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学”，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传统的教育便是读“经书”，也就是读孔子等大儒们的书。在中国近代，这被称为“旧学”。毛泽东便是师从“旧学”，这跟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他并不喜欢经书，他一生对孔子持批判的态度，甚至于后来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毛泽东熟读经书，却不“尊孔”，反而坚持“批孔”不罢休，这种叛逆思想在他幼时的读书经历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美国记者斯诺早期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中，记录了毛泽东对自己小时候读书的一些回忆：“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醒世良言》。该书的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醒世良言》(应为《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学校。(东山高等小学堂)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进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对经书不喜欢，他的志趣也全在于社会改革方面的书籍，但他对经书也不是持全然批判的态度。1913年10月至12月间，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所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著书亦有几等 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1915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又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汲。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1917年，毛泽东受其老师杨昌济伦理学影响所写的《心之力》一文中写道：“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对孔子也是多有褒扬：“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谒，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迹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以追求民主、科学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社会上掀起了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的猛烈攻击，儒学的祖师爷孔子自然也在被声讨之列。“五四”运动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洗礼，他对“旧学”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成了一个坚定的承继五四精神的反封建战士，而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的儒学自然也成了毛泽东反对和批判的目标。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各国没有明伦堂》中写道：“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折毁明伦堂(旧时孔庙的大殿名称)，动了肝火，打电给岑伍，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对他曾经崇拜的康先生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20年前思想界的状况这样写道：“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中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形式上被打碎，但几千年封建统治形成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依然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还魂。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批判仍然没有改变。
1953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就山东曲阜县一农业合作社写道：“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返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让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
1964年2月，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时说：“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
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泽东多次发表重要指示，其中对孔子问题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反孔是毛泽东一贯的主线，但也并非偏执一端，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调查问题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在《寻乌调查》中，他对一个叫潘明典的地主写道：“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中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1958年 8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然而对孔子的部分肯定并不能改变毛泽东批孔的主线，尤其是他的晚年，将批孔提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毛泽东反孔力度的陡升与他担忧的社会复辟是密切联系的，孔子宣扬的核心理论观点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水火不容的，要防止走回头路，深入而彻底地批判孔子思想是切断旧制度还魂的有效措施，这也是毛泽东最擅长的用“文化手术刀”治理社会病的高超技艺。
1973年，毛泽东同毛远新谈批林批孔问题时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来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当我们今天读这些话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当今社会已请回了孔子，课堂上也响起了朗朗的读“经”声，甚至于有的学校让学生向孔圣人行跪拜礼了。
毛泽东熟读孔子的“经书”，具有深厚的“旧学”知识，但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离经叛道”，他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他废旧“经”而取新“经”，他要取回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世代“真经”。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