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阳光出版公司近年出了不少思想性图书，嘉惠士林。前些时他们又寄来秦晖先生撰著的《南非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这本书我一直在抽空翻阅，还没翻完，书中的主角曼德拉就谢世了。网络上看曼德拉的葬礼，几乎就是达人贵妇的时髦派对。现场一些轻佻的场面配上场外小市民们的七嘴八舌，恍然巴尔扎克小说、印度宝莱坞影片中的光景，让人生出的一种难言的感受。漫长的27年约一万个日日夜夜，曼德拉像一杆黑色的矛斜靠着监狱的白墙，矛头直抵现代社会最不得人心的压迫即种族压迫的肋下。27年后当曼德拉走出牢房，双脚踏进已非20世纪50、60年代的那条河流。他因时乘势领导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民主转型”兼“民族和解”。看似刀头舔血的惊悚片一转身，成了普天同贺的团圆剧。
南非之于中国
这团圆剧又起身前赶往十万八千里外，驰援那里的意识形态战争。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关于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舌剑唇枪扣人心弦。本已溃不成军的“坏党”，居然被发了外气似地越战越勇，“好党”纷纷中弹挂彩。原来，这些年世界各处的民主转型，从乱糟糟的俄罗斯到血淋淋的埃及利比亚，净是令人生畏的实例，即便没有“坏党”添油加醋，公众也会自动形成“一民主就乱套”、“三权分立等于四分五裂”的印象。对于好党的伤病员们，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和平“转型”相当于沂蒙解放区的红嫂，那么南非的成功“变轨”就是不远万里的白求恩了。我这样理解《启示》的基本意图，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团圆”仅是南非故事的某一幕，接下的一幕没那么美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鼎革后遗症，如辛亥、南北战争后的种种社会乱象，南非也多少经历了。经济低迷、盗贼蜂起、中国商人被绑票撕票的消息不时传来。“坏党”没用“悲剧”这个词儿，但当他们说“这样的民主不搞也罢”时，差不多就这意思。秦晖教授是位严肃的思想者，他为民主包括南非民主辩护的强烈冲动，并没妨碍他正视其黯淡的负面，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今天。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辩论中，求真讲理混得越来越像成功男士的糟糠元配了。连余光都嫌多余的知识分子，遇上点事就紧急集合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是选择性一团漆黑就是选择性一片光明。这还不够，其中不少人还摆出一副既懂政治、又通军事、说话儿就去落草为寇的架势，好像中国真到了大打出手的淮海战役前夜或四·一二当天。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起哄，变本加厉地忽悠，造了谣还要做《谣言颂》。知识和思想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是把真相擦得清清楚楚，以便公众做明明白白的抉择，可惜，快被他们揉搓成篝火狐鸣或半夜鸡叫了。
我没在地图上丈量过，但南非肯定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远没关系，既然都是无毛直立的人类，社会结构就难免相通，历史过程也没准儿相似，对二者进行类比，就不存在“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问题。不过，人类社会灵动而混沌，变数远多于自然界[i]，探寻其中的“规律”，并无十拿九稳的办法，古老的类比也只是勉为其难。这些年，不少论者做古今、中外的类比，逮着一点不及其余，弱得连好点的比喻都比不上[ii]。应该说，《启示》对中、南两国共同点的爬梳对比有一定深度和力度。但也有一些遗憾。的价值倾向还是太强了些，这让他轻慢了两国间同样巨大的差异。而南非能否向中国提供称得上“启示”的启示，从南非的过去能否窥见中国的未来，这不光依赖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相同，也受制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不同。
城乡差别
《启示》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白人，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工人划了等号，一并归到“身份社会主义”名下，有道理却不尽然。就效果而言，它们确有相似甚至酷似之处。但从来历上说，二者就不知差哪儿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源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个用不着多说了。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年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近代尤甚，近代工业的兴起使资源、机会等等变本加厉地向城市集中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1950年代是加急版的工业化，而且是在计划经济、集权政治的框架内施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出现势有必至。它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等政策保证了农业向工业的长期输血，同时又用严格的户籍制度截断了乡村向城市的“人往高处走”。这造成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鲜明反差。记得1970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清晨社员黑压压一片蹲墙根下由队长派活儿，城里来的学生往旁边一站，真跟白种人来到东非似的。这的确不公平，却又的确跟南非的种隔离制不可同时而语。
经济上，毛时代的农民无疑处在社会的底端。不过经济并非人生的全部，对于处在温饱线附近偏下的农民，物质生活在他们人生意义的排行榜上首屈一指，但对于高出温饱线之上的其他阶级或人群，就不一定了，他们也许觉得入党入团比什么都重要。在那个时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并不太重叠，比起权、钱、位、色越发圆融无碍的今天，反倒显得多元一些(在“革干”“革军”相当重叠，而对于工、农、知识分子、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就谈不上重叠了)。如果说毛时代是“身份制”，那主要也是“阶级制”，自有跨越城乡分野的一面。城里那些被“使用”而不被“信用”人员的收入很可能高过城里城外的很多同胞，但成天提心吊胆的(尤其是运动阶段)，幸福指数真不一定比得上掏粪工人或“贫下中农”[iii]。而南非的身份制则是种族制，基本以肤色划线，黑人地位的低下是全方位的。
