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建国以后的前二十几年中，被列为五类分子的人及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冲击，有的甚至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就业与婚姻问题。
但很多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在对待这类人的问题上出现的某些过左现象，不仅不是中央的责任，更与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牵连不上。这一点，只要了解了当时的有关政策和最高领导人的许多讲话，就自然明白。
城市里的这类情况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局限，自然是不得而知的。而在广大农村，成分高的家庭和有历史与政治问题的家庭，在许多权益方面，他们和贫下中农家庭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家就是一个周围主要亲戚几乎全是高成分或者有历史问题的特殊家庭。
解放初期我们这里进行土改运动的时候，我们家曾一度被列入该划为富农成分的家庭之列。是祖父在当时村里一位妇女干部的帮助下，逐步理解了土改相关政策之后，如实向当时的土改工作组领导汇报了我们家庭的详细情况后，土改工作队的人员经过细致调查核实后，才最终把我们家由疑似富农成分改为中农的。
祖父当时的申诉理由有几条：一、我们家人口与土地财产并未过高于中农成分的标准，只是略高于一般中农，而较差于富农;二、我们家在农忙时虽然雇佣过短工，盖因当时祖母身体多病不能参加繁重体力劳动，家里孩子们都太小所致;三、祖父始终是家庭里一切农活的最主要劳力，二活掌鞭一肩担，从未脱离过劳动;四、村里及附近乡亲们平日因手头暂时紧张借我家的钱和粮，从未加过任何利息。那时的土改干部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在接到祖父的信件后，没有置之不理，而是深入调查，细致核实，然后根据政策及时予以纠正。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叙述过此事，祖父这一果断及时举措和土改工作组人员的高度负责，使我们一家在取消成分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归属于贫下中农行列，赢得了政治上应有的地位与身份。
但我的不少直属亲戚们就难逃划分高成分的命运了，这不是他们被冤屈，而是他们的家产、劳动付出、收入形式等，依照土改政策是理所当然。
我们家直属亲戚被划为高成分和自身有历史问题有：母亲的舅舅家，也就是我的舅爷家;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父亲的姐姐家，也就是我的姑家;与我们同大队的母亲的舅表妹家，均为地主。其中，我的伯父、舅爷和姑父三人均干过伪保长。除此之外，母亲的舅舅还曾做过我们这一带一个有名的土匪部下的营长，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为国军。
按照阶级关系，我的主要亲戚家，除了姨家、父亲的舅家是贫下中农之外，其他的基本都属于政府改造的阶级对象。我也曾因此受到过某些牵连，上小学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可因羞于把这些关系写进申请书中，始终未曾入团。虽然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学校里三名学生革委会委员之一，可一度成立的红小兵、红卫兵组织，我也到了没有机会加入其中。为此，我曾一度迁怒过母亲，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家里人问我是否入团了，我突然间怨气陡生，对着母亲吼道：看看你们都结些啥亲戚，我还能入得了团!
猝不及防的母亲，稍稍一愣，便对着我说了同样饱含怨气的话：那能咋着了?你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亲戚，不是你发发牢骚，这亲戚关系就能跟你断了。你知道不知道，没有这些害成分亲戚，也根本就没有了你，你还上哪儿去牢骚?
母亲的话一下子就把我说哑了，我一时间觉得很不好意思，满腹怨气瞬间转化为羞愧，便悄无声息地端起饭碗，一个人躲到了一个僻静处，胡乱吃了饭，就赶紧奔往学校。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此类的话，也没有怨恨过那位高成分的亲戚。其实，我的那些有问题的亲戚们，也从来没有哪一家中的哪一个人在我心中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只要他们来到我们家，我一样尊敬他们，从来没有半点的嫌弃心理。
有历史问题的人家在当时的确受到过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譬如林彪事件发生后，大队召开的群众大会就不许五类分子参加;二是子女在升学婚姻方面受到影响，许多人家的闺女不愿嫁到五类分子家庭。小学初中五类分子家庭的孩子是可以一样上的，高中由于招收数量有限，只有少数人可以上，大部分人初中毕业后就终结了学业。但也有部分家庭成分高或者上一辈人中有政治问题的学生能够升入高中，后来的推荐上大学，这类人的子女是没有可能被推荐入学机会的;三是五类分子家庭的孩子基本没有机会应征入伍。除此之外，这些家庭的人员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们如何对待家庭成分高或者家庭个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起码在我们村子里甚至整个大队里就不存在对他们的任何歧视现象。
我母亲的娘家只有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妹妹俩，外祖父旧社会一直做生意，常年不在家。他家的土地全部由他的几个外甥自种自收，从来不向外祖父交纳任何钱物。母亲从小就住在舅舅家，由于母亲的舅舅家里很殷实，对她也很好，所以母亲出嫁的时候不是从娘家走的，而是从舅舅家出门的。所有嫁妆及相关事宜，均由舅舅家料理。
