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
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扩大会此后又先后在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4次。毛泽东和王明在会议上就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短兵相接，公开交火。
9月10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期里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长达4年时间里，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错误路线。“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建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外，还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他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
9月12日，王明在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了反击。他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王明还说，早在苏联的时候，他就反对博古的错误，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王明的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批评，希望他检查和改正错误。
与会者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泽东——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政策，都是“左”的错误政策。他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后，又检查了他自己受王明路线影响，在那一时期存在的一些缺点和所犯的错误。
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民调查》的讲话，他说：
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毛泽东还详细谈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等问题。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担任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负责指导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的整风运动。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演讲。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早已来到的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坐，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坐，大家静静地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的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矮胖个子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却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个子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他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百分之百损失了，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13个大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陈列着谷子、糜子、小麦、荞麦、玉米、高梁等边区各类农产品的样品。每一种展品的旁边，都写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名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毛泽东也赶来农业展览会参观。在农展会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一张描述边区农业概况的图表和每一种展品。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
“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
毛泽东立即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拉着他那结满厚茧的大手，兴奋地说：
“听同志们说，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3人同王明进行了一夜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重申了他在7日谈话中的看法。他还坚持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说他“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王明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毛泽东发言通报了7日晚上4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2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毛泽东专门为书记处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
可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书记处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和王明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的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璋要认真负责。傅连璋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璋的助手。李富春、傅连璋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璋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且说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以后，即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鉴于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阻力极大，便专心著文，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文章，史称为《九篇文章》；文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
毛泽东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后来他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的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毛泽东选集》注明时间是在1941年11月21日，其依据是这篇《演说》首发于1941年11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故而编者把闭幕日当作了开幕日——笔者注），他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主义的中国。”
“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的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李鼎铭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1941年，他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医科大学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任弼时等人陪同下来到学校，详细看了学校建校10周年展览，挥笔在留言薄上写下了“办得很好”4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之后，毛泽东在学校礼堂对师生们讲了话。他首先祝贺医大建校10周年，向师生们问好，然后说道：
“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的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做老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还以庸医杀人、良医治病的事例，对师生们进行了教育。
11月7日晚，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的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代表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说：
“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均很大。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即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约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毛泽东还指示说：
根据日军进攻的特点，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3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只有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土制武器，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等，使敌人到处疲于奔命，才是今天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唯一道路。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且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随着会议的一步步展开，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他深深的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的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联名拟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供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吗？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的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的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的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49章
“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
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
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话说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
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获得165票的多数拥护获得通过。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李鼎铭、谢觉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人员，边区政府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林伯渠 李鼎铭 高自立 南汉宸 萧劲光 贺连城 刘景范 马明方 柳湜 霍子乐 那素滴勒盖（蒙古族） 毕光斗 萧筱梅 高步范 杨正甲 马生福（回族） 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其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为委员。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请续范亭、李鼎铭等人讲话。续范亭站在主席台上，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
“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李鼎铭在讲话中说：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第—，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
参政会结束不久，李鼎铭由米脂搬家到延安，将全部家产献给了政府。一天黄昏，毛泽东派车接李鼎铭到杨家岭，亲切的把他迎进窑洞里，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
他说：
“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开明人士。”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毛泽东还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写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按照边区政府组织法规定，边区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发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边区政府主席签署以外，还需要边区政府副主席副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现在办起事来还需要请示李鼎铭，他们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态度，公开表示不愿在党外人士领导下工作。
