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吃食堂”
陋县小民
一些人颇有非议的“吃食堂”，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年时的1958年后半年到1961年前半年，时间将近三年，这三年，恰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工作上的失误和前苏联的逼债，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也进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这是基本的史实。
可是，关于“吃食堂”的起因、过程、后果及影响，1980年代以后，出于不同的动机，有些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地对此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无止境地谣说夸大，惑乱了世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俗话说“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几句不负责任的谣诼，让无数为学严谨的人查史料、翻数据，苦苦证伪，也收效甚微。笔者不才，无意中接触了一些史料，也就只能试着对这段逝去的历史作一粗浅的解读。
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以他超前的却又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的思维，在纷繁的国际和国内事物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及时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新的概念，并且贯穿以后工作的始终，即使来自国际国内的严重干扰——比如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等——也没能撼动这个进程。以至于1950年的农村土地改革后(此前的1949年，上海金融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西方预言家所做的共产党搞经济零分的预言，城市生产、生活已陆续恢复正常)，仅用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探索，经互助组、初级社，到1957年，全国农村的农户，已基本全部转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的成立，立刻显示出土地集中后，集体力量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人民群众在各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地兴修水利。在SX，也群起铺开，最初有TH乡西山裴村附近的西河水库、DT乡佛泉寺水库及配套水渠等一批水利设施(可惜，农村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以后，西河水库由于疏于管理，1982年被大水冲毁，至今未再复修)。
进入1958年，水利工程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在全国，有十三陵水库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在XS，青口水库、跃进渠等也破土动工，同时，LH水库也进入了勘探工作。这一切，构筑起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基础。
毛泽东说过，领导应当是在“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
正是这样，他又一次敏捷地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大变动、大发展的契机， 3月3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加速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进程。4月，人民公社在河南开始出现，毛泽东经过调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对人民公社热情展望时，“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到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这个蓝图已经开始初步变为现实……
在展望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食堂”，注意，“公共食堂”前面有个时间定语——“几十年以后”，就是说，以上各项，要在几十年内逐步调整和完善。
对于群众自发的社会主义热情，毛主席第一要求，干部们不要泼冷水，要热情支持，同时，对地方上的高计划、高指标“怀疑是错误的”，要求《人民日报》在宣传时“要留有余地”。又特别交待，对这蓬然兴起、缺乏秩序的群众运动的“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
对毛泽东的“研究”，这里说的是所谓的“研究”，大都真假参半，不仅片面，甚至是以线性或点状思维来进行的，抓住某一事、某一点“痛陈控诉”，全然不知毛泽东的思维已超越三维空间，在时间的变化以及各层面的运动变化中掌握契机、纵横捭阖。并且多路战线统一部署、齐头并进，互不干扰又相辅相成，力求“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并且多有成功。
1948年的三大战役就是一例，已成为中外的经典战例。1964年又是一例，这一年，大的部署就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开始五反(后通称四清)，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在意识形态上，对文艺和教育着手改革，并成立了第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鉴于恶劣的国际局势，为了国防的安全，力主启动了三线建设……
至于下边的一些领导干部，像1948年辽沈战役时林彪(所幸林彪在关键时刻幡然醒悟，遵从主席的部署，成就了他一代赫赫战功)一样思虑偏狭、优柔寡断、贻误战机，或导致功败垂成、留下遗患，那就是后话了。
1958年，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三面红旗刚刚举起，大跃进刚刚开始，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之时，7月，美国悍然入侵中东地区的黎巴嫩。
经过抗美援朝和在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非夕比，对国际事物不能惘顾。再一个，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也不断地叫嚣反攻大陆，骚扰东南沿海。中美不睦，中苏关系又现裂痕等等，诸种因素集合，中国不能不有一个表示。
