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栋梁骨干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出自元朝马致远《汉宫秋》的经典名句，道出了一个苦涩的社会现象。且古往今来、各行各业，莫非如此。毕竟，带领一群人奋斗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杂七杂八的事，头领很不容易。
但是，要在人间成就一番大业，就不能单打独斗，需要领着一群人组成团队一起奋斗，就需要不少“将领”在各自的领域承上启下。而且，事业舞台越大、目标越是宏伟，需要的“将领”型干才越多。无疑，寻求及锻造一批优秀的领军人物，是成就大业的必须之举，也是一大挑战。
诚然，心怀崇高使命、力求改天换地的毛泽东，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对此，他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总结报告时就专门提出“干部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高调指出：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随后不久，1938年秋季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斯大林话语基础上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在新中国成立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的1956年11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正在冒泡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认真告诫，“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并大声警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许多，可见毛泽东对“将领”多么重视。
当然，毛泽东的重视不局限于笼统的教导和警示，还有许多行动。也正是因为他的高度重视和切实行动，红色事业拥有了庞大的“将领”队伍，成绩斐然。
且看，《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中收录了一份美国战争信息局的专题报告，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写于1945年7月。在这份长篇报告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
再看，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云，生前曾经抚今追昔、由衷赞道：“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可见，在外界的专业人士和长期共事的伙伴眼里，毛泽东在锻造栋梁骨干方面成就非凡，保障了改天换地宏图伟业的需要。
那么，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人间，长期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造出数以十万计的“将”才，且中途退场的很少。毛泽东如何做的呢？
（1）标准至高无上，强力推动成长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毛泽东时代，这句源自斯大林的名言广为流传，并被社会普遍认同。大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政干部，都不是普通人，而是或应该是近乎完美的“圣贤”。
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毛泽东很早就给他们定下了至高无上的品性标准，并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标准来督促他们、教导他们。
前面提到，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一大批能挑大梁的骨干，仅是“群众领袖”就要几百个，还要“最好的”。可见，毛泽东对栋梁骨干的期望和要求之高。
当然，毛泽东明白，这很不容易。为此，他很努力，从最核心的品性修养方面，以红色使命理念为基础，推动团队成员进步。
因为儿童时期就阅读《论语》等四书，精通古文的毛泽东明白，“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如果标准不够高，“60分万岁”，大家都不会及格，何来一大批“最好的”栋梁？因此，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类至高无上的境界作为标准，以“求上上”之策来保障“其上”之所得。
同时，作为《心之力》的，毛泽东对“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人性有透彻的认识。他明白，要将一大批品性优良者带入“至善”的精神境界，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强劲的推动，而且中间不能停顿。
因此，进入中共领导核心班子之后，直到最后的岁月，毛泽东一直强调“思想建党”，不断在品性修炼方面提出“至善”标准的要求，以推动伙伴们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
在这方面，相关的内容事例非常多，且各时期都有，无法也无需一一列举。这里不分时期、不分来源地列举一些代表性内容，看看毛泽东如何要求中共党员干部的。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
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共产党员，要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团结统一的模范；在统一战线中成为协同各党相互关系、坚持抗日立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成为克己奉公、埋头苦干，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模范；还要成为加强学习、坚持实事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
这就是毛泽东，正视栋梁骨干的需求和“从善如登”的困境，抛开“七情六欲”之类普通人的“人间烟火”，以“求上上”之策为中共党员干部定下至高无上的标准，持之以恒地推动他们向着“至善”的境界前进。日积月累后，收获了一大批“特殊材料制成的”栋梁骨干，为成就恢弘的大业保障了关键的需求。
（2）发力教育平台，批量造就干才
前面提到过陈云的一个评说，“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此言不虚，若无一大批能担当重任的干部，红色事业无法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然，这一大批干部的培养，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做好的，需要学校。因此，尽管毛泽东个人做了很多具体的传道受业解惑之事，他在这方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及时搭建教育平台，并充分利用教育平台，一批一批地造就堪当大任的干才。
因为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过“一师”附小的主事，还曾有意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毛泽东对学校类教育平台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投身红色事业之后，一直重视教育平台的建设和应用，亲力亲为做了很多。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负责全国农民委员会的工作时，先后在广州、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组织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并亲自授课，先后培养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年学生上千人。
独立的红色事业起步后，自井冈山时期开始，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培养干才，毛泽东不顾条件简陋、资源匮乏，不断主持或协助创建教育平台。井冈山时期的红军教导队，红5军、红8军随营学校，闽西红军学校，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等等，先后成立。到达陕北后，很快建立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陕甘宁红军军政学校。随后不久，中央红军干部团与陕甘宁红军军政学校合并，在瓦窑堡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即在抗战时期造就了一大批“三八式”干部的抗大。
当然，毛泽东重视的教育平台还有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鲁迅艺术学院，等等，且都为红色事业培养了不少得力人才。不过，以抗大为例足矣。
抗大，被毛泽东誉为“革命熔炉”。他认为办好抗大是共产党的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为此，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将抗大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个日常事项。不仅对抗大工作认真指导，在抗大发表大量讲话，推动做好了抗大学员、教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经常去讲课，课程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为让大家重视办好抗大，毛泽东教导，我们党在各方面都有工作，“最有效、最能联系一切”的方法是办学校。他说：要“供给人到各方面去”，要“扩大党”、“扩大军队”，“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增加抗日力量的”，办抗大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
为办好抗大，培养优秀的红色军事政治干部，毛泽东明确性质，反复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要求将抗大学员炼成“最革命最进步”的力量。
为办好抗大，毛泽东先抓住教员。他把抗大的教员称为“教育干部的干部”，但是不少人来自部队的教员想去抗战前线作战、不想在后方讲课。为稳定教员的情绪、提升他们的工作热情，毛泽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反复阐明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光荣使命，反复呼吁教员们要“在此努力，不要五心不定”，要他们当模范的共产党员。
为办好抗大，毛泽东明确针对不同类型的学员的不同教育纲领。对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毛泽东指出：“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对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
为办好抗大，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起步的同时，毛泽东提出“最革命最进步”的严格要求。提出并不断强调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教导大家，学到了这三点，就能成为“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的文武双全的干部，就能最后战胜敌人。
为锻造意志坚定的栋梁型人才，毛泽东在抗大弘扬坚决彻底的牺牲精神。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抗大学员要下一个“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为培育卓越的栋梁型人才，毛泽东特别强调抗大要“提高战略空气”，因为“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他告诫，“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为培养不务虚善实干的人才，使得抗大学员能够在各个地方发挥积极的作用，毛泽东给抗大题词：“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而且在各期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都要教导学员们在离开抗大后怎样积极实践，其中主要强调两个重点。首先，他教导大家，学习如走路，一辈子的事，毕业后要学习“无字天书”。第二，他指导大家，毕业后要勇敢地实践。面对战士和群众时，“要主动当教员，百折不回。”在战场上，“要当指挥员，边干边学、不怕翻斤斗。” 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学作干部，发动组织群众。”
为办好抗大，毛泽东经常登台授课。他联系战争形势和学员、教职员的实际需求，讲大局形势、大政方针、教育方针、革命精神、哲学智慧、战略战术、经验教训，等等，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尽管他有丰厚的知识底蕴，毛泽东对讲课都很重视，每次讲课之前都会精心准备。如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
正是因为费时费事的精心准备，毛泽东在抗大的课程不是蜻蜓点水走过场，而是内涵丰厚的大课。他的许多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等，都源自他在抗大进行专题讲演或者讲课的内容，是在他的讲课内容基础上修改完善而形成、并传向全国的。
还有，因为认真，毛泽东的课程内涵丰富深刻、阐述生动全面、口号凝炼提气。许多人回忆说，毛泽东授课、讲话深受学员欢迎，教育效果极好。大家席地而坐，不仅不觉得累，而且频频鼓掌。因此，毛泽东不仅是最辛苦的教员，还是最受欢迎的教员。
尽管上面这些只是简介，亦可印证毛泽东在抗大这个人才培育平台上所费的心血。自然，收获很丰厚。媒体报道，抗大办学十年，学员超过十万。这些人毕业后在大江南北的各条战线上奋进、搏击、传播红色文化，后来大部分成了担当重任的栋梁型人才。
据统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有6位元帅、8位大将、26位上将、49位中将和129位少将。这个数据足以显示，毛泽东发力教育平台，批量造就干才的作为很正确很成功。
（3）关注优势专长，及时匹配重用
引领一帮人在社会舞台上创业守业，都知道选人用人很重要。要任人唯贤，还要知人善任，早已是古往今来的管理常识。不过，说来容易做到难。各行各业、各个组织机构，人才并不稀缺，缺的是识别和使用人才的能力。事实上，“让雄狮护卫龙潭、巨龙去森林里当大王”的现象，比比皆是。
当然，也有卓越的领导者，总是能通过某个现象、甚至是点滴小事，发现某些人的素质优势及其价值，及时启用重用，安排到适当的岗位。因而赢得很多良才干将。
毛泽东就是这样，重视挖掘人才，还重视素质优势与岗位的匹配性。在各个时期各种环境，都细心观察身边的人，发现并启用良将，根据他们的优势强项安排适当的岗位，将“任人唯贤”与“知人善任”落到实处。
且看，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上会师后的一天，毛泽东与陈毅路过茨坪，听到20岁左右的年轻军官林彪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敌人来进攻，红军就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毛泽东听后称赞道：“一般的军官只知道带兵打仗，这个林彪还有政治头脑，不简单啊。这个娃娃可堪重用！”
此后，毛泽东一直关注并重用林彪，即使在他战绩不佳时、情绪波动时，以及质疑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时，依然重用他，安排他在一线骨干部队担任军事首长，并不断升职。甚至在东北局势不利的情况下调整东北局的班子，将林彪从单纯的军事首长提拔为军政最高首长。最后，林彪在战场上有出色的表现，成为共和国元帅，排名远超大多数比他资历更老的将帅。
再看，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精兵简政”建言者李鼎铭先生，是当地士绅、老中医，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毛泽东在延安因治病与他结识和交往，久而久之，他们之间无话不说。毛泽东感觉这位老先生不仅中医水平高，而且对社会治理很有见解。因此，不仅非常重视“精兵简政”的议案，还提议并使得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
还有，钱学森归国伊始，毛泽东第一次见他时，就请他牵头负责我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之所以给钱学森这样的重担，不是因为钱学森是火箭导弹专家，而是因为他是工程控制论的鼻祖，并对我国的国防航天工业建设有系统性的思考。毕竟，在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搞火箭导弹这类多学科集成的复杂工程系统，决非单独的火箭导弹科技专家能掌控好的。
对此，毛泽东也直言相告。他对钱学森说，“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
钱学森怕干不好，毛泽东鼓励他：“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结果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接受了重任，做的很好，开启了中国航天工程的辉煌。
诚然，偶然发现优秀人才、及时安排适当的岗位，较有戏剧性。但是，通过长期关注而心中有底，在适当时机恰当的安排，过程虽然平实，但有同样的价值。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不少亮点。
例如，前面介绍过的，毛泽东点将晕船的“旱鸭子”萧劲光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点将坐飞机会晕机的刘亚楼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就是典型事例。因为，毛泽东对这两位干将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他们的素质优势和专长方面与担当的重任相匹配。
此外，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干部罗荣桓，也是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发现并提拔重用的栋梁干才。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位罗荣桓的厚道、忠诚，任命他为特务连党代表。因为工作认真出色，罗荣桓将“支部建在连上”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了，毛泽东也更加关注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了罗荣桓更多的优点。例如，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饿着肚子带党员去站岗放哨。因此，毛泽东对罗荣桓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评价他“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不久，在古田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推荐，罗荣桓被选为了前敌委委员，成为高层干部。
