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口开河、造谣成性的秦晖--兼议毛泽东时代城乡差距真相 -

秦晖关于毛时代城乡差距的观点，是凭感觉污蔑毛泽东时代，违背历史真相。

　　信口开河、造谣成性的秦晖--兼议毛泽东时代城乡差距真相

　　1. 关于城乡差距的历史发展趋势：

　　a) 解放前两极分化本来大

　　b) 解放后剪刀差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c) 改革开放初，利用毛时代物质积累反哺农村，城乡差距一度缩小，随后城乡差距又总体急剧上升

　　d) 改革开放后城镇内部阶级分化情况加剧

　　2. 毛时代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

　　a) 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农业就是工业”

　　b) 按照毛时代的户籍制度，3000万以上的农民劳动力按照国家计划有序进城，并很快获得城市户口和相关福利保障。(改革后改变了毛时代的户籍制度，几千万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工作却没有相关户口和福利，这在毛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c) 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集体化

　　d) 分散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

　　e) 合作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和教育普及增加农民福利

　　f) 知青下乡促进了农业发展

　　g) 三线建设客观上缩小了城乡差距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反共自由派学者中学术水平较高的人之一，然而多年以来总是制造一些非常幼稚的试图颠覆常识的结论，诸如毛时代的经济绩效比印度差，也比蒋介石的民国差(见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等等。类似的言论和著作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的耻辱之作，秦晖也被学术界称为清华之耻。现在，稍微有点良知和常识的学者，都已经耻于和秦晖、张维迎、茅于轼这些极端反共反华文人为伍。

　　近年来，秦晖又接连发表了《从南非看中国》，并出版了《南非的启示》一书，他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和工人划了等号，一并归到“身份社会主义”名下，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秦晖等自由派人士类似的观点非常多，却没有做任何详实数据和严密分析，只凭感觉来污蔑毛泽东时代，信口开河、造谣成性、违背历史真相，影响十分恶劣。

　　一、关于城乡剪刀差的历史发展趋势

　　1、新中国城乡差距是历史形成的，解放前两极分化就严重

　　据权威资料介绍，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只是农业的附庸。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基本上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对华贸易的各种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的基地。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国内剥削阶级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提高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如 1913—1918 年，天津市场粗布价上升 50%，而棉花只上升 28%;上海市场面粉价上升 24%，而小麦反而下降了 6% 。1926—1936 年的10年间，上海市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了 12%，而同期农产品却下降了 13%， “剪刀差”上升了 29% 。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直线上升，而“剪刀差”仍继续扩大。1937—1943年，上海市场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 94 倍，而工业品价格上涨 182 倍。据安徽六安、广西百色、四川大足和陕西安康等四地若干农村初级市场的典型材料算出，1936—1948年间工农产品交换比价平均扩大了65.1%。(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271 页;田善符，《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差的变化》，中国近代经济史问题，1992，2;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局，1934，第 248 页)

　　2、解放以后，剪刀差消除，新中国城乡差距逐渐减少，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完全消除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毛时代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5.2(以农产品收购价格为100，下同)，交换比价缩小14.8%……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2.2，交换比价缩小了17.8%……文革时期，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3.0，交换比价缩小17%。”(见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第16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

　　以下是具体情况：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交通运输事业逐步恢复，城乡物资交流开始疏通，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较多，日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略有上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影响较大的主要措施是：(1)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价格有所提高;(2)对私营工业核定工缴货价，制止工业品乱涨价和随意提价;(3)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4)部分重要农产品在全年最高价格或接近最高价格的基础上，取消了季节差价，实际价格有所上升。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这一期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5.2(以农产品收购价格为100，下同)，交换比价缩小14.8%。到1958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已经缩小到1930～1936年时的水平。因此，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实物形态变化看(即从同等数量的农产品可换得工业品的数量看)，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0年期间扩大的剪刀差已基本上消除。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政府较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同时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65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2.2，交换比价缩小了17.8%。

