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是：高尔基的头像，从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起，就曾和普希金头像一起，每周出现在影响颇大的俄罗斯《文学报》报头上;但到苏联解体前夕，从该报1990年第18期(5月2日)起，高尔基头像却悄然消逝。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原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我们同时代人》的封面上。
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和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市也恢复了它们的原名：特维尔大街和下诺夫戈罗德市。一时间，高尔基在他的祖国，似乎真的像我国“十年内乱”期间一位大人物所说的那样，要被“倒过来看”了。
可是，到了2004年4月22日，在《文学报》编辑部为创刊75周年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编尤里·波里亚科夫却向与会者郑重宣布：本报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已决定从即将出版的新一期报纸起，在报头上恢复高尔基的头像。于是，从4月27日出版的《文学报》(第16期)开始，高尔基头像在“退隐”了14年后又重新出现，继续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波里亚科夫本人为此而写的专论《高尔基的回归》也在头版头条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健在，一向对高尔基持否定态度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反对《文学报》的这一举措。但假若编辑部要来我国征求意见，一定有人不同意，这么一个“没有人性的御用作家”(金雁：《倒转“红轮”》（注：金雁为秦晖笔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以下引文仅注明页码)，怎么还让他和普希金一起，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象征，每周出现在报头上?俄罗斯广大读者、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那无疑是《破解“高尔基之谜”》(《倒转“红轮”》第二章，以下简称《破解》)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的“合理”想象和发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金雁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201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1905年革命后，高尔基是否“迅速左倾化”?
《破解》断言：1905年革命和1906年美国之行后，高尔基有一个明显的“激进化”过程：他的创作方式和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突变——迅速左倾化，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成为“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之一”(69、73页)。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史料清楚地显示，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思索的重心是：作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无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一切同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之间是否有一种有机联系?为了探明这些问题，他阅读了一系列历史和哲学著作，力求认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捉摸到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及其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其中，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教程》关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特殊形态的描述，对于民族性格与民族历史之关系的洞察，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西方》一书关于俄罗斯与西方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论述，都对高尔基的社会-文化史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通过阅读和思考，高尔基开始感到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性，逐渐意识到民族精神特点和历史进程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关键所在，而知识分子则是连接进步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纽带。为着系统地认识俄罗斯历史与民族文化特征，高尔基在1911年间曾筹划出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丛书，尝试以此提供俄罗斯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的历史轮廓，显示出民族性格形成与变化的历史场景与条件。5月初，他曾写信给俄国出版家伊·瑟京商谈丛书的出版，后因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这一构想。从对于沙皇专制社会的激烈批判转向民族文化心理研究，这就是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后高尔基思想转变的基本轨迹。这难道就表明他“迅速左倾化”?
《破解》断言高尔基“迅速左倾化”的论据之一，是高尔基在卡普里期间与所谓“召回派”的接近。这是一种违背史实的曲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等“前进派”之间的分歧和论争，后者是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出现的一个人数极少的小派别，存在时间近5年(1909-1914)，其本身又分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高尔基曾直言不讳地反对列宁和“前进派”之间的争论，认为文化工作比政治斗争更为迫切，后者应当让位于前者，因此在1908年2月18日、1909年11月18日两次给列宁写信，对双方都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主张彼此团结一致，为推动俄国的发展尽力。基于同一心理动因，他还曾设想筹建一个介于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之间的党派，并与普列汉诺夫商讨过此事。
当今俄罗斯研究者列维亚金娜正确地指出：高尔基的上述言论和活动表明，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思想上“曾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与民主制的结合，重视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继承性和人道主义化”(克尔德什主编：《不为人所能知的高尔基》，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第10页)。高尔基的确曾与“前进派”成员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近，但是，这就能说明他在1905年革命后“迅速左倾化”吗?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从而成了“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之一”呢?
