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节选自《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版，文章有删改。
自从“五四”历史形象诞生之后，“五四”的“话语故事”就有了叙事文本，历史上这种叙事文本曾经不断地演绎，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但这种演绎的断裂与连续，到1979年受到了重新审查。这一年是“五四”60甲子之年，纪念研讨会后生产的论文集，也就历史地转化为一种意义阐释文本--简称“79文本”。与其说1979年这样的年份，对“79文本”的意义生产是个特殊的时刻，倒不如说这个年份集聚的思想语境，制造了“79文本”可能被再解释的价值。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除了思想领域之外，各个领域尚谈不上发生什么重大的变革，尽管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已是一种导航标志。思想领域的变革，在“解放”一词的舆论覆盖下，被社会意识诠释为观念的变革。这种观念变革，在“五四”的“79文本”中，借“思想解放”语境之助而得到诠释。周扬是位老资格的理论家，“79文本”中“记录”了他的一篇“报告”，其中开宗明义便说：“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时期并没有“思想解放运动”这一称呼，显然这一称呼是事后赋予。“五四”当年的思想存在方式，并不以此特定概念命名，当年人们对这一特定概念的内涵所指，肯定一无所知。因此，周扬的“报告”对此概念的援引，只是对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生态的呼应。原本无而赋予其有，正适应了革命意识形态塑造自身的需要，因为对于革命意识形态而言，它的理论形态建构，本应是当下性的，历史资源只有在被赋予当下意义之时，才具有价值正当性。因而，以“思想解放运动”这种在“此时此刻”思想语境下制造的概念，赋予“五四”以现实意义，显然符合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惯例。
概念命名的缘由并不令人困惑，隐蔽在这种命名背后的意识形态理论意图，才是真正需要阐释的问题。命名显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方式，周扬的“报告”是否有意采用这种方式，这是无法确认的，但“报告”实际上执行了这种运作程序。“报告”因纪念“五四”而作，但主旨并非单纯在解读“五四”，虽然不可能不谈论“五四”，但这种谈论的用意，则在于推出这样的结论：“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
这个结论为当代革命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提供了历史根据。问题是，将“封建传统的打破”作为“五四”历史出场的条件，尚符合一定程度的历史情理，而将其作为当代革命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前提，则其中的因果关联显得似是而非，因而，“报告”将其延伸到思想解放的层面，因为“思想的大解放”庶几与“五四”当年情景可对接。显然，捕获这种“情景”的历史图像，就可以重塑“五四”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价值，并将其转化为思想史上的“解放”行为，并且也可以顺水推舟地适用于其后类似的行为。周扬的“报告”由此塑造了一种看似循环，但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历史。在周扬的历史描述中，现代历史从“五四”开始，之后跨越了一个甲子，而在这个甲子中的思想历程，可以用“历史表明”的方式，被解读为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过程。这样，不在场的思想历史图景，在“报告”文本上就可以塑造成“解放”的逻辑图景，“解放”于是参与了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史的三次历程。
第一，“五四”当然的是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周扬在“报告”中断然认定，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敢于向旧思想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价值在于：“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革命意识形态因为有了“五四”这种历史基础，才获得理论建构的可能，“五四”由此塑造了“思想解放”的第一道历史环节。
第二，继“五四”之后，“思想解放”这个思想史符号，被转换为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被周扬称为“新的启蒙运动”，是“一次比五四运动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教条下，而是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马列的教条、第三国际的教条下解放出来”。革命意识形态从此确立了基本的理论形态，而“五四”因此成为塑造“思想解放”第二道历史环节的载体。
第三，经历前两次的经验，“思想解放”被看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模式，已经有了既定的历史轨辙，并且构成现代思想史的“前知识”，因此，当代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波澜再次涌起，逻辑上就是这种思想史的连续，尽管思想蕴含的指涉对象是“断裂”的。在政治意义上，改革开放思潮是一种迅速凝结国人观念的思想大潮，它构成了“思想解放”政治符号的基本内涵。这种思想大潮承载的理论任务，在周扬的“报告”中，将其称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段政治宣示，预示着革命意识形态即将打破极左僵化模式，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而此时的“五四”，则成为观察这次“思想解放”第三道历史环节的窗口。
