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领袖风范篇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尽管毛泽东本人对一度流行的“四个伟大”觉得“讨嫌”，只愿意剩下“Teacher”这个词。不过，在无数人心中，毛泽东首先是“人民领袖”、“伟大的领袖”，然后才是其他的。
毕竟，毛泽东创立红色事业的基础和成就，以及他在历史进程中的点点滴滴，给世人展现了非凡的领袖风范。对此，许多人物和媒体有评说。
且看：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伙伴、亲密战友周恩来，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时说：“三十年的革命运动史的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民有了我们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阅人无数，其中多有杰出的英豪。毛泽东过世不久，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领袖”。
1940年5月底6月初，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考察了7天。离开延安后，他对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还有，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晚年感言道：“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再看，美国《新闻周刊》于毛泽东逝世时分发表社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这样评论毛泽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二十八年之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
此外，美国第37届总统、开启中美对话大门的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有颇多的评说，其中一句是：“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劲手段，在历史上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林林总总的评价显示，无论是与毛泽东长期交往还是短暂接触，也不管是毛泽东的同行者还是敌方阵营人物，亦或是对东方世界肆无忌惮的西方媒体，都将毛泽东视为罕见的杰出领袖人物，对他赞誉无比。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诸多无以伦比的领袖风范，毛泽东赢得了志同道合者的心悦诚服和积极追随，进而使得五星红旗在世界上高高飘扬。
那么，毛泽东身上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领袖风范、令海内外无数英豪人物深深折服呢？
诚然，领袖风范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概念，也无标准的结构和范畴。而且，前面许多主题章节的内容，都分别体现出毛泽东的某种领袖风范。
但是，远远不够。这里，再次“借一斑略窥全豹”，以毛泽东的人格魅力风范为中心梳理一下，看看毛泽东如何赢得英豪和民众的追随与颂扬。
（1）高度历史自觉，义无反顾担当
媒体爆料，1961年的一天下午，出于对末代皇帝溥仪的关心，毛泽东在颐年堂单独接见溥仪，与他亲切交谈工作、生活、学习，宾主二人相谈甚欢。
晚上6点了，毛泽东邀请溥仪共进晚餐。四、五道菜中，有一道“紫罐煨肉”，溥仪十分赞赏，夸它“味美厚重，独具品位”。毛泽东跟着溥仪的话题说道：“如果没有厨师，岂不淡而无味?菜做得好吃，不要忘记他们(厨师)的功劳。我也有些日子不吃猪肉了，今天算是破例。难啊!朝鲜一仗(指抗美援朝)，赫鲁晓夫逼我们还债，那时国家又无多少美元，只得用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和别的一些东西还他们。不过，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反正天塌不下来，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和原子弹?”
溥仪闻听此言，十分震惊，脱口问道：“谁劝你律己不吃肉的?是开会决定的?”毛泽东笑着回答：“谁也没劝，是我们自己定的。大家都没有肉吃，为什么我还非吃不可呢?”溥仪无语，深情地望着毛泽东。
让溥仪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深受感动的，就是毛泽东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担当。当过皇帝的溥仪知道，国家再困难，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正常饮食，没有谁能约束。事实上，那段时间不仅没有谁约束毛泽东的正常饮食生活，伙伴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不断苦劝毛泽东，要他吃点肉蛋类的普通菜肴，均被他拒绝。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工资和粮食定量下降了很多，与全国人民共度艰难岁月。
确实，心怀天下的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担当责任，无须他人驱使，不计个人得失和苦难。这份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担当，是毛泽东的一个特质，十分感人。
而且，毛泽东的这个珍贵特质纯属内在，毫无做作即显现出灿烂的光芒，人们一经与他有某种接触或某些了解，即有强烈的感悟。
例如，1936年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几次的埃德加·斯诺，感悟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而且这种活力的源泉，是“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 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1972年与毛泽东开启中美对话大门的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毛泽东，“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毫无疑问，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样强烈信仰的原则而努力。”
这里，斯诺所言“天命的力量”、“根本活力”、“不可思议的程度”，尼克松所言“完全献身”、“只争朝夕”、“强烈信仰的原则”，描述的就是毛泽东的高度历史自觉和担当精神。
事实上，毛泽东这种心怀天下、高度自觉、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的历史自觉与担当精神，源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文明，经马列主义熏陶后不断升华。自青少年时期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体现在毛泽东的各类言行中。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经常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与同学们共勉。还曾有言，“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他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新路。在新民学会中，他提出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目标。
1925年冬，对“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回答：“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在《沁园春·长沙》中他誓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沁园春·雪》中他放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为人民服务》中 他号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揭示，“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
在建国前夕的首届政协会议上，他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他畅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除了无数次深情感悟和呼唤，以及让溥仪极为震撼的严格自律、与大众同甘共苦的这类现象，毛泽东的高度自觉、义无反顾，更体现在他为改天换地而奋不顾身的行动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因才华出众、深受孙中山、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人物的欣赏和器重，1925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属于“党国”高级领导、顶层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高于当时的蒋介石。而且，已经娶妻生子，有幸福的小家庭。但凡有点私心，即可享受高官厚禄，更无生命危险。
但是，因为心怀天下、立志改天换地，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一切。
首先，面对党内外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运动的不满，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细致地考察，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让大家对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有正确的认识。
1927年夏秋时分，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中共被迫走上武装斗争之路。此时，中共中央安排毛泽东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作为一个高水平的文化人，这本是合理安排，且带着小家庭在上海的租界里面生活，危险也不算大。但是，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安排，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第一支共产党的队伍。
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对亲人的歉疚和思念，“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凭割断愁丝恨缕”，告别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武装斗争第一线。
而且，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不惜牺牲地奋斗，却很少得到组织上的认同和赞扬。自上井冈山到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不断遭受否定、批判、撤职的惩罚，自己的意见没人在意，似乎看不到未来。面对这样的遭遇，毛泽东没有一走了之，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忍辱负重、让干啥就干啥，继续追求理想、奉献一切。
还有，抗战时期派胞弟去新疆开辟新区，建国初期送长子毛岸英上朝鲜战场，都是十分危险的事，这二位也都因此牺牲。毛泽东诸如此类义无反顾、自觉担当之举，无不“长使英雄泪满襟”。
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为使命义无反顾、全力以赴。
媒体有料，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刚从一场大病中华缓过来，身体状况很差。九天前他曾突然休克，此时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不易工作。而且，按当时的惯例，他见不见尼克松，可以在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之后、视情况由他自己确定。但是，毛泽东高度重视这次对中美两国和世界影响重大的事件，不仅在尼克松刚到北京就与其会见，而且会见时间也被毛泽东由预定的15分钟延长到了65分钟。
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不少当事人有回忆。
首先，因为毛泽东身体状况很差，会见过程中，医护人员就在旁边“备战”。不仅准备好了抢救设备，连强心剂都抽在针管里了。
还有，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几乎全程红光满面，且谈笑风生，似乎很健康，其实是竭尽全力。因此，尼克松刚离开，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就灰暗下来，连与周恩来沟通几句的力气都没了。还没等工作人员离去，毛泽东就被扣上了摆放在旁边的氧气罩。
对此，在身后“备战”的护士长吴旭君有言，“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唯一在场的翻译唐闻生则说，“我觉得主席是用生命在书写当时那段历史。”
可见，毛泽东确实为历史使命而奋不顾身。
如同《苦难辉煌》金一南教授所言：“先有真人，后有真理。”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如一的高度历史自觉和义无反顾的担当，使得“无私无畏”成为真理，也让无数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为之深深地折服。是故，2011年，70岁的赵忠祥有感言，“我崇拜他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在任何时候都能赢得人心。”
（2）不惧敌强路险，奋勇一往无前
“能追无尽景，始见不凡人”。宋朝诗人陆游的诗句名言告诉世人，在看似渺茫的机会面前勇敢并执着地追求，是成就非凡大业之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毛泽东就是一个“能追无尽景”的“不凡人”。
大家知道，1949 年4月下旬的长江流域，不仅发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事，还发生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解放军炮兵与英国军舰发生炮战的“紫石英”号事件。
此事规模不大，但是影响不小。因为，此前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从来不敢攻击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的武装力量，对列强的兵马车船都是毕恭毕敬。这次的炮战不仅主动开火，后续的事项中共也很强硬，先后发表《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和《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最后，迫使美英等国停泊在上海的军舰相继撤离，1840年以来在中国的舰炮政策就此终结。
因此，事件发生后，无数海内外人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其时，大多数人不了解共产党，还经常被误导。但是，仅此事件就让许多人信任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他们知道，敢于不畏西方列强而跟他们开战的人，勇气可嘉，值得信任和追随。
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就是因此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事实上，不惧艰难困苦、勇于迎战强敌的大无畏精神，是毛泽东的一个明显特质，也是他吸引无数英雄豪杰舍身追随的重要原因。可以肯定，一个心怀天下、但面对强敌和艰难只会长吁短叹的谦谦君子，身边最多只有一些经常聚在一起唱唱高调、诉说苦情的鸿儒，聚不起一支改天换地的战团。
而且，自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的这种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精神，就不断有充分的体现，彰显出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例如，1917年时，毛泽东即给自己一个《奋斗自勉》，自励“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很快，他的这种奋斗勇气就发挥创造了奇迹。就在1917你11月份，护法战争期间，面对溃败到长沙城外的3000多北洋军阀溃兵，毛泽东依靠湖南第一师范的400多个没有枪弹的学生自愿军，加上附近几个警察分所的配合，用计谋恐吓，迫使这3000多溃军缴械投降，为长沙免除了一次兵痞之灾。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不局限于武装斗争，更不是与人勾心斗角，实质上是方方面面都勇敢地行动。对此，1945年10月17日的《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毛泽东有鲜明的解读。他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可见，毛泽东的“斗争”是广义的，是哲学性质的。主要是指努力通过各种实践行为来战胜困难、克服矛盾、解决问题。简而言之，是勇敢的实践行为。
可以说，在毛泽东引领大家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无处不需要勇敢地斗争。而且，毛泽东始终敢于迎战各路强敌，敢于挑战各种困难。这方面，大大小小的事例举不胜举。
1927年秋天，面对掌控数十万嫡系部队、能调动上百万其他军阀部队的蒋介石，毛泽东不惧，深入一线领导数千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军，走上武装反击的道路。
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在江西苏区刚立足，就迎来蒋介石的围剿，且一次比一次来的更多。面对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敌人，毛泽东无所畏惧，以弱小兵力迎战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还让蒋介石通电下野一次。
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随后，一切方针都以抗日为主，绝无投降和妥协的空间。
1946年夏季，蒋介石依仗美国的支持彻底抛弃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国共双方实力差距明显，被形容为“飞机加大炮”和“小米加步枪”的对阵。就是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毫无畏惧之感，不仅宣示“一直打到底”，还放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7年，为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部，给中原地区的战友造就有利条件，毛泽东不惧近在眼前的危险，以自己当棋子，率领一支小规模中央纵队在陕北高原兜圈子。期间多次与敌人近在咫尺、十分惊险。
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惧千难万险、一往无前地奋争，毛泽东的这份英雄气概不局限于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毛泽东的表现更加出彩。
面对借二战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势头正旺的美国，毛泽东不恐惧。他放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当美军不顾中方警告、突破三八线、进到中朝边境时，毛泽东以非凡的勇气发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最后把美军打败，震惊世界。经此一战后，他总结：“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
此后，1956年，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他直言：“我们无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我们准备打。”不久，金门炮战时期，毛泽东不惧美军舰队护航、命令前线部队继续攻击国民党军；美军染指东南亚时，中国公开声援和鼓励东南亚国家反抗，给美军划线禁入，切实限制了美军的作战区域。
面对当时的盟友、“老大哥”苏联，及名声显赫的斯大林，毛泽东不畏惧，主动登门拜访，“虎口夺食”，要求对方退回以前从蒋介石政权手里强取豪夺到手的中国权益。因为毛泽东的无所畏惧、忍辱负重、据理力争，斯大林退让了。最后，用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替了很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大限度地收回了被蒋介石政权出卖的合法权益。
不久，中苏关系蜜月期，苏联援建的上百个大型项目正在建设时，毛泽东不惧关系破裂、援助终止，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直接拒绝赫鲁晓夫提出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有损中国主权的方案。
即使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强同时为敌，核讹诈核威胁不断的环境中，毛泽东依然无所畏惧。放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此外，毛泽东的这种充满英雄气概的语句，还有很多。他明确，“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
