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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石 | 记忆:学大寨岁月

伏牛石 · 2016-04-1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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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大队支书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人家大寨在啥地方?说得上是穷山恶水,可人家硬是凭着一股子干劲儿,把一个穷山窝窝变成了人人眼气的好地方!人家陈永贵如今干到中央,当那么大的领导,头上一天到晚还裹着个白手巾。他不拿国家工资,还和社员们一样拿工分吃粮。你说,人家那样的觉悟和干劲儿,咋能干不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广大农村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响亮口号,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和另一个口号“工业学大庆”一样,成为那个时代工农业战线上最激奋人心的号角。

  身处特殊岁月中的农村,时代历史自然会濡染身心。那时候,我年龄虽小,可也亲眼目睹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风云变幻,而且在稍大一点后还能有幸参与其中。因此,个中感受是那些无缘亲历者们难以想象得到的。

  上小学时,老师就教会我们一首歌,名字叫《大寨红花遍地开》。开首两句是: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毛主席的指示记心怀。众所周知,大寨和大庆一样,是毛主席为工农业战线树立的两个榜样。大庆生产石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叫王进喜。大寨是山区农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以平民之身位居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以翻身农民的身份担任了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面对家乡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他殚精竭虑,集思广益,不畏艰险地和村民一起探求摆脱贫困的幸福之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以修梯田的方式解决了世代困扰他们的洪涝灾害;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改造虎头山,三战狼窝掌,把昔日的荒山恶地改造成高产良田。大寨人以大干苦干加巧干的冲天豪情,几经磨难与牺牲,终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大队,一跃变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鲜艳旗帜,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肯定与推广。

  那时候放电影前总要先放新闻纪录片,我们就是在新闻纪录片中领略到大寨的山水人情的。也是从中感受到大寨人不屈的斗志、拼命的精神、充沛的干劲、协作的风貌的。

  那时候大队隔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召开群众大会,与会的公社领导和大队领导都要发表讲话。而学大寨赶大寨的内容,是他们每会必讲的话题。

  公社统一规划布置的农田改造水利工程,是需要各路人马群体协作共同完成的。而具体的改造农田活动,则是以大队为单位统一行动。我们大队所处地域,既不是平地,也不是山区。有的地块平坦如镜,有的地块凹凸不平。平旷的土地当然不在改造之列,处于沟坎之上的土地就需要改造了。

  改造的措施也不是盲目照搬外地做法,而是因地制宜,就事论事。不平整的土地,必须高铲低平,使其雨天不伤水。排水系统差的土地,必须因势利导,挖排水沟,修硬边渠,使其既能自然排出雨天积水,又能在旱天顺利浇到引来的渠水。

  公社大队都有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员,每次改造行动事先都有统一详尽的规划设计。一旦规划设计完成,大队就要连续召开两道会议。第一道是各生产队队长会计会议,安排部署各自承担的改造任务,与会人员还要亲临改造之地,当面领回所分配任务;第二道会是召开动员大会,全体参与土地改造的人员都要参加。大队领导满怀激情地号召动员,各队队长分别表态发言。必要的时候,队与队之间还要进行挑战与迎战,双方代表在会上当众宣读挑战书和应战书。

  每次土地改造工程拉开序幕后,工地上统一了上工收工及中间休息时间,其作风虽不似军队那样严谨,可也紧张热闹得有尺度有秩序。

  工地周围的气氛虽近乎一致,却也各具特色。以红旗为主色调的各色旗帜随风飘动,沟沟坡坡上用料姜石镶嵌白石灰粉面的巨幅标语,格外耀眼醒目。战地喇叭里不断播放着振奋人心的歌曲,伴随着工地上的人欢马叫,烘托出了一种热火朝天的劳动气氛。

  每天晚上收工前,各生产队的工程进度都要在专业人员的验收中量化排序。排序结果一旦要在喇叭里播出那一刻,工地上所有人都会暂时放下手中的活,驻足静听。受到表扬的生产队,立刻群情振奋,大家连连挥臂高呼,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受批评的生产队,群情黯然,大家低头相互小声咕哝着,不只是在自责,还是在诉说心中的不服气。

  由于在本大队,只要村子距离工地不是太远,午餐都是在村里做好后由专人送到工地。大家随便在附近的沟里寻点水粗粗洗一把手,端起饭碗或者拿起蒸馍就大口大口吃起来。距离工地稍远的生产队,就在离工地最近处的生产队找人家做饭,收工后直接赶到做饭处吃饭。