土改的时候，外祖父家本来不应该划为地主，因为他的所有财产包括土地都无偿交给自己的几个外甥享用，他的外甥们也从未给他缴纳过任何东西。土改的时候，只要他的几个外甥敢于如实向土改工作组说明详细情况，外祖父家就不会划为地主。可是，外祖父的几个外甥为了保全自己，土改运动一开始，都急急忙忙撂下自己享用了多年的舅舅家产奔回老家，以贫雇农的身份参加了土改，并一个个获取了贫农的好成分。直愣愣把一个人人嫌弃的高成分留给了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无辜亲舅舅。
母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时常给我们说起这些往事，抱怨自己的几个舅家表兄弟太不仗义。
外祖父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外祖父没有儿子，孤独的外祖母在外祖父死后就只有依靠自己的两个女儿。那时候，姨家孩子少，家庭条件要好于我家，经商议外祖母就投靠姨家。外祖母在姨家一住就是几十年，一直活到八十五岁无疾而终。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每年总要到我家住上仨俩月，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很和蔼很慈善，一点也没有富家出身的阔太太形象。她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为自己家里当年的成分问题说过什么，对自己的几个外甥也素无怨言。由于姨家距离外祖父外甥家很近，外祖母的几个外甥对她还算差强人意。据姨说，他那几个表兄弟及其后代都很尊敬外祖母，逢年过节也会去看望外祖母，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得很融洽。看来时间是可以化解任何矛盾与怨气的。母亲说过，外祖母对自己的外甥们不是没有意见，只是她不愿意提起。她曾对母亲说：那年头，谁都知道好成分人家以后天地大。哪个愿意走进窄胡同，丢下大天地?外祖母对土改运动从未流露过任何不满，有时候偶尔说起这事，她甚至还说：共产党没做错啥事，这世道原本就应该你吃饱了肚子也不能让别人饿着，你穿绫罗绸缎也不能让别人连烂衣裳都穿不上。外祖母那样的人，旧社会里娘家富有，婆家也富有，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在经历过时代大变迁之后，她也算曾经沧海了。看淡生活，顺应生活，已经使她历练到了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了。
由于住在成分好的闺女家，外祖母晚年依然是很幸福的。她虽然没有儿孙，可我们和姨家却有表兄弟六七人，这对她来说也算是子孙满堂了。对外祖母来说，她一生的最大憾事恐怕就是没有儿子，而这点憾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在逐步化解以致彻底消失。在她心里，闺女就是儿子，儿子也是闺女。随着旧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改变，外祖母也在慢慢适应。每当她看到自己两个闺女个个人丁兴旺时，她的欢喜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就她一生来说，幸福始终占据着主流，不幸始终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充其量只能是她人生的别一种点缀而已。
母亲的舅舅家，也就是外祖母的娘家，在旧社会是比较富裕的。母亲的二舅，我们叫二舅爷的，在旧社会曾经跟过地方上一个很有名的土匪头子闯荡过。那土匪自号团长，二舅爷是他手下的营长。他们这支队伍在当时的鄂豫陝边界一带曾很有名，后来这支土匪队伍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收编，二舅爷依然是营长。再后来，这支队伍的头子被人打了黑枪，所有的人也都做鸟兽散。二舅爷便回到了家里，一心经营自己的家庭。
我曾经问过母亲，二舅爷哪儿看着都和善，他咋就当了土匪?母亲说：他们家原来也不行，老遭别人欺负。为了不让别人骑在头上，一气之下，你二舅爷才当了土匪。可你二舅爷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当土匪只是不想再受恶人欺负。当他的愿望实现后，就是那个团长后来不死，他也会洗手不干的。回到家里后，他一心打理自己的小日子，慢慢地就成了方圆圈日子过得比较好的人家了。
二舅爷回到家里后，还当了很长时间的保长。他乡品好，从不欺压百姓，土改的时候，他家虽然按家产划了地主，他却没有受到过任何处罚。文革期间，曾经有造反派批斗过他一次，也仅仅就那一次。他每次去我家，总爱和祖父一起蹲在我家南山墙边那棵大楝树下，慢悠悠地噙着烟袋吸烟，相互很融洽地说着话。二舅爷留着八字须，胡须全白，看上去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甚至还有点道风仙骨味儿。他比祖父去世早，死那年将近八十岁，我曾跟母亲一起去吊孝，并在他三周年忌日那天去烧纸祭奠。
那时候，公社曾一度不允许人们蒸供香馍祭奠死者。记得二舅爷忌日那天，我和母亲一起担着两筐用布遮着的供香馍往他家里走。快走到营边的时候，忽然刮了一阵风，把遮蔽供香馍的布掀翻了，白花花的供香馍便露了出来。那一天，我们经过的公路南侧，成百上千的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整理土地。就在馍筐被风掀起的那一刻，一辆卡车从身边奔驰而过。卡车闪过我们身边没多远，慢慢减了速。那时候车汽少，一旦看到大小汽车，大家总爱驻足观看。那辆卡车似停非停地慢慢游了一段距离后，又加速向前飞奔了。
第三天，父亲从公社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回到家里，问我们：你们夜儿去你二舅爷家，咋不把供香馍遮好，叫公社书记老周看见了?