而且，这种勇气还延伸在面对大自然、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各种困难，他有一个自己的“公式”——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
正是毛泽东“压倒一切敌人”英雄气概的引领和带动，有爱国心报国志的各色人等纷纷追随，包括许多原本在敌方阵营、或是远离家园的栋梁之才。同时，全民族反抗强权的血性得以康复。因此，毛泽东的旗帜下凝聚起斗志昂扬的各路战队，并不断发展壮大，各时期、各领域的“英雄赞歌”不绝于耳。
（3）敬畏使命责任，从来严肃认真
1945年秋季，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蒋介石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确实，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无须像其他人那样在蒋介石面前毕恭毕敬。他与蒋介石多次谈话。每次都有几个小时，竟然一支烟都不吸，既是对谈判对手的尊重，更是对自己责任的重视。
其实，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他不仅拒绝许多人的劝阻、冒着生命危险去重庆谈判，谈判期间也没有局限在小圈子里面，而是不顾疲劳和危险主动出门拜访各方人士，为和平鼓与呼。在此期间，他不仅拜访了关系友好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国民党左派人士，还不忌吃“闭门羹”，亲自登门拜访反共核心人物戴季陶、陈立夫，劝导他们支持国共和谈、和平建国。
可见，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严肃认真地对待各色人事，细节上也不随便。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心怀天下、一往无前地奋战，而且将“安天下”之心认真地落实在各项工作中。不管环境如何、自己的身份如何、他人的脸色如何，都不忘自己心中的使命和身负的责任，严肃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
且看，1932年10月，领导红军创建了一大片苏区根据地、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三次围剿、为中央提供了安全工作环境的毛泽东，却在宁都会议上遭受外来的中央领导们的严厉批判，在红军总政委职务也被撤销，军权被剥夺。此时，他对在会议上支持自己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很快，赣州打不下来时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跟着走了，认真地帮助解决了困难。
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毫无发言权”的毛泽东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从不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我出席就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只是一个被带上的无实权病号，在担架上跟着走。但是，面对剥夺自己的权力导致的重大挫折，毛泽东没有停留在叹息和抱怨，而是认真周到地行动。
一方面，主动接近有话语权的人物——王稼祥、张闻天，摆事实讲道理，形成纠正错误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帮助周恩来解决具体困难，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还有，抓住时机直击根本，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的会议建议，并对参加会议人员、会议重心、发言过程等要素提出科学建议。同时，精心准备自己的发言提纲，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脱口而出。
遵义会议成功不久，苟坝会议上，因为反对战友们发起进攻打鼓新场的战斗，刚重出江湖、出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苦口婆心的谏言被否定，不仅被战友们以“少数应该服从多数”的原则孤立，而且刚履职的实权职务还在会议上被罢免。满肚子委屈和伤心的毛泽东，还是放不下对组织对战友的那份责任。半夜三更，提着马灯走田埂，到周恩来住处再次要求周恩来晚一点下发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显然，遵义会议前后、苟坝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挽救红军、挽救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他敬畏组织使命和身负的责任，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的体现。
而且，这份敬畏之心、严肃之举，没有因为胜利的来临而松懈，而是始终如一。
例如，1949年春天，眼看着就要到大城市当国家领导了，实属喝庆功酒的大背景。毛泽东亮出来的不是灿烂的笑容，而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宣告，是“经不起糖衣炮弹攻击”的预警，是“两个务必”的严格要求和“六个不”的具体规定。
就在他率领伙伴们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城之时，毛泽东没有趾高气昂，而是如履薄冰。在路上他就告诫自己和伙伴们是在“进京赶考”，嘱托大家“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而一到北京，他就邀请黄炎培，将“窑洞对话”延续成“香山叙谈”。在那个晚上的长谈中，毛泽东不仅围绕历史周期律虚心求救，还请黄炎培做自己的诤友、不断提醒自己。
到了1956年初，远离了内忧外患，政权稳固、民心激昂，现代化事业在城乡各地热气腾腾地展开了。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而是从战略层面着手，认真地探索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科学要素。为准确把脉，毛泽东历时近2个月的时间、与34个国家部委的领导分别进行座谈，并系统地梳理归纳，然后提出《论十大关系》的专题报告。
还有，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本来已经是成品，毛泽东还是三番五次地增删修改，一个事例、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种种事例显示，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遭遇什么状态，也不管是手头的工作是自己主动做的还是被动承担的，毛泽东的心中都不忘肩负的组织使命和责任，严肃认真地对待眼前的一切，如履薄冰，从不懈怠。
自然，毛泽东的这份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也是各方人士敬仰和追随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4）格局广大深远，思维系统本源
领着一帮仁人志士改天换地，不仅需要过人的胆气，更需过人的才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非凡的大格局心智，让伙伴们心服口服、倾心追随。
关于毛泽东的才智，他身边的伙伴们多有评价。
早在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谈。他对博古说，“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伙伴、亲密战友朱德，抗战时期在一次讲课时动情地说：“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建国后的一天，周恩来与薄一波谈话时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说过类似的话。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那是1980年初的一天，谈起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彭真说，“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这类赞誉还有很多，都是发自内心。而且，对手们对毛泽东才智的评价丝毫不亚于他的伙伴们，只是说法不同。
事实上，毛泽东在各时期的所作所为，无须精挑细选，无论大事小事，总能体现灿烂的智慧光芒。去乡村，反“围剿”，政治建军，四渡赤水，游击战略，论持久战、三大战役，重签中苏协议，构建战略后方，先重后轻，等等，都是例证。
之所以这样，皆因毛泽东有非凡的大格局心智。
首先，思路正。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同一个现象、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智力问题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和思维导向问题。这方面毛泽东一直拿捏的很好，对任何现象任何问题的思考分析和解读，都基于事业使命的立场和方向。因此，毛泽东的思路总能稳定地沿着事业的核心利益展开，不因困难而摇摆、不因小利而投机，不易因小失大、伤及己方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对于改天换地型的社会大变革事业，使命的立场和方向堪称最根本的导向。毛泽东面对各种问题时都不偏离这个导向，是他的思维很少出错的根本原因。
然后才是高屋建瓴、脚踏实地、系统思维、直击本源、动态思维等章法，看问题总是很全面、很深远，看到根本问题，看到表象后的动因，看到行动引发的趋势与后果，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突破难题，等等。因此，他的思维胜算很多、失误很少。
当然，正是因为思维格局非凡，他的一些认识和策略看似不合算、不正常，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匹配了己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长期利益，切实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把人们带到他们不一定想去、甚至不知道、但是应该去的地方。
且看，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乱象万千的困局，改天换地该从何入手？毛泽东深入调查分析后看出，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关键刚需资源来自农村，农村被土豪劣绅控制。因此，他找到了破局的突破点。他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而且，毛泽东看出，农村不仅是关键刚需资源的来源，还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自然，有了这样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才引领大家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成功地逆袭各路强敌，赢得了胜利。
再看，自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将改天换地的使命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领和基石，创办军队不是单纯打仗，而是将军队作为承担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来建设和发展。同时，他懂得人性，懂得平等尊重的价值，因此才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毛泽东旗帜下的军队才有震惊世界的战斗力，同时是最受民众爱戴的军队。如果局限于改朝换代，没有政治建军、使命领军，这支军队恐怕很难超越其他军队。
此外，布局东北、经营东北，也是毛泽东大格局智慧的一个典型事例。
大家知道，辽沈战役是毛泽东指挥的的经典大手笔，背景是抗战一结束、毛泽东就指派各路人马抢占东北、经营东北。
事实上，早在1942年，因为蒋介石不断的打压和围困，毛泽东开始考虑抗战结束后应对国民党的战略问题。当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需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不久，1944年，毛泽东把战略构想变成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发出明确指示，“满州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 “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州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州工作。”
到了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 还提出具体要求：“准备二十、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五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州去。”
可见，毛泽东认为，不管与国民党是战还是和，派大部队抢占东北、经营东北，都是必要之举。如此，抗战一结束，中共军队即大举进入东北、大力经营东北，为抗击反击国民党军做好了重要铺垫。
还有，当毛泽东苦苦思索三天三夜、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中共党内人士普遍缺乏打赢国民党的信心。毛泽东有信心，且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有根有据。他指出，缺乏信心的原因是对自己的困难和蒋介石的优势看得清楚，却没有看到蒋介石方面也有一大堆困难。例如，接收沦陷区、恢复沦陷区，承担政府责任，处理战犯战俘，等等。而且，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政权虚浮无力，任何一件事都会造成大压力、引出大麻烦。因此，毛泽东对战胜国民党军的进攻充满信心，战略战术也是“刀刀见血”。
建国之后，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毛泽东依然格局深远。最突出的是，他跳出二战之后充斥国际舞台的、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东西方阵营概念，对尼克松提出的、以国家实力为依据的“五极”概念也置之不理，而是以国家、民族的切身利益为核心因素，以各国在利益争夺价值链上的位置为依据，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此举不仅赢得世界政治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誉，而且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显著提升了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还有，建国初期，面对新中国重整家园的迫切需要，以及自身工业实力弱小的现实，很多人提出尽量购买和租赁船舶之类的大家伙，因为“见效快”、“成本低”。对于一度热门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说法，毛泽东不仅看到国家建设的长期需求，还看到产业链的巨大价值。对此有言，“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烂在了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账就亏了!”
无数事例证明，毛泽东以非凡的大格局智慧为红色事业挑起了一盏又一盏“指路明灯”，引领伙伴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赢得了伙伴们的真心敬佩和倾心追随。
当然，国际舞台上的同行或对手也有相应的表现。例如，长期的对手、美国历史上最骄傲也是最反共的总统尼克松，在他的传记中记录了自己首次访华与毛泽东会谈时的情景。他这样写道：“我云山雾罩般地听毛跟我谈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哲学，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毛的风采，毛的睿智已经征服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那样，因为毛智慧的双眼仿佛把我看透。”
瞧瞧，多虔诚啊！
（5）推开私人恩怨，携手英豪万千
前文提及，周恩来一次与薄一波谈话时说，“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此言既是毛泽东才智非凡的印证，也是毛泽东心胸宽广、包容不同意见的印证。因为，周恩来所言显示，他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的决策。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毛泽东因此对周恩来有不满和报复。
事实上，倡导“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毛泽东，尽管一生中有许多对手或者敌人，但却没有一个私敌，也从未有过他与某人结下私怨的传闻。可以说，“心胸大如海”既是他对老伙伴朱德的赞誉，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写照。
而且，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专门的宣贯和教导。
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他明确：“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1956年8月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报告中,他教导：“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此外，他还有言，“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
其实，毛泽东所言之“意见不同的同志”、“犯过很大错误的人”、“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都在他身边出现过。毛泽东要求大家善于团结这些人，他自己更是一直如此。
且看，朱德、陈毅，在古田会议前夕，都曾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还导致毛泽东失去指挥军队的实权。古田会议之后，他们统一了思想，成为一生的好战友。
秦邦宪（博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人，在中央苏区和遵义会议前，一直打压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持同志式的尊重和友好。延安时期，秦邦宪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同时，毛泽东还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员选举期间专门关注秦邦宪的得票，劝导说服大家选秦邦宪当中央委员。
凯丰，遵义会议上鲜有的支持博古和李德、反对毛泽东的人，不信任毛泽东的能力，当众批评毛泽东“只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此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多次提起。但是，毛泽东从未因此给凯丰“穿小鞋”，一直信任和重视凯丰。延安时期，凯丰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建国后出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张国焘，这位另立中央、要用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核心团队的人，叛逃前亦是“犯过很大错误的人”。对这样的人，毛泽东依然善待，力争团结。在张国焘以失败者姿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一面只在很小范围内批判其错误，一面安排他担任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仍然执掌不少的权力。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中共，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他的罪行。
王明，一个混入中共且恶搞中共的怪才，对中共的红色事业破坏巨大，对毛泽东本人也伤害巨大，以至于1966年毛泽东还对周恩来等伙伴们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就是这样的人，在中共七大和八大上，毛泽东还亲自提议并费力劝导，让王明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还安排王明出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动用稀缺的外汇让他一家人去苏联养病和生活。直到他长期滞留苏联并公开背叛中共，才停了他的高薪和补助。
这就是毛泽东的“海纳百川”之道，从不计较私人恩怨，更没有假借政法手段或军事手段来解决党内争端和路线分歧。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毛泽东一概就事论事地对待，批评教育，量才使用。因此，除极少数三观不正、心地阴暗者之外，毛泽东赢得了绝大多数“对手”、“敌人”的由衷敬佩和拥戴，更让无数伙伴战友们感受到毛泽东无私的人格魅力。显然，这是毛泽东身边将帅林立且同心同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6）自然率真坦荡，感染四面八方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流传数千年的名言显示，坦荡的风范很有魅力。在这方面，毛泽东可谓楷模。
大家知道，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事，是毛泽东改天换地过程中的一个精彩亮点。在座谈会上，为帮助一群自命不凡的文化艺术人士端正心态、重塑三观，毛泽东诚恳坦言：“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此言一出，对在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心灵触动很大。大家与毛泽东的心理距离拉近了很多，对毛泽东也更加敬佩和信任。