“思想解放”是周扬试图向当时政治生态表态的“报告”命题，其针砭的对象分别是“封建思想”“'左'倾思想”“现代迷信”等。但是，“思想解放”这个核心命题的蕴意，并不在于简单地批判所针砭的对象，而在于借助这种针砭，将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统摄于“思想解放”的框架内，联结成同质性的理论话语形式，以此圈定革命意识形态的论述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扬的“报告”，是以阐释“五四”的话语形式，提示“五四”“79文本”蕴含的“思想解放”意义，是如何契合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意图。
“五四”的“79文本”，仿佛一张思想话语的结构之网，各种可供摄取的思想资源都可以附丽其上。这个文本中的“五四”言语措辞，积蓄了巨大的思想批判能量，尤其是反对“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宰制。可是，恰恰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为何“五四”思想启蒙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现代迷信”依旧像个魔咒，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人们意识到，对“现代迷信”的反抗，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而借“五四”历史遗产进行反思--这无疑是国人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构成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切入点。“五四”之所以能够担当此任，是因为“五四”的两大主题--“民主”与“科学”，契合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思想对“现代迷信”的愤慨。这种愤慨略带情绪化的发泄，但更多的是反思性的论证，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也就没有民主”等蕴含意识形态语义的用词，频繁地呈现在“79文本”的话语陈述中。这些话语陈述的语言行动，虽说由“五四”的意义能量所牵引，但体现的却是对社会思想变革的诉求，以至于有论者提出要补“五四”之课。“补课”观点显然针对的是国人曾经追求过的，但在“现代迷信”威权钳制下失去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日后被赋予的“五四”的启蒙主义。“补课”就是当代中国的再启蒙：“五四启蒙运动，曾被认为是补辛亥革命的课。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又在补五四启蒙运动的课。但是，我们的补课，不是简单的'温故'，而是创造的'知新'，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继承的态度。”
显而易见，“五四”的“79文本”是对此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思想生态的反思性产物，而批判“现代迷信”的一系列论说，则构成了“79文本”的反思话语秩序。
经历思想转型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建构逐渐摆脱梦般的极左形态，重新开始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再解释，这种再解释的入口处，就是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意义生产。20世纪80年代文化思想领域的纷争，就是这种意义生产的历史表征，而“五四”话语俨然是旋涡中心。在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交锋与争执中，文化现代化问题，几乎占据了理论思想的地盘。在1989年“五四”70周年纪念时刻，聚集了来自各路的“文化”队列，试图展示各自的文化主张。然而，尽管在文化的屏幕上，“中体”“西体”“中用”“西用”等阐释命题，快速地翻转，但是，所有的争执，似乎都在穿越“五四”历史隧道。显然，对“五四”的再阐释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再论述，共同复制了“五四”的“89文本”，这个观点纷繁而意义复杂的文本，再造了人们对现实知觉的思想和观念世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建构，通过“89文本”的叙述，赋予人们认知的历史形式，其中储存着样式各异的“话语故事”，而“现代化”陈述语境下生产的“故事”，正是这个时期革命意识形态赋予的文化情节。
“现代化”叙述语境，并不等于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实在语境，而是作为社会发展工程的现代化变迁被话语化后形成的一种语境。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到国家层面，下到普通百姓，人们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语言，除去物质领域转化而来的利益表达--如“商品”“财富”“收入”等之外，在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层面，“现代化”一词恐怕是受到最多关注的概念。对这个概念历史与现实的内涵阐释，生产出这个时期的“现代化”理论形象，而这个形象却有赖于理论知识界的形塑。因此，“现代化”叙述语境，实际上就是这些理论知识话语的场域语境，尽管这种场域语境脱离不了社会现代化的现实过程，但无论如何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89文本”中的“五四”与革命意识形态的互为塑造关系，只有在这种场域语境中才能被理解。