毛时代的阶级制包含了两种极易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可不稍加区分。一方面，当年在升学、分配、入党、提拔等方面讲家庭出身，这的确含有实现1949年社会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会底层的意思，和美国在教育、就业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差不多，具有相当的社会正义性。另一方面，“奴隶翻身求解放”后确实出现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把中国革命带向封建社会主义的趋势——就像“先军”路线下的朝鲜。因此，从“身份社会主义”角度反思毛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逵杀进东京做了镇国公后想让儿子李刚接班，说来也是社会的常道。但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古老社会过程的中国革命版，终于在毛的身后，在红三儿们的太庙婚礼、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写作戏剧《切·格瓦拉》“建设新社会”那幕结尾的一首寓言诗，录其开头的部分：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阶级制下的工农大众与军功贵族是两类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种倾向——不过他们合伙欺负1949年后的新弱势群体如“黑五类”也是事实[iv]。毛时代的阶级/利益格局实难一目了然，实在一言难尽。
城市工人
改革开放等于把队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长征路上非但没占着好位置，连原来的位置也没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几千万工人黯然下岗。那就像一条大河无语流向黄昏，无声坠入深谷，多少绿水青山的画图、多少鸥翔鱼跃的梦想在怪石巉岩间碎为粉末。河边的知识分子哼着《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谁也没想过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丰富丰富他们一版再版的“伤痕文学”或“伤痕史学”。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他们对农民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对照[v]。1980年代知识分子出于精英阶级的本能，看农民也极不顺眼，认为他们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年他们所以又同情起了农民，有的纯属实用主义，觉得农民的贫困可以作为中共的恶政来声讨(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也是这路子，从前轰工人下岗是他们，后来哄工人上街又是他们)。有的则是出于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这些年经历了一定的平民化或“民粹”化转型，容纳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以秦晖等人的观点较为典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工人划入毛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归入受害群体，将他们做二元对立，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近些年的一个新思路——《启示》也不例外。这个思路确有写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农民/工人当奴隶/奴隶主的情绪，就过犹不及了。
最近，一篇“极左派”的网上热文《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茅于轼猜想”的破解》真能把“右派”喜成泪人。苏拉密先生也是拿城乡差距做惊人之语，说毛时代两极分化已到了“农奴制”的地步。文章技术性不低但严肃性不高，能炫人耳目却经不住推敲。例如，完全不顾自然经济的特点，把当年作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养猪收益“匡算”为负值，以其对当年饲料的成本核算，毛时代的猪快赶上今天公款吃喝的官员了。再如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也是有影没影的一律拿来，就差把农展馆人民大会堂也都算进去了。换标准，改定义，那头一加，这头一减，然后一除，就得出0.7强、接近殷商王墓与其陪葬坑的基尼系数。这些年过头话不绝于耳，好像不危言耸听出门真会遭遇不测似的。照理说，说过头话总要付代价，付的越多说的就越少。可如今的情况是，代价的确居高不下，但不由说的人付，而是由被说的付，由全社会付。
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国企(包括大集体、街道工厂之类)工人，我是这么看。如果社会确实需要排队的话——人类社会迄今还没不排队过，那么制度的好坏、政策的高下也无非是看它是让哪些人靠前以及靠前了多少。毛时代工人阶级排得靠前一些(远不是最前)，我想合理性起码有以下三条。第一，作为现代化主干的工业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要靠工人——哪位要是用“民以食为天，种粮食比什么都急”来反驳我，我现在就服了。第二，工人收入确比农民高但没高得那么邪乎(官方的“可支配收入”的确嫌窄，但苏拉密的“净收入”也宽得没边了。比较城乡收入，的确应把公费医疗算进去，自来水也不妨，至于城市烧煤块农村烧柴禾之类，合理性就偏低了)，工人最高八级，工资也就一百块多点，最低的学徒十几块，平均数也就是苏拉密所说的四五十块吧。毛时代的贫富差距即便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那主要也不体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第三，凡事相对而言，当年让亿万早出晚归锤子扳子吃苦受累的亿万“官工”及其家人先富个一步半步吃饱穿暖了，与当今让少数暴富群体、食利阶级富可敌国，把同胞甩后面好几个时代，哪个更公正呢?