还有，1958年，毛泽东推荐陈毅接替总理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陈毅开始时自认为不妥。因为“外交无小事”，而陈毅不仅是元帅军衔，还是喜怒形于色、喜欢诗情画意的性情中人，与周恩来温文尔雅且高度自律的风范决然不同。
那么，毛泽东为何推进陈毅当外交部长呢？
1961年7月24日，陈毅在外交学院发表讲话时说出了缘由。他说：“毛主席为什么让我当外交部长？对敌人，我是元帅；对朋友，我是诗人。”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人事安排很正确。在国际舞台上，陈毅有礼有节，刚柔并济。既让小国人士感到亲切随和热情，又让西方列强感受到一股雄霸之气，颇具大国风范，且名声显赫。
类似的还有很多，安排朱瑞负责炮兵建设，将陈云调到中央负责财经工作，委任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等等，都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用人所长的典型事例。
无数事例显示，立刻挖掘也好、长期关注也罢，毛泽东在人才发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方面十分用心，将“任人唯贤”与“知人善任”落到了实处。无疑，这是毛泽东的旗帜下将帅如云、且大多数在岗位上颇有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4）聚焦格物致知，促成顶梁大师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对这个朴实的道理，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干部的才智十分重视。尤其是要在各地方、各领域、各战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同时，有“顶梁柱”层次的高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在政治使命、品德意志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还要求他们有卓越的综合能力。
例如，“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能独立解决问题”，“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等等，都是毛泽东对领袖型干部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经常强调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确实，无论什么领域、什么职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十分重要。此项能力强，则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反之，海阔天空也会闯进死胡同，吉星高照也会摸到陷阱里。不夸张地说，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担当重任、独当一面，进而成为治国理政的行家高手。
同时，毛泽东明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善于格物致知，能够从根本的原理上解析问题、探寻源由、求得根本性解决方法，而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会止于治标不治本。为此，毛泽东将引导格物致知的哲学作为对干部的教导重点，课堂上，会议中，谈话时、文章中，不断传播哲学智慧、教导哲学思维，以引导大家提高格物致知的智慧，成为破解难题的高人。
前面有一个章节，从持续发展的角度介绍毛泽东积极推广哲学思维的价值。其实，能够面向全国大众推广哲学思维，夺取政权、掌控文化和舆论是前提。而红色事业能够走到那一步，陈云的回忆和感叹不可不提。
陈云，毛泽东的事业伙伴，与同一时代、同类环境的同事们相比，错误更少，业绩更辉煌。对此，他自己的总结经验有一个中心，即毛泽东教导和督促他学哲学、用哲学。这方面的回忆和感叹，从中年到晚年不绝于耳。最经典最完整的，莫过于他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报告中的叙述。
在这份1947年2月发表的报告中，陈云叙述了自己前几年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长时期的一段经历。他说，“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在毛泽东的多次教导和督促下，陈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得出结论，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想通了之后，陈云开始认真学哲学用哲学，还在部里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6人哲学学习小组。对此，毛泽东很赞同，还派人给他们上哲学课。
经过认真的学习、思考和实践，陈云收益匪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
他认识到，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因此，实事求是不仅要明白“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还要警惕“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还有，“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为此，他将唯物论演绎成具体的三大要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作为工作基本原则。同时将辩证法演绎成具体的三大措施，“交换、比较、反复”，作为避免认识片面性的实操方法。
在这份报告里，陈云详细解说了自己的三大措施。“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比较”是将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和优劣，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说，这两个都是认识的过程。
“反复”则不同，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而且，有两个方面。“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
最后，陈云结合报告主题总结，“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除此之外，中年到晚年，不论是在中央决策层的会议上，还是与家人或其他人沟通时，陈云经常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教他学哲学的事情。他的一个孩子描述说，“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关于这段历史，陈云有一个总结性的叙述。他说：“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我们这些老干部感谢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这儿。”
由此可见，在陈云心目中，毛泽东通过哲学思想督导伙伴们格物致知，是自己和许多人成为国家顶梁柱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像陈云这样被毛泽东亲自点拨的人还有，如粟裕，早年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连长，在战争规律方面得到毛泽东的点拨。后来粟裕多次说过，自己跟随毛泽东和朱德学打仗所的重要体会，就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他还说，“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不过，包括陈云在内的顶梁柱型人才，主要还是受益于毛泽东通过报告、文章传授的哲学思想。《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每一篇都有丰厚的哲学智慧，能够升华格物致知的境界，促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引领格物致知的哲学元素，那就浩如烟海了。且看：
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科学的基本任务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
......
事实上，在毛泽东丰富的哲学思想教导和督促下，不少人掌握了格物致知的钥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逐渐成长为治国理政的顶梁柱。
（5）督导理论学习，促进基础功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于1944年发出的名言警句，彰显毛泽东对战友们文化知识水平的重视。
当然，重视不能局限于态度，还需要科学的行动。因此，毛泽东发力抓教育，办学校、上讲台、写文章，尽心尽力为伙伴们传道受业解惑，与此同时，他更明白，万丈高楼平地起，沙滩上建不起高楼大厦。为此，在亲力亲为讲哲学讲战略战术等等的同时，毛泽东要求伙伴们系统性地学习理论知识，督促他们夯实成为栋梁干才的基础。
当然，首先是红色事业的基础理论。
自从信仰马列主义、开启红色事业征途之后，毛泽东一直重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认为马列主义是“思想建党”的基石，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而且，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要高于一般干部，要求这些骨干人员系统地、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
为此，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要求。他说:“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随后， 1939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毛泽东在这里的所谓“进货”，就是读书学习。
也许是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够、不知道读哪些书，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学习的资料，响应不够热烈。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不仅是号召和指示，还有更切实的行动，即采取组织行动，大范围地推动和带动大家系统性地学习。
组织大家学习，首先始于延安整风时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专家班子，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近30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干部学习的资料。
在充分准备学习资料基础上，每当事业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或是隔了三、五年，毛泽东总是提议在全党范围组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系统性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渐渐地，演变成为中共的理论学习传统。
1945年中旬，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召开之期，毛泽东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的《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有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此，毛泽东有言，“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1948年9月，军事形势大转折时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督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他说:“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
为提高学习的实效性，毛泽东提议，在原有要求的五本书的基础上再增加五本。他指示，“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1949年3月，军事斗争胜利在望之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列出了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籍，并由中共中央下发专门文件。
这12本书是《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而且，这次毛泽东不仅提出了12本“干部必读”书籍，还在明确提出，全党要在三年内把这12本书读1、2遍，争取有三万干部读完这12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12本书。
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向全国的地、县级别的干部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具体的有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次，毛泽东又前进一步。
为提高学习效果，毛泽东提出了读书的具体方法:“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
为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毛泽东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为带动大家学习，他以身作则，在发出读书建议的下一个月，就安排了党内的几位理论工和他组成学习小组，每天下午一起读书，轮流朗读，边读边议，记录心得和评论。不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学习时间雷打不动，即使是生日的当天也不中断读书。
还有，1963年，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又提出读马列主义的30本经典著作。
1970年12月，毛泽东做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向全党提出读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同时，重新编选的两个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开始发行。
此外，在马列主义之外，毛泽东还推荐学习其他有价值的书籍。
为让高级干部们对自己的组织有充分的认识，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推出，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且不说有多少人看不懂那些经典的理论，有多少人只是走个过场。至少，一波接一波的学习热潮带动下，大家都明白要学习哪些，且手头有资料、心头有压力，也确有不少人认真地补上了基础理论知识课，并养成了学习理论知识的习惯。
显然，毛泽东的此番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对于伙伴们升华和巩固使命宗旨、提高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毕竟，担大任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学识浅薄者无力做大事。
（6）引导堵漏补短，推动快速进步
前文有叙，毛泽东不断号召“进货”，开具了一批批书单，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经典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在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方面确有成效。
不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红色事业的大量工作不能等着他们慢慢成长，又不可放任低水平的操作。而且，有些问题属于责任心、进取心、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与基础理论关联不大，可以与修炼理论知识同步进行。因此，毛泽东在督促大家学习理论的同时，对普遍存在的不足也很关注，及时出手引导大家堵漏补短，推动大家在工作效能上快速进步。
例如，国家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后，毛泽东开始注重军队的现代化。但是，一方面，大多数军队高级干部出自贫穷人家，参军后才学了一点文化，文化素养与军队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另一方面，很多人或是不在意、或是在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学习动力。
面对这样的普遍现象，毛泽东很用心，1958年9月专门对军队高级干部提出一个读书要求——阅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为什么呢？毛泽东有言：“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显然，毛泽东希望军队高级干部以吕蒙为榜样，重视读书学习，快速做好文化知识方面的堵漏补短。
再看，随着家业不断壮大、人马不断增加，不少干部配有秘书、助手，开始滋长官气了。高高在上，懒得下基层，只做指示不做实事，具体的工作都交给秘书和下属，这种“甩手掌柜”现象日渐增长，成了干部素质的一大短板，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为遏制“甩手掌柜”的官气，毛泽东不断发出声音、提出要求，督促领导者务实地承担责任。
在延安之时他强调，“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
1948初，毛泽东专门制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文件，并严格督促执行。其中不仅要求详细，并明确要求党政机构“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而且，还要求提交的是有分析、有态度、有见解的“综合性报告”，而不是罗列事务的技术性报告。