这就是毛泽东的朴实自然、率真坦荡，很有魅力。虽然这属于天性，但是，许多人随着身份地位的变迁会有意控制这份天性，以拉开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显示自己的高贵。不过，毛泽东没有这份矫情，无论是面对陌生来客还是偶遇的平民，或是会见来访的外国首领，毛泽东一不摆谱二不做作。保密内容之外、尤其是私人生活方面，毛泽东总是呈现本来面目、叙说客观事实。
例如，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的一次采访毛泽东时，两人坐在室外。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面对的是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还把捉到的虱子用指甲挤破，啪啪直响，一点也不在意对方会把这个情景告诉外界。
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毛泽东还主动将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思想变迁过程全盘托出。儿时家里的斗争、母亲的慈悲、父亲的严厉、自己的叛逆，等等；踏入社会后的求学、社会思想变迁、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等等；滔滔不绝，毫无保留，让人一览无余。因此，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到，“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可见，他被毛泽东的魅力所折服。而且，他描述的质朴纯真的毛泽东，也让无数读者对毛泽东有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吸引了很多人奔赴延安。
再看，1940年5月底，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考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叙谈国事时，对毛泽东所谈内容并未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也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随后的宴席上，几道陕北农家菜外，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听闻此言，阅人无数的陈嘉庚先生不仅感叹毛泽东与普通百姓的亲和关系，对毛泽东的这份坦诚更是佩服。这也是短短几天之后他就将毛泽东和中共视为“中国的救星”、“中国的希望”的重要原因。
还有，在《纪念白求恩》的悼词中，毛泽东也坦言，“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
即使对来自敌方阵营、还相当陌生的人，毛泽东也是如此。例如，1949年初秋，在湖南起义的陈明仁到北京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一次，毛泽东对陈明仁说：“后天，也就是21日，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几天后，陈明仁被毛泽东邀请在家里吃饭时，主动提到四平之战，表示内疚。毛泽东笑了笑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呀！”
随后，毛泽东得知陈明仁还想在军队工作后说到，“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让你担任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来。”
陈明仁以职业军人的姿态答道：“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服从了共产党，无条件服从领导。”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啊呀，人家提出条件，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了！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视同仁。”
如此率真坦诚的谈话，让陈明仁心花怒放、顾虑全无。回到长沙后他高兴地说：“我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卖命大半生，难听到他一句诚恳、亲切的话，毛主席与我首次相见，却如此平易近人，宽厚仁慈，真有天壤之别呵！”
自然，陈明仁以尽心尽力的工作来回报。
不过，毛泽东的这份率真坦荡，并非都有笑意。当他愤怒的时候，同样坦诚，不刻意隐瞒。
例如，第一次出访苏联时，因为与斯大林在中苏协议问题方面的意向有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受到冷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中闲住了几天后，毛泽东忽然向苏联的接待联络人员发脾气，“我现在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真不知你们把我从那么远请来干什么? ！”
这次带有“火药味”的率真，自然很快汇报到斯大林那里，让斯大林感受到毛泽东的桀骜不逊、为民族利益的坚韧不屈，对毛泽东的态度由一般尊重变成了高度重视，还带有一些敬畏。由此访苏工作发生了转折，为后续的谈判和签订平等协议垫定了基础。
多年后的1958年7月22日，面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构想，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言不讳。他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如此坦诚率真，毫无做作的外交辞令，自然让对方高度重视，就此引来了赫鲁晓夫的秘密访问。
在外交场合直言不讳，在国内更是如此。
就在毛泽东结束首次访苏回国途中，面对哈尔滨、沈阳领导诚心诚意摆下的山珍海味宴席，毛泽东毫不领情，要求“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不仅如此，还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专门批评:“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嘛。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
还有，著名的“6.26指示”发出之时，毛泽东对卫生部的工作很不满，提出批评，“不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只为城市服务，主要还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卫生部应该改名为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与此类似的还有，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文化部提出批评。他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显然，在“官本位”文化严重的社会环境中，领袖人物毛泽东身上的这份自然、率真、坦荡的君子风范，难能可贵，且魅力非凡。不仅吸引了许多人，也震慑了不少人，更令世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时期、对某些特殊工作，毛泽东的率真坦言还对相关人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例如，核潜艇研制工作难度很大，赫鲁晓夫声称中国自己搞不出来。对此，毛泽东放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大三线的重点工程、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时期，因为困难很多，进展不快。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攀枝花工程时，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
关于三线建设，毛泽东还有言，“没有路，骑着毛驴也得去；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
这些话传到各工程的建设单位后，无论是科技专家、党政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无不心潮澎湃、激情满怀。有人用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表达心声，“一万年太久了，只争朝夕。”更多的人放言，“活着干，死了算！”
领袖的坦荡心声，透露出的信念、忧虑，就是这么给力。
（7）悟道博大精深，活学活用灵魂
媒体有料，抗战时期我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事后他回忆道：“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真马列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此事近20年之后的1957年3月份，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情不自禁地给儿子傅聪写信，描绘当时的情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细品一下就会发现，上面两个无关的事例，呈现的都是毛泽东的一个特征——理论修养水平高，知识面广，应用之时展现的都是灵魂性质的内容，没有刻板的教条。
确实，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倡导者和践行带头人，毛泽东反对“断章取义其内容、简单模仿其策略”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强调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观点、方法为依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科学且可行的策略方法。同时，毛泽东深知理论的重要性，因而有言，“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而要领导一个大党、大国战胜强敌、改天换地，更需要杰出的理论修养。因此，他一生手不释卷研读经典理论著作，吸收其中的灵魂和精华，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素养。
其中，马列主义是核心，中华传统文明中的治国理论也是重头，还兼顾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内的其他景点著作资料。
至于毛泽东究竟研读了哪些理论著作，即使一本厚重的专著也难说清。因为，有人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每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到上千种书。而在毛泽东逝世时，他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
可见，毛泽东博大精深的理论，“随手拈来，都成妙谛”的才华，来自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厚积薄发。
尽管无法详细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是值得提出来。且看：
马列主义方面，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自然，除了三本启蒙著作，毛泽东后来还读了很多。《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等。
治国理政的传统名篇方面，《论语》，《资治通鉴》，《汉书》，还有3249卷、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等等。
军事科学与艺术方面，东方军事名篇《孙子兵法》，西方军事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民国军事科学大师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人写的《论战略》，日本人写的《战斗纲要》、《论内外线作战》，刘伯承翻译的《联合兵种》，还有《战役问题》，《战斗条例》，以及拿破仑、华盛顿的相关书籍，等等。
文学作品方面，内涵丰厚的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等。
现代社会学方面，《社会学大纲》，《逻辑与逻辑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与生活》，《哲学选辑》，等等。
即使是一斑窥豹，也足以印证毛泽东多么重视理论学习。
事实上，无论是落魄低迷时期，还是功成名就之后，亦或是艰难的转战奔波途中，毛泽东从未停止学习。用“活到老、学到老”来评价，尤嫌不足。
对此，毛泽东自己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同时，长期陪伴在他身边的周恩来也有言，“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
而且，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浏览，是带着问题、带着思想去读书，边阅读边思考。其中一些书，他不止看一遍，而是反复看多遍，反复揣摩，充分吸取其内在的精华。例如，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还有，读《资治通鉴》达17遍，《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红楼梦》也是反复阅读了好几遍。
不仅如此，毛泽东看书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接纳，会在书上加上自己的感想感悟，用自己的思想去修正、完善、升华所学理论。
例如，鸿篇巨著《二十四史》，毛泽东就不仅精心研修，还认真考据、点评。在他阅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书上，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而且，毛泽东对一些书的批语分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他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进行批注，以示区别。
这方面，他的一位秘书林克曾回忆说到：“我发现他（毛泽东）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很整齐，很仔细，他的这种精神，很感人。”
如此用心，世上难觅第二人。毛泽东也因此为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当好将帅们的导师领袖垫定了厚实的基础，并赢得无数人的由衷敬佩和顶礼膜拜。
（8）传道耐心认真，力求顺服心诚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时代的一句名言，撇开具体内容，彰显的是毛泽东耐心教诲的导师风范。
大家知道，毛泽东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教师”，走上历史大舞台后也念念不忘聚焦“大本大源”来启蒙思想、再造灵魂。尤其是身为领袖人物，不仅需要高屋建瓴、先行一步，还要及时带动伙伴们追随自己前进，因此，“传道授业解惑”是他的重要工作事项。毛泽东也将各种文章、报告、讲课、谈话作为工具，不遗余力地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且因为成效出色，被世人誉为集领袖与导师为一身的“君师合一”型人物。
不过，尽管因用心悟道而拥有罕见的学识才华，且有领袖的身份，要当好导师、让大家心服口服也很难。一方面，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封建文化势头十分强劲，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言：“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其次，红色事业舞台上的人们形形色色，有“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的豪杰，有心高气傲的文化人，还有许多心地朴实善良但不怎么识字的人。因此，要赢得他们的心服口服，很不容易。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也很重视。他有言，“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他还强调，“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
因此，毛泽东传授自己的认识、理论、策略，不是简单地靠权势来强迫大家接受，而是认真且耐心地教导和说服。
这方面，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对青年团员有解说。周恩来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周恩来还举例说明，“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再三再四，舌敝唇焦，反复，等待，再等待，迂回，又教育又说服，...可见，毛泽东这个导师当得着实不易，很是辛苦。
事实上，除了战略方针方面苦口婆心、耐心坚持，在其他方面，毛泽东的认真和耐心也有多种表现。
例如，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以“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为主题，毛泽东就有三次讲话。而在1957年3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途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 4天内他接连发表了4场演讲，主题都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再有，写文章、做报告，是他向大家“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手法。为让大家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对文章和报告的内容有很高的质量标准。他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因此，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以及授课的内容都是以问题为导向，耐心细致地阐述，包括对问题的提出、分析、证据、解决方法，等等。准备很充分，内容很系统，逻辑很合理，证据很充分，道理很透彻。所以，无论是高层次的战略方面、哲学方面，还是低层次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教导总是那么清晰易懂，许多文句朗朗上口，成为大家张口就来的名言。
对自己的这份认真和耐心，毛泽东有记忆。他曾回忆在抗大的讲课，说道:“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
可见，好效果不是应付出来的。
此外，对具体人具体事的教导，毛泽东同样很认真、很耐心，而不是强压。
前面介绍过，陈云1947年2月发表过一份报告——《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报告中说，“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还有，1942年夏秋时分，《解放日报》刊登的华君武创作的一幅漫画作品引发争论，毛泽东也看出此类作品的问题所在。为帮助习惯讽刺社会现象的漫画师在艺术创作走上正道，毛泽东专门邀请华君武等漫画界人士到自己的住所交流。在交谈过程中，毛泽东没有简单地下定义和指示，而是耐心细致地与他们对话沟通，针对他们提出的具体现象、具体作品创作，提出作品的创作思路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然后提出具体的指导。因此，谈话结束后，三位漫画家心悦诚服，毛泽东的教导取得成功。
“君师合一”的毛泽东就是这样，认真且耐心地传道授业解惑，避免了靠权术造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隐患，赢得了伙伴们心悦诚服的理解、认同和追随。
（9）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56年6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在武汉多次畅游长江时分写下一首词——水调歌头《游泳》。其中两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后来广为流传。因为，这既是毛泽东当时心境的描写，更形象地展现出毛泽东在疾风骤雨中泰然淡定的领袖风范。
这是一种卓越的风范，对领军人物尤为重要。至于其价值，宋代名家苏洵有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即身为将帅人物，要有淡定的心智，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不改色、糜鹿在身边奔跑而目不斜视，这样才能冷静地剖析利弊、迎战强敌。
苏洵所言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全面。事实上，领军人物泰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不仅能保持理智、避免思维错乱，还能给旗下的团队一个“定心丸”、一份胜利的信心。否则，领导心慌意乱了，队伍也就乱了阵脚，接下来恐怕就是全面溃败了。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上佳的表现。在各个时期、多种环境，面对各种类型的紧张形势和沉重压力，毛泽东都表现出非凡的定力，泰然面对，不慌不乱，淡定从容地施展他的战略战术智慧，有效地化解危机、克敌制胜。而且，他还善于借力发力，借敌人的疯狂用来激发大家的斗志，快速转“危”为“机”。
且看，1928年秋的井冈山上，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紧张局势，毛泽东以“我自岿然不动”之态迎战，淡定布防，依托地形构筑防线，指挥反击，很快取得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胜利。