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在社会关系的不少方面都出现了退步。但为数亿农民打开闸门、创造机会，让他们摆脱“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埋”的命运，则无疑是社会进步。农民工从一沉到底的经济地位，做只能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支由坚忍支持、被乐观照耀的施工队栉风沐雨，冲寒冒雪，不但给自家盖起了新房，还把整个中国装修了一遍。应该说，这个过程没有遇到多少社会心理上的阻力，这些年“三农”话题在知识界舆论界几乎成了人见人爱的猫星族，其原因我过去做些文化心理的分析[vi]。几年前曾看过一出家政工题材的表演，基本上是套用黄世仁老娘针扎喜儿的传统模式，其实并没多少典型性。城市中产阶级总的说来是善待农民工的，他们从代价不高的善行中收获了不算品质不低的自我道德形象。当然，农民工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毕竟是进城的农民工而不是入城的农民军，并没有扰动城市基本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而是使几乎所有市民受益匪浅：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不但为老总大亨贡献了更多的油水，也让大妈大婶能买到相对便宜的日常消费。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即如农民工本身，盼只盼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的“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淡出;淡入的是心在二环、床在五环、户口却还在八里庄三十里铺的“二代农民工”。富士康十三连跳标志了这一转折。再如进城农民靠起早摸黑在早市、地摊、小店所拼争到的价格优势，曾迫使天客隆、物美、家乐福这些中大型超市喊出“价钱低过早市”的口号，现而今大的商业资本已经通过规模经营、产地直销等方式展现了威力，农民工的比较优势正从价格的低廉收缩到地理的近便，就像蹲我们门口摆摊儿的那对河南夫妇，他们的果蔬比超市便宜不了多少，但你一出门就能把葱姜买回来，连厨房的火都不用关。
要说农民工光给城市补台而一点不拆台，那也不是事实。首先，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最底层造成不小的冲击：国企工人铁饭碗的被砸不能说跟他们没关;低端服务业，城里人一是吃不了那苦，二是跌不起那份，也都拱手相让了。低端的事情一般不会引人注目。而农民工租住的贫民窟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它对城市中端人群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对城市高端人群的视觉环境造成污染。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在我看，贫民窟的根子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贫民窟里住的并不光是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不来，下层市民栖居的小胡同大杂院也照样沦落为“城市的疮疤”。关于如何消除这些“疮疤”，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第一种是让“原住民”上楼，1980、90年代不少老旧居民区的改造就是这么做的，基本上是原地上楼或到不远的地方上。第二种是让“原住民”出城。随着这些年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第二种思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政府在墙上写“拆”字、开发商派黑社会往院里飞砖头、“原住民”一抵制警棍就来维稳的情况，成为“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vii]。暂时不拆的由国家负责粉刷院墙、油漆院门。有的老旧简易楼甚至加了“哥特”式尖顶，半夜看还以为到了欧洲呢。至于进城农民，他们和城市贫民实属一根思路上的两个苦瓜，因为他们好多租住大杂院里的小平房。富人看上了穷人脚下的地皮，跟政府一沟通，穷人就都得收拾行李搬家，区别只在：贫民搬出城，农民搬回乡。如果中国真想走出一条优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那就应该把“政治优势”用对地方，多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发力，沿着前面说的第一种思路，帮穷人往上走，而不是把人家向外赶、往回轰。在这方面，前几年的重庆政府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不是让商业楼盘把廉租房挤到城乡结合部，而是让富人与穷人同住一个城市地段，共享那里的商业、教育以及文化资源。总之，我赞同《启示》的价值立场：农民——我再加上底层市民——住贫民窟虽然不如住罗马花园好，但比无立锥之地强。农民工又不是孙悟空，你总不能让人家拉完泔水擦完抽油烟机一个跟斗翻回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早晨再翻回来接着擦吧?当然，改善农民生活的确不止进城打工一途，应该探讨更多样的方式，中国没有理由不比墨西哥、印度、南非做得更好，而且有些地方也确实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但农业究竟能为多少农村人口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这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总体估计。如果主要还的靠进城务工，那就要解决人家城市化的问题，包括居住、社保、子女就读。
中国崛起
《启示》不但将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了连类，还把这边正在进行的同那边曾经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比而同之，得出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全球化=中国崛起的结论。这个结论，比思想界以往“左”“右”两边的流行说法都要写真得多。“左”“右”失真都失在看不见中国的崛起。“左”边根据西方的神马理论坚信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等于签了卖身契，只能世世代代给西方老板当店小二。他们就忘了“不想当店老板的店小二不是好小二”这类话在中国有多么的励志，忘了契约提前过期的事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的频发。相对于“左”的不能看到，“右”是不愿看到，西方相当于他们的白雪公主，让中国黄脸婆赶超了，这在感情上没法接受。因此他们隔三差五就预报中国快要散架，已经“快要”了二十多年了。这两路观点对立而同一，在价值取向上是仇家，在罔顾事实上是亲家。倒是“中国模式”派——好像也叫“中国学派”——看见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这当然是认识上的长处。但也有短处，那就是只见崛起不见问题，只看家护院不打针喂药。下焉者围着北京的金山欢蹦乱跳，跟抢包子似的，快赶上马路斜对过儿从前分美钞的场面了。这几年“爱国者”数量激增，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钱太好骗了，没法不爱。