  一般情况下,吃饭时间也就一个多钟头,大家饭后稍事休息,就继续干起来。

  大队每次都是把任务具体分到各生产队,谁完成得早,经验收合格后,谁就可以提前回村。那些因工程进度缓慢,在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先后完成任务离开工地的,就要受到大队批评的。每一项工程完工后,大队都要依据事实评优罚劣。完成任务早工程质量好的,颁发锦旗,予以表彰;完成任务晚且工程质量差的,就要委屈地授以黑旗,并当众予以批评。

  工地上的劳动感受如果不深入其中,是万难知其详情的。只有你深入其间,亲自参与,那份感受才真切动人。

  我上初中那年,暑假期间,队里不知为何一时人手缺,父亲便动员我们几个半大小孩子参与平整土地。那次劳动是在大队最东边的一个生产队,距离我们村里有三四里远。前期的艰巨工程任务大人们已经提前完成,只剩下工程的扫尾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工程细微处的工作,把一些略显粗糙的地方做得精细美观一点。

  平日里上学的时候,如果顺路,我们都喜欢到工地上看大人们干活儿。紧张繁忙的劳动场面,早晚见了都让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涌动出想参与其中的念头。大人们干活的时候,并不一味的闭口不言。稍有间歇,他们都会以一言我一语地不停说笑。说笑的内容绝不是严肃认真的话题,全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笑话与闲话。小孩们是最喜欢听这些笑话与闲话的,因为这笑话与闲话,要比课堂上老师讲课的内容生动形象,令人开心得多。

  如今,我们不再是作为旁观者带着羡慕之情听大人们说笑话闲话了,而是要和他们一起在实地劳动感受中直接参与他们的闲话笑话。虽然天气很热,大伙几乎是汗流浃背,可处在紧张劳动状态中的人们是感觉不到太热的。在挥汗如雨的劳动过程中,只要有一丝轻微的南风徐徐吹来,身上扯成行的汗珠流到哪里,都让你感到凉森森的,很舒服。正干活的时候,只要汗水不流进嘴里,不流进眼中,大家是不会停下来擦拭它的。只有眼睛被汗水蜇涩了的时候,只有汗水渗进嘴角让你略感咸咸的时候,你才会停下手,拽起衣襟或者挥动衣袖,随便将其抹去,便又开始干活了。

  那几天,我们几个半大小孩出于初次参与这样的劳动带来的新鲜感,人人都很卖力,干活的速度都很快,质量也严格按照要求达到合格水平。干活过程中,大家的说笑声接连不断,就像贯穿其中的一条引线,始终把所有人的兴致与干劲紧紧绑结在一起。

  每天下午,大队评比验收的时候,我们队都是受表彰的对象。父亲知道后很高兴,特意让负责做饭的人把生活标准提高一下,以示对我们的奖励。我们几乎每天上午都能吃到麦面馍和离水面条。有时候,大家面条吃够了,就提出要求,能否做点豇豆绿豆汤,父亲一点也没有犹豫,立即就答应了。

  干活是劳累而愉快的,工地上所有的人受环境感染,谁也无心偷懒,谁也没空偷懒。在集体的目光下,在喧闹的氛围中,任何小私心都显得无处可使,任何投机行为都显得无聊而卑劣。

  有一天上午,天气微凉。整整一个上午,太阳大部分时间都被流动的云彩遮蔽着,小东南风一直慢慢刮着。干起活来,不仅不感到热,反觉得很凉快很舒贴。我们几个人趁着凉爽的天气,一鼓作气,中间也不休息,一口气干到下午一点,竟把全天的任务都完成了。那天队里送的是豇豆汤和蒸馍,满满一大桶稀汤,我们几个竟一口气将其喝完。我清楚记得那天午饭,我接连喝了六小碗豌豆汤,吃了三个三两重的馍,竟一点也不感到肚子撑。其他人也都和我差不多,大家似乎一下子都变得很能吃很能喝。

  下午回去,父亲看到了,就问:咋真早就回来了?我说:我们上午就把一天的活干完了。父亲没说什么,只是很满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那好好歇歇吧。

  全大队土地平整完毕后,农田改造任务依然没有完成,不久上面要求对部分土地实施深翻。这一任务以生产队为单位,各自根据自己队里土地的情况确定深翻对象和面积。我们队里就决定在村子北面的几块地里实施深翻。

