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终极目标表现出来以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
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
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
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
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说：“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飞往延安。
且说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1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
“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
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词无疑带着美国口气，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词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1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2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1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2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的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的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的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的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9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的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3次会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把修改充实后的5点建议递交给赫尔利，其内容如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颁布及实行用以实施军事、政治、文化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思想、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及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权力，实行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接下来的情形，包瑞德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上午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说赫尔利将军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定次日上午开最后一次会议。”
11月9日晚上，因毛泽普、毛远翥即将随南下支队出发，毛泽东就把他俩请来窑洞，为他们饯行，特意叫厨师炒了几个家乡菜，还让江青作陪。毛泽东指着毛远翥二人向江青介绍说：
“他们是我老家韶山的，玩泥巴出身，现在他们参加革命了。回南方去。”
江青打量着看上去很斯文的毛远翥，说：
“现在像个文化人样子了。”
毛泽东问毛远翥说：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毛远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到南方去了。”
“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土地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要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4次会谈。赫尔利提交了修改后的5点建议。包瑞德记载道：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5点建议，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2、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的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3、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怖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4、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
经过修改的条件在11月10日上午递交中共领袖后，余下的会谈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
在会谈中提出条件和接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谈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恩来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康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
这里尚需补充的一件事是，其间，毛泽东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拟了一份电文搞。他写道：
“我很荣幸的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的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标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毛泽东还对罗斯福连任总统表示祝贺。罗斯福在回电中说，他期待着在反对日本这个共同敌人的事业中，与中国各派力量通力合作。
11月10日下午，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飞机坪为南下支队开欢送大会，王震和王首道率部在延安飞机坪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王震临行前，毛泽东嘱托他到湖南后，将在韶山冲的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带到部队上。王震非常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大会结束后，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后来，南下支队两次渡过黄河，穿越同蒲路、陇海路，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郴县、宜章地区，开辟了南北130多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湘鄂赣根据地。
11月10日这一天，汪精卫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汪精卫在临死前1个月，曾写下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他写道：“铭盖自毁其人格，置40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好一个大卖国贼，竟然是至死不悔！可谓死心塌地也！
1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要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能与南进部队取得联系，琼崖纵队要派得力干部向南路发展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并占领整个琼崖。
11月15日，毛泽东为追悼邹韬奋题词，他写的是：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1月21日晚，毛泽东因周恩来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就给沈雁冰写了一封信让周恩来捎去重庆。他在信中写道：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接着，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托林伯渠从延安带给他的在延安出版的历史剧《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郭沫若在10月底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毛泽东如此重视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还盛赞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同时对共产党也提了一些建议。毛泽东读了郭沫若来信，非常高兴，他在复信中写道：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是会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及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将柳亚子的近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转交了柳亚子的近照。柳亚子是在11月间接到郭沫若赴宴的密邀，由此认识了周恩来。在宴会上，郭沫若提议柳亚子讲几句话，本来就口吃不畅的柳亚子，沉思片刻后终于说出了两句话：“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亚子兄：
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再说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11月22日，蒋介石对赫尔利已经签字的5条协议既不表示反对，也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事，而是提出了一个3点反建议草案，要求共产党将所有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交给国民党指挥，这样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这一招太极推手，顿时把赫尔利弄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把戏，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赫尔利派巴雷特上校带着5点协议，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看是否有修改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怒骂蒋介石是杂种，又对着这位美国人吼道：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特雷回去向赫尔利汇报时，赫尔利也是暴跳如雷，他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蛋”。
美国政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再一次选择了偏袒国民党的政策。赫尔利在白宫的授意下，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作为反建议的3点草案。国共谈判形成了僵局。
赫尔利为迫使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草案，他下令美国所有驻华机构中止与共产党商谈军事合作问题。同时，又把他认为有“倾向共产党”嫌疑的外交官和军官，或撤职或调离，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负责官员均被撤换。
11月间，吕正操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笑着说：
“你给我写的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干嘛要把3个字连成一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
两天后，毛泽东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4年12月1日，陈毅就自己的思想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做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1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情懑。近事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边阅读边点头，自然十分高兴，在12月1日这一天，他在给陈毅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一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毛泽东
1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4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
12月8日，毛泽东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会谈，他在谈到与国民党的会谈时说：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3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其摆布。”“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给包瑞德上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包瑞德后来说：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的有效的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他的手势吸引他的观众，那么，他就是毛泽东。”
包瑞德后来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5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们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必须把敌人一切守备薄弱的和在我现有条件下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待战略反攻阶段到来，就将敌寇全部消灭或驱逐出去。他说：
“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挺进苏浙边，创建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抗日根据地。同时，东江抗日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粤中和粤北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克服困难，又办起了许多工厂，使边区出现几百个大小工厂，做到了一般生活用品的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在成绩面前，有一部分人自满了，产生了急于“下山”，去前方开辟根据地的情绪。
12月15日，毛泽东针对这一情绪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
“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的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
毛泽东为了鼓励生产，他还说：
“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很多部门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毛泽东又说：
“1943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正告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要“建立起自己的家务”，这是迎接未来革命的需要。
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说：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战时期邓宝珊在榆林任职期间，蒋介石、胡宗南一再企图把他统辖的国民党军队推向反共第一线。邓宝珊面对重重压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拒不参与反共阴谋。
12月26日，贺龙见到住在和平医院养病的毛远志，招呼她说：
“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毛远志说：