对于这种报告对领导者的价值，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相关电报中明确指出，“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又对“秘书代劳”提出批评。他说：“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让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这也是劳动，要亲自动手。”
1971年，他再次批评，“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
还有，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也经常直接到基层开展调查。但是，建国以后，许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渐渐习惯了听汇报，远离了基层，调查也只是走形式，对中央汇报的内容也很空乏。显然，这是一个问题。
在拿出严厉措施的同时，继续谆谆教诲，而且是系统的教诲。主要是在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主旨讲话。在讲话中，对调查不认真不深入提出批评，对如何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指导，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毛泽东带头，中央领导们各自行动，深入乡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以此强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督导，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修补好这块短板。
除了上面这些具体性的督促指导，在引导党员干部堵漏补短、快速进步方面，毛泽东还有更实用的大招。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几套工作方法工作条例。
前面介绍过，为帮助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做好日常工作，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几套章法。主要有面向党委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面向工业企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面向农村公社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些方法条例，几乎涉及到相关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是对各级干部们的规范约束，也是具体的指导，对他们开展工作提升能力有切实的帮助。
仅以毛泽东于1958年初亲自拟定的、面向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为例。
在这个方法草案中，毛泽东明确，其中的内容以工作方法为主，还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可见，是对党委班子成员如何开展工作的整体性指导。
在这个方法草案中，明确列举了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的十四项工作，县以上各级党委在工业领域要抓的十四项工作，各级党委在农业领域要抓的十四项工作。然后是规划、检查、评比方面该怎么办，计划如何提交，近几年的工作重点在哪里，该如深入实际，农业发展纲要什么时候实现，工业如何发展，如何减少浪费，如何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如何普遍推广试验田，老干部如何不断革命，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革命，如何搞好上层建筑，如何整顿作风，如何做好分工，如何面对群众批评意见，如何开好会议，如何看清主流支流，如何形成概念，如何生成文章和文件，如何对待秘书，要学习哪些文化知识，然后改革教育，如何搞好化肥、农业机械、水利等农业重点工作，等等。
如此丰富的内容，源自与各级干部对话沟通中了解的需求和吸纳的经验，几乎涵盖了党委工作的方方面面，能够切实推动党委成员堵漏补短、提升素质技能。
简单想一想就明白，通过相关方法条例，干部们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工作、该怎么做各项工作，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质量要求数量要求时间要求，等等。只要认真一些，经常学习对照，就会不断修正和提高。一段时间之后，以前不注意的会记得去做了，以前不知道怎么做的也能做了，以前不重视的细节会重视了。久而久之，工作职责不会遗忘，工作思路不易走偏，工作方法不易出错，关键要点不会遗漏，工作效果不断提升。
这不就成为行家里手了吗？
在大力督导理论学习的同时，正视“百年树人”的现实，针对重点采取行动，切实有效地帮助大家堵漏补短、提升工作水平和工作效能。毫无疑问，毛泽东此举很认真，也确有成效。
（7）具体切实辅导，帮助成长成功
毛泽东重视党员干部的素质水平，作为最高领导，针对大家的缺陷不足，不断督促学理论、帮助堵漏补短。
不仅如此，他明白“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而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优秀人才也有自身的短板，加上形势不断变化等等因素，每个人都有挑战和压力。因此，对于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只要他认为需要帮助的，都会及时出手相助，具体地帮助他们提升水平、做好工作。
例如，“九封信”的故事。
那是1946年初夏，《双十协定》签署不久，蒋介石挑起内战，国民党军首先以30万重兵对共产党治理的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因为敌我军力相差悬殊、形势复杂，毛泽东很重视，下达突围的战略指令后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而且，为帮助负责接应王震部的习仲勋，毛泽东在王家坪住地约见他，就接应中原突围后的王震部向陕甘宁地区转移、以及后续的重要问题，当面征询他的意见。此后，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连给习仲勋亲笔写了九封信，提出多项具体的指示和建议，为习仲勋做好这件事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此事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十二年后，回忆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接应王震部时，习仲勋曾深情地写道：“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6月胜利突破国民党30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多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再看，《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1953年至1965年期间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写了一本17万字的回忆录，书名为《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叙述了毛泽东对省委书记们的多番教导。
书中记载，1949年春，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次见到最高领袖时，毛泽东与他们畅谈新民主主义“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1955年夏，在中南海，毛泽东单独同谈论山西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到会的省市委书记们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包括在内的四位省市委第一书记，评说《三国志》，谈笑风生地说古论今，启发他们的思维。
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包括在内的十位省市委第一书记，一起座谈当年的计划指标问题。
如此场景还有很多。在会议中、会谈中，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教导省委书记们，怎样抓大事，怎样搞调查研究，怎样读书学习，怎样总结群众中的先进典型，怎样坚持干部参加劳动，怎样吸取经验教训，怎样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怎样遵照唯物辩证法老处理事务，等等。显然，为帮助这些“封疆大吏”提升素质、做好工作，毛泽东可谓呕心沥血。
此外，除了面对面的指导，毛泽东还会针对具体人的缺陷短板推荐学习资料，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缺点、成长进步。
例如，他要许世友读《红楼梦》，“至少读三遍”。是想这位武功高强的将军增加点“文气”，增加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了解。
他要江青读李固的《遗黄琼书》，是提醒身份特殊的她，“人贵有自知之明”。帮助她学会正视自己、减少张扬。
他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是提醒这位升职过快的年轻人，凭资历、能力，如此高位不够格。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
凡此种种，足见毛泽东对伙伴战友的良苦用心和具体周到。虽然并非每个人都重视领袖的指导和督促，对大多数人还是很有成效。否则，习仲勋不会铭记于心，也不会有陶鲁笳厚重的回忆录。
（8）全面警示约束，防控懈怠堕落
古人云：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
先哲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这些名言警句揭示的现象，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证实。而且，历朝历代的衰败和倾覆背后，几乎都有官僚阶层的懈怠与贪腐。就在中共夺取政权不久，蒋介石在反省中指出，国民党快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
可见，官员懈怠堕落的危险多么严重。
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的精神状态，在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并持续号召激励的同时，经常发出警示、进行约束，尽力防控干部队伍精神懈怠、步入贪腐堕落的歧途。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多种行动。
首先，大声警告和激励。
每当形势好转，或是懈怠堕落的“星星之火”有燎原趋势时，毛泽东都会及时发出警告。最典型的，莫过于1949年春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警告。
在那里，毛泽东郑重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带枪的敌人征服，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
在那里，毛泽东强烈呼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那里，毛泽东豪言激励，“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二，从文化层面约束。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七届二中全会做出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六条规定，直击官场文化的要害，为官场风气低俗化、名利化亮起了醒目的“红灯”，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同时，最高层领导干部们带头的自我约束，也给各级干部作出了表率。
第三，从纪律层面约束。
为防控懈怠堕落，毛泽东还强调纪律。
早在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全党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简明概括为“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给自由散漫的“野马”套上了“缰绳”。
十年之后的1948年11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题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并在此后的岁月里经常发出此言，以提醒和督促干部们遵守纪律。
不仅如此，为给自由散漫的“野马”套上了“缰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套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在党内公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
“三大纪律”: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显然，这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指党政干部的思想和精神，以防控党政干部懈怠堕落为目标，把以前的要求上升为纪律，明显加大了约束的力度。
第四，大泼冷水。
越是形势大好，越易懈怠和堕落。为此，每到形势好转之时，毛泽东总会给大家泼凉水，以使大家保持清醒和奋斗精神，精神不易滑下去。
例如，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中共的事业已有相当规模，前景一片光明。此时，毛泽东在给大家鼓气的同时，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这十七条困难，涉及到国内国外、军事经济、地盘地位、名声荣誉等方方面面，且都十分严重。这盆“冷水”可谓寒冷到了极点！
还有，在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印发全党学习之后的一次报告中，毛泽东细数了中共自1927年到1944年期间，四次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及惨痛教训。并提出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第五，以反面典型震慑。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一份重要资料，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李自成及其下属为反面典型，给伙伴们直接的案例，以起到震慑作用。
史料记载，为充分发挥反面典型的震慑作用，毛泽东自进京之时开始就经常提到李自成及其干将刘宗敏之类人物，宣称自己绝不做“李自成”，要求大家不做“刘宗敏”。因此，“不做李自成”与“进京赶考”一样，成了毛泽东留给世人的名言警句。
第六，以高标准规则约束。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重视信息，并于1948年初制定并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对各地方各领域向中央提交工作报告提出严格的要求。其中，不仅详细列举汇报内容，要求及时充分的汇报，还明确“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还有，“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在补充指示中又提出，“对于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他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
每两个月一次，各种问题都要汇报，还要有方法、有见解，还要把自己对下级的答复上报中央。如此细致严格的要求，谁还能懈怠呢？
事实上，上面归纳的几点，只是一个缩影。不过，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防控党员干部懈怠堕落多么重视。而且，夺取政权后，红色团队的骨干栋梁们没有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们那样大面积“五子登科”，毛泽东的全面警示与约束，功不可没。
（9）直面低俗风气，高调开火抨击
前面的“软实力”篇之“用心亡羊补牢，修复组织健康”中提到，为搞好以干部队伍为主的“党的建设”，毛泽东用心“亡羊补牢”，对一些不良现象冠以“某某主义”之名，发出强力的批评和警示。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锻造与呵护栋梁骨干的一个重要举措。
大家知道，精耕细作的农田，也会生长出很多野花毒草，因为农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如果对田间的野花毒草放任不管，势必影响收成，甚至难觅果实。
同理，认真打理的事业平台，也会滋生不少低俗的风气，因为团队在人类社会的大杂烩环境中。如果对团队里的低俗风气放任不管，势必影响工作，甚至无力前行。
对此，重视党内政治文化的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并对低俗风气有敏锐的触觉。一旦发现党员干部中出现低俗风气、并有蔓延趋势时，总是及时“亮剑”，旗帜鲜明地反对。
而且，为了增强打击力度，毛泽东会给不良低俗风气分门别类后戴上“帽子”，通过报告、文章高调抨击。
这方面被毛泽东提炼出来、戴上大大小小“帽子”抨击的概念不少。且看，教条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主观主义，本位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等。
例如，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自由主义》。
在这篇1937年9月出现的经典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指出自由主义的危害，紧接着以“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为引导，洋洋洒洒地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其中的要点是：
第一种，因为各种私人关系而放弃原则，明知不对也不认真对待，“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
第二种，不负责任，没有原则，“有话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
第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第四种，“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第五种，“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
