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154-155章（第四卷 风流人物）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

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话说194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详细讨论了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蒋介石在会议总结中说：现在一般盟国以民主政治为基础。过去苏联对我们不满意，英美批评我国不民主，即在中共问题上发生疑虑。今后应适应国际环境及抗战局势，对中共应采取宽大政策。

12月16日，蒋介石约见林彪说：

“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爱护人才，不会偏私。”

林彪一直在重庆滞留了9个多月，与周恩来一同多次与蒋介石、张治中谈判，终至无果而返。

12月16日，康生在会议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

由于在夏秋之间国民党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延安发现了特务，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审干运动，由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于是，在共产党内部除了没有脱离过红军队伍的干部以外，对其他干部一律都要进行审查：即凡是在白区工作过的、曾经被捕过的、掉过队或被俘虏过的干部，均在审查的范围之内。

此时，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江青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这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恩来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后于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刘晓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1942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带来了喜人的成果。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为168万石，棉花产量为1403600斤，养殖牛209700头，驴162000头，羊1873100只。并先后办起了纺织厂、兵工厂、炼铁厂、造纸厂、农具厂、印刷厂、火柴厂、被服厂等。在绥德、延安、子长、关中等地开发了许多煤矿，保证了军需民用。由于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人民群众的公粮负担逐年减少。1941年边区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85％。1942年降到了11．14％。

1942年底，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

毛泽东通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请他们设法营救。在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忙，未能成功。后来，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保释，冯雪峰这才出了狱，留在南方局工作。

这年冬天，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来到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该社正副社长欧阳山尊、朱丹和成荫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征求他对这些剧作的意见。

是年冬季的一天，在军委二局工作的毛远志从安塞出发到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看望伯伯。毛泽东和几位客人刚吃完饭，警卫员正收拾碗筷，毛远志忙说：

“不要拿走，我还没吃饭呢！”

毛泽东看着风尘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说：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

他又吩咐警卫员再拿个好菜来。不一会儿，警卫员端来3个烤辣椒，这的确是毛泽东最爱吃的好菜。毛远志就着辣椒，将伯伯和客人们剩下的二米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一扫而光。警卫员收拾了碗筷，抹干净桌子，转身去了。毛泽东亲切的望着侄女说：

“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一位客人问毛远志多大了？是否入党了，毛远志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

毛泽东有点半信半疑。毛远志说：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年龄不到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约，你好辛苦哟。”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毛泽东高兴的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侄女，又嘱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李讷和她母亲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道吃。”

毛远志到医院看完病回到杨家岭，毛泽东又问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毛远志便将谁是她的科长、谁是她的股长、工作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等等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她：

“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毛远志叹口气说：“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约，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3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毛顺义，一个是毛华初，半个则是毛远志。后来，他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给二局做本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将赚的钱补贴在工作人员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天晚上，毛远志就睡在了李讷的床上。夜已经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卫员把她推醒了。原来，毛泽东此时才吃晚饭，让警卫员送来一个小猪蹄让她吃。毛远志迷迷糊糊地啃完猪蹄，倒头又睡。

过了两天，毛泽东问毛远志：

“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毛远志回答说：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见到江青。尽管江青对她很亲热，很体贴，但她看住的地方实在紧张，又怕影响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别，她说：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泽东不解地问：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尽管毛泽东一再挽留，毛远志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

后来在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了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说：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泽东笑着拍拍侄女说：

“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没几天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利害，组织上把她送到西北局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远志住在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关照警卫员拿来了一些旧报纸，帮她把墙糊上，还送来了两只别人送给他的风干鸡，让她补补身子。江青也经常来看望她，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再说12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中的“第1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他在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毛泽东说：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批判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的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毛泽东还强调说：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5项目的。”

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说：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时已是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毛远耀陪同沈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窑洞。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的读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稿，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12月30日，刘少奇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延安。

1943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他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元旦节夜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莅临并讲了话。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及华北敌后各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刚刚于42年底回到延安的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

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

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1943年1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经济工作会议，遵照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确定1943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是生产，生产目标是达到丰衣足食。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

吴满有在边区政府发展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号召下，订出自己周密的劳动增产计划，靠劳动致富，成为劳动英雄。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

1月14日，是西北局一直开了80多天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了359旅的全体指战员，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写“发展经济的前锋”。