“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去掉褒贬后的事实部分，与我党经常夸自己的“政治优势”、屡屡夸人民的“确实太好了”，以及“中国学派”的“举国体制”、“国家能力”、“一次性赋权”之类，说的大体是同一个东西。仅仅把这个东西放进全球化，未必就能有中国崛起，但它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对于中国崛起的大致因果，我的判断和秦晖、“中国学派”以及我党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价值判断。我自己的价值判断，多年前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时有段现成的表达——
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是一次伟大的行走，成就不可谓不辉煌。而这一路的滚滚埃尘中却又几家梦圆几家梦碎，社会矛盾日深，社会分化日剧，代价又不可谓不惨重。这种双重性或矛盾性是笔者对这段如烟岁月的真切感受，因而也构成了本剧的基本认识脉络以及亦喜亦悲、欲歌还叹的总体氛围。
说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价值纠结矛盾的情形。前三十年取径国家社会主义，后三十年走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路线，二者既南北殊途，又前接后续，其共同点在于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在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丛林或国际阶级体系中，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与古往今来的底层翻身别无二致，具有古老的相对正义性。我有点不理解，秦晖先生能理解南非的黑人向白人闹翻身，能理解中国的乡下人向城里人闹翻身，为什么对近代以来备受欺辱的中国向西方闹翻身，就不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呢?民族主义当然有局限性，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尚属温和理性，并无过当之处(倒是穿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值得警惕)。且不说以往对侵略的反抗天经地义，即便走到今天，也不过是在一个海关签证都还没废除的世界上追求任何一国人民都追求的共同体正当利益。中国并未出现俄罗斯光头党、德国新纳粹那样的极端人群，像西安流氓砸车打人的情况实不多见，而且马上受到全社会的一致谴责。
中国崛起当然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自由派朋友喜欢叫“低人权”，也行，只要它包括贫富分化——无论是权力还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对此，我的负面感受跟秦晖的应该有不少重叠，但也有一些差异。即如农民工特别是一代农民工的境况，我的观感是两面的：一方面资本不肯多拔一毛以利劳动者(总听到资本家欠薪的报道，也常听到资本家抱怨“利太薄”，真不知道他们的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是拿什么买的);而政府的心思又全在“招商引资”上[viii]——听珠三角的朋友讲，台湾老板因受不了那边劳工法对职工宿舍设施、面积等等的苛刻规定，渡海来打听这边的行情，结果发现这边一间职工宿舍能顶那边四五间用。这造成农民工极低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起点水平更低，所求又不高，只要从家乡走出来，怎么走的都是上坡路，尽管坡度不大[ix]，这跟劳改犯被枪督着干活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这种上坡心态，便很难理解“中国制造”从血汗工厂和贫民窟出发，一路的攻城略地、摧枯拉朽。在相当程度上，是坚韧而乐观的亿万农民工肩扛背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从国际经济及等级体制的底部拾阶而上——已将头批中国土豪扛进纽约的新年音乐会了。人类社会过程复杂、关系错综，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多一些视角或坐标，四时景色皆备的中国社会更需如此。对于中国崛起及其评价，起码需要国际竞争、社会公正俩坐标、俩账本吧。
俩本账当然也要合着看，因为往往有什么样的屋里，就有什么样的屋外。其实我对秦晖中国“劣币”驱逐西方“良币”的观感还是有一些同情的。当看到中国虎妈一个个吊眼金睛、就像兜里揣着专业驯兽师上岗证，当看到中国大妈啸聚国际黄金市场，尤其当看到中国的富豪在极右政策的纵容下黑了无数中国百姓的住房梦又去四处黑世界，心里的感受会很古怪：刚要欣慰中国可太能了，遂又慨叹这世界能变好么?上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虽然都因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弊病以失败告终，可它们都曾把旧世界的长夜撕开一角，让四面八方的被剥夺被压迫者见到共同的曙色。而中国近三四十年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狼奔豕突，固然奔成了万国的老二，但严重的贫富分化也差不多把一个中国腰斩成了两个，贪腐上行下效，副处级的“苍蝇”都已经是百兽之王的饭量了。“大公”含量过低因而缺少理想主义感召力的崛起是脆弱的崛起，别说各国人民箪食壶浆了，就连本国的既得利益者都狡兔三窟，紧着把财富往外顺。中国要想走出亚洲，参与世界的管理和改造，就必须让各国人民在未来新世界里看到更多的公平，而这首先需要在中国实现更多的公平。如果说未来世界格局是“期房”，那么中国内部格局就是“样板房”。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还需建设伟大的社会。
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需要的是继承和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而不是维持现状。说到继承，近代大危机中我们为轻装逃命而一股脑扔掉的老物件，如今时移势易，应该捡回来认真盘点。做这项工作，我们得改改自己的一个坏习惯：扔的时候就觉着扔掉了万恶之源，捡的时候又以为捡回了稀世之宝。如今一浪高一浪的保守主义思潮，即显出看中国古代什么都如花似玉的倾向。引进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黑市一美元能换十人民币的头些年，性高潮的幸福指数未必能赶上去美国学习七天倒时差五天。而自打中国钱多了，尤其是自打2008年西方钱少了或不值钱了，当年唱“星条旗永不落”陶醉得不省人事的那些人，其中不少又改唱“我只爱北京天安门”了，看西方浑身上下没一处可取。西方因金融危机而“满门抄斩”，中国乘经济崛起而“鸡犬升天”——网上见有同胞用流利的英语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共组织部。古今中外好东西多了，还是唯我所用吧。要敢于是自己，但也没必要非不是别人。再引一段我在《中国不高兴》里说过的现成话：