第六种，在错误思想甚至敌人面前毫无反应，“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第七种，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第八种，遇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毫不作为，“听之任之。”
第九种，工作无精打采，“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第十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工作随便，学习松懈。”
第十一种，知错不改，“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在具体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后，毛泽东再次以“腐蚀剂”做比喻，明确并更详细地指出自由主义对集体的严重危害，强调“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然后，指出了自由主义的来源，以及它与马列主义相对立的性质。
在抨击了自由主义之后，毛泽东热情地教导大家，“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要求。最后，毛泽东强烈呼吁，“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并将反对自由主义定义为“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如此旗帜鲜明、具体严厉的抨击，自由主义风气在红色团队里面只会四处碰壁，难成气候，不会变成强力的“腐蚀剂”。
类似《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文章还有很多，虽不一定如此完整，毛泽东一般都会指出某“主义”的常见现象、生成原因，以及对红色事业的危害。并提出警示、发出号召，呼吁大家认真对待，将形形色色的低俗风气遏制住，保护红色事业的肌体。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旗帜鲜明且高调地反对，形形色色的低俗风气没能普遍性蔓延，党员干部们的思想情操没有遭遇严重的侵蚀伤害，他们没有“从恶如崩”地垮下去。无疑，这对锻造和保护骨干栋梁，价值巨大。
（10）重视官场顽疾，持续强力痛击
媒体有料，1942年12月，一位分区司令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被边区的一个老乡提了意见，受批评了。毛泽东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他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你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这个事例显示，毛泽东对“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代表的、官权至上为源头的官僚主义多么反感，对突破它多么重视。
确实，相对于教条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要、个人主义等等不良风气，官僚主义、尤其是中国式的官僚主义，是多种不良风气的鼻祖，对事业对社会的伤害要大得多。而且，这个不分党派不分时空区域的官僚主义，根植于几千年封建文化土壤中，堪称官场顽疾，是“社会型蟑螂”，生命力极强，历朝历代都是“猛火烧不尽，有缝就茂盛。”
因此，尽管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之时就将“官兵平等”作为一个原则，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理念，不断教导和督促党员干部善待平民百姓、勤勤恳恳工作。但是，这个官场顽疾没有消失，在中共治理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不断滋生，并随着红色事业的发展、干部权力效应的增大而日渐泛滥。
对此，毛泽东深知其厉害，并深恶痛绝。如他在相关文件或报告中所言要义，“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上闹分裂主义，下边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因此，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开始，一直到晚年，毛泽东不断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例如，1932年11月，毛泽东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份决议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
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根本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同时，他指出，工作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密切联系群众必须要有良好的作风保障。随即明确指出，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普遍存在，必须坚决克服。
随后，毛泽东认真讲述军阀主义（军队式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现象、危害、解决办法。他指出，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性质都是脱离群众，需要通过开展批评、揭发错误等方式进行发现和改正。他告诫，官僚主义作风具有反复性，容易再生，要经常性地做好自我“清洁”。
不久的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谈到官僚主义问题时，为让大家更明白、更痛恨官僚主义，毛泽东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诗，用泥塑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诗词内容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毛泽东还评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这么一座神像。意思是说，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闭目塞听，脱离群众，摆臭架子，没有作为。
除了从一数到十的讽刺，毛泽东还为官僚主义做了更具体的描述。
那是1963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归纳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且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明确的特征定义。
这里无须展开毛泽东的具体说明，看看其中二十种官僚主义的特征定义，即可看出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严肃和痛恨。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归纳如下：
1、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2、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3、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4、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5、不老实的官僚主义；6、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7、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8、满预无能的官僚主义；9、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10、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11、机关式的官僚主义；12、“五多”的官僚主义；13、特殊化的官僚主义；14、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15、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16、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17、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18、闹宗派的官僚主义；19、蜕化的官僚主义；20、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瞧瞧，多么详细具体！
而且，在列举这二十种表现之前，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以表示官僚主义决非红色事业应该包容的东西。然后，他还指出，“官僚主义，思想上表现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这就将官僚主义与一大堆形形色色的低俗风气都挂上钩，显示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
在列举了二十种表现之后，毛泽东再次详细列举官僚主义对干部个人和红色事业的巨大危害，“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显然，毛泽东于1963年发表《论反对官僚主义》报告，既说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恶痛绝，也说明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普遍且明显。
也正是因为官僚主义直接导致官民隔离甚至对立，且完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对红色事业祸害深重。因此，尽管这个官场顽疾有几千年的传承惯性、是难以消灭的“社会型蟑螂”，毛泽东一直不离不弃，不断地向官僚主义宣战，带动和督促党员干部反对官僚主义。
且看，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短暂停留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哈尔滨市。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后，应松江省委负责人请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所题词是“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很快，建国后第一次面向党政军民内部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中贪污和浪费在毛泽东眼里都是“极大的犯罪”，将官僚主义与贪污和浪费并列，可见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之痛恨。
就在“三反”运动不久，毛泽东又于1953发起“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入。
而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之“党和非党的关系”中，毛泽东再提，“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
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
此外，多个时期、多种场合，毛泽东不断发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声讨。
他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他警醒，“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他强调，“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他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他训斥，“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诚然，这个存活了数千年的“社会型蟑螂”一直没有被消灭。但是，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党员干部的心头时刻会响起“官僚主义”的“紧箍咒”，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的官场文化清爽了很多。无疑，这减缓了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速度和程度，对他们个人和红色事业都意义非凡。
（11）善用特殊人才，充分发挥专长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区别对待阵营和个体。致力于消灭国内外反动派，但对于来自反动派阵营的每一个人都以教育改造思想为主。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很重视来自反动派阵营的人才，积极加以引导，力争为红色事业所用，弥补自身人才方面的短板。这方面，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且一以贯之。例如，红军的电台通讯事业，就是从劝告俘虏留下来开始的。
当然，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发生在建国之后。
大家知道，中共在“推翻旧世界”的过程中，迎来了不少起义将领，还俘虏了不少将领。这些人尽管源自敌方阵营的失败者，但其中不少也是具有较高能力水平的人才，是红色团队缺乏的人才。同时，因为要“建设新世界”，人才需求更大、更急切，而培养人才需要大量的时间。无疑，这是红色事业发展途中遭遇的一大难题。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在大力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治国理政的同时，也不放过源自敌方阵营的人才，对起义将领和未有重罪的战俘，都有积极的态度和合理的安排，充分发挥其专长，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鼎力回报。
尤其是对待起义投诚人士，毛泽东的善待主要体现在不计前嫌、不提前罪，亲切对话。并视为功臣，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和愿望，给予相当高的待遇和职位。在后续的工作中不仅充分信任，还经常有适当的关照。
例如，开创“北平模式”的傅作义，起义前是华北“剿匪”总司令，坐镇北平，指挥60万军队，管辖华北五省二市，曾经指挥攻占中共治理的重要城市张家口，并口吐狂言，“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还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辽沈战役期间还曾指挥大军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共公布的四十六名战犯之一。平津战役后期才迫于压力率部和平起义。
自然，因为这些背景，傅作义在毛泽东面前忐忑不安，一副请罪的姿态。
然而，毛泽东从见到傅作义之时开始，就热情地对待他，夸他 “做了一件大好事”，是“有功人员”，还夸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事项上“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等等。而且，与傅作义的每次交谈中，毛泽东只讲傅作义的功劳，从不提及他以前的敌对行为。当傅作义为过去的言行道歉时，毛泽东也以他当时的身份为他开脱，强调“既往不咎”，很快消除了傅作义的顾虑。
随后，根据傅作义的特殊贡献、以往资历、个人愿望等因素，在毛泽东建议和推动下，傅作义先后被任命为水利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并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傅作义还担任了第一至四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领导人。
此后的二十多年，毛泽东一直保持与傅作义的友好交往，经常请他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还曾在傅作义生日时请他吃饭聊天。而且，这个有责任有实权的部长一职，傅作义整整连任了2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部连任部长最长的一位。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1958年2月后为水利电力部长）一直予以充分的信任，给实权。建国初期，党内有些人对傅作义身居高位且是实权位置有意见，对他的部长权威不以为然，水利部的很多文件都由某副部长批示就下发，并形成惯例。傅作义作为政界资深人士，理解这些现象，也不怎么在意。
但是，毛泽东很在意。不仅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要求大家尊重这位非中共党员的部长，还对文件批复现象专门过问。既询问傅作义是否“有职无权”，又专门提醒总理周恩来注意此事。很快，周恩来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毛泽东和伙伴们的善待之举，让傅作义深受感动并鼎力回报。在他担任水利部（水电部）部长期间，认真调查研究，制定规定、指标，兴建水利工程。其中，每年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下到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工程问题，检查指导工作。
此外，傅作义还多次以写信、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形式，召唤在台湾的旧友旧部回归祖国。
当然，除了对开启“北平模式”、有特殊贡献的傅作义如此善待，毛泽东其他起义投诚有功人士也很善待，提供相当高的职称，安排适当的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董其武、程潜、陈明仁、陶峙岳，等等。其中，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三人，在国民党阵营内时的军衔都是中将，1955年都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固然，毛泽东的此类态度和实际行动，都让他们十分感动，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鼎力回报。对此，当事人程潜晚年的一句话是很好的注释。他说：“共产党不过河拆桥，我也不过河拆桥。”
至于对待战俘，在毛泽东的政策和指导下，大多数经过改造后安排到适当的岗位，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不少中高级军官，俘虏之后立刻加入解放军，走上新的岗位，并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无疑，毛泽东尊重源自敌方阵营的人才并积极利用，既是善意，也是发挥他们的专长、促进事业发展的有效举措。毕竟，那些人都不是庸才。