最终，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台湾海峡，决定炮击金门，造一个解放台湾的假势，一来教训蒋介石，二来调动美军，支援黎巴嫩，第三，以此摸一下美、苏的底牌，为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决策提供依据，可谓一箭三雕。
但这是有极大的风险的，一着不慎，就有引爆世界大战的危险，就要承担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所以，毛泽东不能不全身心地投入，虽然身在北京，但福建金门前线的每一个弹着点，他都要安排过问。
权衡轻重，就把国内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不怎么放心地交给了他的下属。说不怎么放心，是有根据的，这期间，他一直派人到基层调查，了解掌握国内工作的进展情况，只是苦于分身乏术、无暇兼顾而已。
毛泽东的工作流程是广泛涉猎，前瞻预见。选定目标，抓住关键。根据实际，做出方案。选点实验，取得经验。制造舆论，全面大干。加强领导，干群并肩。如有问题，及时发现。工作入轨，精力移转。三分善后，七分新篇。如此循环，永不歇肩。
从八月到十月，炮击金门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达到预期目的，十月底，他开始回身处理国内工作。可国内的问题偏偏就出现在这两个多个月。
由于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其他领导人又很难驾驭，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没有经过试点，已全面铺开。这倒在其次，要命的是在管理上极为混乱。
这次虽说是社会大变动，头绪纷繁，但与战争时期相比，没有生死博弈之忧。况且，他曾特别交待高级干部，“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可是这些高级干部要么能力有限，要么置若罔闻，对运动放任自流，甚至有发热放纵之嫌。
当时的文字记录大都在案，却很少有人光顾这些，不过，最近网上热传的1958年10月，邓小平、刘澜涛、杨尚昆、林铁在天津与群众互动的影视资料，倒很能反映从中央到基层杂乱无序的热烈场面。
在SX，资料显示，1958年8月中旬，将原来全县54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九个大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1月组成了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定名为“SX人民公社”，不久即予撤销(这时，毛泽东已开始主持工作)。
SX人民公社的成立和炼钢铁、吃食堂是同时进行的。张殿刚当年三十岁，回忆说，五八年九月(注：应是八月)，我从DT乡调入HC乡，第二天，HC、QB、城关三乡合并，成立城关人民公社，“坏就坏在浮夸、瞎指挥”，“一亩地下四、五百斤种子(注：当时亩产不过一、二百斤)，耩不过来，就用锄搂成沟壕往里撒”。
吃食堂、共产风也盛行起来了。城关的周长发说：那年我六、七岁，公社成立后，搞共产主义吃食堂。我们是城关营十连，一连一个伙，开始都是桌上桌下，每桌摆几个盘子，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街上，吃完饭都去炼钢铁，红薯烂在地里没人收。时间不长，就开始喝稀饭了。
………
总之，国内形势已是一塌糊涂。
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0月底，他派出几员大将——如吴冷西、田家英、张春桥等，兵分几路，他自己也作为一路，沿途调查大跃进进展的具体情况，几天内到郑州汇合。通过几路调查汇总，得知形势已相当严峻。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不颓废推搪，二不震怒呵斥，而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对高级干部一次次地、苦口婆心地“条理化，说清道理”。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日记，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主席的谈话…使人一惊…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 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
后来薄一波也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期间，他再次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初步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意见。
四月中旬，十五个省闹春荒的情况报到中央，其中包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个产粮大省，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发了一个题目醒目的文件：《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之后，二十九日，又专门就农村工作，从中央一捅到底，写了一封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把几亿人的生产和生活，做了详细周到的安排，发表在《党内通讯》上，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之所以把这封信全文录下，是想让人们在心里评估一下，大跃进时期，如果由毛泽东亲自挂帅统筹、或者当时的一线领导人按照毛泽东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流程(方法)，不图虚名、务实工作，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然而，毛泽东的苦心是很少有人体会的，由于各级干部的主观和武断，还有的邀功心切，再加上持续的自然灾害，灾难还是发生了，部分地区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中河南省信阳地区尤为严重，死亡人数达几十万(一说上百万)。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工作主观浮夸，功利心极强。毛泽东和他曾有一短暂的会面，谈话间，无论工作回报还是社会知识，他都答非所问。毛泽东很不满意，很快就结束了谈话，礼送他下车。
但路宪文却被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所欣赏，事件发生时，不是积极补救，而是掩盖隐瞒，替他遮掩开脱。事后，吴芝圃自己也说“对不起河南人民”，文革时被打倒，改开后，却堂而皇之的给予平反。
我对数字很不敏感，1980年代以后，关于吃食堂时期饿死人的数字一路攀升，从几百万到三千万，再到六千万甚至更多。按三千万计，信阳事件如果饿死五十万人，得有六十个近似的案例;如果饿死一百万，也得有三十个近似的案例，这都是控诉的有力证据呀，却舍不得拿出来，一味地像祥林嫂一样，拿着一个信阳事件在翻来覆去的哭泣诉说，这岂非咄咄怪事?是不是没有其他例证?