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那四样贡献中，科学、工业之类就不说了，单说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并没合族都搬到中国朝鲜这一带来。西方覆盖广泛的福利国家制度，固然有关上门第三世界人民没份儿的一面，但也有劳动阶级及其同情者在那一方天地不懈斗争(原因当然不一而足，也包括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竞争压力)、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目标、惠及亿万广众的一面。西方社会(包括日韩台)的社会主义成色远高于打砸抢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没什么可争的。他们的好日子、好自然、好人际(当然都是相对而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追赶的目标[x]，这也没什么好辩的。
需要争辩的是顺利抵达这个目标的路线图。迄今的社会路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的确曾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确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当年谁都觉得自己极有可能一马当先，就算明知腿脚不大灵便的也坚信党和政府不会抛下自己不管。所以，1980、90年代的中国只见撒欢的不见挡道的，自然是高歌猛进。这些年形势发生了逆转：贫富分化格局已定，广大屌丝屁民除了继续到小铺买六合彩，已没多少梦可做了。先富的现在最着急的是怎么让连偷带抢来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谁还记得“带后富”的话——扒裤子时随口一说的海誓山盟本来也作不了数。社会上一提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登记这些，达官富豪们就一脸亡党亡国相。穷人也不复一听“改革”就依头顺脑、开门揖盗的从前了。这儿投毒那儿杀人，这儿静坐那儿跳楼，矛盾已激烈到火花四溅的程度。在利益分裂的南墙根儿，多少“和谐”“共识”的努力尸骨枕籍，今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也是蛋清蛋黄的流了一地。曾经让那么多人充满豪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路线走到这一步，的确应该退居二线了。
民主
《启示》千言万语，其实归根结底就“民主”倆字。民主在中国是个百年老话题，该说的早都说无数遍了。我自己的看法五年前在《中国不高兴》那本书里也说过一些[xi]。当年康生定某人为叛徒好歹还经过相面，而那本书，很多人一听书名名就知道是“反民主”“为文革翻案”的，难怪王林之类神功大师在中国总也剪除不完呢。
回到本文的开头，民主遭坏党诟病的重要一条是不大管用：民主要真那么管用，怎么大的管不住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管不住伊拉克血肉纷飞，小的管不住印度奸幼奸婴奸老母牛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那些民主的广告推介词或产品说明书出了问题。民主既非上帝发明，怎么会有点石成金、变人间为天堂的本领?可没办法，中国就是一个妙药仙丹的超级市场，从治阳痿早泄的“一擦就灵”，到治国平天下的“一(承)包就灵”、“一股(份制)就灵”，全都是购销两旺。很多人谈论“民主宪政”时的口气，估计跟当年徐福、卢生等人向秦始皇介绍东海仙山、申报长生不死课题时的口气一模一样。夸大民主的作用，结果只能是让公众失望之余安于现状。人类社会是个变量丰富、关联复杂、因果错综、血肉模糊的有机体，许多事物既无恒形，也无定势，很难有个绝对的说法。市场规律、价格曲线之类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它有生长的脉络、运行的条件、适用的范围，总之是个挺娇气的东西。邱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是从理论上讲，但落实到实际是好是坏、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地步，那可不由邱吉尔、杰斐逊说了算，还要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例如，在利益过于分裂的社会里，能民主出个什么名堂来，最好别太乐观了。总之，对民主要存一种平常心。原理上，民主的确是迄今最合理的制度，但能不能用好，那要看用的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还要看使用者是帮什么人。
民主有一个好处是比较肯定的，那就是它符合“人”的长期发展趋势。随着人民了解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从为人民当家做主向由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就在所难免。如今的老百姓，一个个世事洞明、能言善辩，比大小领导差不到哪儿去，看到国之大事自然嘴痒技痒，不让“妄议”就浑身难受——觉得“不妄议，毋宁死”的都有。也就是说，民主的能力会造就民主的欲求，民主的欲求会化作民主的价值。这个价值，近代以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即便是不太民主的地方，民主的彩旗缎带也都置办得应有尽有——刚见报载，朝鲜金正恩“被提名”白头山选区的议员代表后，还致信该区群众表示感谢呢。我们每隔几年被拉去“选举”从未听说过的“人民代表”，投票站的大红横幅上也写着“履行公民的神圣权利”。各级人大代表明明是各级领导任命的，干嘛非要弄得跟人民货比三家挑选出来的一样，还白饶上布钱、纸钱、墨钱以及人民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呢?道理就在于领导内心也觉得人民的代表就该由人民选举[xii]，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只好内容现实主义、形式理想主义的先这么凑合着吧。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人民事事都管，那烦都烦死了，还要国家行政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干吗?鱿鱼具体怎么炒还是由大厨掌握，人民只考虑要不要炒大厨的鱿鱼。有些民主国家的大厨，手艺比隔壁的小金师傅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鱿鱼炒得一点也不好吃，但态度和动作的确比小金那样子好看，因为，“那是必须的”。民主不一定好吃(效率)，但必须好看(价值)。不民主不一定不好吃，但越来越不好看了。好吃和好看都是人类的需求。一个涉及生存，早在人类穿裤子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乎大众的尊严，出现较晚，其成为普遍的价值也就是近一两百年的事——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过程使大众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长了本事也就有了尊严。《红楼梦》里焦大骂街，请蓉哥之流“还别跟你焦大爷使主子性”，结果被塞了一嘴马粪扔牲口棚里。