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员工团队篇
六亿神州尽舜尧
成就一番大业，不是单打独斗的事，需要一大群人积极参与、共同奋斗。而且，事业规模越大、涉及的领域越多，参与者越多，管理难度越大。
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事业，长期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但是参与者不断增加、事业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良性循环。何况，无论是战争时期的军队还是建设时期的工农，几乎都是上好的团队状态，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有感于此，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民国时期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很有感慨，她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对于红旗下的军民大众，毛泽东本人也常有赞誉。
因为在无数民众参与下，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绩，毛泽东赞叹，“六亿神州尽舜尧”，将全体国民赞为圣贤式的人物。因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卓越表现，毛泽东感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赞扬全国军民团结一心、为世界楷模。
至于红色事业在团队建设方面的成就，中外各界的评说更是精彩纷呈。
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学习借鉴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一段时间后国军高级将领感叹，国军打不了游击战。因为，国军撒出去就散了，不能像八路军那样，没有长官的几个人也能临时形成小队伍，还能归队继续战斗。
除了这个直接的对比，还有五花八门的赞誉性评价。
有人说，20世纪前半截，中国人就如孙中山所言，“一盘散沙而已”。共产党执政短短几年，新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有人说，毛泽东的中国象一个人，道德、信念一致，不知道贫穷劳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每天都感觉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又感到满足，空气都属于他们。
有人说，毛泽东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理落到了实处。
有人说，毛泽东“把沙子拧成了绳子”。
有人说，毛泽东将“东亚病夫”变成了斗志昂扬的战士，将任人欺辱的“睡狮”变成了无人敢惹的“雄狮”。
类似的评说还有很多，无须多言。
那么，毛泽东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前面的不少主题章节，如“聚焦大业真谛，造就澎湃伟力”、“组织起来，汇聚强大合力”、“以人为本，赢得上下同心”、“弘扬集体主义，引领众志成城”、“组织化大动员，聚成民力惊天”，等等，都是重要元素。不过，鉴于构建员工团队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拧沙成绳”的惊世成就，需要围绕员工团队主题多一份解读。
现在一起回顾历史的痕迹，看看毛泽东如何“把沙子拧成绳子”，如何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理落到实处。
（1）心系平民大众，进退一体共同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同一时代，一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分析国共胜败原因时指出了一个现象。大意是，国军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留下不少的驻军。因为，国军是面向少数上层人物的，没有大军驻守就控制不了局势。而共军每攻占一个地方，很少留驻军。因为共军面向的是底层民众，靠他们就能控制好局面，还能就地征兵。因此，一番攻城掠地之后，能上战场的国军越来越少，而共军则越来越多。所以国军难敌共军。
看似无关的两个人、两段话，告诉我们一个现象。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权面向极少数上层人物，毛泽东主导的共产党组织面向绝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这也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很快战胜“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的一个根本原因。
显然，这揭示了国共两党的本质性差别，也揭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够在艰难困苦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面向平民大众。
确实，毛泽东确定的、面向平民大众的纲领，被定义为“群众路线”，位于中共“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完成”五级体系之首，显然，这是毛泽东为中共确定的根本性纲领，并成为中共党章中确定的核心理念。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和严格要求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平民百姓？为了靠他们帮助自己打天下坐天下吗？
“一切依靠群众”，自然是将群众作为依靠的力量。但是，毛泽东看重平民百姓还有更深的本源，《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有解读。
在延安参访期间，埃德加·斯诺多次与毛泽东长谈，对毛泽东有深入细致的观察。离开延安后，他在与人谈到毛泽东时，曾认真地说：“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无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虽说这段话不易理解透彻，但有一点表达的很清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大众、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弱势贫困人民，怀有无限的深情厚爱。
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十三年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充满深情的“人民万岁”与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交织在一起的情景，充分印证了埃德加·斯诺的专业眼光。
无疑，这份对人民不可思议的深情厚爱，就是毛泽东将面向平民大众的准则作为“路线”、大力倡导和严格要求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一股粗绳”的第一“粘合剂”。
事实上，这份深情厚爱一直在他心灵深处，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例如，1958年11月22日晚上，与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时，毛泽东提到农村的虚报和瞒产现象，自言自语说到，“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寥寥数语，足见这份深情之真！
当然，毛泽东明白，只有以解救苦难的中华民族为使命的红色事业取得成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才能彻底跳出受苦受难的悲惨境地；而只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红色事业才能取得成功。这两个目标密不可分，只能双赢，必须双赢！
对此，1946年8月到访延安的另一位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有感悟。在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点的那次访谈后，她评价说：“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
可见，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体，共进共退，只能双赢。
而且，这份深情厚爱和共进共退之心，早在他开启红色事业之前就已定型。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当然，此心后来更加鲜明，毛泽东多次发出自己的心声。