有时我就怀疑，造谣饿死六千万的人们，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不知道他们是在抹黑共产党，还是在颂扬共产党。在六亿人口的国度里，这意味着，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亡，就应该是家家有死人，户户都戴孝。可由于有了共产党，这激起的不是“民愤”，而是“民奋”。他们继大禹几千年之后，作出了比大禹更宏大、更科学的改变山河布局的创举，创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和难以计数的灌溉网络。我都有些糊涂了，难道共产党是神仙不成?得到人民群众的如此拥护?
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公社社员，是刚刚从另一个朝代过来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灾难;该拥护什么，该反对什么……他们最清楚。
信阳事件，由于河南省委吴芝圃等人的隐瞒，1960年春上发生，毛泽东一直到十月份才得知了消息，深为自责 ，当时工作繁忙、体质已相当虚弱的他，为此戒肉、蛋七个月，作为自惩。同时，也为各级干部的警示。
艰难的日子也是不断的前行的，转眼已进入1961年，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和大家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高手，早在战争年代，他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渐渐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成了娴熟的调查员，他常常教导他们，下去要谦虚，不要摆架子，见到老年的要喊大伯、大娘，不要干扰人家的工作、生活，这样，人家才会对你说实话。
实际工作中，不是每个人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刘少奇主席就是一个， 4月12日，他和夫人王光美带领工作组，浩浩荡荡地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国家主席，下基层是为了调查情况，为制定政策准备材料、寻找依据的，个别人一句“刘青天”，就叫的他晕晕乎乎，自降十八级，直接干预基层工作，刚到几天，还没摸清群众家里有没有锅碗瓢盆，就主张立即解散食堂，与年轻的基层女干部彭梅秀直面冲突，甚至动用政府武装，十八天时间，搞的天华大队是鸡飞狗跳，最终，彭梅秀抱憾身亡。
与那些过激的做法相比，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年轻干部纪登奎，敢于担当而又机变应付，对于要给群众带来危害的政策，他并不盲目执行，而是延长干部的学习时间，延迟传达，积极研究缓解的方法，同时，给上级报材料、留时间，平稳扎实地解决问题，得到毛泽东的称赞和重用。
1961年春，纪登奎在任洛阳地委书记，根据中央安排，他也组织了几路生活调查团，家父当时被分到SX周围的几个县。调查的结果，情况大致都一样，没有出现特殊化现象，干部社员吃饭都论瓢，一顿一人一瓢，饭都很稀，都吃不饱，但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只是在宜阳赵堡听说有人死了，他们过去了解，是病死的，但应该和营养不良有关。
YZ公社高垛的黄鸿老师回忆，当时他看到公社食堂的炊事员用刀子削舀饭的饭瓢，说是这样，粮食可以多吃一段时间，可见粮食越来越告急。
父亲路过YZ街河滩时，看到去地的社员，扛着锄头，一边走，一边啃着白菜疙瘩，也可见困难之一斑。
基层的消息，毛泽东是清楚的，可他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与刘少奇不同，最反对盲目地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忽而往东，忽而往西这种忽冷忽热的做法。就是“修身齐家”，也忌讳这样的做法，何况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做，就是一种灾难。这个道理，懂的人好似不多——尽管他们把“治大国如烹小鲜”背得烂熟。
接手全国都是食堂的乱局以后，毛泽东并不发热，并不人云亦云，被动跟风，而是沉着冷静、按部就班，一可以避免振动，二可以总结经验或教训，即使失败，也要找出原因，以戒以后。
他开始着手研究食堂，看看是不是南北有别、冬夏不同，忙闲分时，城乡有异……做着各种调查和实验。正是这种遇乱不乱，避免了一个潜在的乱局。