民主别的功效不太好说，但解决了当权者别使主子性这一“现代性”问题，其功甚伟。好吃和好看二者能兼得当然最好，但有时不能，那就只好根据一个社会的轻重缓急，先顾一个。如果顾了民主，那就得明白：既然厨子都是你挑的，还享受了他们的满脸堆笑，那么，菜炒砸了谁也别赖，端起盘子吃干净完事。当然，有些人不认这个帐，选上了就上台，没选上就上街，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时间上，现代民主体制在西方基本定型以来，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让它更切合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探索实践而不是照本宣科。例如，拉美的“参与式民主”(包括“参与式预算”)就弥补了选票民主的不足;互联网为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空间上，民主既然是另一方水土的产物，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文明体内安身立命，就少不了做必要的变通。有朋友会说，民主现在连影儿都没有，还是先解决准入再讨论改装吧。其实不耽误，与其热锅上蚂蚁似地等着民主通行证下来，还不如一面等一面平心静气想想，证下来之后，民主如何才能行得通、走得远，别老一遍遍重来。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名”往往落在“实”的后面老远。因此，更应强调民主的精神实质，而对民主的形式存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这样一种标准和尺度有可能为民主网络到更多的可能性及生长点。当然了，跟民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纵向民主”之类也会跑来报到，非说自己是民主的非婚生子女。探索和实践是一个平淡琐细的日常过程，而人类却是一种喜欢致开幕词、放焰火的社会动物——如今多少老夫老妻都在补拍婚礼照啊。记得在某次会上某位朋友就表示，实在不甘心民主在中国没有一个“标志性时刻”。盼望“标志性时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应当克制，因为把心思都用在“标志”上会失去许多不起眼但真实惠的机遇。我在《中国不高兴》里打过个比方：用存钱罐攒出个民主来，而不是摸六合彩摸出个民主来。存钱罐里的每个钢镚每张毛票都带着你的手泽和体温，因此你更知道怎么珍惜它使用它。而中了巨奖的彩民数了钞票购了宝马进了赌场吸了白粉最后送了医院的，据说有不少——个别人甚至钞票没数完直接就被120拉走了。
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
需要对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做点分析。先说不拥护方。之所以不用“反对方”，是考虑到在民主已成为普遍价值观的今天，很难说谁是“民主的反对方”了。官僚阶级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大都认同民主，只是由于岗位所系、利益所在，他们在实践层面上往往站在民主的对面。价值观与利益或立场的二元局面，使得整个官僚阶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员群体人格上趋于分裂。很多人在“专制体制”内删稿毙稿兢兢业业，该求官求位一丝不苟——办公桌尺寸小点他都不干。但私底下，如饭局上或群邮里，以他们激进的态度和激烈的样子，感觉已不不止是民主斗士，早已就是烈士了。六十岁会是这些人破镜重圆、结束人格分裂的黄道吉日。“退”的那天，他们会把不民主的立场连同单位发的各种学习材料留在办公室桌抽屉里，一手拎着“59大礼包”，一手拎着对民主的价值认同，哼着《时间都去哪儿了》还家或出国，享天伦之乐。
至于思想舆论界的民主不拥护方，也要有所区分。有些人喜见“举国体制”把中国的国势挺举到这样的高度，生怕红衫军起来把事儿搅黄了。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担忧，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有些人不看好民主，是因为贫富分化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个中国的脚脖子比另一个中国的腰还粗，他们环顾了前后左右打量一番后发现，这局面虽然是官僚阶级领导出来的，但要想扭转它还只能靠官僚阶级，靠其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趋于国家主义的无奈，虽然看着特别没出息，但也确有可同情之处。中国官僚阶级与他们演化或孵化的资产阶级，二者从联手抢底层到彼此互相抢会是一个自然过程。被抢得两手空空的底层自己没力量，也只能采取傍一个拒一个的策略，不是拿着资产阶级发的热狗可乐去街头当“民主”炮灰，就是加入官僚阶级组织的“爱国”冲锋队去杀敌立功。今天网络上的“带路党”和“五毛党”已经预示了这种未来格局。还有些人，善于弄些让官僚似懂非懂因而喜出望外的理论名词，他们成了权力的镀金车钥匙链，车开到哪儿他们就亮闪闪晃荡到哪儿。比较可怜的是那些没圈上车钥匙的钥匙链，有些文化屌丝饥一餐饱一餐的，真难为他们还能“对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最近就遇到这么一位，发明了一套把国家“产权明晰”给党首的理论构想，寻寻觅觅正愁没路子递上去。我真想建议他把一页页白纸黑字叠成飞镖，从红墙外往里扔，效果没准能赶上“远飞的大雁”呢。
再说拥护方。前面已讲过，在现代化过程中开了眼界、长了本事的人容易亲近民主的价值，会越来越看不惯“公仆”背手特别是挥手的姿势;当然，民主制度下政客们像鸡一样拉选票的样子他们也未必多喜欢，更不要说让自己三天两头上街，用砖头酒瓶子进行“民主协商”了。他们不会觉得民主能根治贪腐，因为好多民主国家都够贪腐的;但他们相信没民主可能会更贪腐，因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民主监督明白无误地打击了贪腐。这部分规模可观、能量不小的人口[xiii]，大概会倾向于用存钱罐积攒民主，也就是说，方向上未必是一头直奔投票站，速度上也不会是轰隆一声改天换地。他们是民主的主力军。
还有先锋队，主要由公共知识分子(不限于自由派的“公知”)组成。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冲在前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言论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而这条道儿却被路政部门搞得坑坑洼洼的，经常弄得人一瘸一拐的。其实三四十年来言论逐渐开放，等于这个体制打了三四十年脱敏针，像苏东当年那样舆论骤然放开造成摧毁性震荡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而现行的舆论管控体制却沿用甚至强化某些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图什么的做法。比如说，谁都知道的事、哪儿都在说的话，饭桌上管不着，微信里管不了，就是真到公安部门口说都未必抓进去，很可能也就是轰走“爱哪儿说哪儿说去”，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非不让在传统媒体里说。传统媒体本来就是个下坡产业，再这么连推带搡的，感觉快要被迫害致死的广大从业人员能不下班后化作冤魂厉鬼加入互联网上的复仇大军，把“专制集权”埋葬在噩梦中么?集权(或威权)体制在舆论管控上的体制红利早已花光用尽，眼下这一摞摞一叠叠的全是体制代价。不过平心说，由于公共知识分子远高于社会平均值的巨大音量，他们与舆论管控体制的紧张关系会产生夸大效应，如果全社会对民主的实际期待程度只相当于古代闺中的留守女士望尽飞鸿，低头接着纳鞋底子，那么经过了公共知识分子功放器后，给人的感觉就成气喘吁吁的崔莺莺和红娘扛着云梯去接应墙头上的张生了。
