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156-157章（第四卷 风流人物）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的赶着毛驴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自从毛泽东、朱德同意杨步浩为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杨步浩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象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毛泽东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的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的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的转来转去的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的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有钱人谦恭，一见此人如此傲慢，自己被挤到一边也就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的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为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情况，让有关人员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材料还没看完，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说罢，接着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他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解释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1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日军由于太平洋作战失利，在华北撤退了一些次要据点，收缩兵力，八路军乘机进行反攻势作战。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

7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党的政策、任务问题致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中，要求各地应加强对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强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后来到年底，晋察冀北岳区恢复并开辟了平汉路西3600个村庄；平西区抗日武装伸向察南，恢复与开辟了怀来、涿鹿、蔚县、宣化、阳原地区2000多个村庄；冀中区恢复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东、平北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宁西部大块地区；晋冀豫的冀南区恢复、发展了10余县；太岳区打开了高平、晋城、长子、沁水、曲沃、沁县等边沿区局面；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7、8月间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晋西北已将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恢复了根据地。

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了夺取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战役，基本控制了上述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华中新四军基本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苏北的淮海、盐阜区基本恢复；苏中、苏南、浙东区经过长时间反“清乡”斗争，击退了敌人；淮北、淮南区基本恢复并开辟了部分地区；鄂豫边恢复了襄西，发展了襄南，开辟了洞庭湖滨。

华南抗日纵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恩来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的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恩来。

8月15日，中共中央在《总学委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中宣布说：

“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落。”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工作的9条方针。《决定》还说：“这一次我党审查干部，不称为肃反，不采取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法。”

决定还说：“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

此后，江青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学员们席地而坐，礼堂被挤得满满的。老师们和校领导都挤在礼堂大门口内的东侧，紧靠着墙站立着，几乎是站在了主席台上。

主席台上放了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他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持着耳把，又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把茶缸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的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那1米8以上的魁伟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的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句话，顿了顿，他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

彭德怀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要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准备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不想就此问题纠缠不清，就让江青跟他解释一下。江青接待了彭德怀，她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他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在抗战时期，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毛泽东在他行前，特意致电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恰好，吕正操率部同行，一路安全抵达延安。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都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久别重逢，大家见了面，都很激动和高兴，互问别后情形。

吕正操作为七大代表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笑着说：

“你给我写的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

毛泽东又问他道：

“干嘛要把3个字连成1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的笑了。两天后，毛泽东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

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第2次“九月会议”，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的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有人提出百团大战是否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第2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1943年秋，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任弼时希望萧三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荣幸的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后来，由于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萧三所写的那本传记也未能如期完成。

1943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窑洞里的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点亮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指示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毛泽东接到从新疆传来的噩耗，四弟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了。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囚禁。后来他在1943年2月7日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1943年秋，邓宝珊自重庆返回延安。他因为长期身心兼劳，到延安后，突然患病。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疾病，多次亲自慰问叙谈，还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先生为他治疗，旬日而愈。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的、毫无例外的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毛泽东在社论中用大量的篇幅预言了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后可能采取的3个方向：第一个是“投降和内战的方向”，第二个是“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第三个是“改变政治方针”。在这3个方向中，毛泽东断言：第一个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毛泽东在社论中同时表示：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结束，毛泽东作了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关于路线问题的结论要到“七大”再做。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写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一指示，对中央纠正审干和肃奸中的错误，起了很大作用，使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是年10月，在九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他的贴身勤务员齐吉树记述了这一活动：

这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他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3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还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宗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的在那里看书。在那一辆车上，江青、陈宗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还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挎在身上的暖水瓶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欲知毛泽东在视察中如何做好彭德怀的思想工作，请看下一章。

第157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0月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毛泽东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

毛泽东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的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还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1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又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的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那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对着毛泽东，抬起右手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的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对，对。”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

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向他们走去，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

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2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1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周恩来、王震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特意挑选了一位烹调技术高、思想作风好的蔡师傅为毛泽东服务。据说蔡师傅是南洋归侨，还在法国开过西餐馆，周恩来当年在法国留学曾吃过他做的饭。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中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毛泽东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得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上级领导的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3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伏击战，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1头牛1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毛泽东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此时的南泥湾垦区，包括延安、延长、甘泉、鄜县、宜川等县的一部分，垦区政府设在阳湾村。在南泥湾一带垦荒种田开办农场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经理部、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文协、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10多个单位。

10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报告。他风趣地说：

“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

毛泽东高度的赞扬和肯定了合作社，他说：

“陕甘宁边区生产，1943年发生了一个革命，就是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他还肯定了合作社按股分红的分配原则和办法。他说：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获悉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激化了。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后，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饶漱石斗争了陈毅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树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4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的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此后，邓宝珊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作战的方案。会议决定打败日本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的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评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第2届叫农工业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吴满有、杨步浩等17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一起挂在主席台上。

这天下午，两大盛会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长篇讲话，他说：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跨。”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树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委托西北局邀请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吴满有、杨步浩、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的听着，并不时的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的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这次座谈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专题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原来在整风运动中，西北原26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肃反”问题。中央便在清算全党“左倾”错误的同时，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间召集西北地区3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举行专题会议，对西北“肃反”进行重新审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决定》便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结论作出来的。《决定》中说：

“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专题会议还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给予了组织处分。毛泽东说：

“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会议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执行的错误路线给定了性。”

尽管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原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远没有结束，高岗出于个人野心，又多生枝节，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就在1942年10月中央召开的西北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专题会议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

“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说：

“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慌忙换了话题，说：

“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接着，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批评他说：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3支队2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听他如此说，恼羞成怒，利用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的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后来在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还主动向高岗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高岗对他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并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康生奉命在会上宣布：“高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后来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直到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等这才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为此，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向阎红彦道了歉。事情到此总该结束了吧？不！谁也想不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1962年，在毛泽东身后，围绕着小说《刘志丹》又多次发酵，热闹的还在后头呢。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

且说在12月20日晚，毛泽东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个便函：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12月24日，毛泽东派人给刘少奇送去了一本书，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