“这儿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贺龙带着毛远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朱德早已来了，便和二人打了招呼。毛泽东指着毛远志对朱德说：
“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
这一天，毛华初、章淼洪、还有胡觉民带着女儿海英都来了。吃饭时，毛泽东和朱德、贺龙、江青坐在一起，毛远志、毛华初、胡觉民、章淼洪带着海英和李讷在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走过来看望他们，毛远志等起身祝贺老人家生日快乐，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致函赫尔利，拒绝了蒋介石的3点反建议。周恩来在公文中还写道：
“如果国民党政府欲向国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实行：1、释放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大批爱国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1945年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毛泽东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又函告魏德迈，嘱咐他务必不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机巧，外交并非一边倒。
中美交恶数十年，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的办起来。”
“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的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几人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的把他们送到枣园门口。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毛泽东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乡亲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扭秧歌、吹拉弹唱。
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谢子长新陵墓为谢子长烈士举行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
毛泽东为谢子长陵墓题了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萧三送来的作品《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后，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与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延安评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前边已经说过，该剧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评剧院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等人集体创作的。他们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剧本并排练演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观看了演出后说：
“《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评剧可以很好的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毛泽东、朱德看了《三打祝家庄》以后，也写信向、导演、演员们祝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评剧革命的道路。”
在2月份，王观澜的病又复发了。毛泽东去看望他，见他病情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王观澜身体稍有好转，就拼命的看书学文件，导致病情愈发严重，生命垂危。
毛泽东在王观澜几度处于生命危急的关头，几次写信告诉他说：
“你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鼓起勇气来，争取有效办法，同死亡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对王观澜发生了特殊的效果。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就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的铁鏊子送给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送过去。
2月2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在讲到“审干”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主动的承担了在审干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这个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人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错误也有两重性，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
他那幽默、风趣而又含义深刻的话引起全场一片笑声，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毛泽东又说：
“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法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改正，坚决平反！”
他的话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不少受了委屈的人眼里涌满了泪花。毛泽东接着说：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说着，他顺手把坐在他旁边主持会议的负责人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全场顿时又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主要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陪个不是，向大家陪个礼。”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他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说：
“你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我向你们陪礼，你们应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们该给我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还是放不下来喲！”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毛泽东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
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我说，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的，都要修正，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的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2月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6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2月28日，赫尔利回到美国。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合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先期到达华盛顿，可是赫尔利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说，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4月底，就可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
欲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能否有转机，请继续往下看。
第163章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
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建有行政公署24个，专员公署104个，县政府678个。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9l万人，民兵220万人。北平、天津、太原及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大部分海岸线都已经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解放区已经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力量。
1945年3月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通讯：《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8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党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6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3月1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15日，邓小平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形势的报告里说：每个共产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党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3月31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7次会议，讨论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及军事报告。刘少奇说：
“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
“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命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说：
“你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会议通过了七大的《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军事报告》，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确定了七大会议日程。
1945年4月初，罗斯福决定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谈话说：
“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党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定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3大首领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8次修改、向全会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对历史上犯错误的领导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进行了诚恳的批评，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作了总结：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的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
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还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3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
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3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一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虽然有的问题检查不全面、不深刻，可他能够向党中央承认错误，并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不管王明是如何打算的，历史的一页总算掀过去了。毛泽东亲自发动、部署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至此结束。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完全就绪。李维汉后来曾深情地说：
“我永远不能忘记，延安整风是我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各地的七大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
可此时却出现了代表资格审查的问题。原来，在“审干”中又发现了一些有问题的代表。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由于关山阻碍，交通耗时甚多，七大又得延期。
毛泽东在听取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问题汇报后，当机立断，他说：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是准备提交给“七大”讨论通过的。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把历史问题委托给六届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于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最近写信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草案。”
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说：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
“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但总要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
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代表党员121万人。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的全文。
毛泽东的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在第五部分中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他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的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蓄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经验，不可避免的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在与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性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最杰出的代表者是毛泽东。“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的进行马克思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最大收获与最大光荣，这必将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整个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终极目标表现出来以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更有一部分人这才真正感觉到是“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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