曾经进入李清竹网友的空间，看到1920年夏，豫西一隅遭遇旱灾，官府尚不能顾及，百姓只能靠在外带兵的本地籍师长憨玉琨发动军官捐助，设棚施粥，以解民难。
再想到私有制的历史上，面对自然灾害，大小富豪，善款难舍。特别是明末，王侯国戚宁死不捐。因而形成了大批的灾民，而难民，而流民，而暴民，最终激起民变而演绎了一出出的农民起义，从而导致整个朝代的灭亡。
因此，古今大儒都有警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这些，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不会不懂。更兼几亿人口，把有限的粮食散入饥饿难耐的人群，无异于杯水车薪。况且人们想法不一，奢俭不同，强弱有别，智愚不等，有人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活，也难免有人且顾眼前、短期内饕餮一空。界时，一旦灾难发生，那将无法化解。
而以公有制形式出现的“公共食堂”，无论从实力上，还是在心理上、管理上，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上乘之策。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在研究，一方面用“公共食堂”在稳定国家大局，等待最佳的时机……
不要认为我们比毛泽东英明。要知道，毛泽东的辩证法已臻于化境，最善于把不利因素变有利因素，把坏事变好事。对战争是这样，对生产和生活(经济)也是这样。
终于，时机出现了。四、五月间，灾情稍有缓解，气温也已回暖，春荒将过，夏收在即。简少了很多解散食堂后的不利因素，可以考虑如何撤退了。具体情况，让各地灵活掌握，而不是扯旗放炮、机械地瞎指挥。
SX是在5月下旬散的食堂，据黄鸿老师说，散食堂时，每家还分得了几升杂粮，还能凑合着吃到夏收。
“吃食堂”已成为了历史，对那个困难时期不能避讳，但也不能信口雌黄、盲目武断，要正确分析对待。分析的方法，一是要有一个阳光公正的心态，二是要有尽可能多的客观史料，并且要有对比参数，不仅与今比，还要与往比，这样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真实的答案。
先说客观对比参数，与今比，简单的都不想说，毕竟几十年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问出处，物质上比那时简直是天上地下。主要是与前比。
比以前，所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老人还有健在，他们对那时的生产、生活情况仍有深刻的记忆。再参照八十年代编修的志书，可以看出基本的端倪。
俗语说，本县地理是九山半岭半分川，其实对川仍有夸大，实际情况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山地，剩下的耕地，四点五的是丘岭，川地只有零点五。
老人叙述的汇总是，1950年土改时，土地分十一个等级，川地一等地亩产小麦八斗(一石的几乎是传说)，四、五斗(约一、二百斤)的居多，这类地占耕地面积约十分之一， 其余都是丘岭(群众俗称坡子地)，最好的收成不过三、五斗，最差的收入只有三、五升(合约一、二十斤)。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解放前，这些丘岭地不仅收成不好，且大都两年三熟，所以撂荒的有三分之一以上。
志书记载，1946年，SX人口173340人，约39000户，耕地50.12万亩，其中水浇地(川地)2.05万亩，播种32.69万亩(65%)，总产2739.56万斤，单产84斤，人均158斤。与现在的动辄亩产上千斤，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刚接触时，也是惊讶无措。
那时，杂粮居多，粮食不是现在人们脑子里的小麦、玉米的概念。人均的数字也不是实际的分配数字，实际分配应揭去苛捐杂税、大户(地主)的地租盘剥，百姓的收入已是相像不到地寥寥，再揭去自己的各种费用所需，他们的生活，按志书的描述是：“建国前，全县人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一日三餐难保…每日两餐，且糠菜半年粮，一遇天灾人祸，讨荒要饭，离乡背井者比比皆是…只有少数地富豪绅才能肥吃饱喝。”
具体事例如下：
我爷爷、奶奶、父亲3口人，有2.7亩水浇地，幸占全县水浇地的七千六百分之一，另加0.5亩旱地，土改时，被定为下中农，按人口和户数比例，勉强进入30%可以温饱的人群。生活上，父亲的记忆是，对馍是没有印象的，玉米糊糊兑点大米，做的稠一点，或者喝顿面条，就是不错的伙食了。父亲是豁达的，对日常的艰难很少提及的，说起往事，总是把这些“幸福”挂在嘴上。