我急忙说：没有人看见啊，我们一路上都遮得好好的，就在快到营边的时候，刮了一阵风馍才露出来的，没有人看见。
父亲说：人家周书记都在会上点了名，说一个王楼有个地主老头，三周年还有人蒸供香馍去祭祀。就没有看看路南边人们都在忙啥?我当时喊司机停下车，准备把那馍直接挑到工地上，让社员们吃了算了。喊了一声，司机没听到。后来听到了，车已经闪了过来。再想想，算了，地主也是人嘛，那样做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
我一听，止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才恍然大悟前天那辆卡车闪过我们之后迟迟疑疑缓行的原因为啥。
二舅爷一生阅历丰富，他做的匪事和伪差事，放在一般人身上，是免不了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可就是因为他身上不仅没有命案，就连一般伤害无辜的事情也没有做过，赢得了地方百姓的一致好评。土改和镇反的时候，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与冲击。因为家产较大被划为地主，这对他来说毫无怨言。他的儿子在兰州铁路部门上班，每月都有工资。那时候家里有个拿工资的人，生活标准一定不会差到那儿去。在我们的亲戚中，他们家虽然成分高，可日子过得却是一流。晚年的二舅爷在冬天里去我们家，身上常穿着一件羊皮袄子。那身打扮和祖父的粗布带大襟棉袄一比，反差很大。陌生的人如果看到他，一定不会把他看做是一个成分高的老人。
我的伯父是他们那代人中方圆几十里里最有文化的人，他毕业于当时全县唯一一所国立初中。伯父有学问，书法也是响当当的。在我们那个地方，长期以来，谁家读信写信的事儿，几乎都要找他。伯父一边帮人家读在外地工作的人的来信，一边帮人家给愿远方的人回信。每年年三十，一早起来，伯父家就围满了人。大家都拿着红纸求伯父写对联。伯父似乎很受用这中生活，他自己记了不知多少春联，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各家的情况，拿起毛笔，在砚凹里轻轻濡墨，然后一挥而就。一幅幅写好的对联，被人双手捧着摊在他家堂屋的地上或者屋外的平地上。前边的人刚把晾干的对联卷起离开，后面的人又把刚写出的对联就地摊开，你来我往，络绎不绝。
伯父当年从县立中学毕业会后没有继续深造，而是回到家里。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家里，但都一一错过。我们这里刚解放那阵儿，部队里一位团政委一个劲儿做祖父和伯父的工作，希望他能够参军。不知伯父出于什么考虑，就没有答应。为此，曾使得那位解放军政委有点生气。伯父也有做老师的机会，凭他的学问，无论在哪所小学校里当个教师都是绰绰有余的，可他依然没有那么做。他没有为新政府服务，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更由于他做伪保长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脾气暴躁，做事不讲方法，有意无意间伤害了不少人。他虽然干了短短七个月伪保长，却坐了八个月的班房。
伯父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因他有学问，算盘打得好，不管是大队生产队还是最早的区里，只要牵扯到算账的事情，多有请伯父帮忙的时候。在村子里，伯父由于是读过书的人，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当伪保长的事似乎在人们心里早已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该找他读信写信的时候，依然满含恭敬与感激地找他。个别时候，还能看到求他办事的人，从衣兜里掏出纸烟一根接一根的发给他吸，以示对他帮忙的奖励。
在生产队里，伯父一直在管理着队里的大土肥堆。那是很轻省的活儿，只需要把各家小土粪堆里的粪和牛屋里出出来的粪倒腾到大粪堆上即刻。伯父有一个小拉车，主要职责就是干这活儿。他干的活儿没有具体任务，全凭自己的自觉性。伯父不是爱偷懒的人，他一天到晚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本职工作。队里的大粪堆，就是在他的慢慢积累中天天变大的。每年播种的时候，队里就要组织壮劳力把伯父积累的大粪堆送到地里撒开。那段时间，伯父就帮人们装车子，他脸上始终都洋溢着笑意，那分明是一种难得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雨雪天干不了农活的时候，人们都不愿呆坐在家里，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聚集到牛屋里，听伯父讲述故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是伯父常讲的故事。伯父记性好，善讲述，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文白交织。每当他娓娓讲述的时候，牛屋里鸦雀无声，大家都直直地看着他，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七五年，我们家盖新房。上大梁的时候，要写对联，这任务当然有伯父来完成。新写好的对联贴在过梁上面的立梁上，很耀眼醒目。正好那天大队支书和几个大队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他们在我们家的建房工地上站了一会儿。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支书，驻足凝视着立梁上的对联，情不自禁地赞叹：这字，咱这圆圈没有第二个人写得出来!说着话，支书转过头来，对着正忙着干活的伯父说：老表啊，你一肚子学问不使出来，真是亏极了!