　　文革中，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继续有所缩小。1976年同1965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3.0，交换比价缩小17%。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解放前形成的城乡差距本来就很大，此外农业自身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工业快，所以毛时代的城乡差距依然是存在的。这符合老百姓的普遍感受。农村在经济上仍然是国家为城市的工业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的来源之一，农业的盈余通过税收、粮食征购和国家价格政策等方式进入国库。

　　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升

　　据世界银行报告的统计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2.5扩大到2007年的3.3(见World Bank，2009：34，图2.36)，呈整体上升趋势。

　　其中仅有两次回落。第一次城乡收入差距回落，是在1980-1984年，这是政府利用毛时代的物质积累，有意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补贴农村，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导致的。第二次是在1995-1998年，则是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城市工人普遍失业陷入贫困所导致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征购指标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来源：《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293/70318/4852499.html)其他棉、油、畜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降低农机、化肥、农用塑料等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两项政策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农村看到显著效果。但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有能力扶植农村，缩小城乡差距，归根结底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物质基础，而非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导致。农业基本常识说明：农产品产量增长一是靠水利，二是靠化肥，三是靠种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应用，四是靠农业机械和电的使用等，这几个方面正是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即使在管理方式和产品价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产量也不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中国农业产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5—1978年就已经出现了加快增长的趋势，80年代初不过正是这种趋势的继续而已。正如中国革命一样，如果只讲建国时的伟大胜利，而不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斗争的成就，那样能够说明问题吗?又如农业丰收了，如果仅仅看到收获、分配时的成果，而不看开垦、耕耘、栽培时付出的劳动和汗水能行吗?有投入才有产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能够割断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联系吗?

　　从1984至1995年，从1995年至2007年，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政策的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内城乡差距都大规模扩大。90年代后半期以来，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和剥削工人，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买办暴富阶层，他们和农村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的收入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一小撮暴富阶层生活在天堂，而大部分人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民则在地狱。

　　4、改革开放后城镇内部阶级分化情况加剧

　　改革开放后，城乡差距增大暂且不论，就其内涵和毛时代的就大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两极分化增速明显。而城镇大多数居民的贫困被少数富人一平均，就屏蔽了真实状态。有一句顺口溜：“张家有钱一千万，十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城市里聚集着一批富可敌国的豪门巨贾，一个亿万富豪就可掩盖成千上万个室如悬磬的贫寒之家。其实，由于矿山给私人开采，农村同样诞生了一批亿万富豪，拥有财富数以千万元计的矿主多得很。但是这些矿老板几乎全都在城市买了房落了户，因此他们的财富并没有“平均”在农村居民的收入之中。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居民中的政府机关公务员、媒体等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高管、白领等，工资涨幅很大，每年上一个大台阶。金融、电力等行业职员收入可观。而这些人，农村是没有的。农村只有中小学教师是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但就是农村教师，大多数也在城镇买房落户了，不属于农村居民。第三，城镇居民中，退休人员有退休工资，而且每年上涨;而农村老年居民一般是没有退休工资的，更谈不上退休工资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有那些呢?政府统计的主要是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收入，虽然农业生产由于免税免赋等政策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增长幅度，但不会太大。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主要是来自进城打工和经商做生意所得，而占据主要位置的这部分收入，是不透明的，政府统计部门是无法统计进来的。

　　这就很清楚了解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纯收入不断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问题的关键(主要矛盾)不在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而在于富豪富可敌国、穷人揭不开锅的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不能用所谓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这个伪问题，来掩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实。而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差距，可以较少考虑内部阶级分化的情况。

　　二、毛泽东时期致力于缩小剪刀差的发展战略

　　1、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新中国建立后的发展战略是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12%，合计大约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1930―1936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缩小了38%，已低于那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泉山：《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653.html)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

　　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162.3%，轻工业增长104.9%，农业增长20.5%。(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泉山：《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653.html)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不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为继。

　　因此，毛泽东摈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1933年到1957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业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饥荒。(来源：张一凡：《苏联的计划配给》，中华书局1947年7月初版，第99页)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2、户籍制度使农民进城有序化