《破解》还说高尔基在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而成为社会活动家”，这更是置文学史实于不顾，并为下一步断言高尔基“不是知识分子”做铺垫。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1907年之后，高尔基不间断地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如果说，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1908)、《忏悔》(1908)和《夏天》(1909)显示出他的创作从社会批判向民族文化批判的过渡，那么，包括中篇《奥库罗夫镇》(1910)、长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1)和未完成的《崇高的爱》(1912)在内的“奥库罗夫三部曲”，则成为作家系统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初艺术成果。作品揭示了外省小市民的生活秩序和传统怎样经由一代代人而繁衍和延续，触及本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某些基本根由。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6)，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成为表现俄罗斯民族风情和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含有29个短篇的《罗斯记游》(1912-1917)，着力勾画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
由16篇故事构成的《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写照，正如这部作品的中译者鲁迅所说：“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鲁迅全集》，第8卷，第457页)高尔基的《日记片断》(1924)更是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特征的直接研究和如实写生;《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及写于20年代的多篇小说，已开始呈露出将民族文化心态同个人与民族的道路、命运结合起来思考的趋向。
以上六大系列作品，彼此连缀成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艺术长卷，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无数批评家的好评，表明高尔基恰恰在此时进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破解》说高尔基在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根据究竟何在?
与上述形象化资料互为补充、彼此印证的，是高尔基在同一时期写下的其他著述，如1908-1909年间于卡普里编撰的《俄国文学史》讲稿，回国后陆续发表的《两种灵魂》(1915)、《致读者的信》(1916)等文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思想和创作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什么“迅速左倾化”。这位在20世纪初年曾以一曲《海燕之歌》热情呼唤革命的作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后的暗淡年代里，并没有继续以高昂激越的旋律为另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而呐喊，而是以清醒的写实笔法绘制出一幅幅民族风情画和民族心理素描。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学批评和政论文字，同样呈露出批判性地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的倾向。1917年革命爆发后发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不过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作家的那些日渐成型的思想在历史巨变时代的必然表现而已。
为了证明高尔基的“迅速左倾化”，《破解》还“杜撰”了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高调忏悔”并“右转”的“事实”，凭想象说什么高尔基的“左转”和《路标》“右转”成为“当时俄国思想界的两件大事”，称“已经出国的高尔基立即成为批判《路标文集》的第一人”，并“与知识界集体决裂”(72、73页)，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高尔基在1908年初写成的《个人的毁灭》一文中的某些文字(引文错误甚多)说成是对1909年出版的《路标：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的批判。
难道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事先就看过了还未面世的《路标》全书?有意思的是，《个人的毁灭》中的一些批评象征主义作家、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话语，竟被《破解》说成是对《路标》的抨击;其实，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就是最早批判《路标》的学者之一(写有《七个被驯服的人》)，另一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就写过《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对〈路标〉》一文。还有，高尔基两度撰文反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搬上舞台，不过是一位作家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位读者或观众也有权这样提出意见，而且高尔基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反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搬上舞台”(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怎么就成了“政治干预文学艺术”的事件呢?此事发生在1913年，作为流亡者的高尔基有可能在沙皇统治时代以此来“封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吗?
请不要遮蔽以下史实：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决定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把大力支持这一出版计划的高尔基称为“文学的腐败物”。高尔基随即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击该文的指责，重申坚决赞同再版《群魔》。《破解》怎么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左转”还是“右转”?
《破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种种判断，原因之一在于所坚持的是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给所有人和事划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无论什么社会、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现象，统统都被放到在政治上“左”还是“右”的天平上去衡量。 二、高尔基是否是“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个人崇拜的奠基者”、“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
1928年以后，高尔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极左政治的态度，是《破解》抨击高尔基的主要着力点。该书说，高尔基“从海外归来后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成了“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65页)。对极权体制、个人崇拜和极左政治深恶痛绝的善良读者，如果不了解1928年以后高尔基做了些什么，看到这一顶顶抛给他的“桂冠”，怎能不恨透他、恨死他!
