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一个时期内的热点问题，各路人士纷纷对本书做出了评论，我国的自由主义名人秦晖先生也是评论者之一。
秦晖先生在文章的开始部分定义了两种社会主义。第一种社会主义是秦晖先生一直以来大张挞伐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秦晖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标志，第一个是列宁对泰罗制的欣赏。但是且慢，秦晖先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列宁推崇泰罗制是颇为赞赏的，比如在秦晖夫妇合著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中的《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社会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的对话》一文中特别强调。秦晖先生不仅在这一个地方表达了他的赞赏，而且在谈及中苏改革前体制的比较的时候，秦晖先生也是用泰罗制作为苏联更接近“工业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很明显秦晖先生这里对泰罗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到了本文中，列宁推崇泰罗制又变成了苏联推行“红色血汗工厂”的罪证。同样是秦晖先生，观点完全相反，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疑惑。同样一个泰罗制，一会儿是“工业文明”的表现，是值得赞扬的，是进步的象征;一会儿是“血汗工厂”的象征，是需要批判的对象。我觉得秦晖先生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难道“泰罗制”是秦晖先生的旗帜兼长矛，根据秦晖先生的不同需要，或者成为 “优越性”的标志，或者成为“劣根性”的象征，从而让秦晖先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接着秦晖先生提及了布哈林的观点，秦晖先生这里以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自由”对比布哈林提出的劳动义务论，并认为后者是强制。首先，大家都知道，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自由”也只是形式上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自由并不像秦晖先生认为的那样，没有强制。恰恰相反，第一，市场经济的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强制——事实上秦晖先生自己承认的，泰罗制和“血汗工厂”正是市场经济、而且还是宪政民主社会里的产物。第二，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结构性的强制。更具体地说，这种结构性强制就是以饥饿的威胁(或者被甩出主流社会的威胁，参见鲍曼的近著)来强制劳动者进行劳动。难道秦晖先生认为失业甚至长期、永久失业是值得追求的“自由”?事实上，秦晖先生所属的自由主义近几十年来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抱怨福利国家阻碍了这种结构性强制的作用。不仅理论上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也是削减福利，从而强化这种结构性强制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观点的涵义并不如秦晖先生认为的那样“强硬”。布哈林的观点无非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劳动。同时，秦晖先生似乎把布哈林的“过渡时期”做了无限的扩展(参见Lars T. Lih 对布哈林观点的分析)。
提到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秦晖先生对苏联东欧社会的状况就只字未提了，给人们的印象是苏联东欧直到剧变都是“红色血汗工厂”为主导。当然，苏联东欧社会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笔者无意否认。但是，恰好在秦晖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各国，以及东欧各国在变成“市场经济”之后与过去相比，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比如在秦晖先生笔下俨然“红色血汗工厂化身”的东德，因为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困扰引进了不少来自古巴、朝鲜、越南等的工人，恰恰是这些工人在东德剧变之后成了种族主义的攻击对象(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这一事实已经是对秦晖先生臆想的“寓言”的绝妙讽刺)。事实上，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工人的状况在剧变和解体之后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各国的社会分化是加剧了?还是减轻了?虽然秦晖先生夫妇对前苏联东欧各国剧变之后的研究并未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其它国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如笔者曾经提及的Rebecca Emigh与Ivan Szelenyi的研究，相关文献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已经表明了，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这些国家工人的状况恰恰是在恶化。那么市场经济所谓的“非强制”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秦晖先生接着谈到的是西方左派思想。秦晖先生在这里又一次描绘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状况。首先，秦晖先生笔下的“西方左派”并未涵盖西方左派的全部。在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人本主义派别之外，西方的其他左派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秦晖先生也知道的曼德尔(他的《晚期资本主义》1980年代国内就译介了，相信秦晖先生不至于没有看过)，美国《每月评论》的人士等等都对战后初期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做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分析。此外，哈贝马斯、奥菲、奥康纳等学者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而不只是哲学批判(事实上哈贝马斯和奥菲的著作国内多年之前已经译介)。其次，到了1970年代初，西欧的学运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内的，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提出了挑战(在秦晖先生那个位面的世界，这个事实似乎不存在)。再次，秦晖先生提及的布迪厄，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判新自由主义(事实上秦晖先生在自己之前的文章里也提到过，所以秦晖先生此处的遗忘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事实上布迪厄也从未说过“符号暴力”是暴力的全部。不仅如此，自从新自由主义于1970年代取得政权以后，各国左翼人士从一开始就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相当多的分析和批判(除了众所周知的皮诺切特之外还有撒切尔和里根等，此处不一一列举了)。很奇怪秦晖先生对这些分析和批判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秦晖先生是真的不了解吗，这并不是没有疑问的。
接下来就是秦晖先生钟爱的社会民主党了。不过在这里，秦晖先生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秦晖先生认为瑞典之所以没有实行国有化是因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多数“公民”不同意。但是只要考察一下瑞典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瑞典工会设立了一个基金，设想通过这个基金不断收购私营企业的股份，从而最终实现公有制(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这个计划因为瑞典资本家的反对而失败了。在国内这个问题徐觉哉先生已经在《社会主义流派史》中做了简要介绍，很难相信国内的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最少介绍。秦晖先生对这个问题真的是不了解吗?另外，秦晖先生对福利国家之变迁的说法实在令人无法苟同。不错，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取消所有的福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福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参见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当然在秦晖先生的世界里，只要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大概就成了没有权力关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真空状态。
到了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秦晖先生观点的奥妙在哪里。因为秦晖先生已经用“公民”的身份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压迫等等一笔勾销了。总之，在秦晖先生的“位面”里，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强制的，至少是没有直接的强制的。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岂不是1973年的智利政变也可以称为智利的“公民”行动?换言之，“公民”成了掩盖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压迫强制等等一切秦晖先生不喜欢的事物的万能面具。而笔者在本文之前部分提及的西方左派人士的相关分析正是指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公民”面具之下的剥削压迫以及“结构性权力”等因素。看来秦晖先生或许不是真的不了解相关的研究，而是对一切他不喜欢的事物都看不到罢了。正因为如此，在秦晖看来，一切都是可恶的“低人权”状况导致的但是秦晖先生还是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低人权能够在他推崇的据说是没有强制的市场经济中取得如此成功?再说，智利即使在民主化之后，原有的“低人权”状况(参见Paul Posner和Julia Paley的研究)并没有根本改善，换言之，这种“低人权”难道不是秦晖先生向往的那种制度的组成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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