  村子北面有一个圆形小苇坑,它处在对等四块地的中间,坑里长满了苇子。春天,青黄色的苇子芽刚刚拔出,很柔嫩,很惹人心疼;随着天气日暖和夏天来临,苇子节节拔高,细长的叶片也变得灰绿厚实;到了夏末秋初,苇子便长出灰紫色的缨帽,像一面面古战旗,随风晃动摇摆,煞是壮观;到了初冬,苇子的叶片慢慢枯涩发黄,这就到了收割的时候。每一年这时候,这里的苇子和村子东面那个大苇子坑里的苇子都要卖给坤大的一家亲戚,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编苇子席的。

  苇子坑对周围的四块地非常重要。春秋季节栽苗的时候,人们就在这个坑里取水浇灌。苇坑西边和西北边那两块地就是要深翻的地。那段日子,全队男女劳力都集中在那里划块深翻。

  有一天上午,放学回到家里,听母亲说人们在深翻地的时候,挖到了窟眼儿钱,还有其它东西。我一听,撂下手里的东西,就往村子北面飞跑。当我气喘吁吁赶到地里时,大人们正要收工。我亟不可待地问:挖出的东西呢?有人说:谁挖的谁拿走了,没有啥稀罕东西。

  我不信,又问:哪儿挖出了窟眼儿钱?有人指了指地西头,说:那不是,就是撂着碎砖头的地方。

  我又是飞跑着奔向那里,只见一个刚刚挖出的小坑里澄了小半坑清水,一些破碎的青砖散落在坑里坑外的地面上。我蹲下身子,用手洗洗拨拉着碎土碎砖,希望能找到点什么。可是手指都有点疼痛了,依然一无所获。

  带着深深的沮丧,我缓缓站起身来,没精打采地准备往回拐。就在迈开脚没几步,我忽然踢到了一块青铜片,急忙捡起来细细一看,是一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圆形青铜片。我用手擦掉上面的泥巴,一边翻玩着,一边往家里走。回去后,我问二姐:这个铜片儿咋烂成这样?二姐说:人们挖地的时候,挖到一块大四方转,揭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用青砖垒的方形小坑,坑里面是清水,坑上面盖着这个铜片。人们再往里挖,就挖出了几十个窟眼儿钱。这个铜片儿本来是囫囵的,不知被谁用锨捣成这样的。

  过了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被捣烂的铜片儿,就是古铜镜。只是那时的人们没有文物知识,也就随手给破坏掉了。如今想起来,还真让人有点遗憾。

  深翻土地的工作开展没多久,上面就让停止了。据说这样做对粮食增产并没多大好处,甚至还会因破坏了表面的活土层而影响粮食产量的提高。

  学大寨就要因地制宜,落后的农村没有现代科技支撑,就只能土法炮制出提高产量的办法来。那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生尽千方百计积肥

  每逢开群众大会,大队支书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几个字:一定要管好人粪尿,确保粮食高产。于是,人和牲畜的粪与尿便成了那时候的宝。各家各户的人粪尿都要统一交到生产队。尿按桶记分,粪按斤记分。就连做饭后灶膛里的小灰也要统一收起来,和人粪尿混在一起集中发酵,制成土粪。

  积肥的第二个途径是挖堂土,铲地皮。堂土就是把闲置多年的人家屋里的土层挖掉,然后再用新土填制起来。土闲三年即是肥,挖出的堂土当然要送往地里作肥用。铲地皮是每逢下雨天,尤其夏天雨后,队长就要集中全队男劳力,从东到西,挨家挨户把地上的泥层铲起来积成堆,待天晴后再拉往地里作肥用。

  积肥的第三个途径是掩青。掩青有两个方面,一是夏收后在即将秋播的地里撒上一种叫圣麻的植物,那是一种速生植物,十天半月就能长人把高。当时链轨拖拉机各大队都有,长着圣麻的土地只有拖拉机才能将其深掩在土层里。掩后的圣麻只需一场雨,就会腐烂变肥。二是动员人们收割沟坑坡上的蒿类植物,按斤记分,统统挖坑放水置入其中,等到沤烂后再搅拌细土,挖出后即可当肥使用。

  那时候,在落后的生产力下,所有的干部群众几乎使尽了可使之法,一个心眼儿就地取材,希望促粮食能够丰产。

  学大寨也需要深入到大寨参观学习。七十年代中期,公社特意组织各大队支书去大寨参观学习。每人发放八十元钱八十斤粮票,在公社书记带领下赶赴大寨,实地观摩学习。

  回来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大队支书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人家大寨在啥地方?说得上是穷山恶水,可人家硬是凭着一股子干劲儿,把一个穷山窝窝变成了人人眼气的好地方!人家陈永贵如今干到中央,当那么大的领导,头上一天到晚还裹着个白手巾。他不拿国家工资,还和社员们一样拿工分吃粮。你说,人家那样的觉悟和干劲儿,咋能干不好?