再看，长征途中，因为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意图对中央机关下毒手，毛泽东周恩来带着红军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北上。很快，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追上来了，气势汹汹，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中央红军的一些人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十分紧致。此时，毛泽东没有慌乱没有冲动，既冷静地去劝阻开导李特，又劝导身边那些愤愤不平的战友。最后，大家平静地分手，避免了红军内部火并的惨剧。
还有，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0多万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进攻陕北之时，毛泽东秩序井然地布置工作，教导大家“有一种胜利叫撤退”。然后在敌军近在咫尺了才不慌不忙地离开窑洞，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转战陕北，以不足千人的小队伍牵制20多万人的敌军主力。这段时间危机四伏，与敌人插肩而过、山顶山脚相望的危险情况时有发生。在如此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毛泽东依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稳定了军心，几百人在强敌面前没有惊慌失措。最后拖垮了胡宗南的大军，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当然，最能体现毛泽东战略定力的，莫过于他对待各类核威胁与核讹诈的态度。
大家知道，自从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取得惊人的战果后，全世界几乎都笼罩在对核武器的恐慌中。有核大国一举起“核大棒”，相关国家多数陷入恐慌，再无战斗的勇气。但是，毛泽东是个例外。无论是面对美国还是苏联的“核大棒”，毛泽东始终泰然自若，并以惊人的言行挑战之。
1946年，早在原子弹刚现身不久、海内外各界人士各路媒体都沉浸在“原子弹恐慌”中的那段时期，毛泽东就放言，“原子弹是吓人的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50年代初期，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不久，美军败绩不断，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要对中共军队使用一切武器！”很快一批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附近，准备用于实战。
当毛泽东在北京最高国务会议上看到秘书紧绷着脸送来的绝密文件时，扫了一眼后对秘书说：“念，给大伙念！”参会的是部长以上干部、各民主党派党魁，这一念，会场鸦雀无声。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一拍桌子，站起来放言，“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一定战胜你！”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与东方阵营领导们谈到核战争时，各国领导都战战兢兢，唯有毛泽东不惧，“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还宣称，“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此言让赫鲁晓夫及东欧各国党政领导目瞪口呆。
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多次对中国举起“核大棒”，毛泽东同样泰然自若地回应，毫无胆怯的表现。据称，他曾放言，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们中国人多，死两亿还剩两亿多呢。还有，1969年国庆期间，得知苏联很可能用核武器偷袭我国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坚持正常举行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毫不示弱。
对于毛泽东在“核大棒”面前的种种看似不正常的言行和举措之举，赫鲁晓夫不懂，但曾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明白。他曾叹息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正是因为毛泽东非凡的战略定力，“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风吹”之时，依然“乱云飞渡仍从容”，展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概，给对手强力的震慑，核弹皆成了“哑弹”。同时，临危不乱的“主心骨”给战友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在各类汹涌澎湃的风浪中，毛泽东旗帜下的团队都稳住了阵脚、守住了信心，并迸发出“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强大力量。
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长期处于以弱对强、经常遭遇凶险危机的毛泽东而言，实属不易，难能可贵，更是魅力非凡。
（10）每临重大关头，即有重头指南
史料记载，1938年初，面对上海南京接连丢失的现状，著名文化人、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专程到延安拜访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一堆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毛泽东耐心地向梁漱溟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力量、战争性质、强弱的转化、战争发展阶段、抗战应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从而给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
几番长谈后，梁漱溟由衷赞叹：“毛先生说的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么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
送走梁漱溟之后，毛泽东想到，中华大地许多人都与梁漱溟一样，对抗日战争感觉迷茫、缺乏信心，“亡国论”很猖狂很普遍，“速胜论”也有市场。他觉得这个问题事关抗战大局、非同一般，必须像回答梁漱溟那样全面细致地解说，让人们跳出混乱和迷茫，正确认识抗战，积极坚持抗战。
于是，毛泽东沉下心来，抛开一切，废寝忘食，白天黑夜连轴转。顾不上吃饭睡觉，鞋子着火了也不知道，累的病倒了也不罢休。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写出了《论持久战》初稿。初稿完成后，毛泽东没怎样休息，就开始了修改。他让工作人员抄一遍，自己改一遍，然后重复、再重复，…。如此这般，同样不分昼夜，反复地斟酌修改了不下7遍，5万字左右的《论持久战》才最后定稿。
1938年5月面世后，《论持久战》立刻风靡中华大地，拨开了笼罩在国人心头的云雾，成为指导抗日战略战术的经典之作，中共党政军干部如获至宝。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曾回忆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希望所在，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坑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备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仅如此，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冯玉祥、卫立煌、傅作义等人也赞叹不已。很多人还把此书下发给自己的部队，要求军官们认真学习应用。
至今，《论持久战》依然享誉海内外，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战略著作之一，是多个国家著名军校的必修课程。不久还传出一句名言，“读懂了《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中国和世界。”
此外，这篇非凡的著作也给毛泽东本人带来巨大的价值，伙伴们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此之前，大多数战友们只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有一套，佩服、尊重，但还没有把他当成值得追随的领袖，善于背诵马列著作原文的王明在党内还有很大的感召力。《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情况大为改变。
对此，陈云在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还有，比毛泽东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所言：“《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们内心并不服气，他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就连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也盛赞《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明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明令王明不要再争了。
这就是《论持久战》的创作起源、过程、多重效果，呈现的是毛泽东的一个卓越风范。即他重视重大关头的重要需求，会认真地担当责任、深入思考，及时提出价值丰厚的理论思想、大政方针。此举堪称在十字路口为伙伴们点亮心灯、拨开迷雾、指明前进道路，同时，毛泽东也因此赢得或巩固了伙伴们对敬仰和追随之心，领袖权威再升一级。
确实，“每临大事有静气”固然非凡，“每临关头有深思”更是卓越。毕竟前者属被动的积极行动，而重要关头则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和掌控，属主动行为。何况，要推出价值丰厚且令人心悦诚服的东西，不仅要才思卓越，还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专心致志投入相当长的时间。
这方面毛泽东是楷模。尽管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理论修养的毛泽东，总是以动态的视线观察世界。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关注形势变迁以及相应的需求。一旦感觉有需要，即会沉下心来思考相关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就像撰写《论持久战》那样，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一鼓作气，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直至完成才休息。
对自己的此番行为，毛泽东有描述，“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
因为“每临关头有深思”，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类重大关头，毛泽东都会“瞻前顾后”一番，然后亮出高水平的东西，给红色事业指明路线、方针、政策。
且看：
到陕北后，面对全新的形势、从反蒋到联将抗日的巨变，以及陌生且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推出多篇军事斗争战略方面的文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及时给战友们明确的指导，也是鸿篇巨著《论持久战》的基础。
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三光”政策和蒋介石的严密封锁，毛泽东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同时，针对新形势推出了多篇经济方面的论著，《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学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等。
1945年春天，欧洲战场大局已定，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国内外形势即将大变。现在该怎么办？抗战结束后中国怎么办？中共怎么办？急需明确的说法。基于这样的背景，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为中国和中共下一步的行动明确了大政方针。
1948年底，国共争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通过观察发现，很多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受国民党方面的迷惑，对形势多有迷茫和错觉。党内有懈怠的迹象，统一战线有分裂的痕迹。为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形势，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前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在香山推出《论人民民主专政》。此文明确且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共和国的蓝图，堪称新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史料记载，写此文时，“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坐了一天，动也不动，专心构思。然后又用一天时间，饭也没吃，两天一夜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近万字的名篇。”
1956年，受苏共20大的正反面启示，毛泽东认为应该更重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为此，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找了34个部委谈话，了解情况，反复讨论、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1957年初，毛泽东发现，已经是建设新世界的社会环境，党内很多人还停留在“推翻旧世界”的思维模式，亟待改变。因此，认真思考后，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随后精心整理、补充、完善，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因为“每临关头有深思”的风范，毛泽东在没有人提醒、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不断地自主发现问题和需求，自己提出任务并自主实践完成任务，及时做好事关全局的大事难事。尽管大多数不如《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影响力，也都在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伙伴们点亮了心灯、指明了道路。
借用一句经典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毛泽东不仅自己很“识时务”，而且让伙伴们都从迷茫者变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自然，这份卓越的领袖风范也让伙伴们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日益增长。
（11）及时概括定性，排比震撼人心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
——这是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的一段回忆，直接描绘了毛泽东的一个鲜明的特质，即他善于对事务进行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而且，毛泽东在做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时，不仅提纲接领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还通过排比句形成强烈的震撼力。
这段回忆中的“主义”就有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本本主义、“左”倾教条主义。震撼人心的排比句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表现的这个特质，陈云也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从这两位的深刻印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个特质很有魅力。听到的看到的，都会受到震撼，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这样的特质建立在丰厚理论修养基础上，看起来不复杂，但绝非照猫画虎就能学到的。而且，毛泽东的这种特质，也不是偶尔才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思想理论资料中，都能看到毛泽东归纳概括和提纲接领做结论性定性的功夫，以及震撼人心的排比句。
最突出的，莫过于毛泽东主持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主义”。
大家知道，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会把弥漫的各色低俗风气和错误行为进行归纳概括，定性为某个“主义”进行批判，以此来引发大家的重视。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等等。
同时，对每一个“主义”，毛泽东多有归纳概括，很系统，很具体，并经常以排比句方式增加力度。
例如，1937年9月的《反对自由主义》，归纳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其中排比句格式的句子有，第二种表现中的“有话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第三种表现中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以及第四种表现中的“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而在1963年发表的《论反对官僚主义》报告中，毛泽东归纳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不仅有详细的归纳概括，提出具体的定性，如“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等等，更有很多的排比句。例如，第一种表现中的“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作政治思想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第三种表现中的“对人不考查，对事不调查，不研究政策，不依靠群众，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第九种表现中的“糊糊涂涂，昏昏沉沉，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第十六种表现中的“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
当然，应用排比句不局限于“主义”的归纳概括，毛泽东在很多地方都经常采用排比句格式，很好地体现出自己的思想。
例如，1937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1938年底，为反击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主张，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演讲时公开宣告，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摆下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一连给毛泽东发了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自然，出于安全考虑，伙伴们都反对毛泽东去重庆。但是，毛泽东决定去，理由是，“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其实，毛泽东原创的或在他原文基础上形成的许多经典口号，大多有排比句的格式风范。且看：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我们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显然，这些文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排比句风格功不可没。
无疑，面对繁杂如一堆乱麻的事务现象，井井有条地梳理后归纳概括，并提纲接领地给出有高度的定性结论，辅以富有震撼力的排比格式，是毛泽东的一个很灿烂的特质。因为这个特质，毛泽东经常“一鸣惊人”，以震撼人心之言给人们醒醐灌顶之感。高效能地传递了自己的思想，并赢得了战友和民众的由衷敬佩。
（12）高调小题大做，防控懈怠堕落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生的亲密战友，海内外各界人士经常将他们放在一起解读，有各种各样的评说。其中一个关于他们各自工作方法的对比性评说广为流传，即毛泽东“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
这个评说不知始于何处，却也不无道理。