　　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说毛泽东时代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秦晖在《从南非看中国》一文中就将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市民比作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白人。我们知道南非的种族隔离是白人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它是要将黑人束缚在黑人部落的土地上或者城市郊区，使黑人不可能享有和白人平等的各项权利。按照秦晖的类比，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设计岂不成了市民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而且隔断了城乡人口的流动？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工业化强国的进程被提到首要位置。城乡人口比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必然要得到重视，而当年大量的城乡人口的互动，尤其是农闲季节打短工的现象，很难区分城乡人口的实际比例。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城乡人口数字的户籍制度的出台已经刻不容缓。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

　　这就减少了农民盲目进城四处流离的损失。新中国初建时，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只会造成大多数农民的无业可就，冻饿街头在所难免，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样是不是完全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堵死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道路呢？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所以，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是为了让市民剥削农民，而是服务于整个工业化进程的。根据上文提到的毛泽东“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发展思路，我国的工业化是农业和工业同步的相互促进式的发展。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一文说：自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办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立城市数，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立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来源：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当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那么多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又被迫下放人口。1964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孙景泽先生根据《1983年统计年鉴》中市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变化计算出：困难时期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期间漏报户籍的那1510万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1979年期间或者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是主要的，大多数的)，或者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来源：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很多学者指出，毛时代的户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政策也和国企等等一样，被特色精英们转了基因。毛时代城市缺少劳动力时，会从农村大量招工，国家会给这些劳动力城市户口及相关待遇。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一书统计，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净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约3000万，这些城市所需的劳动力几乎都马上获得了城市户口及相关福利。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几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常年打工，但却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获得城市人口所拥有的福利。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94年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不平等地位、不公正待遇、不公平竞争的制度性特征”，“政府的过度干预，即优待和保护城市居民利益，歧视和牺牲乡村居民利益，是上述矛盾的重要根源”。可以说，1995年以来，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剥削程度和城乡剪刀差急剧扩大，歧视和牺牲乡村居民利益的现象更加突出了。

　　而在毛泽东时代，有很多农民及农民子弟通过招工、参军、升学的方式十分顺利地进入工厂、拿到户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户籍政策，当城市劳动力缺乏时，会从农村招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进了工厂当工人就会比较快地获得城市户口，获得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也就是说，按照毛时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拥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都应该获得城市户籍。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会出现一个工厂常年使用一个劳动力，而不给这个劳动力解决户籍、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现象。

　　这些事实都证明毛时代的户籍制度绝不是堵死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道路，而是使城乡人口流动有组织有计划。而且那个时代的农民通过招工进城，根本不是现在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概念，那个时候不仅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还要解决他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糸列问题。而不是像现在盲目地放任造成了进城农民工中大多数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沦为了血汗工厂的工人和严重的三农问题。

　　3、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集体化

　　集体经济有管理上科学化，生产上有有机地组合的优势。集体经济需要团队精神，分工协作。那时农村集体组织得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效益高，社会效益也在提高。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远远大于个体力量的相加之和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集体代表更高的生产力，适应现代化大规模协作化生产发展的要求，人民公社通过组织动员机制，将分散的农村劳动力整合起来，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扩大劳动力使用规模以弥补技术、资金的不足。那时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几乎每个地方的集体都做了许多改天换地(当然有些也破坏力自然环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大事情(如红旗渠、大寨);同时还进行了农田改造，小田改成大田，涝田变成高田、保收田，旱田开渠引水变良田;修直、修宽、修平了机耕道路，加建、扩建了许多农业生产道路，开设了许多农技站，畜牧配种站等农业事业机构。

　　农田基本建设和开荒(万公顷)

　　机耕面积灌溉面积其中机电灌溉总播种面积

　　1952年 13.6 1995.9 31.7 211884

　　1957年 263.6 2733.9 120.2 235866

　　1978年 4067 4496.5 2489.5 225156

　　农业事业机构（单位个）

　　农业技术推广站牲畜配种站畜牧兽医站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1984年 140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只是在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一些官僚主义者干扰毛泽东的部署，大刮“五风”，使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农民收入增加。这些农业基础设施为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杂交稻的推广全面提高粮食产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直至现在，农村的水利基本建设设施，基本都是前三十年的生产队集体的产物。