（12）留用改造并举，快速弥补所需
大家知道，新旧政权交替时都有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置旧政权的公职人员。这个难题在新中国建立时更显突出，因为毛泽东要的不仅是改朝换代，更是改天换地，对公职人员的品性和思想有截然不同的要求。
对此，毛泽东很重视。对国民党政府体系那些身份平常的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他没有漠视，更没有敌视，而是友善并认真地对待。
当然，面对一个庞大的群体，毛泽东不能像对国民党军起义将领那样个性化地关照，对他们的善意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只要以往没有犯众怒的严重罪恶，当时没有与红色政权对抗的恶行，毛泽东的政策是，尽量留下来，给活路，给机会，不推到社会上。随后的工作中量才安排，不歧视，不打击，逐步改造，择优重用。
其实，因为战争进程远远超过计划，这方面的政策不是预先筹划的，而是跟着战场胜利的步伐展开的。
早在1948年中下旬，随着济南、石家庄、沈阳等大城市的解放，红色政权就面临一个新的难题——怎样处置旧政权中大量的公务人员、技术人员。通过探索和经验教训，陈云在沈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只撤换旧政权部门的领导，其他旧人员均按原职上班。这个方案得到毛泽东的基本认同，经过检验和修正，逐步形成了“包起来”的留用政策，并在平津战役后期开始推广，逐渐在全国各地推广。
“包起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本军及民主政府的命令， 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定予依法惩办。”
对此，毛泽东有专门的指示：
首先要包起来——“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然后要用起来——“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
还要学起来——“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4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基本要求是留用。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而在政治上又十分必要。”
不过，对旧政权人员“包起来”，不等于放任旧习气。专项指示特别要求：“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工资打6折至7折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尽先录用。”
在毛泽东“包起来”政策指导下，尽管财政严重困难，各地波折不断，原国民党政权党政军警机构的公务人员、技术人员，基本得到妥善的安置。或是在新政权组织机构中任职，或是到参政议政部门，或是转行到教育等领域，或是继续在专业岗位工作，等等，鲜有失业流浪到社会上的。
不过，由于一些人在伪满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做过一些有益于敌人的事，中共党政干部对他们有些不信任，甚至排斥。对此，毛泽东专门指导党内干部，正视历史过程，尊重留用人员，重视发挥他们的专长。注意发现他们中间的建设人才，把发现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光要在专业上使用他们，有的人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自然，在“包起来”政策的感召下，这类人员及家属的恐慌很快消失，许多人以知恩图报之心回馈新政权。大多数人对工作都很上心，热情投入了新环境新工作。
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各地的新旧政权快速交接且平稳过度，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这些被“包起来”的人员功不可没。加上持续不断的教育学习，多数留用人员的心灵得到有效的改造，逐渐跟上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如此，“建设新世界”的人才漏洞短板很快得到弥补，人才短缺的难题得到适度的化解，没有成为阻碍建国与发展的大障碍。
（13）重用归来才干，突破崛起难关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伙伴们要的不仅是改天换地，还要快速奔向现代化，以摆脱经济落后、民生困难的被动局面。再加上国际风云复杂多变，敌方势力具有破坏力极强的核武器，在封锁中国的同时不断威胁中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尤其是专业领域里面有很深造诣的骨干型专家学者。
这是一个大难题。毕竟“百年树人”的现实无法破解，教育培养、学习升级，实践磨炼，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和伙伴们很急迫，也很清醒。他们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多方发力。其中，高度重视海外归来的科技人才，以至诚之心呼唤和接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精彩亮点。
网上有料，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数年，两千多名旅居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放弃更为优越的工作和物质生活条件，陆续回到物质条件贫瘠的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对这些归来的科技人才，毛泽东视同珍宝，善待有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上热情欢迎、妥善安排、充分尊重、充分信任；此外，对少数顶级科学家，毛泽东更是直接接触、亲自关怀、切实帮助，并寄予厚望、赋予重任。
且看，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就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留学生回国招待所。12月18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广播电台，真诚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及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为帮助在西方的科技人才顺利回国，外交机构通过多种方式与西方国家接触，传递信息、提出要求、安排接待。
为保护回国科技人才的安全，经常派出专人到港澳地区提前迎接。
为帮助被美国恶意扣留的钱学森回国，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直接负责，与美方谈判，最后用被我国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换回了钱学森。
为让科技专家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本上都根据他们的专长安排工作，且基本都是关键岗位。其中不少人被安排到科研机构的领导岗位或技术负责人岗位。
对海外归来的各领域科技大师，毛泽东都很尊重、很重视，通过工作接见、会议宴会、请到家里做客等方式频繁接触，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贵宾，关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们进行指导和鼓励。同时，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求解专业知识，倾听他们的对科技项目的意见建议。
例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950年历尽艰辛回到祖国，不久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很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对李四光十分关切，曾先后四次接见李四光，对他在地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极大鼓励和赞赏。还称他为“李四老”，曾邀请他到中南海一起看豫剧《朝阳沟》。
还有，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成为毛泽东的“第一贵宾”，受到毛泽东的特殊礼遇。毛泽东先后六次接见钱学森，每次都与他热情地交谈，鼓励他挑起负责中国火箭导弹项目的重担。第一次与钱学森接触时，是在1956年的一次政协委员的晚宴上，毛泽东临时将钱学森的座位从第37桌调到了第1桌，安排在自身边。后来，1964年12月26日，钱学森还被毛泽东邀请到中南海，参加自己的生日小宴。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到中南海，在自己的住处与他们无拘无束地畅谈科学工作。谈话中，毛泽东与钱学森谈论反导弹问题，与竺可桢谈论气候问题，与李四光谈论地质矿产问题。
这类事例很多，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正如钱学森回忆所言，毛泽东的会见“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伙伴们对海归科技人才的真诚、尊重和重用，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朱光亚、童第周、王大珩、钱伟长、钱三强、竺可桢、林巧稚……一大批海外归来的专家学者，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国家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在他们的努力下，新中国突破了崛起的难关，各项现代科技领域都在零的基础上突飞猛进，成绩斐然，在航天、核武器、电子、计算机、地质等多个领域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事实上，新中国各项现代科技的起步阶段，海外归来的专家学者都是骨干，而且不少人是具体项目的首席技术负责人，甚至是国家大型尖端项目的总师。这些人深受领袖的鼓舞，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呕心沥血、顽强奋斗，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创造“两弹一星”类的奇迹，为新中国的安全、崛起和强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14）关注变更挑战，及时指导壮胆
前面介绍过，建国伊始，毛泽东确立了对待旧政权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的“包起来”留用政策。基本上只撤换机构部门的领导和少数关键岗位的人员，其他人员均按原职上班，然后逐渐辨析和变更。
但是，外交部没有完全执行这个留用政策，且是毛泽东确定的特殊个案。
不管是留在大陆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职员，还是在法国等国家驻外机构起义后回归的旧政权外交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大部分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配到其他机构工作。少数资深外交人士留在外交部，但不像以前那样在外交一线，而是在国内做顾问、专员等工作。
原因很简单，按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在洋人面前跪习惯了”，无法代表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开展外交工作。
因此，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外交官职员，只能自己从零起步、选择培养。在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很快从部队的高级将领中选择了一批较为匹配的人员，作为首批驻外大使，史称“将军大使”。
但是，尽管他们有很好的素质，毕竟职业转换太大，心理和知识技能都有很大的挑战，不少人还有抵触情绪。因此，需要引导他们做好心理上的角色转换、重视新岗位的重要责任，还需要全面系统的培训。此事由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主抓，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也没有漠视。“将军大使”们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到宾馆看望他们，告知选他们当外交官的原因，给他们鼓劲。他说：“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到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他还开导和勉励他们积极工作，教导他们，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要把学到的好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此外，为让“将军大使”们快速成长，毛泽东特批他们“偷师学艺”。在自己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之时，允许“将军大使”们躲在室内外观摩，以让他们对重要仪式有实际的认识。
此举虽非大事，也说明毛泽东对骨干栋梁们的工作很重视。尤其是对那些因为变更、升迁等原因走上全新岗位、面临较大挑战的干部，都会帮一把、扶一把，给他们壮胆。
其实，早在古田会议时期，毛泽东就对走上全新岗位、面临挑战的战友们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那时，因为确定并强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需要加强军队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选派干部担任各级政工干部。但是，没有谁知道该怎么去做政治思想工作。面对这样的现状，毛泽东在红军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专门拟定“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对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在这里，他明确提出，“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无疑，对于新选派和提拔的政工干部，这是营养丰富的“及时雨”。
再看，1952年，习仲勋奉调到中央担任宣传部长。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任之前，习仲勋有所顾虑，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理解他的担心，鼓励他迎接挑战。对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显然，这句话对习仲勋既是鼓励又是指导，很有价值。
还有，领导和组织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他上任石油部长前夕，毛泽东和他的一席谈话。
书中描述，余秋里对毛泽东说，自己“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以余秋里43岁的年龄为契机，称他是“儿童团”，鼓励余秋里不负年富力强干大事的好时光。
氛围轻松后，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稍停一会，毛泽东又说到：“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对这次短暂的对话，余秋里回忆录中写到：主席和我谈话的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成了我的座右铭。在以后24年多的经济工作中，如果说我能学到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做出了一些成绩，都是得益于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可见，毛泽东的鼓励和教导对他很有作用。
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也是这样。
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因为重视培养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毛泽东不拘一格地选拔重用了几个来自基层的人员。
陈永贵，山西省大寨大队支部书记。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1969年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3年为中共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陕西咸阳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1969年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3年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理、最年轻的副总理（时年37岁）。
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夺权后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
这些人到北京上任后，因文化和经历等原因，面临很大的挑战，工作状态不佳。毛泽东没有任其自生自灭，经常帮助教导，并为这些从基层选拔到中央的干部专门提出一个“三三制”方案，让他们在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具体而言，是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学习和到各地调查研究。
如此，这些“火箭式”上升的干部，有了缓冲时间和缓冲地带，工作不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又能全面积累和提升。可见，毛泽东对他们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各时代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证明，毛泽东的这番良苦用心很及时、很给力，是他们“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推动力。
（15）引导心灵再造，匹配事业正道
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显示，毛泽东对文人那股高居群众之上的习气很不满、很反感。
确实，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对这股旧习气很反感，但没有停留在不满和气愤上，而是下功夫引导知识分子的心灵再造。