李鼎铭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只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把我当摆设。”他甚至说，要辞职回家行医。
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感觉到，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主要责任在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到李鼎铭家登门拜访，听取李鼎铭的意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作了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说明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还谈到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不断改进工作，使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较好的开展起来，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也有了“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非常满意，他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议论和批评，都要重视，凡是对的，就要研究解决，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后，毛泽东和李鼎铭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发作得特别厉害，胳膊都疼得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即给毛泽东切脉看病，他说：
“不要紧，吃3服中药就好了。”
此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很尖锐，西医说中医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听，他说，还是试试看吧。他坚持吃中药，同时接受李鼎铭的按摩治疗。3服中药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
毛泽东多次与李鼎铭谈论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讨论中医发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说：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
李鼎铭答道：
“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此后，毛泽东有病时，常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爱护、扶持中医。他还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行中西医结合。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成立了中医保健站，中西医协会。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还在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为会长。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建议各地根据高级学习组成员的情况，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
此后，重庆南方局根据中央通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的包括25人的重庆高级学习组。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军委2局的机关干部们习惯的在晚饭后来到延河边，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谈。
一辆大卡车呼隆呼隆地由远而近开来，到了延河中间，冰层突然裂开，车子的两个前轮陷在河里不能动弹了。两个警卫员敏捷的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位年约50开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边上的人们不约而同的惊呼起来，大家飞快的向汽车奔去。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一声：“伯伯好！”
“好！”毛泽东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说：“大家好！”
毛泽东当晚被安排在2局机关4科院内的办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2局机关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们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
大约在10点钟，中央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布中山装，左右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纷纷议论说：“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啊！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毛泽东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马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站了起来，亲切的向大家问好。他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说，中国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一个人的作用等于1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
“你们是无名英雄，我认为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啊！你们看，我因为有了点名气，就不方便了。敌人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大卡车开来了，他挥手与大家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人们目送着汽车，驶向茫茫荒原。
11月下旬，也就是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集政务会议，专题讨论如何执行精兵简政。会上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随后，边区政府发出训令，要求缩减机关人员，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诏书，对英美宣战；接着，德国对美国宣战；英美也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编整委员会拟定出编整方案，制订了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镇政府3个组织暂行条例。
12月16日早晨，毛泽东在傅连璋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的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的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是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间，陕甘宁边区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准备工作，第一次精兵简政开始了。后来经过4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作了一些工作，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主要有《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毛泽东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说：
“同意毛泽东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必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月底，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泽东复函周文，他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此时礼堂里连凳子都没有，与会者全是站着听讲。毛泽东便也站在讲台上讲话了，他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他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温济泽还说：毛主席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示中说：
“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
不久，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执行情况，将减租减息列为“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十大政策之一。指示还强调说：正确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关键是农村充分宣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使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变为农民群众的要求，决不能由干部包办代替，让群众认为是政策的恩赐。只有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才能使这一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减租减息的成果才能巩固。
毛泽东认为减租减息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它比“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后退了。但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战，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党八股的坏处，他说：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八股的第3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
原来钟灵在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时，感觉繁体的‘农’字，与‘工人’二字从美术的角度看不太对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工人’二字写成了隶体字。毛泽东有一次从城墙边经过，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将‘工’字中间的短竖拐了两个弯、‘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标语。
毛泽东接着说：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革命的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他劝到会的人们多看几遍。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4日，从苏联回国后在西安停留的林彪，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2月14日下午，林彪去看望堂兄林育英，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为林育英检查病情。林育英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
“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
林彪说：
“你讲吧。”
林育英说：
“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与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的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
林彪点点头说：
“八哥，这件事我记住了。”
林育英又说：
“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5日，延安美协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3间窑洞里主办讽刺画展，展出作品70余幅，是张谔、华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报》对画展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说：
“边区美院的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参展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各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华君武等人的讽刺性漫画，在延安引起了争议，毛泽东就派舒同去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支持华君武。
毛泽东、王稼祥在画展的第3天，前往观看。这天正好是华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泽东等人参观画展。毛泽东对这些讽刺画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张一张的看过去，遇到那些看不出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画，就问华君武：
“这是什么意思？”
听华君武作了解释，他就点点头。他看了有些画，禁不住笑起来，看到有的画则不笑不问就走了过去。看完以后，华君武送毛泽东出门，他诚恳地说：
“请主席批评。”
“漫画还要发展。”
毛泽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关注文艺界的活动，请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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