　　4、农村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

　　毛泽东时代还积极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而生产力低下，粮食生产紧张，因而毛泽东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在郑州会议上，他根据实践情况，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一想法实际上就是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转为“公社工业化和农业工厂化”，即分散的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在1966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方案，毛泽东写道：“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农民集体办厂是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农村的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的。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而后国家经委据此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提出：“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农村企业大部分是在当地筹措资金，而国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资金;在管理上直接归大队、公社和县政府管理。“文革”后期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化设备也由当地管理。

　　毛泽东所致力的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取得了许多成就：比如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由农村工厂所生产，而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不足的问题。(来源：李熠煜《毛泽东缩小城乡差别思想的现代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03期)

　　5、赤脚医生和教育普及增加农民福利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公平，毛泽东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合作也尤为重视。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培养的公共卫生工都集中的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同时国家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到1955年，毛泽东已经开始批评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的85%(来源：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此文发表于科克蓝主编、跨国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学及研究所层次的医疗社会学教科书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毛泽东的著名的1965年“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指示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指示激发了大量的城市医疗卫生工在“下乡”的运动中到乡村去。据估计，在一些城市医院，多达1/3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员——通常是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他们下乡过程中，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训练赤脚医生，加强农村的卫生组织，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时也在学习农民健康问题过程中接受“再教育”。这些来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中许多——大约有10万定居在农村。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之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后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来源：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

　　此外毛时代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农民们的经济地位不论怎样贫困，都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1969年以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合作医疗体系也使赤脚医生和其它医护工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到70年代中期，这类医辅人员已经成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从此农民有了基本的医保，农民看病吃药就到大队的医疗室找赤脚医生，大一点病就到公社卫生院去看，重病才到县医院治疗。当时得了大病，到上级医院治疗医疗费个人承担不起的农村集体也帮助解决。

　　这些医疗政策使得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得到巨大的改善。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它国家(来源：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

　　而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于医疗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这使得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于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仪器，所有这些都倾向集中于城市地区。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投入的资源一直在减缩中。城乡人均医疗费用的差距从1981年的3倍扩大到90年代的5倍(来源：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农村卫生站也经历了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甚至，他们几乎没有人指导也没有在职培训。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它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面领着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的选择问题。毛泽东是精英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精英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毛泽东的教育发展策略使得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城乡升学率差距在1962年很大;有84%的城市孩童由小学升入初中，而只有21%的农村孩童从小学升入初中，造成了60个百分点的升学率差别。而升入高中这一差距则一样大：46%的城市孩童由初中升入高中，与此相比农村地区只有区区4%的初中学生升学，初中升高中有42%的差距。到1970年代晚期，在缩减城乡高中升学率的差距上，虽然没有太多进展。但农村自身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有很大增长;1962年4%的升学率在1977年上升到64%的高峰。在小学升初中上，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来源：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布拉莫尔：《毛泽东在教育领域的革命》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781/）。

　　6、知青下乡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充斥，达到90%以上(来源：葛元仁《知青下乡与农民进城》//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4/03/316048.html)，极其落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这些显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这样的例子有据可查。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下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来源：孙成民《知青研究：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4/05/319955.html)。

　　7、三线建设客观上缩小了城乡差距

　　如今人们对于三线建设的认识局限于它是应对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它还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亦即财政资金的使用，无不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取向决定不同的资源配置。三线建设选择的地域是“靠山、分散、隐蔽”的西南和西北的偏僻地区。这些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仅比当时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少数大城市低的多，甚至连中东部的农村都不如。而三线建设的实施，使内地的一些城乡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改变了工业布局。一些城市如克拉玛依等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78年三线范围的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来源：马泉山《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06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三线建设项目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而且是在这些地区的穷困山区，地形艰险，交通不便，原材料运输和吃穿用物资供给都很困难，如果仅仅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这些项目是难以实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必然会比现实更大。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城乡差距的历史发展趋势，还是从毛时代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具体的政策制定上，我们都不能否定毛泽东对缩小城乡差距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毛时代对缩小城乡差距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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