下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其中写道：“女者为民族经脉，滋补神识，孕育种族，必兴优生优育贤助创大业之情。当今中央神族女者于身心缠足，拒识文断字，遑论无才，兴封闭愚泼之自残，竟然蔑视神族之男胞，行认贼为君之愚昧，则孕育之后嗣如何自立?国之女者自卑，则孕育皆为自卑!吾观魔盗侵杀之处，奴役灭绝男丁，蛊惑奸杀女子，目的竟为彻底亡国换种，如此女者身心孕育绝非小我之私情，养育子女辅助男者皆为大我之育国，亟待创新妇道之学。是故强国策当以男者英勇善战乐于思学，女者释放身心勤于贤淑之点滴践行。”在这篇被老师给了一百分的文章里，毛泽东将女者提高到了“民族经脉”的地位。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女子革命军》的文章，他写：“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甚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他在《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也呼吁：“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女子问题”共列有17条：“(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4)女子交际问题(5)贞操问题(6)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7)男女同校问题(8)女子修饰问题(9)家庭教育问题(10)姑媳同居问题(11)废娼问题(12)废妾问题(13)放足问题(14)公共育儿院设置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6)私生儿待遇问题(17)避妊问题。”在“劳动问题”中又列出“男女工值平等问题”。可见毛泽东对中国妇女解放是何等重视。
1919年11月，长沙市有位女学生赵玉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割颈自杀，毛泽东得知后义愤填膺，在短短13天时间里，连续在《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了近10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呼吁实现人格独立，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在《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文中指出：“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澈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他在《女子自立问题》中写道：“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在一面言，人类谁不是女子所生?女子的生育，乃人类所赖以不绝的要素。男子竟忘此绝大恩惠，反因区区经济关系，妄自尸德加以压迫，真所谓恩将仇报了。在一面言，生育这个事件，是一个极苦痛事件。‘产难’两个字，凡是女子，谁都听着惊心，除开在医学发明，使‘产难’变为‘产易’以外，吾人应表示极大的敬虔和恻悯，岂得反借区区经济小惠，来相压制!”他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文中指出：“不过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的自杀举动，任说是如何软弱，总不能说他是‘无故而死’。他死的‘故’，又总不能不说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会’。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他在《打破媒休制度》文中写道：“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他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文中指出：“我常研究旧式婚姻所以尚能维持的原故，以为这是由于有一种极大的迷信。……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竟可以将这种非常势力轻轻挡住，是什么原故呢?有人答：‘因为中国的礼教’。但四万万人懂得所谓‘礼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国二万万女子一字不识不消说，全中国农人，全中国工人、商人，他们又认得清几个大字。把他们都除掉，真正懂得礼教的，便只有身穿绿长褂、自称读书君子的一最小部分了。‘读书君子’之外，大多数毫无知识的妇女及农、工、商，支配他们的精神界，而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唯一的‘迷信’。…… 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1920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释疑》中指出：“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192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一文，就本年度湖南教育经费问题写道：“女子教育经费合计不足十万元，仅抵全教育经费二十二分之一。尽起纳税的义务来，女子和男子一样的‘尽’;享起教育的权利来，女子止当得男子二十二分之一。男子们呵!你们也太忍心了呵!有一千五百万女子的湖南，没有一个女子中学，老就可耻的极了。民国十年度预算案内破天荒列了一笔‘代用女子中学’的经费(经常六千元，临时四千元)，听说一部分议员先生，还想要将他打消起来，我不料女界的可耻，毕竟到了这步田地。”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就湖南自治问题写道：“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好友罗学瓒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
1927年3月，毛泽东历时32天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一事，他说：“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土地分配的标准写道：“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指出：“(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
1929年，毛泽东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的“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条，其中一条为“洗澡避女人”。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土地斗争中的妇女”指出：“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写道：“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就扩大红军、选举、教育等问题写道：“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
1939年，《中国妇女》杂志在延安创刊发行。6月1日，毛泽东主席以“四言诗”的形式为该刊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1939年7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政体”问题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行颁布毛泽东为革命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其中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中分配标准为：“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全国妇女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3月8日为妇女节，中国的妇女有了自己的节日。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选举法》中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获得有选举法保障的选举权。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指出：“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
1961年2月，毛泽东有感于一张女民兵训练的照片，写下了《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节育问题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
1975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
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关注和努力，他为此的付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全面性、深刻性、持久性、彻底性更是无与伦比。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他主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中确立了妇女平等分得土地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卖买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实行一夫一妻等诸多权利。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涤荡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指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建国不到两个月，新生的政府果断地关掉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让他们成为自食力的有尊严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终于“一洗从前羞耻垢”，昂起了头，挺起了胸，更深入、更广泛、更成功地登上了社会舞台。中国妇女从此迎来了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时代，她们从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文化上获得了完全而彻底的解放，那些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旧绳索被一点一点地剪断，那些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巨石被一块一块地掀翻，中国妇女几千年来从来都不敢奢望的“女权”在毛泽东时代喜降人间。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毛泽东当年为《中国妇女》创刊题词里的这句诗，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期望，象大旱的日子里遥盼雨云一样的渴望，然而几十年后的中国，中国的妇人已是云霞满天了，工农兵学商，中国妇女群星灿烂，英才辈出，早已顶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半边天了。
曾被马克思称为“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中国里受压迫最重的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呼吸到了最自由的空气。毛泽东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解放者，他也是一个破坏者，一个颠覆者，他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砸碎了一个几千年的旧世界，他的破坏无不是为了拯救，他拯救了中华民族，拯救了中国妇女，他用一生的奋斗捍卫了中国妇女“女权”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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