再就是资产阶级，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归哪边。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民主是爱不到哪儿去的，否则西方的老板也不会纷纷将厂子迁到中国这种地方;他们对民主也恨不到哪儿去，否则中国的富人不会排着大队办西方的户口。外国资产阶级来，肯定是因为这儿的钱太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走，多半是因为他们的钱不是好来的。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但把资产阶级引为民主的天然盟友，还帮他们打造了“民”间企业家受“官”百般欺凌的集体形象——看着真跟烤白薯摆地摊的被城管追得满街奔窜似的。其实不少“民企”老板(我没有整体否定民企的意思，民企为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没人能否定)，尤其是有些个头的，要么自己半年前还是官倒，要么老爹老公老丈杆子就是官身。可以说，没有官或所谓“暴君”，就不可能有他们的暴富，在民主法治社会得几代才能积攒成的财富，他们几年甚至几天就到手了。那么，他们中一些人不守着“暴君”继续暴富，却等在签证处门口用脚表决什么呢?这就说到所谓“暴民”了。原来“暴”家祖孙三代是这样一种关系：一代暴君生下二代暴富，二代暴富生下三代暴民。暴民是暴家的孽种，不安全因素：就算你把阳宅修成暗堡，也只能防溜门撬锁，防不了起义造反。再说了，“暴君”眼看“暴民”跟开锅似的，为防止噗锅也要象征性约束一下暴富，不时打打黑什么的。虽然被打的人数不会太多，但符合条件的着实不少，谁知道哪把牌就摸到自己了呢?于是不少警惕性特别高的资产阶级走为上计，告别了“专制”“集权”，走向了“民主”“法治”——搁我也这么说，而不说逃离作案现场。不过有些资产阶级的去国，的确属于有追求而不是犯嘀咕。这些人扛着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斩获的战利品，去投奔水更碧、天更清、人更nice的国度，这和邓文革(后易名“文迪”)女士产下默多老的财产继承人后恋上了腰更细、腿更长、眼神更迷人的布莱尔一样，不说“文明升级”吧，起码也是美学趣味的上档次。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并不像自由派所期望的那样唱衰中国，他们宁愿跟着“中国学派”唱响中国。当然，他们没闲工夫参加合唱团，他们手上比K歌有意思多得美事——从嫩模歌星到花梨紫檀再到“奥运火炬”两会席位——玩一遍需要两辈子。至于个别公知化的土豪钩以“民主”凿以“宪政”，这跟个别中老年妇女见春风摇动满街的裙衫一时春心荡漾、于是不顾腰围臀围也买上好几件，情况是一样的。我看那些房地产大鳄穿着民主裙衫畅谈“推墙”，纳闷那么精明的生意人怎么会这么不计个人得失呢?还是他们中的冯仑先生懂哲学讲辩证[xiv]，明白裙衫好是好，但也要看谁穿。民主法治社会对富人的征税快赶上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样的裙衫跟囚衣似的不穿也罢。
自由主义的短长
在《南非的启示》中，秦晖先生有个感慨：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人人可以利己的社会，但要抵达这样的社会，先头部队还真得有点利他精神。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伸张，实乃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其对集体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批判，虽有片面性[xv]，亦属目前中国的切实之需。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自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并有所变异，曾经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中国革命及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它过分依赖国家权力、忽视个人权益的弊病也迅速发展为痼疾，教训已足够沉痛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体制通过与资本的野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僵局和权力不能开放的政治死结。对于膨胀的国家权力，自由主义的固守个人权利，有益于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不过，自由主义属于持其一端、有独到亦有不到而非面面俱到的“主义”，容易以一种过犹不及取代另一种过犹不及，使群己关系陷于另一种失衡(自由主义通过提倡个人权利、多元文化促成了或正在促成不少社会自由。其中一些，包括同性恋、看黄片、玩3P之类，其实只要控制一下音量，并不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构成伤害，应该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能接纳)。近些年，对于自由主义的监督政府权力，我一直持肯定态度，但对其间的一些难看之行、不堪之状也每每提出批评：怎么还没上台就一身快要下台时的毛病呢。一些自由派大V一味自顾自，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力和公众的利益，也累及自由主义的声誉。也许私下里他们未必真那样，只是为了现身说法、示范教学，才每高呼一声“自由民主”便做好几组脏、乱、差的造型。例如，“欠读者一个读懂中国”的南方报系，其麾下的名记者一见神7飞船有男有女便想入非非，把净是精密仪器的中国太空舱“读”成了薛蛮子出事的那类场所。他们的言论普通人读了要不对秦始皇顿生“同情式理解”，那就不是普通人了。虽说流氓混混不分“左”“右”哪边都有，自由主义者中也不乏贤良端正的君子，但“自由”的旌旗下少着一层对自我的约束，“真小人”在这儿会更觉得理直气壮，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自由主义有其长处，也有短板，精神文化、社会平等、公共利益、世界竞争等方面的理论或实践都有明显的缺憾。近年来一些自由派学人纷纷向哈耶克请假外出，跟耶稣、孔丘、甚至卡尔联络沟通，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克服自身局限的扩容行为[xvi]，不但值得肯定，还值得“左派”参考。今天的一些“左派”，除了随时为当权者维(名誉)权、定期祭扫革命祖坟、详尽统计领导人讲话中“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出现的频次之外，已没其他正经事儿可干了。对于他们，中国舌苔、小便什么颜色已不重要，只要中国的唇膏保持红色——最好火红，起码大红——就行。其实领导人给中国用哪色唇膏他们管不了也不敢管。但他们监管起平头百姓却极有力度。我有回对毛主席的评论颜色未能达标，马上就有小黄脸儿一绷，血口子一咧，封我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不是哪家哪派所能独力解释了的。未来中国及未来世界的规划图应集各家之长。如果图上尽是“自由大道”、“自由斜街”、“自由角”、“自由纪念碑”、“自由Plaza”，那肯定不妥。都弄成“工农大街”、“五一广场”也早就不行了。“厚德堂”“慎独阁”“阙里人家”之类看着倒是古色古香，可真的也不能太多，时代毕竟是变了。
