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旧报纸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
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哈达铺。在缴获的一张国民党的旧报纸上，毛泽东得知陕北徐海东红军与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遂决定移师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师。于是，就有了那首至今都广为传唱的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
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
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千家万户，
把门开，
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呦，
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围定亲人热炕上坐，
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满天的乌云，
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难、最低谷的时期，自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然而这条路也是崎岖坎坷，命运多舛，被打压，被追剿，鞍马劳顿，朝不保夕，虽也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盛极一时，辖600万人口，拥30万红军，终也不免国破人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落脚陕北后曾总结道：“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经历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最终选择了落脚陕北。而按兵家最基本的决策来看，陕北是最不适合屯兵的地方。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中说：“如果说共产党军队在1936年的处境是十分不稳定的，那么他们现在所在的陕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似乎更是毫无希望的。陕北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水土流失使陕北的土地贫瘠而荒芜，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1936——1945》中引用周恩来的话说：“在江西和福建，人们是打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而这里的人民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周恩来认为陕北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最不利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个最不利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最难以置信的历史转折，并最终收获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光辉果实。
陕北的黄天厚土下，安葬着华夏民族祖先的灵魂。这是中国革命最不利的地方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许，是先祖的感召，让毛泽东万里辗转，最终回归祖先安息之地，来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从此，陕北，造就了毛泽东的无数神奇，成了毛泽东的福地，成了中国革命的风水宝地。
毛泽东踏上陕北黄土之时，正值日寇步步进逼，国家将陷沦亡惨境。毛泽东即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走上挽救民族危亡前列。1936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慷慨陈词：“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1936年，毛泽东在给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写道：“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一直在西北“剿匪”的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抗日宣言，提出抗日口号：“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陕北，成了抗日意志的核心，成了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那里尽管贫瘠，但不荒芜;那里尽管偏远，却不落后;那里尽管有日本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困，却依然朝气蓬勃。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说：“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针对国民党胡宗南部撤防黄河沿岸围困陕甘宁边区指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发出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号召，这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树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旗帜。
陕北，这个“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的地方，在被围困和进攻的较过去更为严酷的环境下，居然能够供养起了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更多的人口。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所著《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区里，在抗战时期，农民实际上过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至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们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访问过中共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那里的人们不但没有被困死，居然过着前所未有的好日子，真称得上是神奇了。1940年5月，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考察，“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之后，他跟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纵容和支持下发动内战。蒋介石集中20万大军对“巴掌大”的陕北进行重点进攻。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取“离开延安取得胜利”之意，坚持转战陕甘宁地区，与胡宗南的大军在狭小的高原上兜圈子。毛泽东在撤离延安的时候说：“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在一年有余的惊心动魄里，增添了毛泽东浓厚的传奇色彩。多少次，毛泽东与中央机关与胡宗南的队伍擦肩而过，又有多少次，毛泽东就在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也都是有惊无险，安然躲过。据说，当胡宗南大军逼近的时候，保卫中央部队的战马也屏住呼吸，不再嘶鸣。1948年3月，毛泽东转战陕北牵制胡宗南的战略任务完成后东渡黄河。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屡屡化险为夷，毫发无损，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狼奔豕突，疲于奔命，竟然毫无所获。在转战中，毛泽东依然指挥着战争。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西北野战 团的电报中说：“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周恩来后来谈起与毛泽东转战陕北的经历时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53年8月12日的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谈起转战陕北时说：“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至河北阜平城南庄，由于特务告密，毛泽东的住所遭敌机空袭，可是，落在院子里的炸弹却没有爆炸，毛泽东仍然是安然无恙。从陕北走出的毛泽东，一路向东抵近，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仅三年时间便偃旗息鼓了。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说：“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从1935年9月毛泽东落脚陕北，到1949年9月毛泽东“进京赶考”，短短14年间，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队从区区万把人发展到了百万雄师，从西北一隅发展到了解放全中国，这是一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1937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林伯渠参加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祭陵仪式，宣读了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毛泽东承继了华夏先祖的遗志，所为皆“为国效命”，毛泽东是否得到了始祖的昭示呢?他脚下的皇天后土，是先祖的英灵，他在与先祖最近的地方，一定会聆听到那来自久远的先祖的灵犀。
有人说：“毛泽东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时至今日，社会上依然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毛泽东的神奇的传说。毛泽东落脚的那片黄土高原，先以炎黄先祖的栖息地而名，后以毛泽东的功成地而名。无论怎样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常常为其中的神奇而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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