在“五四”“89文本”的思想生产年代中，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论兴趣，并不在于对现代物质性成就的追捧，冰箱的生产或彩电的制造，仅仅被看成是“现代化”的世俗低级形式。但是，即便是这种“世俗低级形式”，也被追问如何可能。因此，问题就被转换成对文化机制的反思。当然，文化领域的反思，并不是对意识形态论域的替代，而是意识形态试图重构“现代化”的理论经纬，借助对古今中外文化同质性与差异性的分辨，来获取中国社会发展的认知地图。因此，有论者面对现实揭示说：“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就需要进行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增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畸轻畸重。但这几年的实践，不是这样的，是有轻有重的。我们重于物质文明建设，轻于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畸轻畸重就会成为跛脚骡子，匍匐不前。”这里的论述，显示的是对文化在社会建设（现代化）中作用的警醒，尽管没有触及文化本身的内在问题，但它却是这个时期“文化热”理论思考的结果。尽管此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超越“五四”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经的路径，但这种超越，却是建立在重估“五四”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所谓“重估”，一方面是重新定位“五四”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有论者从“最高层次的意义”的高度，赋予“五四”全能性的功能，认为“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全部中国文化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全部中国文化”就不仅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应当是精神层面。“五四”的这些文化遗产，可能为当代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提供参照；另一方面重建以“五四”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文化，这种“重建”的可能性，并不是回到“五四”的文化旧观，而是面对现实，进入这样的文化空间：“历史发展到今天，对外开放的形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全球新图景和进行历史反思的多方面的广泛的可能性。”
那么，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化，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当代中国文化，“五四”的“89文本”显然并没有统一的主张。虽说如此，但诸如以民主与科学为精髓的“理性主义”文化、“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为主体的文化、以“传统文化、现代科学民主思潮、马克思主义”为三大基石的文化等话语叙述，却共同构筑了“89文本”文化建构的观念“路线图”。
然而，文化建构的观念“路线图”，不得不由复杂思想生成的交叉、重叠、迂回、中断等话语要素构成。这些话语要素的存在，意味着文化建构的话语行为，总是随时势转移而产生思想差异与争议，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制造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主义”之争，而文化“主义”之争实际表征的，却是对革命意识形态文化定位的重新洗牌。如果说“89文本”还只是在检讨“五四”的文化价值，还只是反思文化之于当代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作用，那么，这种检讨或反思在“五四”的“99文本”中，却上升为对“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主义”进行反思。既然是“主义”反思，那么文化思想的对峙、交锋、辩驳就不可避免。思想的争执性语境，并非人造的幻影--尽管人是其中的主角，而是由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机遇与危机交织而成。这种语境蕴含的“中国问题”--经济的增长与衰退、政治的清明与腐败、伦理的维持与失序、民生的拯救与困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未来的期待与迷蒙、信仰的守成与失落、学术的尊严与媚俗，等等，诸如此类现象之间的复杂纠结，似乎都侵入争执问题的张力之中，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大都聚焦在“敢问路在何方”。
社会犹如结构化的肌体，上到国家运作，下到百姓谋食，“中国问题”无论是整体性的，抑或碎片化的，都会从各种社会接受渠道，渗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衍生为观念化的建构性认知。这种认知会像“毛细血管”那样，流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最终汇集到思想理论的大脑中枢并接受管控，也就是说，接受思想理论的评判与反思。所谓的文化“主义”之争，就是这种评判与反思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在90年代，以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之间的思想争论，作为其理论表征形式。从当代中国文化思想演进历程观察，学术界不少人将20世纪80年代称为“新启蒙运动”的年代，以上各种“主义”之争实际上已有滥觞之势，只不过到了90年代，才聚集成以“主义”命名的对峙，“到90年代底，新启蒙运动所建立的脆弱的同质性已经完全解体，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指向，还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断裂，变得不可通约”。源于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使得“99文本”在讨论“五四”历史价值之际，不能不将文化争议的“主义”命题收拾其中。