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4人受到奖励，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1张。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形成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部队与部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说：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离城10公里的枣园居住。枣园的正名叫延园，这是延安西川一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

1943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1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的给毛泽东等人敬酒敬菜。

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毛泽东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3位劳动模范座谈。3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历史和生产的现实。文化工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象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说，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春节期间，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为毛泽东绣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象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的到朱德那里去了。

鲁艺秧歌队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9日，毛泽东高兴的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渡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春节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的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是元宵节的前一天。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候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的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3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的站在门口，笑眯眯的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的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的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3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3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3杯酒，还不住的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和毛泽东亲热的拉话谈心。

2月21日，苏联红军挫败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中说：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和教育3个方面。毛泽东殷切期望敌后军民乃至全党，以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促使抗日战争的发展。他多次告诫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说，抗战尚需2至3年，必须努力奋斗。

1943年3月，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制作完成，反映了359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功绩。

3月，中央文委和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会议，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与会者有50余人。

凯丰和陈云先后讲话，他们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

会后，延安作家纷纷下乡。诗人艾青、萧三，剧作家赛克，到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柳青到了陇东等地；鲁艺有30余位文艺工也到了农村和部队。在这一批文艺工中，作家柳青在米脂县吕家俭乡一呆就是3年。

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

会议依据整风后期的形势，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博古、王明、刘少奇、邓发、凯丰。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康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少奇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

会议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刘少奇到中央工作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其中谈到一些政策问题和国共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王明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还企图拉拢刘少奇支持他。刘少奇严厉的批评了他，王明立即宣布放弃个人的意见。

欲知刘少奇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少奇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少奇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的详细交代安排刘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刘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刘少奇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公开表明了他坚定的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说是党内顽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的态度和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第155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的提‘主义’。”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任国民党赴缅甸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1942年5月18日，他率部突围，在密林中遇伏受重伤，不幸于26日下午7时壮烈殉国。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撰写了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 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且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实行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毛泽东对于反特工作指示说：

“反奸斗争要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原则上不要抓人杀人。镇压反革命要公开进行。”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50岁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报告毛泽东说，延安一些负责人要在年底为毛泽东做50大寿并宣传他的思想。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许多不良影响。且当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合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声明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继之，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毛泽东又说：

“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国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列主义的原则是，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即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任了极大的责任。从这个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创造力。”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9条决定。他在第4条中写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建校7周年题词：“站在最前线。”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于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到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而且报刊上接二连三的刊登了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1943年6月6日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

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若是好汲取，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3次到达延安。邓宝珊是应蒋介石之召，到重庆开会途径延安的。蒋介石惟恐他再到延安，电令他绕道宁夏赴渝。邓宝珊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这次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毛泽东第2次为他设宴，大家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1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为邓宝珊一直和毛泽东保持着友好关系所感动，即席赠诗一首给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与邓宝珊、续范亭这些国民党将领相反，蒋介石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说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特区”，他指令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研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枣园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的点缀在枝头。一天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指着院子里的小石凳和小石桌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毛泽东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原来，医务人员看到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者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大家就想法要和他打麻将。毛泽东说：

“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

尽管毛泽东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他还是经不起工作人员们的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的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的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说罢，问毛泽东应该从哪方面写，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他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王稼祥经过五六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了才将它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又在大信封的正面上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1943年6月26日王稼祥让警卫员马上送给了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6月28日这一天，刘少奇将他起草的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在这个信稿上作了66处批改。这66个批语分别指出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兹将刘少奇的信稿和毛泽东的批语抄录如下：　　

大概如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较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地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侧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侧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4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9条方针。毛泽东还写道：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把这几句话刊登在《防奸杂志》第6期上，要让全党都知晓。

7月4日，中共中央授命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所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的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解放日报》立即发表。

7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王稼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鄜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9日，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通电，反对内战，紧急动员，保卫边区。

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其援助。

7月10日，国民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第3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7月11日，毛泽东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通讯：

【新华社延安11日电】重庆消息，《新华日报》7月1日纪念中共22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检，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3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1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7日6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8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8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7月1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总学委关于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说：

“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9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他写道：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正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接着，毛泽东在社论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恶阴谋，以辛辣的笔调驳斥了他们所散布的“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无耻谰言。

针对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阴谋，毛泽东写道：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的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

“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的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驻重庆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欲知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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