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像
我们必须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我们的时代树立爱国正气。岳飞等民族英雄所体现的爱国正气，无论如何，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今天用得着，世世代代都用得着，没有或丧失这笔精神财富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据准确的历史记载，岳飞（1103——1142）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字，这还是他陷入冤狱，在审讯时脱了衣服，露出此四字。后世讹传为“精忠报国”。宋高宗曾赐岳飞旗，为“精忠岳飞”，大约因此发生误传。岳母刺字的传说固然感人，大致流传了约400年，毕竟是虚构的。岳母姚氏是普通农妇，依一般情况推断，大约没有文化，不可能刺字。岳飞背上的字，也不知由何人所刺。但岳母深明大义，积极勉励儿子从军报国，则是史实。
北宋末年，女真贵族看准了北宋皇朝的虚弱，发动不义的民族战争。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两广、福建、川蜀以外的各路，对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在人类不分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正确理念，深入人心，我们正是由此种理念出发，不怀种族和民族偏见，力图公正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各种种族、民族纠葛和斗争，一视同仁地评价历代王朝的是非得失。当然，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煞宋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为了抗击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民众纷起反抗，以保卫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岳飞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由一个普通军士，成长为当时最优秀的军事统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
中华古今爱国主义当然有所差别，但也有共同的本质，这就是“祖国至上”。岳飞爱国主义的精髓，则在于由祖国至上的理念而养成的高风亮节。他坚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爱国主义精神。
北宋的亡国，主要无非是军队的极端腐败，然而到南宋初，军队腐败的各种恶习仍然延续着，并严重地损害军队的战斗力。且不说如刘光世、张俊等贪婪成性的大将，即使是也称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在军中亦有不少劣迹。唯独岳飞愤世嫉俗，提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名言，这是岳飞一身正气的写照，也是他治军用兵之基本准则。岳飞治军有方，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于律己。岳飞矢志献身“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伟业，对心目中神圣的抗金事业十分热衷，故对个人的利禄、嗜好、享受之类也就十分恬淡。岳飞日常生活简朴，不贪图物质享受，不仅自己粗茶淡饭，穿麻布衣，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有一次，妻子李娃穿了件丝绸的衣服，就遭到岳飞的严厉批评，此后，全家人都不敢再穿丝绸衣服。南宋许多将领克剥部属，公私不分，而岳飞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公私不分，在国难当头、财政拮据之际，他经常以私财补贴军用。岳飞遇难后，秦桧派人抄家，发现岳飞家中没有一件金玉珍宝，却存有价值九千贯的数量可观的布、绢、米、麦等物资，显然是准备贴补军用，堪称“家无剩财”。
岳飞对儿子们也是严格要求，不仅没有以权位为他们谋取功名，即使宋高宗给岳云和岳雷的特旨加官，也不断上奏恳辞。岳云的职务是书写机宜文字，即机要秘书，照理可以不上弃身锋刃的战场，岳飞却有意命令他在战斗最危难、最紧切处带头拼死血战，弃身于枪林箭雨之中，却又有意扣押儿子奋身死战夺得的战功。如此的高风亮节，对岳家军将士、幕僚起了极大的表率作用，将士们自然更加拥戴岳飞，殊死效力。
二是仁严兼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岳飞治军，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在物资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将士。他常常与普通士兵一起进食，即便酒肉再少，也要分匀，以使人人有份。伤病将士，岳飞会亲自上门探视，甚至亲手调药；阵亡将士，岳飞不仅吊唁尽哀，更数日不食，表达悼念之情。在艰苦的行军、作战环境中，岳飞能够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凝聚了军心，造就了一支雄师。
岳飞在善待将士们的同时，还要用铁的手段进行管理，以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声誉。岳飞特别重视军队不得骚扰百姓，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官兵。每到一地，岳飞必亲自率领十余名骑兵在营地周围巡逻，防止官兵侵占百姓财物，出现违反军纪的情况。在岳飞严格的管束下，“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口号，成为岳家军在忍饥受冻的艰难处境下，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显示了岳飞治军公正、仁严兼济的成效。
三是率先垂范。岳飞骁勇善战，战斗时常常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如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岳家军在泰州柴墟镇抗击金军，岳飞冲在将士前面，在身中两枪的情况下，仍然带伤乘胜追击金军。再如绍兴四年（1134年）岳家军北伐攻打郢州城时，岳飞正端坐在大旗下指挥战斗，突然一发砲石在面前坠落，身旁的士兵惊慌躲避，他却巍然不动。岳飞的身先士卒，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激励岳家军将士们英勇奋战。
四是注重对将士的爱国主义教育。岳飞立身行事所体现的高风亮节，归根结底，是由他许身抗金战争的理想所支配。他在自己的战袍上刺绣了“誓作中兴臣，必殄金贼主”十个字，以示与敌人誓不俱生。因此岳飞十分注重以爱国主义教育部众，鼓舞士气。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是岳家军战斗力生成的要素。
岳飞以“仁、信、智、勇、严”作为立身行事与治军标准，造就了一支军纪严明、军政整肃、军风端正、英勇顽强、坚不可摧的抗金雄师，成为兵匪一家的社会里的罕见特例。宋孝宗后来对其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俊）、韩（世忠）远不及”。南宋后期的吕午写诗称颂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威名千古更无敌”。岳飞的治军，的确称得上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贡献。