确实，因为才华卓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上不断培育和锻造了一大批能担负大任的将帅之才，并善于授权，许多大事难事在毛泽东那里很快就解决了。渐渐地，人们觉得毛泽东有“举重若轻”的风范。同时，因为周恩来工作很认真，思维慎密，处置周全，不仅面面俱到，而且细节上经常有惊人的亮点，许多日常工作事项经周恩来之手就显得很有价值。渐渐地，人们都觉得周恩来的风范是“举轻若重”。
尽管这两个评说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且不说周恩来也经常有“举重若轻”的表现，毛泽东，因为志存高远而对工作质量要求高，同时目光长远且善于见微知著，经常从不起眼的小事中洞悉出大信号。因此，他也经常“举轻若重”，出手处理一些旁人不太在意的小事。有些事不仅亲自出手，还很高调，甚至上纲上线。
例如，文章资料方面，毛泽东非常细致认真。
大家知道，毛泽东文采出众，国共合作时期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对自己的文采应该很自信。尽管这样，毛泽东写文章都很细心，以问题为导向，耐心细致地阐述。具有及时的时效性、明确的针对性、全面的系统性、强化的传播性等特点。因此内涵丰厚且清晰易懂。
对自己经手的文件资料，毛泽东更是细心。他高度重视内容的细节要点，对不足之处都亲自修改，而且十分严谨，决不简单走过场。为此，在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方面他还确定了自己的三项标准。1、标题改到有吸引力；2、论据改到无懈可击；3、核心要点改到具体明确。
这方面，延安五老之一的老先生谢觉哉，深有体会。
1933年5月，50来岁的谢老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给毛泽东当秘书。上任的第二天，就根据要求写了一个关于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内容有时间、地点、人员等基本信息。不料送请毛泽东签发时，这份通知被改得几乎没剩几个字。在这份通知上，毛泽东增加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要讨论的问题、应准备的材料。此外，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费用补贴办法，以及需要“自带碗筷，被子”等事项一应俱全，以便基层干部一看就明白，不会因信息不足和不清楚而出麻烦。
这样的修改，着实给谢老上了一堂“举轻若重”之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和感慨。此后，年过半百的谢老以此事此文为鉴，向毛泽东学习，认真细致地工作。因此很快适应了苏区工作的需要，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不久还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除了对经手的具体工作认真严谨，对错误思想及不良风气的高度重视和大张旗鼓的打击，是毛泽东“小题大做”的主要表现。
且看，古田会议前后，因根据地建设刚起步、部队接二连三遭遇失败、生存困难等等原因，身为师长的林彪感觉前途渺茫，有“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虑。为此，他向自己信任的领导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担心。
当时，尽管毛泽东重用林彪，在他眼中林彪还是个思想不成熟的“娃娃”。按常理，对他当面批评几句，或是简单回信开导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毛泽东没有简单应付，他从林彪及其他战友近期的表现中看出，情绪悲观不是个别现象，红四军内部随处可见，对下一步的工作很不利。因此，毛泽东“小题大做”，秉烛夜书，写下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对林彪来了一番厚重的形势分析和思想教育，还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句向林彪展现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不仅如此，毛泽东把信送给林彪时，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指战员。
因为毛泽东的“小题大做”，及时驱散了弥漫在红四军内部的悲观情绪，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经典佳作。
再看，1937年秋，中共领导的各路人马大部分在延安聚齐了，基本安顿下来了，不用每天紧张地战斗了。因此，很多人不像以前那样认真了，封建官场的一些不良习气也见怪不怪了。毛泽东发现后，对这些“中国官场特色”没有一笑了之，也没有简单地对某人批评、惩罚，而是很高调地“小题大做”，将林林总总的不良习气一起梳理归纳，并上纲上线地定性为“自由主义”，专门发文《反对自由主义》。
如此，很多人不再将那些不良习气视为“小毛病”、“老习惯”、“不小心”、“好心肠”，而是把它们称为“自由主义”。自然，大家清醒了、重视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风气没有过度泛滥下去。
还有，抗战时期，许多文化艺术界的人士奔赴延安，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很多人或是自我感觉“高人一等”，或是固执于“创作自由”，或是拒绝“歌功颂德”，与毛泽东“文化的军队”的期望相距甚远。对此，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抱怨叹息，也没有简单地批评教育，而是大张旗鼓地搞了三场交换意见的座谈会。发请柬，认真筹备，带领高层领导集体出席，诚心诚意地座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启发，等等。且连续三次座谈会，每次都参加，都认真地倾听和讲话。
正是因为毛泽东下足了功夫，大做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非常成功，端正了文艺工作的大方向。其影响延续到建国后，使我国的文艺创作风范焕然一新。
毛泽东“小题大做”的事，还有一件让他身边很多伙伴们都震惊，即批判电影《武训传》。
1951年上映的电影《武训传》，是一部让很多人感动的流泪的电影，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也大加赞扬。毛泽东却大为不满，并公开批判。因为，他看出这部电影歌颂和推行的是做顺民、愚忠愚孝、个人通过“学而优则仕”改变命运，等等。基本上都是封建色彩浓郁的旧文化，与中共倡导和推进的红色精神情操完全相反。由此，毛泽东看出这是一部影响力很大的“毒品”，因此从文化理念的高度进行评说，大张旗鼓地批判。
这几个事例足以显示，毛泽东不仅“举重若轻”，也有自己的“举轻若重”，很严谨很细致。尤其是发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恶性风气和错误思想，他会上纲上线地“小题大做”，不会止于批评教育。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行事风范，切实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形形色色的懈怠、堕落现象没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泛滥成灾。
（13）尽管位高权重，始终保持谦恭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留下的“两个务必”，一直是毛泽东教育党政干部的重要内容。当然，毛泽东不仅这样教育大家，自己更是注意，堪称“两个务必”的践行楷模。
且不说他一生保持朴素乃至简陋的生活习惯，并一直呕心沥血地奋斗。而且，在功成名就、位高权重之后，尽管面对的都是恭顺和敬仰，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谦恭随处可见。
首先，待人接物时，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友善谦恭。
毛泽东办事严肃认真，原则性很强。但是，待人接物总是谦恭友善的态度。
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身边大多数人是自己的下属，同时经常接触三教九流人士。还有，从小到大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史料记载，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无论面对什么人，无论是信件交流还是当面接触，毛泽东或是彬彬有礼，或是轻松自然，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端架子。
且看，1941年，已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的毛泽东，给老同事、老下属谢觉哉的一封工作交流信函。
“谢老：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林老前有三年计划，亟欲一阅，林老昨示谓待增修重拟，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脱稿否？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而此行动纲领，非根据一方案交换意见，过细研究，无法讨论与确定。我是毫无研究的人，为欲开此会，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过细地读了。在不妨碍你健康条件之下，如能草一条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计划，根据新近经验与研究加以增饰，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能睡好，下午或派车子接你来谈，那时再定。即致敬礼!毛泽东、八月九日早。”
再看，建国前夕，毛泽东给多个党外人士、海外人士写信沟通。在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的信中写到：“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中写到：“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另一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信中写到：“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对于长期支持和帮助中共的老朋友宋庆龄，毛泽东更是谦恭。在邀请她来北京的信函中，毛泽东写到：“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
可见，毛泽东写给他人的书信中，字里行间充满谦恭。
当然，毛泽东待人接物的谦恭风范，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
例如，对宋庆龄，不仅邀请信函充满谦恭之情，而且在她乘火车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并登上车厢迎接。
还有，毛泽东一直尊师敬长，与师者长者在一起，毛泽东多自称为学生、晚辈，言谈举止很是谦恭。例如，陪同起义将领、自己的老上司程潜游玩时，毛泽东自己划船。对曾经开除自己的湖南一师老校长张干，毛泽东不仅保持尊重，还一直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照相的时候也注意照顾年长者，自己经常靠边，让年长者居中。例如，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代表合影时，他就和刘少奇分别坐在两端，中间是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几位长者。
此外，毛泽东对那些来访的年长者，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都会迎送出门，还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
不仅如此，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无论是下属还是旧友，毛泽东发现好书时都会借阅，而且到期及时归还，不会强行夺人所爱。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萧劲光那里借了《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1959年，毛泽东向黄炎培借阅一本王羲之的真迹，都依照约定归还了。
当然，对于自己的长辈，毛泽东也不忘尽孝。建国之后，与老岳母、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联系上了，毛泽东不仅多次安排孩子代自己去看望，写信、送礼、送钱，还在实行薪金制之后定期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对在家乡的其他长辈，乃至亲戚、同学、邻居等人物，一旦得知生活困顿的消息，毛泽东也会动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及时给予补贴帮助。
第二，毛泽东的谦恭还体现在学习和商议时的虚心。
虽说毛泽东很有才华、很有主见，但在请教知识、商议工作时，毛泽东一直很虚心，注意倾听并尊重他人的意见建议。
例如，1945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对黄炎培很尊重、很虚心；1949年进北京后，身份变化巨大，但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态度依然如此，尊重有加，虚心请教，没有丝毫变化。
当然，这份尊重和虚心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无论是向党外人士请教各类治国理政之道，还是向专家高手请教问题，毛泽东都很认真。例如，国旗方案，他原本倾向于中间有黄杠的图案，张治中等人提出，此图有分裂之感，不妥，毛泽东认真听取意见后，改变了倾向，接纳了五星红旗方案。还有，“志愿军”名义，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方案、航天工程发展方案，等等，都是倾听他人意见及集体商议后的决定。
再看，1959年，他在印发《到韶山》一诗之前，虚心向临时助理、人称“荆楚才子”的梅白征求意见。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还提出诗的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不妥，有口号之嫌。毛泽东觉得有道理，不仅改“哭”为“咒”、将最后一句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并尊称梅白为“半字之师”。
除了待人接物、工作学习方面的谦恭，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谦恭风范还有不少独特的表现。
这方面首先体现在对待荣誉方面。毛泽东一贯低调，保持虚心，不慕虚荣，不显摆身份，不出风头。
例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立下了六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显然，这主要是约束毛泽东自己的形象和荣誉。
而且，那段时间党内很多人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都被他拒绝。他声称，“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与之相似的还有，拒绝湖南大学改名“毛泽东大学”的要求。
而且，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不仅拒绝将该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还阻止部分人大代表的一项提议，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同时，删除了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的条文。
对此，毛泽东还有专门的说法。他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谨慎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
当然，在大家的心目中，这确实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现。因此，国民党起义将领、水利部长傅作义说到：“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
除了拒绝荣誉，毛泽东还强调宣传中突出民众、反对突出宣传自己。对此他不仅多次修改删除宣传文章中对自己的赞美歌颂和突出个人的内容，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等等，还在1960年6月对宣传工作专门提出，要突出人民不突出领导的。他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能突出个人。”
不仅如此，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谦恭还体现在放低身份上。
例如，自开国大典开始，当人民热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就对着大家高呼“人民万岁”。为此，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呐。”
还有，当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毛泽东拒绝独占鳌头的一级工资，提出，“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此外，尊重规则、不以权力说话，也是毛泽东谦恭处事的一个特点。
且看，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
这短短的几句话显示，毛泽东曾多次帮人推荐工作，却都没有成功。可见，毛泽东没有用自己的权势来强迫，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内容。
还有一个小事。那是1959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视察即将完工的人民大会堂时，走累了想吸烟，先问陪同的万里：“可不可以在这里抽支烟?”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吸烟。
上述各类事例，还有很多。足见毛泽东确实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也因此如傅作义所言，赢得了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
（14）善待伙伴战友，多见良苦用心
大家知道，唯我独尊、目中无人、以权谋私，等等，是官僚主义的常见表现，也是人们最敏感最反感的官气。而且，不管环境是富裕安康还是贫穷艰苦，权力总有显摆的机会。在几千年官场文化强大惯性的引导下，这些现象普遍存在。
不过，毛泽东是个例外。他不仅多次发起对官僚主义做派的批判，同时，作为最高领袖，他的言谈举止中几乎看不到这些令人反感的官气。无论面对的高层还是基层，也不管相关的是大事还是小事，毛泽东对自己的伙伴和战友都很友善。
这方面，毛泽东有很多灿烂的表现。
例如，在紧缺且珍贵的资源上，毛泽东先人后己。
史料记载，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访问延安期间，被共产党、毛泽东感动。回去之后想方设法在美国买了两辆福特牌轿车，突破重重阻力送到了延安。对当时仅有的这两辆轿车，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了分配方案，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因为他是党政军的领袖，公务最为繁忙。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我不要！”并提出方案，“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
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辆给管军事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使用，另一辆配给了被尊称为“延安五老”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他自己依旧骑马出行。而且，即使在他骑马摔伤了、不适合骑马的那段时间，也经常拒绝使用轿车，避免影响朱德和“延安五老”的工作。
对此，伙伴和战友们都很感动。
再看，在荣誉面前，毛泽东想着给伙伴机会和舞台。
大家知道，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历时两个多月，在他和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废除了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相关协定，达成了平等双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这是载入史册的辉煌事件，为此，斯大林一直希望由他和毛泽东二人一起签署这一条约。
但是，毛泽东拒绝了这份荣誉，将签字的荣誉交给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建议由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斯大林一起签署。最后，由周恩来与维辛斯基以两国外交部长的身份签署了这份举世瞩目的条约，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
这方面还有一事。
1956年冬季，毛泽东先后收到烈士刘胡兰、董存瑞家乡的申请，请他给烈士题词。
年仅15岁就勇敢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牺牲前有一句豪言，“怕死不当共产党！”1947年3月26日，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得知她的事迹后很感动，为她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得知此文稿因战争原因不慎遗失，毛泽东毫无怨言，1957年1月9日再次认真地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手稿于1月11日送达刘胡兰烈士的故乡——文水县云周西村。
