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王 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 云 项 英 博 古 王稼祥 康 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贺 龙 罗荣桓 谭 政 彭 真 高 岗 罗瑞卿 林 彪 邓小平 萧劲光 萧 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 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 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 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 刚 杨 松 曹轶欧 孟庆树 涂振农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党更加自觉的担负起抗战的领导责任,把战争引向胜利。
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
全会秘书长王稼祥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竞争了。”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的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现在不应该强调保卫武汉,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在报告中说: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的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坚持民族统一阵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
“鉴于张国焘严重的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谈到学习问题,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问贺龙: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又问徐海东: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党规党法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报告。
10月20日,王明在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刘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女儿,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刘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此时,双双堕入爱河的还有毛泽东和江青。组织上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种情况,又找到来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阵轰动。毛泽东的第3次婚姻,已经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万人瞩目,因此从一开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这些人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这都不足为怪。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由毛泽东的警卫员接到毛泽东处,帮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清楚的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的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周恩来还找到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况且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
张闻天收到此时已经调回延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写来的一封信,他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唐蓝风波”的绯闻。他一听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立即给张闻天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王世英把信写好以后,觉得一个人署名分量不太够,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还一个个摁了手印。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
“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且说在10月的一天,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就握着江青的手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见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后来听说江青是老乡,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奇女子的乡亲感到高兴。听周恩来如此说,他也就接口说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分为两篇,一篇的题目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另一篇的题目为《战争和战略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
“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的反对投降主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谈到“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为转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所采取的怀疑和反对的错误态度,特别强调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好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坐稳坐占,好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失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发展广大的和坚持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的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11月6日,是六届六中全会最后的一天。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写道:
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纪律的决定》,强调党的团结与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象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此外,六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代表进行了会餐。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是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同大家谈笑风生。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他尚未说完,自己已经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会心的笑了,乐得个个合不拢嘴。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移至毛泽东住处开,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张闻天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大家的意见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与总结,使党的决议和文件起到统一党内思想的作用。他时刻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操劳,毛泽东曾诙谐的称他为“明君”。毛泽东曾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听到后,为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解感到十分欣慰,说:“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王观澜在六中全会后在桥儿沟召集神府特委、绥德特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王观澜与王明进行了激烈争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有一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吾着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知道后,进行了干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到陕北后,劳累过度,经常发作,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专门把他找来,关切的问: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王观澜非常感动。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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