晚近以来持续塑造的“五四”形象的历史时光，流逝到20世纪90年代，其政治与文化蕴含及其传承的精神，逐渐被人们视为是一种精神“传统”。对于这个“传统”，或者像有论者称的“被解释的传统”，在国人的观念中，积淀成为这样一种心理意识：“五四运动随着对它阐释的话语不断扩充，渐次形成了一种'五四崇拜'或反'五四崇拜'。”无论何种心态，“崇拜”或“反崇拜”，一旦被推向系统化论述，它的极致化产品，就是一种构成式的思想观念。在不同思想观念的博弈中，其中的对话或交流、争辩或驳议，乃至会议桌面上的对峙或口角，似乎都是在为心中想象的“五四”争得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争夺的理由，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对社会变迁的判断上，而判断则往往要对未来社会的演进作出预测性的观察。当“五四”成为这种观察视点时，打出的最具鼓动性或号召力的品牌，就是以“主义”或赋予“主义”命名的理论主张。上列各项思想文化上的“主义”，与其说是“五四”的思想原生态，毋宁说是“五四”的事后话语制作。因此，可以将这种“主义”概念，浓缩为思想理论界重估“五四”历史是非的反思性符号。从表意上说，这些符号都是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其中蕴含着持续不断的政治重塑或文化重塑的意图。
对“五四”话语意义的反思转换，呈现在“99文本”中的是一种极具批判性的反思。王元化在对“五四”的批判性反思中发现，“五四”生产出一种观念，它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模式或方式的具体内容，他在《对“五四”的思考》一文中就已提出，认为“五四”的历史局限性给后世带来了不少麻烦，表现在：第一，庸俗进化观，“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第二，激进主义，“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第三，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第四，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后来在一篇“答客问”的文章中，王元化再次对“五四”的这种思维模式或方式进行“再认识”，尤其是对“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的“再认识”。王元化认为，“激进主义”思维是一种认同“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的观念。至于“意图伦理”这种观念，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制造方式。因为“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表现在对认识真理问题上，不是以分辨是非为目的，而首先是以“既定意图”为前提，先以态度、立场或者先入为主的观点为出发点，来判断问题的是非性质。此类行为制造的现象，犹如当今俗语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虽然王元化的反思只是一种个体性独立思考，但在实际上，可以将这种反思的问题及其思考的方式，概括为“王元化答客问”现象，看成是中国社会思想开放后，对历史上沉积已久的极左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一次“围猎”，无论这种“围猎”所获如何，它都有助于人们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王元化答客问”现象的存在，不但意味极左意识形态内在的理论紧张，而且坐实了“五四”思想资源可能制造意义的分歧。在“99文本”中，对具有反思性问题的揭示，大都出自剖析“五四”的先天性矛盾。针对一时期内，某些时贤指摘“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对20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之论，袁伟时论证道，“激进”原本只是一种中性概念，是对急切改变现状的言论或行为的描述。就现代中国政治变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而论，后者并非制造激进主义的根源，反倒是中国现代社会复杂的矛盾交织，政治舞台的各种势力因素的纠结，孕育了“激进”思想的发生，并使之与政治势力结合而得到延续。因而，不存在新文化运动为激进主义的泛滥背书，更谈不上存在责任关联。袁伟时的结论，尽管同样值得商榷，但他由此获得的“历史经验”当是可取的：“化解激进，稳定社会秩序，最根本的保证是寻求建立适当的制度”，“如果需要'超越五四'，也应该从当时的制度缺陷中寻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鉴的智慧，完成新文化运动清理中世纪意识形态，确立现代观念，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重任”。诸如此类试图为当代中国文化寻找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在“五四”的“99文本”历史叙事中，还存在各式各样的“话语故事”，同样提示文化思想交锋的复杂性。
文化保守主义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冲撞，或许是值得关注的一种“话语故事”。这种只是观念上的评判或判断的“故事”现象，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主义”之争的一个侧面。蔡仲德在论及“五四”价值的“恒久意义”时承认，“在九十年代，反思'五四'，批判'全盘西化'论，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国内主要的文化思潮”。但这种文化思潮却是以“超越'五四'”的名义，对“五四”现代价值的否定。“海内外主张'超越五四'的学者们无例外地都倾向于高度评价传统价值，充分肯定'仁'、'礼'、'和'等传统价值，而尤其致力于肯定传统伦理道德即纲常名教的价值。”“学者们”在蔡文中是专有所指的，林毓生、余英时等只是附带的，陈来的学术观点才是主要的争论对象。陈来虽未自称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其对“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行为，抱有理智上的反感，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这种跨度不短的历史所做的判断，陈来的立论理由，在于将文化与政治看成同质性的互相纠缠，是彼此无法分割的共同体。