外爷爷一家5口，外爷、外婆、两个舅舅和我母亲，土改时被评为小地主，拥有土地20亩，大部是河滩地(川地)，但非常瘠薄，所以种的多是杂粮，收成也不好。母亲说，因为细粮少和食盐短缺，咸面条是很少喝的，多以甜饭为主，玉米糁稀汤煮红薯。不管甜饭咸饭，都是很稀的(SX农村方言，问人吃没吃饭，说的是“喝汤没?”也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佐证)。白面馍很少吃，隔段时间外婆会篜一些杂面馍，这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赵爱霞回忆，外爷虽有几分薄地，也不能养家糊口，靠手艺做小生意为生，又为债主所逼，于1946年正月，还清债务后，身上一文不名，生活无着，忧愤煎熬，一病去世，撇下贫弱的外婆与母亲相依为命。处于这样生活状态的家庭占大多数。这种生活状况与当时的生产收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最苦的要属“四木人”了。“四木人”，现在的人都很少听说吧?所谓“四木人”，就是拉纤的(木前人)、推车的(木后人)，放筏的(木上人)、挑脚的(木下人)。这四种人凭的全是力气，有活计，挣了钱，就有吃的，没有活计，就只能饿着。这些活计不但苦，而且危险，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所以，在解放前，他们的境遇是最凄惨的。
有了这些依据，就可以试着评论一下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争议了。
首先，看看非议那段历史的人的身份背景，粗算一下有三种人：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或者再稍早一些出生的人，他们都出生在大户人家，从小就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人以后，或在都市求学深造，或在城市机关不沾地气，他们从没有接触过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对那时百姓的凄惨了无所闻，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就认为这是地狱般的生活。这种人以李锐和杨继绳为代表。
第二种人，以莫言为代表，出生在五十年代，童年刚好在三年困难时期度过，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记忆，八十年代以后或小有名气，或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总之，小日子过的也相当惬意，潇洒之余，“往事不堪回首”，也就凄凄惨惨的哭诉起来，全然不知，在那之前，还有更加不堪回首的从前。
还有就是通过传媒，知道一星半点，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只见表像，不究内里，就自以为是、人云亦云者，盲目地对那个时代口诛笔伐。这种人出生在六十年代以后，那个时代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说。
那时的生活是不是痛苦，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那时期的当事人。
对于我父母来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确实不如他们少年时期。关于这些，闲聊中，他们虽有谈及，却并不晦暗颓废，比如父亲说，那时喝的稀饭煮着野菜，上面飘着虫子，捡出去就接着喝;母亲假期去山里边，住在亲戚家，挖了一个多星期的野菜，回来时差点走不到家。但最终，他们的结语却出奇的一致——“我没受过症(注：我没吃过苦)”。轻寥寥一句“我没受过症”，道出了他们对苦难的轻淡，对生活的乐观和坦荡平和的心态。
爱霞的母亲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她对那最苦难的岁月却“很少提起”，什么原因?里面当然有屈辱，但更多的是尊严和刚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人格和尊严是不容小觑和亵渎的。这些，“祥林嫂们”永远也不能理解。
这里，我想整段摘录朱新卯老师的一段文章——《母亲库》的一部分：
在我的故乡、在苍翠的熊耳山的怀抱中，有一座始建于大跃进年代的小型水库叫青沟水库。