他明确，“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他宣称，“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他要求，“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这些话彰显了毛泽东对平民大众的深情厚爱，也是他将中共与民众视为共同体的见证。无疑，毛泽东的这个信念和相应的政策与行为，是亿万民众积极追随他领导的共产党、“一盘散沙”凝聚成共同体的根本原因。
（2）群众路线为纲，立体贯通导航
毛泽东心系平民大众，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共的使命宗旨。但是，有了最高行动指南，不等于大家都能领悟、都能重视。尤其是要求官员们“眼睛向下”、勤恳为民，在官权文化深重的社会环境中很不容易。事实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文化，渲染了上千年，基本都只是停留在文人墨客的话语中，未能在官场留下明显的痕迹，可见其难。
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没有知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坚持并全方位推动大家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
所谓全方位，就是在中共“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完成”五级体系之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和指示，让大家对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有全面的认识，不会因迷茫和错觉而出错。“为人民服务”
首先，毛泽东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核心是中共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将其定位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就面向90％以上平民大众的“民为贵”理念作为中共的政治纲领，并通过这个定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言向世人宣告，这是中共最高层次的纲领。
然后，毛泽东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构成群众路线的方针。
政策方面，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普及医疗、普及教育，等等，不同时期、不同工作事项，都有相应的具体策略，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例如。土改时期，在“耕者有其田”、公平公正的方针基础上，对有人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或基层军官的家庭，分田地时一视同仁，不歧视，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
至于计划和完成，因为需要针对具体的机构、时间、事项、依托具体的专项政策，不能有统一的东西。在这方面，毛泽东不仅自己重视工作计划和完成效果、具体工作几乎都是“做事有计划、完成效果佳”。而且，他明确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就是为伙伴们践行群众路线的日常工作行为指南。为使得大家明白和落实这个行为指南，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为中心的说明，为具体工作制定计划、完成任务提供明确的指导。
当然，路线、方针、政策之间互相关联，难以严格分开来解读。且不管这里的分别说明是否正确，毛泽东都为面向平民大众的政治纲领搭建了“五脏俱全”的立体型内容结构，用于指导和督促伙伴们开展工作。
但是，还不够。毛泽东深知，作为红色事业的根本性纲领，群众路线是大善之举，亦是“从善如登”之行，还需不断地与时俱进。所以，他不仅为之搭建了立体型的骨架，还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内涵，构成了融会贯通的思想体系，使得上上下下更明白更重视，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督促的作用。
且看，关于群众路线的价值，毛泽东教导：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以发动全民族的力量，这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无二的方针”。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
......
再看，关于走群众路线的原则，毛泽东明确：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我们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能是鱼水关系，正如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我们的党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
我们有困难，人民更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
......
还有，关于怎样走好群众路线，毛泽东指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亲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简单地强迫命令，不能包办代替。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
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
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要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去号召群众，了解群众最迫切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一方面提出的口号要与群众最迫切需求相结合，充分满足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与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相结合，口号要简单明了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
......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纲领，结构立体完整、内涵丰厚具体，且融会贯通、互为支撑，为这个根本性纲领的落实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强劲的督促。因此，尽管“从善如登”，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推动和敲打下，大多数党政干部经常“眼睛朝下”，“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得到了最好的社会性诠释。在这样的环境下，基层民众不断被吸引、感召，渐渐凝聚成了跟着红旗一起奋斗的团队。
（3）组织政治落实，信心耐心坚持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句气势恢宏的毛式名言，堪称红色事业成功的秘诀。与其意思相同的毛泽东原话还有一句，“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不过，在二十世纪前期，要唤起农民为主、分散在华夏乡镇各个角落的民众，让他们觉悟起来去奋斗，实在是难。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是苟且偷生的“病夫”；被恶人欺辱时，他们是逆来顺受的“懦夫”；外面出大事时，他们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被驱赶着上场时，他们是各顾各的“散沙”。面对这样的底层民众，各路仁人志士只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心。
但是，毛泽东没有因为难而放弃，而是将“唤起工农同心干”既作为目标又作为策略，引领伙伴们扎扎实实地探索前进。其关键路径方法，一个小事例给出解读。