在他看来，“'五四'的文化活动家们在意识中有一种两重性，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基于认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困难，其根源在于深层的文化价值之中，因而文化意识的革命是一切政治活动或制度革命的前提，这个立场的逻辑指向文化的长期缓慢的改造和教育，而不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又是为了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是自觉为建立政治秩序服务的。这种基于明显的政治意识的文化主张，正是所谓'指向政治行为的文化主义'，很容易在某种外缘的刺激下放弃前一面的立场而迅速转为政治行动”。这种“政治取向不仅会使文化批判难以平衡发展，促成文化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又很可能转变为政治激进主义”，并且“很容易走向对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使文化的继承与建设皆不可能，从而也无法为良性政治秩序准备一个稳定的文化生态环境”。陈来深藏忧患的论述，虽然不是出现在“99文本”之中，但它与“99文本”同处在一个话语空间，因此它构成“99文本”“话语故事”的药引子。蔡仲德在长篇辩驳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是“西方近代价值”的文化替身。从这种预设前提出发，蔡文认为陈来的观点“蕴含着一种否定'五四'价值--西方近代价值而肯定儒家传统价值的倾向”。在方法论上，包括陈来在内的海内外“学者们”，借“五四”评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护，似乎是时代的误置，“他们对'中国思想传统'所作的'现代诠释'，则是'六经注我'，存在将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无助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简约而论，蔡文对陈来观点的驳议，只是以“西方近代价值”之“矛”，攻打“儒家传统价值”之“盾”，并无产生实质性的反响，但这种单枪匹马式的战斗，却是90年代思想领域文化“主义”之争的缩影。尽管怀抱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论者，都在精心制造各自的意义文本，以至于在整个90年代都因之而酣战炽热，毫无鸣金收兵之意，但问题是，争执的战绩得分，却总是处在推延计算之中。
文本争执的历史叙事，其“故事”蕴含犹如德里达的意义“延异”--“它既具有延迟的时间性意义，具有使某物推迟的意义：'这种推迟也是一种时间化和空间化，是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此外，它还具有更普通的差异意义，指向不一致之物”。但思想变迁不能没有停靠站，思想的意义只能在“延异”与“驻足”的时空关系中被阐释。“五四”符号会不断生产新“能指”，因而，“五四”的再认识、再解释、再塑造总是处于循环评论之中。这种循环评论，并不是漫步在思想平庸的圆圈上，好像呼啦圈那样永远是一个平面，相反，假如循环评论具有价值，那么其中的释义就是再建构，因为“释义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它自己不停地推敲某一个理解中所把握的含义，也不停地推敲该理解的含义。在这一方面，理解并非只是对于过去理解的重复，它还分担了当今的含义”。分担“当今的含义”，是“五四”之所以一再被评论的一大缘由。各类文本化的“五四”，历史地构成自足的“话语故事”，而其中所分担的“当今的含义”，也由相应的现实语境所提供；语境的变化，“当今的含义”也随之变化。因此，“五四”的意义无论如何“延异”，都不可能在原地打转。尽管“五四”文本的不同存在时空，似乎总在自我确证意义的断裂，即便如此，并不意味“五四”释义的弱化或倒退，或许存在某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社会变迁带来的语境变化，规约了“五四”释义的提升。从“五四”的“99文本”过渡到2009年的“09文本”，“五四”释义的变迁，或许可证意义断裂中的连续。
犹如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五四”的“99文本”之后，“09文本”又开始了它的“话语故事”叙事，但这是在时光逝去整整10年后的意义生产。后者接续了前者的意义叙事，“五四”符号内含的思想盛宴，依旧是五味杂陈，但思想“拼盘”与“故事”情节的损益终究免不了，这就是历史链条中的意义“断裂”与“连续”。承续“99文本”的论题，“09文本”的聚焦点，同样朝向“五四”历史遗产的再评价。但时过境迁，世纪更替，主题是旧的，问题却是新的。“09文本”--在这里，只能说是一种独特选择的“五四”阐释文本。任何对“选择”的质疑，答复的可能就是：历史本身就是选择的。实际上，被“选择”的“五四”文本，只要在其论域之中具有阐释功能，这种文本就“约定俗成”地有被阐释的价值，尤其是在意识形态论域更是如此。“09文本”的独特性，在于“五四”并非仅仅被理解为历史客体的价值重估，也就是说，“五四”原本可能延伸的意义，如思想的“现代性”建构、文化的中西优劣评判，等等，已不再构成不得不阐释的领域。相反，“五四”与当代政治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五四”之所以需要阐释的理由。因此，“五四”的“09文本”将“民族复兴”纳入论题的中心，使得“五四”阐释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中，“民族复兴”话题的浮现，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有当国家的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才有可能。但是，这个话题同样不是社会心理自发地生产，它在观念层面上是建构性的。对于中国而言，“民族复兴”显然不是汉唐帝国的回归，但它是民族尊严、独立、发展、富强、自由等信念的展示，它呈现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文化姿态。