《破解》罗列了高尔基在1932-1934年间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有着“吹捧”斯大林之嫌的某些说法，紧接着写道：“后来在1935年10月，季诺维也夫第一次把马、恩、列、斯四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此产生了‘四大导师’的提法。所以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一点也不过分。”(101页)看到这段文字，人们不能不钦佩《破解》的超常推理能力;当然，这里的“季诺维也夫”如果能换成“高尔基”，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事实告诉我们，1929年11月27日，亦即高尔基结束第二次回国访问、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的看法。就在这一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苏联领导人被打成“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不久后，布哈林便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托姆斯基被解除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所谓“反右倾斗争”、“干部革命”等运动，也从这一年起开始席卷全苏。针对这些现象，高尔基写道：“在青年一代中间，遗憾的是，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情绪正在蔓延，而且那些最善于思考的青年也陷入这种情绪之中。
这些青年是从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中吸取营养的。现在他们却看到自己的导师一个接着一个地脱离了党，被宣布为异端分子———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不安……在对于青年的教育方面，党的影响并不像它本来可以产生的那样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党内摩擦而造成的。”(《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85页)这里的“老布尔什维克”、“导师”和“老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在“干部革命”中被清洗的共产党人。保存至今的高尔基档案中，共留有这封信的4份草稿。在草稿之一中，高尔基这样写道：青年们把党内矛盾“理解为两个派别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理解为反对您的‘个人专制’的斗争”(斯皮里东诺娃主编：《围绕高尔基之死》，莫斯科，遗产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希望能够阻止斯大林排除异己、迫害“敌对分子”的一系列行动。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正是在30年代初，高尔基拒绝了给斯大林写传记。
1931年10月高尔基在苏联国内时，斯大林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向高尔基转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高尔基先是对此事采取了回避态度，后来则以缺少材料加以推脱。年底，哈拉托夫又写信追问已回索伦托的高尔基：“我们已经给您寄去撰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传记的材料，请来信告知：您是否还需要什么材料，您打算何时将传记交给我们。”(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伏尔加-维亚特卡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307页)高尔基立即就回了信，列举出自己近期要尽快完成的十来件事情，唯独避而不谈为斯大林写传。
1932年，高尔基把给他寄来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全部退回。高尔基为什么拒绝写《斯大林传》?《破解》没有、按照其混乱的逻辑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仅仅用“意味着高尔基的利用价值已经完结了”(120页;请读者注意：这是在1931-1932年)搪塞过去。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高尔基真的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那么，为斯大林作传，不正是“肉麻吹捧”、向领袖献忠心的最好机会吗?哪一个“仆人”会放弃这个求之不得的为“主人”效劳、歌功颂德的“天赐”良机呢?
《破解》还写道：“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中的‘创作’能力，便钦定由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115页)这段话以及随后的所谓“小说家编写历史”的说法，充满着时序颠倒、概念错误和想当然的演绎。实际情况是，试图利用高尔基的声望，由他撰写一部 《斯大林传》，已经显露出斯大林本人要掀起个人崇拜狂热的端倪，当时苏联的一些趋炎附势者对此心领神会，使尽浑身解数推波助澜，以便让斯大林如愿以偿。《阶级斗争》一刊的主编波克洛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曾约请高尔基为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文章，强调斯大林在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便为多卷本《国内战争史》定下基调。但是高尔基所写的《人民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1931)一文，却强调要让劳动人民了解历史真相，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波克洛夫斯基抱怨此文缺乏与当代政治现实的联系。这一事实，只是随后不久围绕《国内战争史》的编写而发生的矛盾冲突的开端。高尔基明确主张，《国内战争史》丛书15卷的编写，都应当从国内战争期间的历史资料出发，尊重历史真实，提供关于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图景。但斯大林却企图利用该书的编写夸大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就难免使高尔基同那些力图迎合斯大林意愿的编委们发生冲突。编委会成员布勃诺夫曾一再强调：讲述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尔基却坚定地重申：出版丛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突出个人的作用，而是要展示历史的进程。在考虑丛书各卷的具体内容时，高尔基指出：北方区、伏尔加河沿岸、顿巴斯、北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都应当出分卷。但斯大林却在高尔基的计划外加上了外高加索、突厥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自己待过的地区，显然是要突出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高尔基一再提醒编委们不要“用我们的观点强调”个人的作用(斯皮里东诺娃：《高尔基：与历史对话》，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由于丛书主编高尔基的意图和斯大林的意图明显地不一致，这套丛书的出版便受到了人为的阻遏。原定于1932年出版的《国内战争史》第1卷，一直拖延到高尔基去世后的1936年8月才得以问世。