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的啊！”
话说1945年5月17日，毛泽东支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支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的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的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的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4个议事日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的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一来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团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25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毛泽东接到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发来的电报。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一方面是人民的势力，一方面是反动的势力。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主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希特勒德国就要被打倒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为时不远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就国内形势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国外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他提醒全党要警惕内战危险，准备应付内战。他说：
“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的啊!”
毛泽东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住了，热泪流了下来，全体代表深受感动，不少人眼里也溢满了泪花。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各方面困难都估计到，要有发生内战和应付内战的精神准备，有了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坚定地说：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使内战愈推迟愈好，对于蒋介石，还是要求他洗脸改造，假若他不洗脸，内战发生了，那我们就看情势，号召群众起来打倒他。”
毛泽东还说：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就是要求猛烈的发展人民的武装。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的自动的发展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攻克的地方，均应进攻，并应准备直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的依靠国民党。”
毛泽东还提醒全党要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问题，他说：
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4省极重要，有了东北4省，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要说真话，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不装、不偷、不吹。”不装，就是老老实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要‘猪鼻子插根葱——装象。”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当自己的，书是人家写的，不要‘抄袭’。不吹，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吹牛，要‘实报实销’。要实事求是，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夺取阵地，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说：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24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枝一枝的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的扩大，切切实实的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
5月31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中央候补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1945年6月9日，毛泽东就罗荣桓5月27日的来电复电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罗荣桓的病情如何发展，如何治疗?结果怎样，且看下一卷慢慢叙述。
且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大会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了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他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博古在延安时期，留下了不少译著，为全党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患病未能参加大会。他是在1944年，因病脱离工作疗养。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有人认为他写得太简单，产生了看法。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欲请王稼祥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是王稼祥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所以，他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1943年秋以后，王稼祥由于身体状况，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许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所以，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只得了204票，因没过半数而落选。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地检查，但在中央委员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凯丰在武汉时期，曾坚决反对王明建立第二中央，对此，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上。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叫他主持会议。在张闻天离开延安时，他还担任了一段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后来，毛泽东曾经说，如果王明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他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44人的名单。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中央候补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3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的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的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他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3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3人的3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果，中央候补委员的排名是：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晓 谭政……
会议基本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作了3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3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寓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寓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会议期间，一共先后开了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他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后话。
且说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敬献的挽词是：“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主持公祭，并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说：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4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万万人民的解放区，100万的人民抗日军队，120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00年来，特别是近24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实现。”
6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高岗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对党内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们的彻底清算，就不会有七大的伟大成就。
七大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前面所述，自从他在1918年走上社会以后，在27年的革命活动中，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艰难困苦的生活且不说，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及陈独秀的打击，在土地革命时期来自下级和上级的多次夺权和罢官，在遵义会议以后来自下级的责难和张国焘的威胁，在王明回国以后来自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机和阻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在这重重险阻面前，他以其无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忍不拔的忍耐力，终于走到了今天，彻底击败了各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从而结束了他侧着身子两面战斗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从此以后，尽管前进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但在毛泽东来说，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如脑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第165章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七大”结束后，南下部队和干部就要离开延安了，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由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曾志，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于6月19日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曾担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后来，南下部队和南下干部刚刚走到半路，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此是后事。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3派3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且说在7月1日下午1时30分，美式军用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禁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3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黄炎培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面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一个接待客人的会客室，坐落在大礼堂的后身之上。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毛泽东就在这里会见了黄炎培等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后，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沈钧儒次子沈叔羊作的画，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画上还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此地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的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毛泽东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
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道：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律，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的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的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做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的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 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7月5日
毛泽东书赠给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3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他在评论中写道：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7月7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290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180名。”
“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3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屎坑里去。”
7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29日，毛泽东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1945年8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向驻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军李先念的第5师下达《关于迅速集中兵力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
“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致临时张惶，遭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美国在日本第7大城市广岛扔下了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帅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75万大军发动强大攻势。
8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还着重讨论了时局问题。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人作了发言，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他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
毛泽东所说的声明，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声明中说：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8月9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至此，广岛和长崎市变成一片废墟，市民死亡多达30万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因此停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通报全军说：“不要惧怕这种炸弹，我们有对策。”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进攻，准备迅速占领所有被解放区包围的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指示还规定人民军队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注意保护各种资财，照顾统一战线。
8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示全党全军说：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3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8月11日0时至11日18时，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伪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此后，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向辽宁进军;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率所部向东北城市进军。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领足够建100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
毛泽东为了指挥反攻，日夜操劳。他恨不得把1天当10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他一面同这些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命令，写委任状，起草评论、电报、文告、声明等等。每天都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他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
此时此刻，蒋介石听到延安方面的“最新情报”，暴跳如雷，他大声嚷道：
“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8月11日，蒋介石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1道命令发给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收缴日伪枪械。第2道命令发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加紧努力，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3道命令发给伪军，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将50余万伪军改编成“国军”，成为国民党的“先遣军”。
8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中说：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这种评论，荒谬绝伦。”“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电报中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军委小礼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干部。
毛泽东走上简陋的讲台，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开始了著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长篇讲演。他说：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8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力。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首次说到了原子弹，他说：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毛泽东最后说：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的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8月14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保证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他们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口、关于大连的协定，规定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使用;还互换了关于蒙古等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人们欢呼着，歌唱着，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快的舞步，雄壮的旋律，在延河两岸通宵达旦，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脸上映着火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也来到了狂欢的人群中，他们谈笑风生，与延安军民的大秧歌融为一体，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毛泽东在返回驻地时，问身边的警卫员高富有说：
“高富有，听说你想去前方，有这么回子事?”
高富有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啊，想到前方，就不想在后方?”
“主席，我不是不想在后方。前方……我现在不想去了。”
“那你可要倒霉了。” 毛泽东缓缓地说：“前方，比后方是好些，你么，起码当个营长、连长的。”
高富有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不是想当官啊!”
毛泽东说：
“和我在一起，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小米饭好吃啊，我是有感情的啊。”
高富有听着毛泽东的话，知道他又动感情了，就连忙说：
“主席，我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你!”
后来不久，高富有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副连长。
中国军民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共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枝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解放区面积扩大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伤亡600余万人。
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第1号通令，他指定中国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的权力。
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时在这一天分别向日军发出了命令：
蒋介石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状态，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而朱德则电令冈村宁次说：“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这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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