这种文化姿态的形成，在“09文本”中，被描述为起源于“五四”：“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开始以崭新的态势向前大踏步迈进，五四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这种起源说的历史心理，无疑是近代中国屈辱记忆的反射。这种反射性的历史记忆，在“09文本”的话语表述中，借助“五四”的历史承载，以回溯性的方式，转换成为“民族复兴”的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典型的论述，在出生于“五四”时代的老学者黄楠森笔下，转化为一种“刻骨铭心”的自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管我是否赞成五四运动的精神，它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深刻而持久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60多年的人，它的影响可能是刻骨铭心的。”黄楠森用语谨慎的表达，试图传输一种认知，这就是将“五四”化约为新文化运动，而之所以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是因为“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口号，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科学从自然科学扩大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成为包括认识的一切领域的科学，包括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的科学”。而“民主是中国社会的改造，科学是中国社会的建设，社会改造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全面现代化”。因是之故，“五四”就“蕴含着新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即新的民主和新的科学的道路，或者说，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五四”的这种当代解释，自然也可推及未来，“只要坚决循着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走下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指日可待的”。这一连串的“认知',或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位学者笔端的象征性期待，而应当被理解为革命意识形态对这种”象征性期待“的成功塑造。
“民族复兴”是一套政治话语的象征性符号，其感召力意义的生产，有待于相应的叙事载体的介入。“09文本”中的一系列“五四”纪念语言，显然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管辖，其话语行为蕴含的目的性，隐喻性地建构了“民族复兴”这个政治符号的意义秩序，而“五四”在其中起着一种历史修饰的功能。“五四”历史意蕴出现了转义，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性意义的表达修辞，尤其是提喻式地--局部与整体的语义合成关系，将自身这种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提升为“民族复兴”的整体性期待。这样一来，社会整体意识就包罗了“五四”意义的集体认同，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起“五四”与“民族复兴”的延伸关系。“09文本”中的一段学术“综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延伸关系的蕴意：“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起点，与五四运动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找到了指导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二是五四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明确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方向；三是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形成了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四是五四运动展示了群众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找到了推进民族复兴的正确途径。”学术“综述”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再解释，尽管意愿上可以声称忠实于原作，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再解释”呈现的，正是一种塑造意识形态的操作方式。“思想武器”“发展方向”“核心力量”“正确途径”四组排列式用语，已蕴含不可更改的意旨,再分别辅以“找到了”“明确了”“形成了”“找到了”带有行动意味的表达，显示四句陈述已是“行动”的结果。这样的句式“使听者或读者集中注意某些主题而牺牲其他主题”，它“把过程叙述为事物，删除行动者与代理者，把时间建构成现在式的永恒延伸”。省略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细节叙事，使得描述对象如“民族复兴”，可以被处理为一种近似于必然发生的过程，而无须考虑历史的社会时空维度--历史的“结果”是“历史地”造成的，历史“详情”尽管重要，却已是多余，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意义，就在这种隐匿时空背景中被普遍化，而普遍化则是意识形态认同的维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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