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的标志，是中国先进思想界方向转换的关键。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按照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是以1915年《新青年》(当时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为一个终点的。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这场运动，并且逐步发展成了这场运动的主流。
从形式上看，这场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所提出的却是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运动中，各类人物都对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流传过的各种社会思潮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早期表现。正因为如此，怎样评价这场运动，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成为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不奇怪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提出，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救亡运动的兴起，把启蒙运动压倒了。他们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一些人在为自己的“西化”思想和文化复古主义作论证时，都是以全部或局部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前提的。因此，为了判别这些思想观点的是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人们对于这个运动所作的重新评价是否符合实际。
怎样认识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戊戌维新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进行过思考，认为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这个任务。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在其倡导者陈独秀看来，民主，就是“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是“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科学，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代表，就是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求适今世之生存”。
陈独秀等人为什么要反对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孔子之所提倡、所垂示、所主张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现代生活不合。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没有理由再继续把孔子当作偶像、当作权威。他们指出：封建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不可两立的;它扼杀个性自由，否定个人独立之人格，这也与现代社会中自由地殖产兴业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利于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因此，为了引导人们确立民主主义的信念，推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所倡导的封建礼教，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第一批自觉地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他们进行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它所维护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斗争。他们否定孔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改变近两千年人们那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不正常现象，推动人们去冲破思想的牢笼，进行独立思考。他们由此在中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事实上，禁锢思想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无法遏制的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是不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呢?不是。首先，他们集中攻击的是孔学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对于其他学派并没有一概否定。比如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学一家之学，而不可以称以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
其次，即使对于孔学，他们也是着重指明其“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并没有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比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是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
再次，他们也并没有说孔学中没有任何合理的因素，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它宣扬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根本的伦理原则，反对封建卫道者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企图维护的孔学的思想统制。比如，陈独秀在《古文与孔教》一文中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在《孔教》一文中，他在反对孔子主张的“根本的伦理道德”的同时，还说过“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这样的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弱点。这些弱点主要是：
第一，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提倡资本主义，并不能够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从而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以为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就可以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这显然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
第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怎样认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和最大收获，也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没有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墙壁如今是被推倒了，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他们开始看到了展现在前方的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尽管他们在当时发出的声音也还比较微弱，其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经历伟大事变的发端。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没有抛弃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呢?没有。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首先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多数人要享有民主权利，必须铲除少数人享有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劳动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了。
至于科学，陈独秀这时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不应当“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这不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又是什么呢?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所从事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呢?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思想武器即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以前的启蒙学者用进化论思想来否定孔子学说在现代生活的权威更进了一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们指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年，“因他是适应二干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主义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种学说由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随着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变动以及相应的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它的崩颓粉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他们就揭示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否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的价值。
其次，与人以往启蒙学者主要运用个人主义思想来批判纲常、名教之类不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他们指出，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普遍的个性解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指明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而是为了给个人自由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对争取这种自由的途径作出切实的说明。
第三，与以往多数启蒙学者把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作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同，其主要着眼于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他们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扩展为反对滋生这种思想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把反封建斗争的方式，由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此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与革命同步，在斗争中成长。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由此可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没有割裂或中断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没有。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只是因为它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适合于中国的需要，“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就是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当时就指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应该懂得“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后来，毛泽东更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应当“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认为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切“发扬光大”。
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才获得了在中国借以实现自己的民族形式，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它不仅以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而且也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由于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而得到了升华。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使得我们得以洗刷百年来所蒙受的难堪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应当采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们同文化复古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于：第一，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呢，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连它的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吸收，对其中的封建性毒素也加以赞扬?第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还是颂古非今，把孔学奉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显然，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问题的若干细枝末节，而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道路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在这类问题上，人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能有丝毫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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