众所周知，随着《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出版与传播，因为领袖人物朴实亲和、组织文化优秀、事业项目感召力强、发展快等等原因，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事业平台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奔赴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投身抗日及反抗国民党的事业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主动或被动参与红色事业的人就更多了，包括海外归来的、旧政权留下来的。其中不乏在某一方面才能出色、堪当大用的知识分子。无疑，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毛泽东对他们很欢迎、很重视。
但是，在中华大地数千年文明史的环境中，读书识字与体力劳动基本背离。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读书成功的士大夫阶级人士，更以消极态度对待生产劳动，认为做工务农都是“贱业”。渐渐地，文人墨客普遍存在这样的恶劣风气——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使得中华文明一直在琴棋书画、文墨大家的“空中楼阁”里面，不接地气，很少在科学技术领域前进
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知识不接地气的情况在逐渐变化。但是，数千年传统文化风尚惯性强大，旧文人习气依然厚重，主要表现在个人中心、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瞧不起文化水平低的人，鄙视工农劳动者，等等。而且，他们到延安、在中共治理环境里呆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改变。
事实上，中共的红色文化理念与许多文化人的“正常思维”很是不同，理解和认同不容易。例如，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新闻人赵超构去延安后发现，中共的价值观与外界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他说：“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
显然，三观认知的差距很大，适应和融入很难。
一边是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一边是很多文化人有恶劣的旧习气，不上道。怎么办呢？
诚如毛泽东在建国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言，“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
显然，面对这样的矛盾，毛泽东没有简单放弃，因为舍不得、等不及；也没有利用权威强迫他们改变，因为“强扭的瓜不甜”。他所做的，就是以“团结、教育、改造”为基本政策，以至诚之心坚持不懈地呼唤，引导他们的心灵再造。
这方面，早在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可见，毛泽东很早就重视知识分子的心灵再造，目的是使他们的三观与共产党的理念一致，使他们的言行与工人、农民和谐通达。
有想法，还要务实地行动。面向知识分子的心灵再造，毛泽东一直在行动，最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对文化人的教导。
前面介绍过，为了端正文艺方向，传导积极能量，对社会文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通过这个座谈会，帮助在延安的一大批文化艺术人士端正了思想，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锻造了一支“鲁总司令”挂帅的“文化的军队”。
其实，这就是通过对他们的心灵再造，引导他们走上红色事业的正道。
为了搞好这次心灵再造，而不是搞成“强扭的瓜”，毛泽东很用心。
一方面，发的是请柬而不是带有指令意义的通知，且请柬内容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会议形式是座谈，而不是带有教导意义的报告。这么一份请柬充分体现了对文化人的尊重，让很多人感觉很亲切，乐意参加。这就消除了参与人士的抵触心，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为心灵再造做好了铺垫。
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一如请柬的姿态，一直以平等友好的态度面对在场的各位。既有倾听，也有耐心具体的阐述，有理有据地剖析和劝导。
尤其是引导大家再造心灵时，毛泽东既没有以领导的口气下达指示，也没有简单地讲道理，而是坦诚地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念改造过程。这段话给在座的文化人很大的触动，给他们树立了榜样，还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旧习气而有过分的罪恶感。因此，敢于正视自己的旧习气，并能向榜样学习，尽快“改邪归正”。
历史证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卓有成效，将许多文化人带上了红色事业的正道。但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习气十分厚重，“从善如登”的人性十分顽固，“改邪归正”的动力则会不断衰减。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没有奢求一步到位，而是不断行动。
尤其是建国之后，面对大幅度增长的人才需求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旧习气，毛泽东不断发力知识分子的心灵再造，努力把他们拉上建设新中国的正道。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个题词教导知识分子，要虚心向普通民众学习。
1955年中年尾，毛泽东在审阅相关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详细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
他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他强调：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他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重视防患于未然，对知识分子的培养体制成长过程进行改革。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方针来办教育，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补充和强化，以使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少一些旧习气、多一些朴实的民风民气，对现实社会有充分的认识，成为在红色事业正道上挑大梁的干才。
尽管传承数千年的习气难以消解，毛泽东的重视和努力依然取得了实际的效果。经过“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倡导与落实，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旧习气得到有效遏制，许多人或是主动或是被动，走进了底层劳动者的圈子，明白了底层人民的艰辛。因而逐渐转换了高高在上、空话连篇的立场，走上了与基层民众一起奋斗的正道，并有出色的表现，为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6）严肃批评整顿，治病救人提升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并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对有错误有问题之人的基本原则。自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到毛泽东时代，一贯如此，并成了一句经典口号。
大家知道，尽管红色事业以崇高理想信念为基石，且毛泽东在思想和才智方面不断教导，中共体制内部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且，在中共这样大规模的群体组织里面，还容易形成某种不良风气，毕竟“从恶如崩”。
事实上，因为毛泽东志存高远、对人对事要求高，红色事业又是全新理念全新探索，加上现实社会困难重重、伙伴们的思维各有千秋等原因，让毛泽东不满的现象、风气经常出现。
当然，无论是个别性的严重问题，还是群体性质的不良风气，背后都是人。如何面对工作中出问题、甚至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这是毛泽东面对的一大挑战。
面对这个长期存在且无法回避的挑战，毛泽东既没有停留在教导督促，也没有简单地换人，更没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应对之策是：以治病救人为目的，以惩前毖后为准绳，以严肃批评和整顿作风为实操措施。
具体而言，就是对出错的个人以严肃批评为主，对普遍性的问题则是认真地开展整顿风气的运动。而在严肃批评和整顿的过程中，将惩罚力度控制住，尽量避免抓捕、严格控制肉体消灭。如此这般，给他们足够的震慑和警醒，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升华境界、增强能力。
在这方面，毛泽东一直很认真，且这个认真体现在刚柔相济两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需要猛药，不可隔靴搔痒，才能体现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则性。因此他的态度很刚烈，不断强调对待错误要严肃认真，不可置之不理，不能“一团和气”地走过场。
为让大家重视这一点，他将“认真”二字作为中共的一个信条，强调“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同时，他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极力在党内推动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化。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多篇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抨击这方面表现不好的行为。
且看，在1937年9月的《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首先强调，要“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无原则的和平”。
随即，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其中，第一种的要点是“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第二种的要点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第三种有表现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显然，这些现象都是严肃认真批评的反面。
再看，1963年的《论反对官僚主义》中，毛泽东归纳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其中，与严肃认真批评的要求相悖的也不少。例如，第七种“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中的“遇事敷衍，上捧下拉，两面俱圆，八面玲珑”；第九种“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中的“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中的“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显然都是严肃认真批评的反面。
可见毛泽东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面的态度很刚烈，这与他一直强调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党完全一致。
看看一千多年前苏轼在《晁错论》中的警示之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就更明白毛泽东强调严肃认真批评的价值。
然而，在惩罚方面，毛泽东的措施则很柔和。在强调态度严肃认真地批评错误、整顿风气的同时，毛泽东一直强调处罚从轻。即使是政治性的斗争对象，也不像苏联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惩罚之时强调柔和，原因很多。除毛泽东善待弱者的天性外，过去的经历和阅历，以及对后果的认知，都是原因。
众所周知，自创建农村根据地之时，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多次挨整，更看到许多党员干部因小错误甚至是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残酷打击、骨干人员损失严重，因此，他对“大清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深恶痛绝，并引以为戒。在他能掌控的环境里，都注意控制批评处罚的方式方法和力度，力争“拉进来”，避免“推出去”。
他的这种怀柔之策，首先体现在对许世友等等原四方面军的将领们身上。因为毛泽东力争“拉进来”、避免“推出去”的政策和亲力亲为的努力，许世友等人从逆反变成了坚决追随毛泽东的干将。
不久。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刚柔相济策略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并很快成了标准。
在整风期间，对待有错误有问题的伙伴对有问题的人，毛泽东坚持严肃认真地批评甚至批判，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反对无力的一团和气。但是，这个斗争有原则，他强调要本着与人为善，要起到帮助人而不是伤害人的效果。
自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逐渐系统化。其中，对有问题的同志的基本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开展批评，要落实“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底线政策。对他们的后续表现要“一曰看，二曰帮”，坚决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重罚。
甚至对于清查出来并有确凿证据的“阶级异己分子”、敌特人员，毛泽东依然要求不杀。对此，他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
他还说，“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们辩论，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
事实上，毛泽东刚柔相济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在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的延安整风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延安整风期间，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为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等，主要都是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批斗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氛围严肃紧张，但没有生命之忧。尽管出现了“抢救运动”的过激化错误，但由于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强调与落实，过激化错误及时得到控制，为红色事业保留了一大批骨干人才，避免了像苏共“大清洗”那样的灾难。
当然，也有偶发事件，例如保卫部门在撤退途中擅自杀了王实味。对此毛泽东很生气，多次提出批评，要大家引以为戒。
更重要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始于但不局限于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而是一贯如此。其中，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事例。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对离开延安的干部讲话时说道：“你们一定会胜利，也一定会犯错误，我们再一定不打击你们或惩罚你们，可是一定要纠正你们的错误，使你们能够认识和改正就行。因此你们错了，党一定是要批评的，这种批评也是撑腰关系，但决不是打击，并要给你们改正的机会。”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如何处置反革命时指出：“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1959，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指示，“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史料证明，自提出“一个不杀”的政策开始，毛泽东一直坚守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强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并将这项原则作为“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的重要纲领。因此，毛泽东时代，不管批评批判多么严肃、定调多么严重，红色事业各阶层的干部，没有一个因思想路线方面的错误死于中共组织拍板的惩罚。
甚至对于“三反”期间查出来的许多小贪污分子，在他们忧心忡忡准备进监狱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提出，“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经过调整相关规则，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只给党纪和行政处分。目的是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
毕竟这是建国伊始，大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需要一段教训。对人数不少、贪污不多的初犯，恩威并施给出路，而非“一棍子打死”，对他们个人、对整个组织，都更合理。
总之，毛泽东刚柔相济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为行为原则，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为底线政策，目的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如此恩威并施，既没有放纵错误又没有抛弃同志，还通过严肃认真的批评和整顿，有效地督促大家改正错误、提高素质、端正组织风气、促进队伍团结。
这就使得红色事业的骨干人员不会因处置不当而流失，还能不断进步。确实是大仁大义的大智慧!