几乎同一时期，毛泽东却没有为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题词。他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刘胡兰是群众，董存瑞是军人，给董存瑞的题词还是请总司令题合适。因此，董存瑞烈士家乡收到的是朱德题写的“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可见，不管是大事小事，有荣誉时毛泽东都会照顾自己的同事。
毛泽东善待伙伴战友，还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公开别人的出色业绩，让他们感受到掌声和赞誉，是一种现象。
众所周知，毛泽东文采飞扬、笔耕不断、佳作连篇，并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不要依靠秘书。。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也有例外，会提出核心要素后要秘书主笔。而对他们的辛苦和出色的表现，毛泽东也有善意的言行。
例如，1946 年4 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原标题是《驳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却将发动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看了很满意，只将标题改为《驳蒋介石》，内容一字未改。
该文很有水平，发表后即被重庆《新华日报》转载，反响很大。
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的老师符定一（原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应邀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道，《驳蒋介石》这篇文章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文风泼辣，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然后问此文是否出于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秘书乔木写的。”符定一当即提出，要见见乔木。
还有，十年后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2000多字的开幕词很精彩，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都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很高兴，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有这样友善的领导，辛苦付出还算什么呢？
以上几个事例现象显示，毛泽东对伙伴战友很真诚很友善，且可谓用心良苦。当然，人们也因此更爱他。
（15）诚恳尊重下属，有礼有节有度
毛泽东反感摆官架子的官气，倡导官兵平等，推行民主集中制。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权势最强者在下属面前的平等尊重心态。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上佳的表现。
大家知道，身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有决策决议的拍板权，以及对下属下达命令、要求执行的权力。毛泽东也确实不断行使这些权力，经常命令下属做一些他们不太愿意做的事。不过，那都是在紧要关头、且毛泽东确定决策正确的前提下。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对大家的意见、意愿都很尊重，不会独断专行。
且看，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份《党内通讯》。开篇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然后，分别列出了六个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对各项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说明、要求和指导，最后提出，“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
瞧瞧，面对“十品芝麻官”在内的下属，毛泽东的字里行间充满诚恳的尊重。
当然，这种尊重没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就连影响全国的战略性决策，毛泽东都曾根据下属意见建议而调整决策。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1948年春夏期间。先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根据战略形势，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性方案。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由粟裕带队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但是，粟裕不认同这个方案，三次向中央发电“斗胆直陈”，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反复考量后，毛泽东放弃了前期既定的方案，接纳了粟裕提出的、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加速胜利进程的战略思路，同时给粟裕更大的职权。此事的后果，就是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而且，毛泽东不仅接纳了粟裕的战略性异议，还有表彰。他说：“我很欣赏粟裕的性格，他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真理而斗争，他不怕误解，不怕委屈，不怕丢乌纱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此外，毛泽东尊重下属、不独断专行，不仅体现在大事上，两次“借钱”的小事，也是亮点。
第一次，毛泽东率人马长征到达陕北时，可谓人困马乏、衣衫褴褛、一无所有，几千人过冬的棉服和粮草是大问题。此时，附近有徐海东和他率领的红25军。尽管这支部队原隶属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毕竟毛泽东代表中央，依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有权给徐海东下命令。但是，毛泽东没有命令徐海东向中央红军提供资源，而是给徐海东写了一张借条，向他借二千五百银元。
当然，因为徐海东高度的组织观念，中央红军得到的是五千银元，比“借条”上的翻倍，而且是送不是借。
第二次，1952年初，鉴于抗美援朝战场的急需，空军建设要加速，需要增加经费。但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一分钱掰成两瓣花，没有钱。毛泽东想到原本为海军准备了一笔购买军舰的外汇，因为形势巨变、海军发展可以暂缓。于是，他准备将这笔钱划拨给空军购买战斗机。
这次，作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毛泽东也没有直接下命令，而是对海军司令萧劲光说：“劲光同志，志愿军空军击落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的重大胜利你们都知道了吧？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我准备把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以鼓励志愿军空军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也算是论功行赏嘛。”
打借条，商量商量，不是尊重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对下属的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以及牢骚，只要不是违法原则的，毛泽东都很包容，不会斤斤计较。
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尊称“半字之师”的梅白，是毛泽东在湖北时的临时助手，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毛泽东很欣赏他。后来，毛泽东有意调他到北京，当自己的秘书，梅白拒绝了，自愿到基层荆门当县委书记。对此，毛泽东没有给他“穿小鞋”，而是要他经常向自己反馈基层工农业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对此特殊任务，梅白很认真，经常向毛泽东提交深入实际调研后写成的调查报告。对这些报告，毛泽东也很重视，经常有批复，不过，有时候反馈的时间比较久。对此，梅白有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说，“再不及时回复我就不写了。”
自然，这些牢骚话，秘书会委婉地传递给毛泽东。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毛泽东也只是笑一笑，从不计较梅白的率性和牢骚。
诚然，对梅白的这份尊重体现在包容中。
此外，毛泽东尊重下属，还体现在细节上。
大家知道，即使都是好心、都是认真工作，想的做的也未必正确，或未必合适。因此，毛泽东尊重大家，不等于都顺从他们的意愿，难免有否定他人的时候。这时，毛泽东不会简单地“就这样吧”，而是注意说明原委，让相关人员明白怎么回事，不会莫名其妙地受委屈。
其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一事，就是见证。
据此事的当事人、毛泽东当时的秘书林克回忆，1963年2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社准备3月初推出一期学习雷锋专集，发信给毛泽东，申请题词，并希望在2月25日前题好。因为已通过媒体对雷锋的事迹有了解，毛泽东很赞赏很喜爱雷锋，因此答应题词。同时，他请林克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为此，林克认真思索一番后，拟好了十来个题词，都是十几、二十几个字的短句，内容中有突出的具体要素，送给毛泽东做参考。
但是，毛泽东交给林克的题词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林克草拟的十来个题词，一个也未采用。此时，毛泽东没有递给林克就完事。先询问一句，“你看行吗？”在听到林克大声肯定后，毛泽东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虽未明说，毛泽东显然是在向林克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他的建议。听到这样诚恳的解说，虽然自己的认真付出没有发生作用，林克心里没有委屈感。
可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毛泽东都尊重下属的责任、权力、意愿，并在细节上体现出来，因此，无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隔空对话，大家都能感受到诚恳的尊重。自然，下属们鲜有委屈伤心，多有尊重和热情。
（16）铭记历史贡献，切实知恩图报
大家知道，毛泽东正视“山头”的现实，反对山头主义，凡事强调“一碗水端平”。因此，与伙伴们战友们的交往都注意适当距离，避免误解错觉。即使与朱德、周恩来这样生死相托的伙伴之间，也没有私情色彩明显的交往。
但是，这不等于毛泽东不讲情意。其实，对于那些有恩于红色事业的伙伴、战友，以及党外人士，毛泽东都很讲情意。他心里一直记着那些人的贡献，并有切实的回报。
这方面的事例不少。
首先，铭记徐海东的贡献，高调回报。
前面提及，毛泽东率人马到达陕北时，极端困难，写了一张借条，派人带着借条向徐海东借钱。
徐海东1965年的自传《生平自述》中记叙，“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徐海东有七千银元，似乎不少。但是，他领导的红25军有近四千人马，需要添冬装、买药、买盐、买油、买粮食，翻一倍都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以“自己都不够”的理由拒绝借钱，也不是按毛泽东所提、借给中央二千五百块，而是自己留下二千、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
不仅如此，徐海东还明确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指挥。
从鄂豫皖苏区打到陕北，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热情欢迎中央红军，坚决服从中央领导，对中央红军“雪中送炭”，送钱之后还送了很多武器弹药、衣物医药，将战斗力最强的骑兵全部交给中央红军，全力帮助中央红军站稳脚跟。徐海东的这一系列高风亮节的行动，加上后来一段时间保卫陕北的战绩，毛泽东记在心里，一生念念不忘。他常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因此，尽管自1940年开始徐海东就因浑身严重的伤病退出了一线指挥岗位、长期处于养病状态，在1955年评军衔时，毛泽东专门指示，徐海东评大将军衔，且排名第二。
而且，在中共八大上，经毛泽东的推荐，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每次开中央会议，毛泽东会前都要问：“徐海东同志来了吗？”直到回答到了，才放心地开会。
1969年3月31日，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主席团名单时发现没有徐海东的名字，立即提议要徐海东参加。因此，当时被人排挤打击且疾病缠身的徐海东，不仅参加了九大，还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九大的中央委员。
更特别的是，因为徐海东来迟，开幕式既定时间到了，毛泽东也不就坐，一直等着徐海东，还多次询问。在等待期间，毛泽东再次向身边的人们讲述徐海东为中共在陕北立足做出的巨大贡献，强调“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其实，除了高调推举徐海东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还十分用心帮一个人当中央委员。
那是中共七大期间，因为大家对王明主导的“左”倾路线的怨恨，对王明的同学、并犯过“左”倾错误的王稼祥也不满，使得他在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了，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很吃惊。
毛泽东知道，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为挽救红军挽救党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毛泽东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之前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在面向全体代表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毛泽东用了很长时间、讲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详细介绍了王稼祥十几年来的贡献和功绩。后来杨尚昆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正是在毛泽东的积极努力下，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
高调回报党内伙伴战友的历史贡献之外，毛泽东还有一个高调的感恩事迹——晚年每年支助章士钊2千元生活费。
网媒爆料，章士钊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无党无派，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与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都有密切且友好的关系。
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赴法留学而筹款，带着杨昌济的信函到上海找章士钊募捐两万银元。章士钊二话不说，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资助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部分用于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经费。
对这次帮助，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自1963年起，毛泽东以“还债”的名义，每年春节期间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取2000元，派人送给章士钊，补贴他的生活。而且，一直到章士钊1973年逝世后才停止。
上面几个事例流传很广，堪称经典，足以印证毛泽东知恩图报的至诚情怀。
其实，这类事例还有不少，只是传奇色彩不重。
例如，1946年，皮定军带领一个旅做“诱饵”，与数十倍于己之敌周旋24天，不仅成功掩护军区主力部队突围，自身还横跨三省，奔行近千公里，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全旅于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堪称奇迹。对此战役，毛泽东一直记得。在1955年评军衔时，毛泽东看到给皮定均的军衔预案是少将后，批示一句：“皮有功，少晋中。”因此，皮定军被评为中将。
还有，1946年6月26日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堪称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领头雁”，在1955年评军衔时被授予大校军衔。对这位新战友带动了许多国民党空军起义的独特功绩，毛泽东也一直记在心里。1964年，毛泽东特意为刘善本向空军司令刘亚楼申请一个少将军衔。他说，“刘善本是在我们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驾机起义的，不能忘记他。”
自然，因为毛泽东的知恩图报，当事人和知情者都会受到感动。可谓，领袖如此善报，英雄无悔折腰。
（17）常有关爱言行，体现厚重仁心
西方有句俗语，“仆人眼里无伟人”。意思是伟人的非凡言行主要在外面的世界表现，长期在他身边的人见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凡俗之人。
此话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在毛泽东这里失效了。许多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在口说或撰文谈及毛泽东时，敬爱之心溢于言表。可见，他们眼里的毛泽东就是一个伟人。
原因也简单，因为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关爱他人的言行，涉及到方方面面，体现出厚重的仁爱之之心。
且看，一种关爱很“上心”。
许多书籍和文贴爆料，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上心。
首先，毛泽东将身边的工作人员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同事、同辈，为此立有“家规”，要求两个女儿叫秘书、卫士等人“叔叔”。即使他们年岁相仿、甚至倒过来。他还专门对女儿们强调，“对工作人员要好，要尊重人家。工作人员付出劳动照顾我，我们好多事都不是自己作的，都是靠人家的劳动，所以要尊重人家。”
毛泽东确实真心把他们视为同事，经常有同事式的帮助。例如，帮他们介绍对象、帮他们恋爱成功，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谁家里有困难了，毛泽东会关心帮助。且这份关心帮助不是简单问问、说说，而是很具体、很细致、很周到，包括开导教育、提醒写信、督促寄钱、提供假期、提供经济帮助。经济困难时期，甚至连他们回家探亲路上的干粮都会帮着准备好。
因为建国前夕立下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的规定，毛泽东不办寿宴。但是，六十大寿时看到身边工作人员期盼的笑脸，毛泽东自己出钱，请厨房多做几个菜，与他们一起吃顿饭。而且特别提醒，“别忘了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请他们一起来。”
对于在自己身边时间较长的人，毛泽东会建议和鼓励他们离开自己、到更大的事业舞台上发展。
对于收到的食物型礼物，毛泽东除要求交给后勤机关统一充公处理外，也会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一些，让他们尝尝。不过，他自己和亲人没份。
还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他们不小心出错时，基本上不提。对此，中南海厨师康辉曾说，毛泽东“发脾气也是冲干部发。饭里吃到沙子，他也不说话”。即使偶尔冲动之下对工作人员发脾气后，毛泽东都会诚恳地道歉，甚至多次道歉。
无数事例显示，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上心，令他们很感动。
再看，一种关爱很“热心”。
毛泽东对他人的关爱，还体现在对病痛患者的热心相助上。
大家知道，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之后，物质匮乏是常态。尤其是一些疗效不错的药品，我国很长时间不能生产，显得十分珍贵，中共中央几个高层领导的需求都难以保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遇到有人急需，不管什么人，也不管还有几支，毛泽东都要求医生用药救人。
很久以前就有人回忆，战争时期、征战途中，毛泽东偶遇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穷人时，不仅立刻派随军医生去救治，而且动用给他们几个中央首长备用的珍贵药剂，哪怕这次用了就没了。
再有，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清华大学和北京市领导的谢静宜回忆。1973年前后，清华大学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学生，因疾病危重需要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谢静宜收到求助信息后四处寻找未果，找到负责毛泽东安全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张耀祠，通过他在中南海里面找到了药，及时救治了这位女大学生。