1964年，为搞好城乡民兵工作，有人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依序是“政治落实、组织落实、军事落实”，毛泽东看到后对此内容赞同，对排序不认同。他指出，首先要解决有没有，要能够让一群分散的人集中起来，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因此，“组织落实”是第一项。如没有“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都无从谈起。如没有“召之即来”，又何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撇开专业性的“军事落实”，这里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就是毛泽东“唤起工农同心干”的关键路径方法。
确实，要唤起工农，就要在他们身边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凡有民众、且共产党能触及的地方，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各类机构，就是毛泽东的“组织落实”，是唤起工农的第一步。
有了组织和人员，随后需要不断地开展“唤起”工作，即教导、动员，及组织专项活动，让他们从“病夫”变成有精神的人，从“懦夫”变成敢上战场的人，从“看客”变成积极的参与者，从“散沙”变成团结奋斗的队伍，并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去奋斗，成为红色事业的胜利之本。
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落实”，是唤起工农的常态化工作。
而且，正如毛泽东 “兵民是胜利之本”所示，他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之策，首先在军队里面展开。源于三湾改编、定于古田会议，“组织落实”到基层，主要体现在“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建立“士兵委员会”。“政治落实”到基层，不仅是将崇高使命扎根到军队基层的“党指挥枪”，还有决议中明确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军队先行一步，成功唤醒了军队的底层民众——士兵，然后向民间发展。毛泽东一直抓紧。例如，他于1938年底在《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中所阐述的游击战十八项利益中，有六项属于直接面向民间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具体是：（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很快，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遍布乡村，一大批底层民众被唤醒，成为“同心干”的力量。在此基础上，随着中共军队前进的步伐，“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在中华大地快速展开。只要共产党的军政人员到了，就会在当地发展先进分子，然后建立基层党组织，并将组织建设延伸到各领域、各类型、各年龄。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等，都有红色理念和规范的组织纪律，还有相应的组织生活。这就把“一盘散沙”的人拉到一起，突破了“皇权不下县”的千年困局，共产党的政治版图几乎覆盖政权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图。
而且，不管是军队还是民间，“政治落实”一直不停，并保持强大的势头。规范且不间断的政治学习，对所有人发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所有的工作都被定义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的精神，主人翁意识，各行各业的楷模人物和事迹，等等，是所有媒体的主旋律，也是大部分文化艺术作品的基本内涵。
正是因为丰满且不断的“政治落实”，红色信仰很快注入到了大众的灵魂深处，并很快发挥出巨大的效应。“唤起工农同心干”从策略变成了现实。而且，《孟子》名句“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也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从哲理变成了社会现实。
事实上，“组织落实”，从身体层次将民众组织起来了，落实的是“身体集体主义”；“政治落实”，则是从精神层次将民众组织起来，落实的是“精神集体主义”。只有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将民众真正组织起来了。
当然，面对仁人志士们普遍哀叹“不可救药”的底层民众，毛泽东以“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为策，追求“唤起工农千百万”，十分不易，但也不是“赌一把”。
首先，毛泽东深谙人性，知道大多数人在顺服悲惨命运的表现下，都有改变命运的渴望，需要的是强者的引导和组织。
同时，毛泽东熟读史书，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因素，明白民众在历朝历代变迁中的巨大作用。
最重要的是实践出真知。
早在1925年，自早春二月到夏季，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就在故乡韶山有实践活动。他们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唤起农民的各项工作。几个月下来，不仅建立了20多个秘密的农民协会，成功地反抗了土豪劣绅的恶性行动。还发展了4个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
还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武汉都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7年初，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更是深入湖南农村一线，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细致地考察，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指出，“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加上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以及后来转进到赣南闽西建立中央苏区，这些经历让毛泽东对以农民为主的底层民众有了真切的认知。在毛泽东心里，这些人虽然问题很多，但并非“不可救药”，而是“孺子可教”。只是需要有人沉下去到他们身边，并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唤起人民大众、同心改天换地。
因此，在实践出真知的基础上，在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时，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放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随后，以“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为关键路径，坚守信心，不懈耐心，从军队到地方，从根据地到全国，不断探索前行。渐渐地，良性循环带来厚积薄发，中华民族从善如流，毛泽东成功地“拧沙成绳”。
（4）切身利益先行，快速直接证明
史料记载，1933年春，中央苏区政府从叶坪搬到沙洲坝，毛泽东发现该地严重缺水，离河边有好几里，村民们的饮水是个难题，平时都是从脏兮兮的池塘里取水饮用。毛泽东很重视，向村民们提议挖井，当地群众一方面无人挑头，还怕“伤了龙脉”，因此没有人响应。
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带着警卫员刨地寻找水源，找到后开挖。还对群众说，“龙王若怪罪下来，我担当。”在毛泽东的担当和带领下，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同村民们一起挖好了一口水井，为沙洲坝群众解决了喝水的大难题，让当地群众直接感受到红色政权对他们的关爱和认真。因此，这口井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红井”，成为当年中央苏区执政为民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故事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成了朗朗上口的名言。
这个事例显示，毛泽东“一切为了群众”的宣言不虚，很实在，很具体。
确实，自拉起红军队伍开拓红色事业之日起，毛泽东就密切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实际的政策和行动。最早的纪律条例中明确“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都是不伤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体现。而且，随着家业的发展壮大，在中央苏区期间，在继续用纪律条例严格约束的同时，毛泽东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不断提出明确的要求，通过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实际行动来赢得群众。