（17）严惩私欲恶行，杀一儆百收心
榜样的力量很大。身边人、同类人的表现及后果，对人们有直接的影响。且由于“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人性弱点，恶性典型人物的作为和后果的影响力更大。如没有及时且严厉的处置，会很快引发效尤，愈演愈烈。
对此，洞悉世事的毛泽东有高度的警惕。对于因私欲违法犯罪的现象，他一直主张有威慑力的惩罚，而不像对待思想路线、态度能力问题那样“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尤其是对私欲导致的情节严重的恶性犯罪，毫不手软，基本都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从江西苏区时期开始，到建国后，都有毛泽东亲自下达严惩指示的典型案例。
在江西苏区的“二苏大”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就在那段时期，毛泽东主持的中央苏区政府处决了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等以贪污腐化为主的恶性犯罪分子，还明确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延安时期及解放战争期间，几个原有出色表现和战功的高中层干部，因私欲方面的恶性犯罪，经毛泽东亲自过问并拍板严惩，被处于极刑。
黄克功，一位“老井冈”，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战役。长征途中，黄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著名战役中都立有大功。抗战爆发后，26岁的黄克功是八路军的一名旅长。1937年10月5日，因女朋友刘茜要跟他分手，冲动之下将她枪杀。
案发后，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罪行，请求上战场将功赎罪。不少“老井冈”也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求情，“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毛泽东不为所动，坚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泽东给刑事庭审判长雷经天亲书一信，并要求在刑场当众宣读。
信中说：“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里，“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后来成了一个原则，“劳苦功高”不是从宽的理由。
肖玉壁，跟随毛泽东多年的老红军，身上有几十处打仗留下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给予特别关照。后来，肖玉壁在延安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时，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大洋3000多块，被判死刑。毛泽东拒绝了这位老部下、老熟人的求情，1941年12月，肖玉璧被依法执行死刑。
黄寿发，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很有才华，多次获得嘉奖，1947年事发时为冀中军区参谋长。当时，他与年轻漂亮的保姆偷奸，被妻子何茵发现后开枪把何茵打死。毛泽东在军区的申请文件上批示：“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
上面这些发生在战争年代的事件，在当时都造成很大震动。
当然，说到毛泽东的杀一儆百，影响最大的还是建国初期“三反”中查处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这两位当时在华北任要职的高官，均属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长征干部，战争时期表现卓越。但是，1950年到1951年，他们二位的心态变了，利用职权贪污巨额工程款，案值高达一吨黄金。事发后当然要严惩，也有不少人为他们求情，希望“死缓”而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
面对各种求情声音，毛泽东亲批死刑，并对受委托来求情的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举国震动。
至于这个极刑的效果，后人有言，“杀了此二人，管了共产党三十年的纯洁清廉。”
确实，实现了毛泽东所希望的效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个干部。因为这样的极刑有强大的震慑，给有贪心的人造成深刻的印象，想到“死刑”后果自然心生恐惧。因此，私欲冒出来了也经常会被吓回去。
显然，毛泽东对私欲恶性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行为，充分彰显了对罪与错的不同态度，明确地划出了原则底线，对贪心私欲发出了强力的警示。因此有效地杜绝了“破窗效应”的再现，防范了恶性事件蔓延。使得很多有权人的私心私欲不敢张扬。
无疑，这就避免了大量干部走上“从办公室到监室、从官场到刑场”的失败旅途，红色事业的骨干栋梁团队没有因为掌握实权而快速溃败。
（18）体恤信任安抚，支撑骨干进步
毛泽东强调政治性、原则性，对思想观念方面的错误很认真，对有问题的人会严肃批评。但是，如果不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错，而是因为经验不足、疏忽大意、外界干扰、情绪冲动等原因出错了、失败了，哪怕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毛泽东也会特殊对待。虽有认真的批评教育和相应的处罚，更有安抚和鼓励，支持他们继续奋斗，使他们不会因为错误或失败而丧失信心，能够跳出阴影继续前进。
例如，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一带出击，以寻找新地区建立根据地。大转进期间，除出其不意小胜一场外，接连多次吃败仗，其中担任28团团长的林彪，在两场重大失败中有很大责任。
在大余，因为林彪疏忽警戒布防，被敌军偷袭，导致罕见的“兵败如山倒”，损失惨重。不久，在圳下，夜宿一晚后，林彪带领担任军部后卫任务的28团率先开拔了，却没有通知军部。这使得红4军军部再次遭敌偷袭，军部险遭覆灭，毛泽东、朱德、陈毅都是死里逃生、侥幸脱身。为此，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2月10号，在大柏地，为摆脱溃逃的困境、求得生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利用麻子坳峡谷的地形打一场伏击战。此战可谓接连溃败之后的拼死一搏，且是毛泽东惟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上阵的战斗。而这次伏击战的伏击任务的一线指挥权，给了刚挨处分的林彪。
此时的林彪，因为接连的大失误而信心不足，不太敢接受任务。毛泽东就在现场鼓励他，要他吃一堑长一智，坚决打好这一仗，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林彪鼓起勇气再上战场，表现出色，为这场重大且艰难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看，1936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成的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因战略分析失误、孤军深入、低估敌军实力等原因，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历尽艰难困苦，1937年夏天回到延安后，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情绪很差。
通过以前的接触和关键时期徐向前的表现，毛泽东对徐向前的忠诚和才智有清醒的认识。更明白西路军的失败是因为许多原因造成的，不能将责任归到徐向前头上。因此，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会面时没有责怪他，而是百般抚慰，对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
毛泽东的这一番深情的话，使徐向前感动得热泪盈眶，很快卸掉了思想包袱，投身到抗战一线，与刘伯承、邓小平共事，半年时间就将太行山地区的部队由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
还有，因张国焘犯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大举批判张国焘、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因执行人员没有掌控好分寸，将张国焘的错误演变成了四方面军的错误，造成很多误解、逆反、抵触。许世友等不少高中层干部甚至密谋带队伍离开陕北，回以前的根据地打游击。许世友还大骂毛泽东，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杀了毛泽东。为此，许世友、洪学智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缴枪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
面对如此大错的许世友，毛泽东没有要求严惩，连严厉的批评都没有。他下令保安部门放了许世友，还了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自己。
相见之后，毛泽东坦诚地与许世友促膝谈心，倾听他的心声，表达对他的理解，解说对张国焘错误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随后，毛泽东鼓励许世友继续保持斗志，遵守命令，上阵杀敌。
因为消除了误会、倾诉了委屈，得到了理解和鼓励，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完全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并很快根据毛泽东的安排踏上胶东大地，迅速荡平了胶东大地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司令”，打开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可以说，若无毛泽东的体恤、安抚、鼓励，几个名帅名将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沦为世俗凡人了。
（19）热情讴歌赞扬，激励奋斗热情
无论什么身份，也不管多么高尚，人都有自尊心，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自己认真付出了许多、并有出色佳绩之时，渴望得到领导的赞美和掌声。因此人们说，“掌声是唯一令人欣赏的干扰”，“赞美是人间最动听的声音”，还说，“没有鼓励的爱是空洞的爱”。
引领一大群仁人志士开拓红色大业的毛泽东，明白这个正常的需求。因此，在弘扬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同时，对伙伴们的灿烂之处会热情赞扬、以资鼓励。而且，毛泽东的赞扬不只是简简单单地夸个“好”、“不错”，多有具体的内容，并经常以精彩的文句或诗词方式热情地讴歌。
且看，1935年10月中旬，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之时，彭德怀率部打垮了围追堵截的敌军，战果丰厚，更使得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落脚了。毛泽东明白此战的意义，对此番胜利很高兴，赋诗一首送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再如，张国焘闹分裂之时，被张国焘软禁方式打压的朱德处境艰难。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朱德忍辱负重、呕心沥血，既坚决反对和阻挡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极力维护各部红军的团结，十分难得。在延安重新会面后，毛泽东盛赞朱德这一时期的表现，赞扬他“临大节而不辱”，歌颂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还有，毛泽东曾经用十个短句来评说罗荣桓的品格：“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除了热情讴歌赞扬长期共事的伙伴们，毛泽东对其他人的灿烂之处也很热情，不管是熟悉的老同志还是陌生的新朋友。
例如，对“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毛泽东赞扬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对另一位老同志吴玉章，毛泽东赞扬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
建国之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注重科学为实践服务，深入工农生产一线推广数学“优选法、统筹法”的科学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还主持研制了疗效卓越，广受赞誉的“北京降压0号”，为广大患有高血压的一线职工解除了病痛。毛泽东看到报道后，特地给华罗庚写信致贺：“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在讴歌赞扬方面，毛泽东还注意与时俱进，不简单重复以前的说法。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赞扬习仲勋的内容。
1935年底，刚到陕北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与自己在中央苏区岗位身份类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对他的作为很赞赏。见面时发现习仲勋时年刚23岁，比自己小20岁。于是热情地赞扬他“年轻有为”。
1943年1月，因习仲勋有6年时间负责关中地区的工作、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各项工作都很出色，获得中共中央西北局“生产英雄”荣誉称号。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1945年夏秋时分，毛泽东推荐习仲勋接任调到东北的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一职时，赞扬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把习仲勋调到中央任宣传部长。一次对林默涵和胡乔木提到这个信息时，赞扬习仲勋的语句是，“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之时，向中央提交《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看完后，感觉报告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因此欣悦异常，在薄一波面前赞扬习仲勋“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习仲勋领导青海汉藏人士争取部落首领项谦归顺，先后谈判达17次之多。过程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终于赢得项谦心甘情愿地归顺人民政府。不久，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几个事例说明，毛泽东对伙伴们的奋斗精神与实际成就很关注，对灿烂的亮点会及时赞扬鼓励。而且，他的赞扬不仅贴切、有具体的内涵，还很形象很有激情。因此，不仅对当事人是很大的激励，对其他人也是很好的标杆和指南。
当然，某些时候、某些现象，不适合立刻公开赞扬，毛泽东也会尽快补上。
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作家萧军发言时漫无主题、情绪激动、内容偏激、无休无止，胡乔木及时站起来与他辩论。在辩论过程中，胡乔木有立场有原则，论述有根据，且控制情绪、顾全大局，及时打住，使得座谈会得以继续。此时，作为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既不便叫停发言，也不便在现场表态支持谁。因此，他没有立刻赞扬胡乔木。但是，会后毛泽东就请胡乔木到他那里一起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
有这样的领导，奋斗热情自然会继续涌现，并发扬光大。
（20）耐心细致点拨，指导关键突破
前面介绍过，陈云多次提到自己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长时，一度对工作失误的原因认识不对，“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 。但是，毛泽东提醒他“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他学哲学。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说，三次都是提醒陈云，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并要他学点哲学。
这个事例及陈云后来学哲学用哲学、成为破解难题高手的现象说明，毛泽东不仅重视政治思想方面的错误、会认真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伙伴们素质技能方面重要的缺陷不足，毛泽东也很上心，发现问题会及时点拨指正，开导帮助。