在青沟水库建设的三年里，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可以想象，在那难以果腹的条件下，去建设那么大的水利工程，该面临多么大的困难啊!是父亲和成千上万的农民一样挺直了脊梁，勒紧了裤腰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个个瘦成了皮包骨，有的得了浮肿病，还有的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换来今天这一库碧水。
只要提起青沟水库，总有一种像母爱那样难以割舍的情结萦绕在心头，使我禁不住怦然心动，更禁不住记忆的闸门，去回首那段峥嵘的岁月……
野菜团
大跃进战鼓擂响的那年，青沟水库开工了，我父亲和村里的男壮劳力一起上了工地。后来听说父亲干的活是用大锤和钢钎打石洞，用炸药放炮。刚入学的我甭提多高兴了，还经常在小伙伴面前自豪地翘起大拇指炫耀，与此同时萌生了去水库工地看看的愿望。
第二年春的一个星期天，三叔家的民哥来找我，说是去青沟看修水库。母亲将几个野菜团用手巾包好，交给我说：“你们去吧，听说水库工地可热闹啦，顺便给你爹带点吃的，听说他们已吃不饱饭了。”
一说让去青沟看建水库，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毕竟是渴望已久的事了。为了能早点到达，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赛跑、追逐，根本顾不得疲劳和汗流浃背。谁知到了水库工地，几个野菜团早已没了形状。
父亲听说我们来了，弯着腰从石洞走出来，先眯着眼看着我们笑了笑，又看着一兜散野菜，一点儿也没怪罪我们的意思，说：“你们饿了就吃吧。”父亲见我们摇摇头，手在衣襟上简单擦了两下，然后大把抓着吃起来。
至于说，当时父亲是什么原因吃不饱饭?我们不知道，更不知道去问。
父亲把一兜野菜吃完，擦了擦嘴，说：“你们去看吧，听到大喇叭唱时记着回来吃饭，我还要去洞里干活。”
我和民哥蹦跳着上了工地，只见人山人海，推土机、架子车，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这边，五个人一个夯，在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中一齐拉起，又一齐落下;那边，两座山间拉着几根钢丝绳，一来一往两个大铁箱运着土，到中间自动将土倒出，然后又返回，在百思不得其解时，只有到孙悟空的魔法里去找答案。
忽然，民哥指着一面山坡惊喜地说：“咦!快看，探照灯!”我们一前一后小跑着上了那面坡，气喘吁吁地来到探照灯前，手摸着小锅似的玻璃罩，巴望着天黑，想看看探照灯是咋明的。
这时，对面山坡上的大喇叭唱起了《社会主义好》，民哥催我说：“走吧，该回去吃饭了。”
我说：“就是不吃饭也得看着探照灯明，要不就该后悔了。”
话音刚落，探照灯里的灯泡开始发红，慢慢变明，直到不敢再看，我们才从坡上跑下来。
这时，父亲和几个叔们喊着赶来，说：“你俩可把我们吓坏了，快回去吃饭吧，今儿黑县剧团来唱戏，还有‘电打布景’哩!”
吃过晚饭，我们随大人来到临时搭的戏台前，人群中传出话，说戏是《劈山救母》。
因为我们太小，既看不懂戏，又听不懂戏，每场结束，只等着看下一场的“电打布景”。
记得那是我玩得最高兴的一天，在父亲们住的简易工棚里很晚才睡着，夜里还做了个梦，自己变成一条鱼，在新建成的水库里游来游去……
看看文中，广播、电影以及灯光营造的喜悦气氛，看看“我、父亲、母亲、民哥”以及在工地上穿梭往来、奋力工作的社员们，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有一点苦像吗?!我看到的是阳光、活力、质朴和坚毅。
正是父兄们那时的付出，使得北方一个深山区的一方山涧荒坡，在1970、1980年代变为鱼米之乡，至今仍在滋养着一方百姓。
1959——1961三年困难期间，在“公共食堂”里吃着粗茶淡饭、杂粮野菜，扛着镢头钢掀、锤头钢钎，在各种工厂、工地上挥汗如雨、艰苦奉献的那一代人，相对于50后、60后，是我们的父兄，相对于70后、80后，是他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那代人的形象是高大的、辉煌的，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愚公群体，我们现在还在享受着他们在艰苦年代、努力奉献所创造的福荫。相比于他们，扪心自问，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对他们应该是仰视、歌颂和赞美，搜集、整理他们的历史，给后人传递一种博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像那个可笑的智叟一样，对他们做善意的劝导、轻蔑的嘲讽、蛮横的指责和廉价的怜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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