就岳飞本人而言，仅就一不贪财，二不好色，三不是官迷，四则严以待子，对照古往今来多如牛毛的贪官，就足以成为一个震烁千古的伟人。例如古时文臣武将纳妾，是家常便饭，唯独岳飞却与妻子李娃恩爱相始终。川陕大将吴玠特别赠送一个四川名媛美女作妾，岳飞却将此女子退还，维护了一妻制。相形之下，韩世忠就在军中经常奸污部属的妻女。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在此可以附带说一句，《满江红》词说：“壮志饥餐胡虏肉。”只是艺术的夸张，无非是指女真侵略者。事实上，如金朝大将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属下亲卫千夫长，自然是女真人，改成汉姓汉名高勇，投降岳飞，当即予以真诚接待。可知岳飞决不是主张民族仇杀者，“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当时金朝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经常出兵杀戮蒙古人。如果要说岳飞与蒙古人是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能是间接的同盟者关系。光从一句艺术语言，就说岳飞要吃蒙古人的肉，自然是一种误解。
岳飞“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
“岳家军”原是南宋初年的民间称呼。在岳飞的努力下，岳家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抗金主力，兵力最多，也最强。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南宋初年，真正说得上是进攻型统帅的，唯有岳飞一人。他批判宋高宗“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军事指针，认为只有主动进攻，方能光复故土。南宋初，还没有其他将领，像岳飞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北伐那样，组织、指挥和实施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岳家军绍兴十年（1140年）大举北伐，特别是郾城和颍昌之战，是宋金主力决战，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平原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少击众，以哀师抗悍敌，打得特别英勇顽强，惨烈的战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大败金军。岳家军胜利的顶峰则是朱仙镇之战和金军被迫撤出开封城。这当然是南宋一代最辉煌的胜利记录。岳家军的战斗力和战绩，也得到金朝方面的公认。十分悍勇的金军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金方刘祹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甚至岳飞身后二十年，金朝方面尚有“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说。
总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仁严兼济的治军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由于赵宋皇朝是武人兵变，黄袍加身起家，就养成一种猜忌武人的政治传统。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醉心于良田美宅、金帛子女的驽将，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在许多场合之下反而更受欢迎。史称秦桧“任将帅，必选驽才”，其实正是宋高宗与他共同的选将标准。在宋高宗眼里，岳飞的一切卓绝的品质，无非就是野心。他在即位之初，就立定降金苟安的方针，自然与岳飞的分歧与裂痕越来越深。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给秦桧写信，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正与宋高宗君臣意向合拍，于是岳飞的悲剧就势不可免。绍兴十年，宋高宗伙同秦桧，以金字牌快递下十二道御笔手诏，迫令正拟向开封故都进军的岳飞班师。翌年，又先罢岳飞兵权，继而设置冤狱，杀害岳飞、岳云和勇将张宪，并株连大批部将和幕僚。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中华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功成而身戮，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更何况是狡兔未死，而良狗先烹，敌国未破，而谋臣先亡。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约，宋朝优礼臣僚，一般不开杀戒。宋高宗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此次千古冤狱诛戮之惨，株连之广，在这个天水朝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仅仅停留在指斥宋高宗和秦桧的层次，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马克思早已指明的，必须从专制政治体制具有“兽性”的角度去理解，去思考。按中国传统的草民意识，是喜欢忠良，痛恨奸佞，却又寄厚望于皇帝的圣明，然而中华史上的好皇帝能有几人？翻开古史，人们不难明白，黄金下沉，粪土上浮，正是古代等级授职制官场的筛选规律，有人概括为逆淘汰定律。奸佞辈往往得到重用，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贤良之辈尽管得到百姓的好评，往往屈沉下僚，甚至惨遭陷害。此类现象不断地复出迭见，正是专制体制自身具备的必然性。
岳家军的存在，虽然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利，却必然撞上统治阶级各种各色私利所编织的横江之网，为宋高宗和秦桧所力主的恶浊的降金政治所不容，岳飞所统的岳家军被改编为鄂州御前诸军以后，其素质和战斗力也大为退化，而与其他宋军无异。可谓正人在，良政兴，正人去，良政亡，这正是专制与人治条件下的必然。宋军的腐败是由当时的阶级社会和等级授职制所决定的。故岳家军只能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罕见的、短暂的、特殊的，却又极为可贵的现象。
在中华的悠久历史中，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一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他的高风亮节，更表率和激励着后世。一个伟大的，而又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她之所以能屡仆而屡兴，千百年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无疑是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我们必须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我们的时代树立爱国正气。岳飞等民族英雄所体现的爱国正气，无论如何，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今天用得着，世世代代都用得着，没有或丧失这笔精神财富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史泠歌为贵州省铜仁市铜仁学院副教授；王曾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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