  当支书说大寨的社员下地干活的时候都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咋看咋眼气,咋看咋舒服时,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张大嘴巴,一连声地唏嘘不已。那年头劳动布刚走进乡村,谁要是能做上一件上衣或下衣,一定会惹得所有人不停地对他行注目礼。

  参观回来后,各大队自然又是一阵大干快上。干部们开动脑筋,精心思考着如何发展提高。我们大队新开挖的大坑塘,就是在那个时候达到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口的。

  学大寨,就要树标兵。标兵对象主要是妇女群体,被树为标兵的人不是终生享受荣誉,而是一年一评。

  我们队里每年评标兵的时候,都是把生产队的干部集中在我们家里。按照上面指示,妇女标兵分两个层次,中年妇女一个层次,未婚姑娘一个层次。研究的时候,所有生产队干部挨个对每个年龄层次的妇女评头品足。大家都很认真,都希望评出的标兵能身负众望,不被人说道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中年妇女群里,年年被评上的标兵都是西院的七奶。那是一个淳朴实在人,不论干什么活儿都干在头份,从无怨言,从无消极怠工行为。姑娘层的标兵也是连续几年都评住我的二姐。二姐人不善言语,在家里很少与兄弟姐妹们争长论短。她不大善于做针线活儿,可干集体活儿却是一把人人称赞的好手。我的三个姐姐在家的时候各有所长,大姐脾气不好,喜欢训人,可她一人独揽了全家人的鞋子任务。只要有一点空闲,大姐都手里不离针线活儿,黑明连夜加班,我家墙上早早晚晚都挂着一大兜做好的大小鞋子。二姐虽然针线活差点,可出力气活却干在头份。在我印象中,那时候全家人吃水的活儿几乎全由二姐一人承担。三姐岁数稍小,地里的活儿干得不多,可喂猪刷碗下地拾柴的事儿主要靠她。三姐争胜心强,家庭观念强。父亲干队长,难免有时候得罪了某些人,他们背地里如果一议论父亲啥不是,被三姐听到,一顿好吵便避免不了。

  队里评出的标兵没有多大奖励,只是在工分上要稍高于其他人。那时候,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二分,女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半大孩子一天的工分七分。评上了标兵,就可以享受和男劳力同样的工分待遇。为二姐评上标兵的事儿,父亲很不自在,几次都拒绝评自己的女儿,可全体与会队干部都一直坚持。他们说,这不是徇私情,是你家二闺女完全够格。父亲无奈,也就只好顺从大家的意思办。

  七十年代,农村的变化虽然称不上多么巨大,但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在集体所有制的氛围里,确实有了长足发展。那时候各个大队,至少都有一部拖拉机、一辆轮胎车。至于打面机、粉碎机等,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

  而今,集体所有制已经远离人们的生活几十年了,社会体制再一次退回到既往的历史旧制之中。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已经渐无踪影,就连市县一级也所剩无几。我曾听一位企业界人士说,他参加一个市级非公经济座谈会,与会的市委书记对他们非公经济人士满含感激。书记声言,我们的饭碗都是你们给的。没有你们非公经济人士,全市的财政靠啥支撑?财政人员的工资靠谁给发?你们看看全市还有一家像样的国企没有?因此,我要说,是你们给了我们饭碗。我要谢谢你们!

  听了这话,我深感悲哀。社会主义之名一旦冠以特色,它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否合理合法,也全都合理合法了。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何须争论?也无用争论。

  八十年代以前的大寨而今依然在走集体化道路,而他们的集体化也不得不搅合在无序的市场化之中。也难怪,如果完全脱离了无所不在的市场化,如今的大寨人还能自己拽着辫子脱离地球?

  难忘当年的大寨,难忘学大寨的岁月,难忘当年全国各地与大寨一样化而类之的生产大队与生产队!

  2016.4.13

  附:

  伏牛石 | 记忆:稻场往事

  伏牛石 | 记忆:军属二伯

  伏牛石 | 记忆:灯与火

  伏牛石 | 记忆:村里的坑塘

  伏牛石 | 记忆:石碾·石磨

  伏牛石 | 记忆:广播·收音机

  伏牛石 | 记忆:我所亲历的文革水利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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