事后，谢静宜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用了您的药”。毛泽东了解事情经过、且得知那个学生得救后，连声说“好”，然后加重语气说：“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然后还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
看看，多么热心啊！
当然，毛泽东的这份热心不局限于提供医药，还有其他的热心行动。例如，抗战时期，一个受重伤住院的战士念叨“想见到毛主席”。接到医院传来的信息后，毛泽东没有拖延，很快赶赴医院看望这个重伤员。
再看，建国前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忙于开国大业的毛泽东，不仅指示加强护理，还把友人刚刚送给自己、且自己很喜欢的七八尾鲜红的北京金鱼送给在医院治疗的任弼时，以助他放松心情。
还有，1964年，毛泽东的专长司机朱德魁患了严重的肝炎病，住院治疗很长时间效果不佳。毛泽东从外地返京后得知此事后，多次派人去探视，传话给他，要他好好配合治疗，还给他写字条鼓励，建议他离开医院疗养、采用中医中药，并先后两次给他600元钱加强营养。
此类热心的事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
此外，毛泽东关爱他人还体现在细心上。
前面提到，大将徐海东因伤病严重，1940年就退出了一线，长期治病疗养。1960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在广州停留时期，与徐海东为邻。因此，毛泽东多次提醒自己的司机，“海东同志住隔壁。他是病人，不要吵他！”同时，为了不吵到徐海东，毛泽东乘车外出时，汽车要离徐海东住处有些距离了才发动，返回时也要求注意降低发动机声音。
还有，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比以前要短小很多。因为，做报告的周恩来已患病多年，毛泽东就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提出一个要求：报告只能写5000宇，以免周恩来读太长的稿子。所以，稿子一改再改，把一切可以压缩的段落、句子、词、字统统压掉，最终压缩到5000字。
其他类似的事例也有不少。
例如，罗荣桓元帅从1942年就带病作战，46年切除一肾，建国后因病辞去总政主任等职务，但还需要经常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对此，毛泽东特许他开会时可随意退场。
再有，独臂将军贺炳炎没有右臂。毛泽东免掉他向自己和其他领导敬军礼的规矩。
这些细心之举，传承的都是毛泽东的仁爱之心。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远远近近的人都很上心、很热心、很细心，而这些都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经常感受到的。所以，在朝夕相处的身边人眼里，毛泽东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伟人。
（18）确实善解人意，给人意外惊喜
大家都说，做人要坦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但是，现实很骨感。个人的愿望尽管没有恶意，也可能会给对方带来麻烦，所以会有顾虑。尤其是面对大人物时，人们更加谨慎，担心自己的想法让对方不高兴。因此，很多时候、很多人的内心意愿不易流露出来，并留下很多遗憾。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源于人性的弱点与传统文化的短板，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弱化这种负面色彩重的普遍现象，毛泽东不断倡导大家畅所欲言，并带头与大家平等对话。此外，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善解人意的毛泽东会注意观察和换位思考，若发现身边的人有未言之正当心愿时，多有热情主动的行动，或是给人一份意外的惊喜，或是帮人消除潜在的麻烦。
这方面的事例不少。
且看，1943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个会议，接到一个任务——为22位获得“生产英雄”荣誉称号的干部题写奖状，一人一张。按常理，毛泽东只要在每份奖状上题写“生产英雄某某某”、加上自己的签名即可。但是，毛泽东从战友们的眼神中看到一种渴望，渴望自己的奖状有点特别、价值更厚重，因此，毛泽东不辞辛劳，对每个人的题词都是贴近他们本人的独特内容，且在题词下面加上自己的签名。
这22份奖状的得主和题词内容分别如下：
王震，“有创造精神”；
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
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
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罗章，“以身作则”；
黄静波，“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
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
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
杨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范子文，“机关生产的模范”；
胡起林，“无限忠心”；
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李丕福，“面向群众”；
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任成玉，“为群众谋利益”；
贺晋年，“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罗成德，“不怕困难”；
王正年，“善于领导群众”。
其中，只有延安县县委书记的王丕年和县长刘秉温两人的奖状上题词同为“善于领导群众”，其他的各不相同。
如此用心的个性化题词，领到奖状的伙伴们自然喜出望外。
再看，1952年，毛泽东接见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团、为大家签字时，女英雄解秀梅因事先没有准备，临时从别人那里借了一个简单的小本子。毛泽东看到递过来的有点旧有点皱的小本子，猜到是她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问明白之后笑了笑，然后在第1页和第2页上分别签上“毛泽东”三个字。
对此，解秀梅回忆说，“开始我并未理解主席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毛主席知道我是借人家的本子，将来还要还给人家，所以签了两页，一页裁下留给了自己，一页则留给了本子的主人。主席关心他人，心细入微，每次想起，我都很感动。”
如此善解人意，确实令人感动。
还有，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认真视察了刚起步的海军。他先乘“长江”舰从武汉乘去南京，在军舰上生活了几天，然后在南京检阅了“广州”、“南昌”、“黄河”三舰及其他舰艇。在此期间，他根据“长江”舰、“洛阳”舰指战员的申请，认真题写了2张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随后，毛泽东到“南昌”舰上实地考察时，舰上指战员也请他题词。毛泽东没有因为刚给两艘军舰题词了就拒绝，也没有随便题写一句，而是与他给“长江”舰和“洛阳”舰的题词内容完全一样。并且，题词不是1份，而是3份同样内容的题词，分别赠给“南昌”舰、“广州”舰和“黄河”舰的指战员。
这样，既明确了对海军建设的指示，又让当时的5大主力军舰的指战员们都受到鼓励，其中三艘军舰的指战员也不会因为毛泽东没有上舰视察而委屈伤心。
毛泽东的这份善解人意，还帮当时负责原子弹工程的宋任穷化解了委屈。
网媒爆料，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几位部长，商谈工作。当时，康生也在场，还直接询问二机部长宋任穷，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宋任穷据实回答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后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然后还讲了一些“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理由。
两人对话一阵后，自然都把眼光转向最高领导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点评什么，只说了这么一句，“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此言一出，康生不吭声了，宋任穷的委屈感也消失了。
此外，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过程中的诸多小事，更体现出毛泽东善解人意、善待民心的风范。
首先，毛泽东此次上井冈山的车辆和司机，是湖南省委安排的。一次出车过程中，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水箱开锅、发动不了。当时身处黄洋界，附近没有水源。因此，陪同的领导提议毛泽东换乘另一辆车，毛泽东拒绝了。他知道，如果自己中途换车，司机赵毅雍回去后会挨批评、甚至可能受到处罚，因为他没有做好为领袖开车的工作。所以，毛泽东拒绝换车，他说，“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然后安慰赵毅雍：“老赵，不要紧，既然是水开了，加点儿凉水降降温，很快就可开车嘛。”还笑着说：“我带来的饮水箱里有凉水，是准备路上喝的，你就把我喝的凉水先给汽车喝吧。”赵毅雍立刻照办，将凉开水倒进汽车水箱，一会之后继续行程。
在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知道，在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孀都想见见自己，也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当年帮助自己在井冈山立足的、后来被错杀的袁文才和王佐的家属，更需要宽慰。于是，他专门提出，要见见袁文才和王佐的妻子。在下山前又提出，要会见老红军、井冈山干部和群众，同他们合影。
就这样，离开井冈山之前，他分四次接见了干部、群众代表，与他们合影留念，然后在公路上挥手接见两旁的乡亲们。其中，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更是受到特别安排，毛泽东也与她们直接相认，像以前那样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合影留念。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一些负面事件当事人，也有善解人意的体恤和关怀。例如，在他严肃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所宣扬的价值导向时，想到电影的主创人员，派周恩来与他们谈话，帮他们放下思想包袱。
还有，在拍板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时，毛泽东专门指示善待这两人的家属。河北省委根据这个指示做出相应的决定：1、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2、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3、罪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4、罪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个决定公开后，不仅让两个罪犯和他们的家属十分感动，也让其他人感受到领袖的大仁大义。
毛泽东就是这样，体恤他人的需求和困难，主动行动，或是给人一份意外之喜，或是帮人消除潜在的麻烦和困境。自然，这份善解人意、善待他人的风范温暖了很多人，也让人们更热爱毛泽东。
（19）严格认真自律，引领清廉正气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唐代诗人虞世南的五言古诗《蝉》中的名句，道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位置高、影响大。当然，这里的原意是品性才华方面，其实也适合社会地位方面。
确实，在官权文化厚重的社会环境，身份地位高者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很多人，无须借助什么宣传，因为上行下效，为此民间有言，“上梁不正下梁歪。”而这也是领导人成败的一大关键。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行。”
可以说，“上梁”一正，“下梁”一般不歪；即使歪了，也不难治。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加上从恶如崩的人性弱点，就是“上梁歪一尺，下梁歪一丈”的恶劣现象。
对这种社会现象，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教导伙伴们保持优良作风。同时，一方面因为源自内心的自觉和谦恭，一方面为了以身作则、引领大家坚守正道，毛泽东在各方面都高度自律，其严格的标准和认真的态度超乎想像。
首先，毛泽东严格遵守自己提出的各项行为理念、规则和规定，“两个务必”、“六个不”，等等。而且，自己制定或确定了很多约束自己的规则。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毛泽东的粮食供给、津贴、工资待遇等等，一概严格按照当时的标准执行，没有特殊照顾。长征途中警卫员给酷爱吃辣椒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都被他如数退回，还严厉批评警卫员。
建国之后，他在中南海居住，组织配给的住房和家具都交租金，水电费和取暖费也自己出钱，明明白白，不允许拖延欠账。
一日三餐方面，他有严格的标准。午餐晚餐都是所谓四菜一汤。荤素各一的热菜，一碟辣椒一碟咸菜，一份清淡的菜汤。伙食标准控制在每天2.5元，而且明确要求，剩菜不浪费，下一顿继续吃。
不仅在家里的饮食很节俭，在外出差也一样。拒绝一切宴席，工作人员会给接待方明确毛泽东一天2.5元的饮食标准，并在离开之前支付餐费和粮票。因此，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很多各地招待所开具的相关发票、收据。如他于1965年5月22日到29日在井冈山期间的餐饮，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收取费用和粮票后开出了两张发票：00006482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00006484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交粮票23斤。
毛泽东不仅吃饭自己掏钱，喝茶也付费。在家里喝茶是自己出钱买的，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开会时喝茶了，每次都要付一毛钱的茶叶费。
饮食简单节俭，其他方面更是节约。他的衣服、鞋子几乎都是几十年的，破了补，补了又破，反复多次。他戴的手表，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在重庆机场从自己手腕上取下来送给他的。此后，这块表修修补补，一直陪伴毛泽东，直到他逝世。
其实，毛泽东收到很多礼物，其中就有不少名表，但是他一概不视为私人物品。这方面，他首先明确严禁收受礼品。对于人民群众赠送的、确实难以拒绝的礼物，以及外国政要赠送的礼物，毛泽东则是一概交给组织，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和使用。
除了日常生活中规中矩，毛泽东还严格遵守各类规定。因为刘思齐还差几个月到法定结婚年龄而不允许毛岸英结婚，从不大张旗鼓办祝寿庆典，严厉拒绝用自己的名义命名城市、大学、街道，明确反对为他塑像，反对给他的家乡特殊照顾，等等。
延安“大生产”时期，毛泽东确定，自己和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也有生产劳动任务。为此他按要求开荒种菜，一有时间就到菜园劳动，并拒绝警卫人员帮忙。而且，在延安时毛泽东有几次去医院看望战友，被值班护士以规章制度的名义阻拦，毛泽东也是认真遵守规矩，白跑一趟且毫无怨言。
除了在规则面前严格自律，就连没有明确约束的、正常范围内的一些事情，毛泽东也严加约束。例如，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不久，因房屋太老旧、环境太简陋，工作人员提出的修缮一下房屋、布置一些鲜花，都被毛泽东拒绝。对此，他不仅强调国家困难、厉行节约，还有言，“一国主席，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我这里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一定会上行下效的，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可就不好了。”
毛泽东的严格自律、尤其是饮食方面近乎自虐的节俭，既让大家感动，也让大家担心。因此，经常有人劝他改善伙食、保障健康。每当伙伴或工作人员用“您身体重要，全国不差您这一点吃的用的”之类的话劝说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中国是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但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和国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他还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
显然，毛泽东是在给大家树立一个正面的标杆，不给各级干部放纵的理由。
第二，毛泽东严格认真的自律，还体现在“魏晋分明”的公私界限上。待人接物皆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
网媒爆料，毛泽东对自己的家人家属、远亲近亲、故交旧友都很友善，同时有自己的原则。“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有“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等等。并一直超乎寻常地严格自律。
首先，国家给他配的小车，他不准家人乘坐。她两个女儿外出上学、工作、生活，均与普通人一样，骑车、坐公交、步行。
在中南海里居住时，孩子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吃饭，而是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买饭。
收到的礼品礼物，即使不是贵重物品、孩子很喜欢，毛泽东也不给孩子。
建国后，找毛泽东帮忙的亲戚和故交很多，毛泽东对他们态度友好热情，几乎都亲笔回信，情意依旧。对生活上确有很大困难者，毛泽东会个人出资帮助，但拒绝一切要他以权谋私的愿望。对来信求助特殊照顾的人们，毛泽东在回信中都会强调，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要他们尊重当地政府，在家乡在当地好好工作。
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拒绝杨开智的求助。
杨开智，杨开慧的亲哥，毛泽东的大舅子。他的亲妹妹杨开慧是革命烈士，他的独生女儿杨展是抗战烈士。而且，在杨开慧被捕后，杨开智夫妻二人努力营救；杨开慧牺牲后，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从监狱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东躲西藏、细心照料。不仅如此，作为知名学者教授杨昌济的儿子、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的杨开智，长期在湖南从事农林专业工作，专业才能出色。
就是这位有恩于毛泽东一家、且身份资历完全适合进京出任较高职位的杨开智，1949年11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安排到北京生活工作。接到这样的来信，毛泽东没有犹豫，直接回信拒绝。在信中他对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给湖南省委的相关领导写信，明确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就这样，各类亲戚、好友、老乡，很多人得到毛泽东用私人力量的帮助，没有一个受到毛泽东用公权的照顾。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类事情举不胜举。也正是因为他以极其严格认真地“为所当为”、以正视听，才能一直严肃认真地督促位高权重的伙伴们“反修防修”，要求他们继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因为毛泽东的“标杆”形象，党政干部们不易走上歪道，清廉正气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主流风气。这也是人们由衷地热爱他、无怨无悔地追随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20）认真自我批评，引领无私担当
前面提到，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报告时，总结概括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简单看来，前面两个属于原则层次，后面一个属于方法层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方法层次的优良作风依然很重视。尤其是自我批评作风，毛泽东十分重视，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而且，早在1942年2月1日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时，针对阻碍各类党政干部团结协作的难题，毛泽东专门要求强势地位者先行一步，首先开展自我批评。
毛泽东如此重视自我批评，确有原因。因为，改天换地的大业需要许多人一起奋斗，认真负责的心态，以及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干部之间的团结，十分重要。而每个人都有缺陷、会犯错误，容易影响工作，并因此造成同事之间、上下之间的隔阂抵触。若位高权重的责任人不能及时坦诚地自我批评，就不能体现责任心并及时纠错，更无法消除团结协作的大障碍。
因此，为促进自我批评的作风被伙伴们接纳，毛泽东谆谆教诲。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么?”