注意，此番点拨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很有耐心；点拨的内容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哲学智慧，很关键。
他对另一个老战友陈毅的耐心点拨，也是印证。
前面叙述过，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新四军军长、军分会主席，饶漱石出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兼。这二人上任后，因性格差异大等原因，关系不好，且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在开导协调的过程中很用心，劝导的内容和措施不少。但是，对陈毅个性过于张扬等性格缺陷一直重视。陈毅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当面提醒他注意性格缺陷、注意与饶漱石合拍、注意自我批评。
陈毅回新四军军部后，二人关系依旧紧张。对此，毛泽东保持耐心，针对关键因素继续点拨。他在给陈毅的信中专门提醒：“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因为毛泽东的耐心，且抓住了关键“忍耐”，还升华到“大局”、“政治家”的层次，对陈毅产生很大的触动。经过认真反省，陈毅有深刻的感悟，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今后要“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显然，陈毅打通了思想情绪堵塞的关节，是很大的进步。
当然，毛泽东不仅对位高权重的伙伴很用心，对其他同志的素质技能也很上心。只要有缘，大问题小问题都会认真点拨。开国中将莫文骅，也曾受益匪浅。
延安时期，莫文骅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因为工作中遇到困难向毛泽东求助。
一天，他起草了一篇文章，请毛泽东修改。因这篇草稿的语句和逻辑方面都不怎么样，毛泽东戏称莫文骅“比斯大林还高明”，因为斯大林起草的对德宣战的文件不到一千字，而他的这篇文章竟有三千多字。
随后，毛泽东批评莫文骅的文章“啰里啰嗦一长篇，却难得看明白”，然后耐心地给莫文骅讲述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怎样做到简练生动，还要他向鲁迅学习，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
另有一次，莫文骅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自己虽有两个思路方案，难以定夺，专门跑去请示毛泽东。
听了莫文骅的情况和需求后，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反问他“是不是出题目考我？”
莫文骅这才意识到不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听完后，点拨莫文骅：“这就对了。以后遇到问题，要学会独立思考，培养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而不要‘每事问’。如果逢事自己没有决断，都来请示，岂不成了主考官了？”
类似的点拨还有很多，毛泽东每次都有耐心有热情，且注意抓住关键点，帮莫文骅突破难点。
事实上，虽然并非都有显著成效，毛泽东耐心细致且直击关键要素的点拨，对大多数当事人而言，确是很爽口的“良药”，推动他们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21）教导匹配措施，阻挡高贵趋势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里面明确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可见，毛泽东很重视眼睛向下、深入基层。
但是，古人有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同理，由勤入懒易，由懒入勤难；由严入松易，由松入严难；由廉入贪易，由贪入廉难；...。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是眼睛向下、深入基层的大碍。而且，这个弱点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悖，抵触“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更是红色事业的大碍。因此，毛泽东很重视干部们的“眼睛”，各个时期都有教导有规则。例如，“两个务必”的警告，“六个不”的规定，“四个服从”的组织纪律，党政干部日常工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甲申三百年祭》的启发，等等。
无疑，这些在防控党员干部懈怠堕落方面确有积极的作用，但还不够。因此，建国以后，尤其是各项工作逐渐步入常态、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以后，人性的弱点日益强势，传统官场习俗的影响日益明显。不经意间，高人一等的贵族习气、特殊化现象伴随着“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应当”的理由冒出来了，并很快蔓延。在干部中，生活由节俭逐渐奢侈、工作由勤奋懒散、身份地位由平凡变成贵族之类的现象，已不是新闻。
自然，要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不会漠视，在继续教导、警示、督促大家“眼睛向下”的同时，有切实的行动。
首先，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毛泽东不断批评和纠正高人一等的特殊化。
1952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读到一份关于教育的报告，得知有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里面的学生待遇优越，且按家长职务分等级的情况。毛泽东很不满，立即在给总理周恩来的批示中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1964年夏季，毛泽东对高干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指责他们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后来，在阅卫生部党组提交的检讨和改进工作报告时，毛泽东还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断督促干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不要高高在上。不仅有明确的要求，还有具体的措施。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严厉批评官气是“最低级的趣味”，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随后，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干部要到基层参加工农业劳动，并将此举定义为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所区别的根据。
他强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他要求，“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1966年5月，在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启发下，毛泽东发出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函，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大家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很快，各地各行各业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各行各业、大量的干部下放到相应的“五七干校”，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例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原本在解放军报社当干部，也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到江西进贤的一所“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在打击官气、防控贵族化方面，军队干部也不例外，而且更早、更严格。当然，与地方干部进五七干校劳动不同，军队系统搞的是“将军下连当兵”。
1958年，受一位大校军衔的师政委下连当兵事迹的启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他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
很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随即，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许多将军级的军官带头响应，各级军官积极下连当兵，完全按照普通士兵的方式训练、执勤和生活。据统计，从1958年8月到1962年底，全军下连当兵的军官达77万人次，其中有250名将军。
无疑，军官下连当兵，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都是“眼睛向下”、接地气消官气的实效措施，是毛泽东防控党员干部懈怠堕落、贵族化的积极探索。尽管有缺陷不足，也确实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22）推行民主监督，切实防微杜渐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确实，事在人为，而人类社会是群居环境，事务多与他人有关。尤其是涉及权力或利益的事，总是与身边的某些人有牵连，会留下痕迹。
但是，尽管难免被人知晓，且有“杀无赦”甚至株连九族的刑律，几千年的历朝历代，都没能阻挡官员慵懒无为、贪腐堕落的步伐。及至民国时期，“从恶如崩”一直是中国官场的主旋律。
原因不复杂。官场是金字塔结构，一个官员下面是一群下属，违法违规活动不易被上司发觉，知晓的多是身边的同僚，或是再下一层的官民。同僚之间，往往因为互相的需要而官官相护，不会把事情向上举报。下面的官民，包括受害者，则多因对官权的恐惧而不敢举报。少数人想举报，也缺乏直达高层的便捷通道，偶尔的举报也因官官相护而无效。
因此，对官僚的恶行，上层有责任有能力打压，但是看不到；同僚有可能发现，也有举报通道，但是官官相护、明哲保身；受影响受伤害的基层人员很容易知晓，也有举报愿望，但是一缺胆量二缺通道。这就是中国官场各级官僚“从恶如崩”的关键因素，也是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背后的困境。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就需要正视这个现实的困境，并有切实可行的方略来遏制“从恶如崩”。
大家知道，“延安窑洞对话”时，毛泽东既被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所震撼，也曾告诉黄炎培，自己找到了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政府的本质就是一群官员，监督政府就是监督官员。毛泽东所言“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是让民众来监督身边的党政干部。可见，毛泽东明白这个周期律背后的困境，不奢望大家都能信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且，不指望单纯依靠体制内部的监控和惩戒来防范衰亡，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型监控上。对此他曾有言，“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具体一点看，他所想的应该是，中共既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不变，同时将基层民众调动起来监督身边的党政干部，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和举报体制，使各级干部的言行作为都在监督之中。如此，“一切为了群众”与“一切依靠群众”结合在一起，上级组织的专业性、规范性与下级民众的广泛性、及时性结合在一起，形成无所不在的监督，并能够快速引动组织的调查和惩罚。明白了自己身边的环境，党员干部的恶性就会受到制约，不敢懈怠堕落。
无疑，这确是一条新路，具有防微杜渐的强大功效，能够有效遏制官场的“从恶如崩”，进而破解人亡政息的千年魔咒。
不过，这也是一条难以铺设的路，因为有两大障碍。
首先，传承了几千年封建文化，惯性非常大。“打天下坐天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烙印深深地扎根在干部和民众心里，难以消除。即使媒体不断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断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基层人员在上级面前也总是小心翼翼，普通民众在干部面前还是“老百姓”面见“官老爷”那般毕恭毕敬。因此，民众不敢认真监督身边的党员干部，不敢对他们的错误说“不”，也很少有人敢于向高层反应自己发现的违法违纪现象。
此外，没有网络的时代，发布信息的媒体很少，普通人难以公开发布信息。想匿名发布简单的信息、检举揭发身边的恶行、向领导提意见等等，也没有合适的渠道。
可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新路，确实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开辟出一条行得通的新路，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并有切实的行动。
且看，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党政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公开监督的观念。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允许民众公开批评政府机关领导，
1951年底至1953年初，上海发生“老革命”校长拒绝批评、打压提意见的学生的“黄逸峰事件”。这个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黄逸峰，时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面对学生的公开批评、媒体监督、纪委调查，态度恶劣且拒绝批评。毛泽东从华东局组织部的汇报中获知实情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此后《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并公布开除黄逸峰党籍的决定，撤销其本兼各职。
“黄逸峰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民主监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毛泽东发现，还有许多类似事件没有暴露，民主监督依然软弱无力。因此，他不断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积累，在晚年时分，毛泽东终于推出了破解两大障碍的策略。
第一，针对官权至上的社会文化，毛泽东推出“造反有理”的理念。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如此，“造反有理”成了国家文化的主体，这就给了民众对官权说“不”的“尚方宝剑”。在长期的宣传和鼓励下，平民百姓们逐渐树立自信、突破对官权的恐惧，敢于监督和挑剔干部的言行，敢于对官权说“不”。
第二，为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能够方便地公开发表意见、公布检举信息，毛泽东注意到民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象，感受到这“四大”对普通民众监督政府、发表意见的现实价值。因此。他大力倡导这个实用性很好的“四大”，并使得这“四大”两度写入宪法。这就让民众监督和公布信息不仅有了法统的许可，还有十分便捷的出口。
如此，毛泽东从国家文化和政治法统两个方面破解了障碍，铺就了一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可行之路。进而使得群众监督与组织监督相结合，跳出了单靠组织权力内部制约的困境。加上中央层面确定且一直宣贯的宗旨、方针、纲领、作风等等，民众都知道党员干部该是啥样、不该是啥样，知道该怎样挑剔党员干部，在监督中不易出错。
就这样，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形成了常态化的无缝监督预警体系，实现了防微杜渐的功效，将党员干部懈怠堕落的风险降到了底线。
当然，探索中铺就的民众直接制约党政干部懈怠堕落的新路，问题和缺陷难免。但是，“玉不琢，不成器”，这些政策确实对身居高位者形成了压力，使他们不易出错、不敢作恶。由此减缓了实权者“由俭入奢”的速度，遏制了“从恶如崩”的官场顽疾，红色事业也远离了“人亡政息”的周期律魔咒。
无疑，这是毛泽东治国理政、锻造和维护骨干栋梁的精彩之笔。毕竟，放纵党员干部奔向监狱，伤害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需要卓越栋梁的红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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