高尔基去世后，《国内战争史》丛书已无法继续编辑出版，因为要按照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来编写，就必然要提到“反对派”托洛斯基等人的名字，必然要提到后来被斯大林镇压的红军元帅和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艾德曼、布柳赫尔等人的名字，而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这么一本集体编著，却被《破解》说成“这部高尔基晚年呕心沥血的大部头著作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成为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116页)。其捕风捉影的能力真令人惊叹!稍有些俄国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高尔基晚年呕心沥血的著作是四卷本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另一事实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一书是原“拉普”要人阿维尔巴赫直接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头目亚戈达之命组织编写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强迫犯人在20个月内完成了这条运河的开挖。运河的每一公里、沿河的每一设施，都浸透了犯人的血汗。但亚戈达之流却感到这正是炫耀自己功劳的好机会。1933年8月，他们组织了120多位作家参观了刚刚建成开通的运河，并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书写稿。
高尔基并未去参观，更未看到犯人开通运河的艰难过程，不了解强制性劳动的具体情景;即便是去参观的作家们也未必都了解，因为他们到达时，运河已经疏通，死去的犯人已被掩埋。亚戈达一伙人一度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造成了很大的欺骗性。去运河参观并写稿的作家们，有许多人本来是不愿意动笔的，只是亚戈达、阿维尔巴赫等人要用这些作家的名字来“装饰”这本书，还一定要让高尔基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显要位置上。亚戈达、阿维尔巴赫们策划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无疑是要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功勋”树碑立传，为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唱赞歌，但是，高尔基却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旨。
保存下来的编写计划表明，本来是指定高尔基撰写一篇特写“国家和国家之敌”的，但是他却拒绝了，结果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题为“社会主义的真理”。他在序言中肯定了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精力战胜了严酷的自然力量，称赞那些参与修建运河的犯人们，并指出给他们恢复公民权利正是对于他们的有效劳动的一种报偿。三个月前刚刚回国定居的高尔基，并无机会了解亚戈达一伙强迫犯人开挖运河的残酷程度，并不知道这一工程实施过程中犯人的非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和参加撰写本书的大部分作家一样，他只看到了运河开通的奇迹般的结果，而未能看到达到这一结果的严酷过程，并在此种情况下对这种劳作方式进行了不无理想主义色彩的肯定与赞颂。他未能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就写出了这篇序言，当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并没有说违心的话。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高尔基对亚戈达一伙强制推行强迫性劳动的全部残忍和反人道行径表示认可，不能说明他认为当时的所有犯人在劳改营中所遭受的一切非人待遇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更不意味着他赞同斯大林、亚戈达等人自20年代末期以来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施行的无情镇压。
此事发生在1933年8月之后，而《国内战争史》的编写开始1931年，怎么可能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编写《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的“创作”能力，便钦定由他来主编《国内战争史》呢?明明是亚戈达、阿维尔巴赫之流组织作家去参观运河的，怎么就成了“高尔基动员”的呢?“动员”之后他自己不去?
高尔基对待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态度，也表明他绝不是什么“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例如，1933年9月9日，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写信给他说：“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只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 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斯皮里东诺娃主编：《围绕高尔基之死》，第293页)
紧接着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他对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极左政治的抵制，也不再像原先那样一般采取劝导、调解、提意见的形式，而往往是直接表示抗议和反对。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据1934-1935年冬季和高尔基相见的莫罗兹回忆：“除了国民教育问题之外，高尔基对苏联政权的内外政策从没有说过一句赞许的话。”(斯皮里东诺娃：《高尔基：与历史对话》，第274页)这一切同样表明，高尔基从来就没有成为“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
高尔基对“领袖至上主义”的抨击，更有力地证明他不仅不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而且正是它的坚决反对者。
1933年，高尔基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袖至上主义是一种心理病症，当自我中心主义扩展起来，它便像肉瘤一样毒化、腐蚀着意识。患领袖至上主义疾病时，个人因素膨胀，集体因素衰竭。领袖至上主义无疑是一种慢性病，它会逐渐加剧……为领袖至上主义所困者，都患有好大狂，而在它背后便是如同黑色阴影般的迫害狂……”(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第327页)曾在高尔基身边工作的《我们的成就》杂志助理编辑伊·什卡帕回忆道，1934年间，有一次高尔基曾在自己家中谈到普希金的小悲剧《莫扎特与沙莱里》，对其中的“天才和暴行，水火不相容”这句话十分赞赏。他说：“是的，天才和暴行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天才是服务于集体的，他不会走罪恶之路!而暴行则是将自私自利奉为圭臬，是集体的不共戴天之敌。……真正的天才永远是宽厚待人的!”(同上，第338-339页)透过这些言论，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及其后果的警觉和反对。人类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哪一个“仆人”敢于针对正处于权力顶峰的“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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