然而，几千年封建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们，太讲究面子，虚荣心堪称国人的第一人性弱点。可以说，自我批评的作风既是团结奋斗的“刚需”，又是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高墙”。
不过，这面“高墙”对毛泽东无效。他不仅大力倡导自我批评的作风，自己也从不因为要面子而拒绝自我批评。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经常自我批评，而且每次自我批评都很认真、很具体，决非蜻蜓点水那般来一句“我也有错”、走个过场。
且看，1935年1月底，土城战役失利，红军损失惨重，随后开会总结。此时，刚通过遵义会议进入决策层的毛泽东，不顾自己的良好形象会受损，在会议上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式的总结。
毛泽东首先表态，土城之战是他提议并亲自指挥的，是一场败仗。他负主要责任。
随后，毛泽东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具体地总结失败的一系列原因，明确反省自己主观上的求胜心切是失误的根本。他反省，因为求胜心切，心急引出轻敌、轻信，客观上情报工作没有摸准，然后错误地分兵到其他地方。因此，优势变成了劣势，以劣势对优势，以短处对长处，造成战斗失败。
在认真具体的自我批评之后，毛泽东强调要吸取教训，决不可重蹈覆辙。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番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会议上没有出现推诿责任、逃避责任的现象，大家争着反省自己的责任，认真地自我批评。因此，领导班子不仅没有因为失败而分崩离析，反而更加团结，更加信任毛泽东，为后来的四渡赤水垫定了基础。
再看，建国初期，全新的治国理政思想刚启动和探索，各种错误不少。例如，1952年下半年颁布执行的新税制方案，毛泽东认为有严重的问题，对主要负责人、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提出严肃的批评。在1953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薄一波的错误，然后认真地说：“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
随即，毛泽东具体地自我批评一番。他说，自己应承担几方面责任，诸如统收统支、预算决算等。他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来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严肃批评批判的薄一波很受感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可见，毛泽东认真具体的自我批评，确实起到了传承责任心、消除隔阂、纠偏前行的积极作用。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例如，1960年6月，毛泽东写出《十年总结》，其中有很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如，“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持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
其实，这里的多项指标上拍板的错误，都是因为各部委对自己提交的数据信誓旦旦，毛泽东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才同意并拍板的。严格地说，毛泽东不该为此类错误负责。但是，他依然认真地自我批评，而且很多次，还批评自己“发疯”。
不久，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脱离一线领导岗位多年、且基本被“架空”的毛泽东，本不该为一线决策和管理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再次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并认真地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向基层传达自己的自我批评，并再次号召各级干部认真地承担责任。因此，留下这么一大段经典之词。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 月12 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认真担当，这次会议实现了目的，纠正错误思想的同时，让各级干部们“出了气”。隔阂抵触情绪消除了很多，并带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全国范围的发扬光大。
事实上，毫无虚荣心、及时认真具体的自我批评，是毛泽东的一个卓越的领袖风范。也因此感动了许多人，带动了许多人，使得这个价值高、难度大的优良作风得以在中共党政体系内传承下来。
至于毛泽东的自我批评魅力如何，“和平将军”张治中的一个对比有启示。
这位多年追随蒋介石左右、被视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亲信人物，在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他曾对人感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未闻蒋的自我批评。而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经常听到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且每次自我批评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空虚的。仅此一项，人格风范高下立现，共产党赢、国民党输就不是偶然。
（21）亲笔撰写文章，领袖思想飞扬
网媒上两个相关的小故事很流行。
故事一：1948年初，情报机构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蒋介石很重视，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番，随后对长期为自己执笔的文胆陈布雷嘟囔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
陈布雷明白，这是在责怪自己和其他人写文章不行，且首先是责怪自己。于是软软地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听到此言，蒋介石无语。
故事二：1949年初，蒋介石听到毛泽东的《论战犯求和》社论后，为其文风所震撼，心情十分复杂。他问接替自杀身亡的陈布雷为自己“捉刀”的陈方：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写出共产党那种有号召力感召力通俗又好懂的文章来？
陈方说：彼方文章都出自毛润芝之手，他的文章诗词有气吞山河之势，包容宇宙之机，文章风格一听一阅便知是毛先生手笔，他人不能学也，非我等碌碌之辈所能为。
听闻后，蒋介石默然。
且不管这两个小故事是否真实，它们揭示了毛泽东的一个特质，即亲笔撰写文章，以自己独特的卓越文风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
这个特质的最大价值，就是毛泽东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思想。
确实，毛泽东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130余万字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里面。由他亲笔撰写的各类文章，以及他对自己口述内容的记录案进行修改编辑后形成的文章，则是《毛泽东选集》的基本内容。
至于毛泽东亲笔撰写文章的具体价值，在前面很多主题中已有叙述。如在“承担导师责任，传道授业解惑”中介绍，毛泽东一直不忘“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尤其重视思想观念的“传道受业解惑”，不断推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精彩篇章。这些精神营养丰厚的名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此外，在“每临重大关头，即有重头指南”中，具体介绍了毛泽东每到关键时期就全神贯注撰写重要文章，如《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名文章，引领许多人从迷茫者变成“识时务”的“俊杰”。
简而言之，毛泽东不顾辛劳、专心致志、亲笔撰写文章的特质，给世人留下一笔极其丰厚的财富——毛泽东思想，带动许多战友乃至基层民众跳出低俗走向崇高、摆脱迷茫成为俊杰。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罕见的“君师合一”型领袖，赢得亿万民众的衷心爱戴，也赢得世界各国同时代及后代政要的由衷敬仰。
例如，美国虽然长期与中国为敌，但是，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小布什、奥巴马等等多届美国总统，对毛泽东都十分敬佩。
当然，自己亲笔撰写文章很辛苦，尤其是领导一个大党、大国，从事改天换地大业，且一直面对强敌、面对艰难困苦，毛泽东从来没有轻松过。而且，他也多次因为写文章而患病。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呕心沥血、奋笔疾书呢？为何不像其他大人物一样，由身边的秀才代笔呢？
显然不是缺人。事实上，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不缺文采出众的“笔杆子”。田家英、胡乔木等秘书的文采，也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但是，除非身体不好或实在太忙了，想写的东西，毛泽东几乎不让别人代笔。
应该说，毛泽东坚持亲笔撰写文章，主要原因还是那份高度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诚如他在在1934年就明确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而且，他把笔杆子看作与枪杆子同等重要，是必须抓好用好的“武器”。同时，他明白“文如其人”，要通过文章报告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效地传播出去，断不可靠别人执笔。否则，没有自己的风格，品质会大打折扣。
为此，他还曾经批评那些靠秘书笔墨伺候的党政干部：“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由此可见，这一篇篇文章报告，不管是长篇大论还是精辟短文，不管是思想理论还是具体方法，都是毛泽东自觉为大家搭建的“桥”、打造的“船”，是他保持革命意志、承担使命责任的具体体现。
且看：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构成的“老三篇”，让中华大地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为人处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艰苦环境中的战友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实践论》、《矛盾论》，给伙伴们指明了在现实社会中赢得胜利的根本大法；
《论持久战》，为迷茫困惑的全国军民提供了坚持抗战并赢得胜利的信心和工具；
《反对自由主义》，为战友们敲响了“因小失大”的警钟；
《论人民民主专政》，让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有了一个清楚的基本认识；
《论十大关系》，为探索建设新世界提供了一整套测量和修正的工具；
......
正是毛泽东呕心沥血、奋笔疾书，将他的雄才大略和大仁大义通过一篇篇有长度有力度、有厚度有深度、有重量有质量的文章传遍大地，让亿万人的大脑得到滋养、心灵得到洗涤。
对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有一个评说。那是他第一次访华时、与毛泽东会晤时当面所言。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尽管毛泽东谦虚地否认这个赞誉，世人普遍认同尼克松的这句话。
同时，因为毛泽东非凡的品性和才华，大大小小的文章中传承出独特的“毛式风格”，引人入胜，引来无数精彩的点评。其中，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先生之《文章大家毛泽东》一文，对毛泽东的文风有系统透彻的评说，十分精彩。
首先，梁先生明确，“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这就是文如其人的魅力，他人无法代替。
然后，梁先生对毛泽东的文风归纳了四个突出特点，概要如下：
一是“磅礴凌厉的气势”，梁先生比喻之犹如“海之波涛”。
二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梁先生对此的描述主要有“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做高深”，“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才使用。
三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梁先生的概括是，“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
四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梁先生的评说是，“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还有，“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
无疑，这是资深专业人士长期深入细致品读后的解读，系统且精辟。
当然，与此类似的评说还有很多，无须一一列举。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飞扬的文采，他亲笔撰写的各类文章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上经久流传，被人们广为传颂。毛泽东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用笔领导”的典范及“君师合一”的楷模。而且，这些文章为主要内容元素构成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华儿女和世界各民族都是宝贵的财富，价值无法估量。
（22）一贯风趣幽默，言行魅力鲜活
前面介绍过，梁衡先生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文章中常见“轻松的幽默”风格。
这个归纳很有见地。确实，毛泽东的文章大多有高度有深度，蕴藏丰厚的哲理或严格的规则，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却能朗朗上口、津津有味地品读，轻松的幽默风格，功不可没。
不过，毛泽东的幽默不局限于他的文章中，也不仅是轻松的幽默。事实上，毛泽东是世人公认的幽默大师，而且一直倡导轻松幽默的风范。例如，早在1929年，他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时，其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
他是这样倡导的，也是一直这样践行的。堪称中国式幽默大师的毛泽东，其幽默可谓发自灵魂、溢于言表、妙趣横生，自成独特的毛式幽默风范。
具体一点来看，毛式幽默风范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随时随地。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品性坦诚率真，不做作。因为这个性格，毛泽东发自灵魂的幽默风范随时随地可见。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不管面对的是外国政要还是平民百姓，也不管当时什么情景、什么话题，毛泽东都很幽默。可以说，在一切场合，面对各色人等，谈论任何话题，毛泽东的幽默范都不会缺席。
第二，缤纷多彩。
幽默，可谓大智慧与高情商的结晶，是东西方都大赞的言行风范。虽统称幽默，却有多种风格、多种效应。或是独具匠心的说法，或是妙趣横生的联想，或是令人茅塞顿开、回味无穷的韵味，等等。自然，有许许多多的绽放方式。这方面，毛泽东堪称一绝。别出心裁的比喻，水到渠成的引用，状物拟人的比拟，点石成金的仿用，别开生面的殊比，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法。
第三，信手拈来。
因为天资聪颖过人，加上不断学习思考的厚积薄发效应，毛泽东许多令人感慨和钦佩的幽默言行，基本都是现场随机发挥的。可见，除了文章报告写作修改过程中呈现的，现场信手拈来就是精彩，是毛式幽默风范的一个特征。
当然，还能找出很多，这里无需细分展开。仅从一些经典事例上即可看出，毛式幽默风范的五彩缤纷和鲜活魅力。
且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毛泽东很幽默。
一次，在与朱德聊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大家哈哈大笑。
1939年初秋的一天，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学院的4个干部去迎接他，双方半路相遇。毛泽东知其来意后摆摆手说：“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一听都笑了，也知错了。
延安时期的一天，毛泽东要几位来访的客人一起吃便餐，那几位客人知道毛泽东生活清贫，不想给他添负担，拒绝了。毛泽东笑嘻嘻地说，“你们要是不肯赏光，回去以后，莫要说我毛泽东‘一毛不拔’呵！”
转战陕北时期，一天夜间进入田次湾，毛泽东与十几个伙伴挤在一间窑洞里休息，热心的房东大嫂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听了，依着房东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道：“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房东大嫂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拘谨和不安立刻打消了。
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中央机关的不少干部都下放到各省、市工作。不料，好几个省、市看中了毛泽东身边那位才华横溢的田家英，几个人跑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要人。
对这样一个优秀秘书，毛泽东舍不得，拒绝了几位省、市委书记的要求。他说：“田家英我不能放。”他看了看他身边的那几位书记，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笑了起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求一致的哟。”
自然，大家笑了，也明白了。
一天，毛泽东发现一个新来的卫士和自己初次见面时有些紧张，于是就笑着问他叫什么名字。那卫士回答说：“张宝金，弓长‘张’，宝贝的‘宝’，金银的‘金’。”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好啊，有你来我就不怕了，因为宝贝金银都有了，还怕什么？”毛泽东风趣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使张宝金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再看，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很幽默。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教导大家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继承中外优秀文化时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1944年10月底，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时，讲到共产党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社负责人对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笑嘻嘻地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还是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借蒋介石和自己的姓氏幽默作答：“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爽朗而豪迈的笑声。“那你的毛...”不等问者说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 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
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左倾右倾问题时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在评价王明在抗战时期讨好国民党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还有，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很幽默。
1949年底，首访苏联，与斯大林首次会面时，毛泽东提出中苏之间要搞一个东西——新的协议。对这个东西，毛泽东说，“既要好看又要好吃”。即形式上要高大上，内涵上要有丰厚的价值。
1964年秋，罗马尼亚几位领导人专程来华当说客，劝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停止公开争论。毛泽东不大高兴，冷冷地表态，要苏联先做自我批评。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道：“对中苏这场论战，大可不必过于紧张。第一条死不了人；第二条天塌不下来；第三条草木照常生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人依旧生孩子。”
1974年2月22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随行的妇女来宾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意，纷纷向他行屈膝礼。一向幽默的毛泽东也模仿起非洲妇女，向她们行屈膝礼，大家都乐滋滋地笑了。
1975年， 82岁高龄且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又指指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确实，稍加用心即可发现，毛泽东的幽默无处不在。也正是因为他随时随地且多姿多彩的幽默风范，产生了许多积极效应。例如，面对情绪紧张不安的下级和基层人员时，很快消除了隔阂、拉近了距离；在严肃紧张的场景中，快速跳出了尴尬、活跃了氛围；话题严肃、难以为继时，缓解了摩擦、疏导了情绪，利于继续对话；论及深奥道理时，轻松开启了智慧、收获了认同；等等。这一切的现场效应及后续影响，都让人们感受到毛式幽默风范的鲜活魅力，对他更敬佩、更亲切。
而且，幽默风范还使得这位罕见的卓越领袖跳出了“高处不胜寒”的魔咒，让亿万民众由衷地高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毛式幽默风范，魅力鲜活灿烂！
（23）激情诗意并重，话语气势恢弘
“说大话”通常是一个贬义说法，毛泽东也不断教育自己的孩子认真做事、不说大话，并以“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为素材，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李讷。
不过，“大话连篇”虽然对普通人不合适，引领一群人追求大业的领导者却需要。毕竟，成就大业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大多数人的奋斗热情需要激活、需要引导、需要不断的鼓舞。来自领军人物、充满感召激情的“大话”，不可或缺。
这方面，毛泽东有上佳的表现。
心怀天下的大格局，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一往无前的斗志，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领军人物的责任所在，种种原因使得毛泽东的文章和报告中经常出现“大话”。
对此，美国女作家斯特朗曾经评说：“在与人谈话时，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当然，毛泽东的“大话”不仅有诗意，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目的，毛泽东的“大话”还有恢弘的气势、高昂的斗志、灿烂的宏图。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形势环境中，或是自然而然，或是用心梳理，毛泽东都有相应“大话”。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豪言壮语，很有代表性。
且看，面对满目疮痍的城乡、一穷二白的家园、国库归零的经济、民不聊生的社会，以及种种无法言表的艰难困苦和挑战，毛泽东声情并茂地致词。
他放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他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他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他明确，“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他誓言，“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一句接一句的豪言壮语，让与会者激动万分。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人们的回忆中有一个共同点，即激动、鼓掌。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年委员，都是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不断地拍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说，“一辈子都没有这么激动过”，还有人“手都拍肿了也不想停下来”。可见，毛泽东的这些“大话”多么感人。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有不少经典的“大话”。
例如，早在中央苏区建设刚起步、红军内部普遍情绪低迷的1930年初，毛泽东在答复林彪、同时教育全体干部的信中，用诗情画意的语句展现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5年底，面对强大的侵略者以及普遍性的失败恐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中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939年12月底，在经典名篇《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理念，要求大家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在经典名篇《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同时号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宣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1945年10与17日，在《关于重庆谈判》报告中，毛泽东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宣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毛泽东提醒，“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放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致词中，毛泽东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在结束时又放言，“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此外，毛泽东还有许多气势恢宏且诗意盎然的名言，通过不同的诗篇流传出来，成为流传于世的经典名言。
《沁园春·长沙》中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物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西江月·井岗山》中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菩萨蛮·大柏地》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
《七律·长征》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沁园春·雪》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还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浪淘沙·北戴河》中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七律·送瘟神》中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七律·到韶山》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杂言诗·八连颂》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七律·登庐山》“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
《七律·冬云》中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总之，无论是诗词还是报告、文章，毛泽东有心或不经意间呈现了很多富有激情和诗意的话语，对伙伴和民众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鼓励作用，无数人被感动的热血沸腾、激情满怀。
这些气势恢弘的豪言壮语究竟有何作用呢？难以具体解读。不过，可以借鉴尼克松的评说。这位精心研究毛泽东的资深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认为，毛泽东的这些东西“使人谈起来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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