伯父不自禁地笑了笑，对着支书说道：我这算啥学问?只算是比瞪眼瞎强一点罢了。
伯父在文革期间一直很平静，没有谁打扰过他，也没有人批斗过他。在七十年代中期，他的伪职员帽子经群众集体评议后就被摘掉了，已经享受了和正常人一样的权利。
我的姑父的情况几乎和二舅爷一样，旧社会他家生活富裕，他自己也干过多年伪保长。听父亲说，姑父年轻的时候很潇洒，经常骑马挎枪，十分威风。姑父的骑马挎枪绝不是为了鱼肉邻里，也不是为了欺压弱小，完全是年轻人出于爱好逞强的心理所致。
和二舅爷一样，姑父虽然干伪差事多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情。他曾经在解放初期被胁迫参与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的反共产党暴动，由于他始终坚持围观而不介入，拿枪而不放枪，永远不伤及人命的观念，暴动之后再追究参与人员责任的时候，姑父被宣布无罪。那次暴动很快就被解放军平息，辜负所以能安然无恙，绝不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而是因为他的参与是在别人的威逼之下无奈参与的。参与之后，也没有伤害过一个解放军战士，只是匆匆走了个过场就返回了。
姑父由于在地方上影响好，在邻里乡亲中间的威信很高。他家在土改的时候被划为地主，那是理所当然。他虽然干伪保长比伯父时间长，却没有像伯父那样受到过刑事处罚。伯父那时候年轻气盛，缺少历练，做事不留余地，因此干伪差事时间短，却受到刑罚。姑父平日里和气待人，公平处事，从来没有结下过民怨，因此在重要历史关头，能得到地方民众的一致谅解，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
解放后的姑父，就完全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他沉稳能干，是远近有名的泥瓦好手，经常帮人家盖房起屋改造锅灶，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
地主成分的人家在当时唯一苦恼的事情就是儿子的婚姻。能干的姑父也不能摆脱这一困扰，他的儿子已经很大了，还没有对上相。无奈，只好按照传统的换亲方法，用大女儿给儿子换媳妇。除此之外，姑父在社会上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慢待。由于有一技在身，他很少干地里活儿，常常拎着瓦刀周游四乡，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水准远比一般人要好得多。父亲一次从姑父家回来后就很感慨地对我们说：你姑父真是个有福气人，靠着自己的手艺儿，日子过得比咱家都好。要不是害成分压着他，他一定更了不起!
姑父在我上师范那年，不幸遭雷击而死，母亲和父亲为此难过了很久。农村人迷信，他们十分惋惜地说：你姑父一辈子积福行善，处处受人抬举。哪知道会落得这样的结果!
我知道他们心里难以摆脱传统的说法，总认为遭雷击的人定是前世今生做了什么造孽的事。我就拿自己所知道的科学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嘴里虽然没再说什么，可我明白他们心里仍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姑父在历次政治运动期间，从来没有挨过批斗，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很感慨。他曾说过：人对人要实在，千万别耍坏心眼儿。要知道这世上，谁都不比谁笨，谁都不比谁弱。你要想抢吃别人一头，别人缓过劲来，一定会吃你两头。
姑父算得上生活里的达人，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他始终都算得上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他之所以历经坎坷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与他成熟的人生观分不开。姑父，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人，也干过伪差事，可他却始终平安。
我这里之所以要写一写我的几家高成分亲戚，意思十分明显，那就是不愿意看到有些人自己明明做了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情，在某些时候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惩罚，就满怀私愤利地利用现在的特殊形势，昧着良心喋喋不休地大肆污蔑诅咒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想说，这些人就没有摸着心口窝好好反思反思，你受到了某种惩罚，真的是无辜受冤的吗?那个特殊年代，真的就如你们所说的，无功尽过吗?真的就没有给过五类分子自由生存的空间吗?
谨以此文，纪念那个备受污蔑与谩骂的伟大时代。
20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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