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围绕着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的讨论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八十年代之后，关于“启蒙”的讨论主要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还不够彻底，还要用西方的“普世文明”对愚昧落后的“黄色文明”进行一次彻底的“新启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新启蒙”所激烈批判的对象。而今年对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则有一个明显的转向，那就是保守主义话语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要求反思新文化运动和“启蒙”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破坏，并要求新文化运动对当前中国种种道德乱象承担历史责任。最近，秦晖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斗争的对象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结果造成“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这么一百年，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本文对于秦晖的观点做出了回应。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每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纪念日的时候，各路思潮都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是，在纪念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各路保守主义纷纷出场，谴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何如何。
与保守主义的态度似乎不同，秦晖先生则是试图调和儒学和五四，他的观点是历史上的儒学和“秦制”并不相容，并且举出了清末一些儒学人士向往西方制度，反对君主专制作为依据。这个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秦晖先生的想法是无法成立的。首先，秦晖对古代儒家和法家乃至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描述并不准确。诚然，中国古代的部分儒家对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尤其是对其在明朝和清朝的制度提出过批判。但是，绝大多数儒家和古代中国制度之间是结合得很好、很紧密的——这一点即使秦晖先生也是承认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主流”的“法儒”或“道儒”(这是秦晖先生自己采用的术语)不是儒家的代表，而极少数对君主制度提出批评的儒生就能够代表“真儒”、“纯儒”呢?这未免太过牵强了。儒家固然有所谓“从道不从君”之说，但是这个“道”本身难道不就已经是服从君主制的代名词吗?第二，法家也好，道家也罢，其观念和儒家之间真的有秦晖先生认为的那样大的区别吗?众所周知，儒家并不承认起码的人身自由和抽象法权平等，是赤裸裸地鼓吹等级制和人身依附的。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和法家、道家(以及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思潮和学说)并无本质区别。以秦晖先生最喜欢拿来和儒家对比的法家而论。法家主张的固然是绝对的君主权力，但是儒家并没有反对君主权力本身，而是主张官僚地主等等社会上层和君主共享权力。换言之，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除了具体统治策略(例如法家更多采取直接暴力镇压)之外，充其量只能说是对统治阶级范围和其具体构成方式的分歧。古代社会的社会统治，无论是(士族或庶族)地主对于佃农等，以及家内奴隶、男权等问题，也就是社会统治的问题，完全没有出现在儒家的议程上，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统治问题没有出现在自由主义的议程上一样。很明显，这样一种状况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可能维持的。这些方面的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是遍及20世纪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儒家没有阻止这些运动的魔力或法力。第三，秦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是“大共同体”，他自己对儒家的说法是“小共同体”。暂且不论其它问题，这两种共同体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两者的权力结构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秦晖先生并没有回答，历史上的这个问题且不论，五四运动的时代，北洋军阀统治和士绅们的“小共同体”是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所谓“小共同体”并没有秦晖先生赋予的那种魔力和法力。第四，秦晖先生大力赞扬晚清部分儒者向往西方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作为儒家可以如何如何的依据。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当时西方的政治制度，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何在。大家都知道，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各国尤其英国，就政治制度而言，尚未实现普选权，仍然是一小撮上层权贵完全宰制政治领域。秦晖先生提及的那些儒生所赞扬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很难想象，这些儒生们不会阻挡人民进一步的诉求(这一点我以为看一看近邻日本就知道了)。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儒家为主要敌人并不是秦晖先生认为的那样，是前者的“错误”，恰恰相反，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必然。或者更准确地说，秦晖先生把主要问题限定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无法做到的。
当然，秦晖先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推崇儒家的。秦晖先生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侪们一样，定义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独立于、脱离于社会权力存在的政治权力。因此，自由主义的“驯化权力”实际上是要把政治权力纳入维护社会权力的轨道，使得政治成为维护既有社会权力的工具。秦晖先生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侪们所推崇的，无非是让资本主义拥有“普遍性”(当然，这只能是形式上的)或者说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能够较为顺畅地、“和平”地进行统治，能够完成再生产。秦晖先生对儒家、民族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崇，很明显都是服从于、服务于这个目的的——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秦晖先生的调和不一定能够成功。秦晖先生划的那条“共同的底线”，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别名么?秦晖先生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共同的底线”的人士比如列宁的态度也早已众所周知。
至于其它各路保守主义人士对五四的“批判”，我认为这里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即可：保守主义真的像其鼓吹者认为的那样不仅人畜无害，而且是“自由卫士”吗?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吧。由于我国近代保守主义一败涂地，我国的保守主义者们青睐的是欧洲和美国的保守主义。首先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国内的保守主义者们通常会大力表扬美国保守主义是如何“捍卫自由”的，但是，正如每一个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的，美国保守主义的“捍卫自由”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包括暴力在内的手段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既有结构。美国保守主义不仅从来是镇压美国工人运动的急先锋，而且也是反对女权运动、和种族主义密切结合。总之，美国保守主义是和美国社会的一切进步力量对立的。其次是欧洲的保守主义。历史上欧洲保守主义对一切进步力量的镇压已经是历史常识了。特别是一战之后，普鲁士权贵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纳粹上台，奥地利的保守主义势力直接赤膊上阵发动政变，意大利法西斯背后也有意大利保守主义势力的帮助。除此之外，欧洲其它国家的保守主义势力也都和各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东欧各国尤其明显。总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保守主义的要义都是维护一小撮权贵的统治，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社会不平等以及剥削压迫。那么，很自然地，他们对一切追求进步的社会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就不言而喻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想把这些保守派人士的“批判”视为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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