【注释】：
[i] 近代“科学主义”风气之下，有些兴趣广泛的理工科学生以研究珊瑚虫、火成岩的训练来研究贼头贼脑的活人，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强的优越感。
[ii] 作为修辞的比喻和作为推理的类比有所交集，这大概是文学与学术甚至“科学”的结合部。所谓“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有时会是一个始于比喻、成于类比的过程。比喻的所比之物要隔得越远越好，类比的所比之点要找的越多越好。
[iii] 农民由于生活水平长期低下，社会地位也高不到哪儿去。城里光棍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说农村媳妇的，偶尔有城里姑娘嫁到农村，听着跟昭君出塞差不多。
[iv] 文革初对“黑五类”野蛮施暴，军队子弟固然一马当先，可工农子弟有机会也没袖手旁观。现在流行“两种文革”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说中央文革反对打黑五类实在是想当然了。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自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之手;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呼吁“破四旧”，也不可能不是中央文革的意思。将早已被打翻在地的“黑五类”“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此中央文革只会乐观其成，只是希望这一脚别耽误了向当权派夺权的首要任务罢了。毛也是这样。对于毛，文革的主要矛头无疑是官僚集团，据说四清时有人建议毛接着整地富，毛回答这些人土改时不是已经整过了么;但1949年革命所推翻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之类话他也没少讲。因此，文革中顺便“动一动”这些人，也不能说就不在他的思路(见吴德回忆录)。66年8、9月间无辜打死那么多人，固然有“群众运动”的一面，但无论作为“伟大导师”还是“伟大统帅”的毛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v] 这其中的原因，我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一文中做过些分析，网上可以搜到。
[vi] 同注5。
[vii] 当然，也要看到另一种倾向，即打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旗号满天要价，只认个人利益不管公共利益。社会公正或“天道”在于奖勤罚懒，中国改革失去正义性的标志就是各种食利阶级的出现——从吃爹的富二代，到吃房租的市民(有的人五六套房子出租，从此游手好闲)，从吃年轻助手的“首席专家”，到吃无名枪手的文学大腕。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1990年代人人努力、个个奋斗的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堕落已成加速趋势。
[viii]劳动法不出台于劳动者不利，出台了据说还是不利。
[ix] 五六年前我在嵊州小溪村，那里的农民种地的收入一年不到一千块钱，而外出打工，则一月一千五，差距不可谓小。又，近十年前在《天涯》上读到葬身火海女工的日记，工作环境之差、薪酬之低都在发达国家人民的理解力之外，但她们信誓旦旦，决不回到家乡。
[x] 随便举两个例子。欧洲对企业进行道德评级并与市场销售挂钩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再如西方国家普遍立法，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而中国不少民企却要求女性求职者提供“生活照”，我见过几份求职简历附带的生活照，跟求婚照差不多。国营企事业好一些，但这些年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提拔的美女干部眼见着越来越多，被歧视的不但是相貌平平女，也包括同等水平男了。
[xi] 我未曾核对编辑对原稿有多少删节，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参阅本人大旗网博客，地址是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547241_p_1.html
[xii] 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前任国家领导人在日本访问一所小学时，回答小学生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时讲的话：不是我要当，是人民选我当。这明显不同于官方的“制度自信”，按照制度自信，大概应该这样回答：不是我要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副重担放在了我的肩上。在私下场合，我还没见过一个官员真有制度自信的，虽然因为利益在焉，他们大都想维护这个制度。
[xiii] 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浏览了一下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规模，从2001年到2012十二年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四五千万。“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当然不会都接受民主价值，但接受民主价值的也不会限于这个人群。
[xiv] 冯仑文章《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http：//business.sohu.com/20120105/n331254101.shtml。
[xv] 例如资本及市场对个人权益的压迫，他们就懒得关注(一些针对资本的维权活动，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但仔细说，他们支持的主要是维权活动的副产品，即让政府头疼。只让资本家头疼的《劳动法》，他们就不大支持了);另外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也常常过度化为对正当民族及国家利益的无视。
[xvi] 例如，自由主义弘扬的个人权利，这二三十年有一个扩大的趋势。原来只限于“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权，后来延展到为民企老板维权，到了以秦晖等人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这儿又扩大到了普通民众的维权如贫民窟、养老等。相对于守着哈耶克成天跟老百姓过不去的精英自由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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