他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他还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延安时期，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老调重弹”。他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国共双方争夺东北时，毛泽东曾对东北土改工作提出明确指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苏区，类似打井这种帮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的事情，就有很多。而且，随着红色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对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不断升华，从宏观到微观，从普遍到专项，群众的切身利益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
首先，以帮助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为目标，面向全国的土地改革。这个工作自中央苏区时代开始，抗战时期有所缓冲，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发力。一直到建国后，随着红色政权的覆盖，不断拓展。最后，包括暂缓几年再行动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红色政权覆盖的区域都实行了土改，为数亿农民解决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切身利益难题。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后，毛泽东强调，“要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进而领导伙伴们通过疏通劳资关系、提高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待遇、吃饭和住宿条件，提高了工人及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给他们以实在的利益。
随后，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让无数普通人步入了现代工业企业，并因为高度稳定的体制端上了“铁饭碗”，远离失业之忧，最重要的“温饱需求”得到保障。而且，这份“铁饭碗”可以一代传一代。这对无数普通的个人和家庭，都是保障生存的切身利益，前所未有。
大家知道，毛泽东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战犯之类，包括“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物，都以思想改造为策，最后特赦，还排合适的工作、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对抓到的祸害底层民众的恶毒之人，不管有无政治背景，毛泽东都指示严惩不贷。他说，“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显然，毛泽东的狠，也是为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毕竟安全需求与温饱需求一样，都是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为了让群众安心生活、不再为匪患袭扰、不再生活在恐惧中，毛泽东才下令严惩那些人。
此外，为群众谋取切身利益方面，除了倡导和推行有益于民生的决策，毛泽东还及时叫停和纠正伤害民生的现象。
例如，1959年初，毛泽东在华北三省调查后发现，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得到有效贯彻，伤害农民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为此，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力督促纠正“共产风”。在会上，他列举了种种不合理现象，明确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还强调：“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重视和不遗余力的坚持，“共产风”才没有继续蔓延，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护。
总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无论是推行仁义善举还是阻止过激偏差，毛泽东一直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并不断有实际的行动。同时，不断教导伙伴们重视民众切身利益，将“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落到实处。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认真、细致和坚持，接触到中共政权的民众很快明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和“一切为了群众”的宣传是真的，给自己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众发自内心地唱着“他为人民谋幸福”，步伐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同心干”，呈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成了毛泽东所言之“真正的铜墙铁壁”。
（5）严控待遇差距，凝聚军民心力
古人云：“不患贫，而患不均。”
这是人性的一大特征，现代社会同样如此。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自己创造的价值及所得，与他人进行对比，并评估是否合理。
这个对比，既有“超视距”的对比，但主要是与自己类同的人对比，同一个群体里面，上下左右都会是对比的对象。对比后的感觉，直接影响对组织机构的认同感，直接影响工作热情。如果感觉合理，心态平和，心情爽快，工作有热情。反之，委屈感顿生，内心失衡，对组织机构和领导多有怨恨，对工作消极应付、有机会就走人。
可以说，待遇回报公平公正是人心凝聚的根基。远离公平公正的组织机构，人心不合，裂痕很多，无法形成团结奋斗的团队。尤其是物质匮乏、生活艰难的环境，再小的“油水”都值得关注，点点滴滴的经济利益都是影响军心民意的大事。
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在号召大家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同时，重视大家这份正常的愿望，在各个时期都关注物质方面的分配。尤其是重视底层人员、重视关键刚需的分配，并力求公平公正。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关键刚需方面近乎绝对平均；二是在金钱津贴方面努力控制差距；三是对危险艰苦的工作或少数“特殊人员”有所倾斜。
且看，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红色团队内部实行供给制，以标准化的伙食及少量津贴为主。伙食及衣服方面，基本一致，很少有差别；津贴方面是分发结余的伙食费，经济条件较好时，有小差别；经济困难时，上上下下也近乎完全一致。
毛泽东有回忆，红军时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不过，毛泽东提出的这种高度平均的供给模式，彻底颠覆了军队发军饷、军官待遇高的传统，军心是否能稳住？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开国大将黄克成，有回忆：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可见，人们确实“不患贫，而患不均。”
因为确实起到了凝聚军心的非凡效果，加上经济十分困难，这个模式一直延续下来。抗战时期，1939年到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他的《战斗中的陕北》中描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
这里显示，受到照顾的人，一是在前线的军人，二是知识分子。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党政军领导人，不在待遇倾斜之列。
此外，媒体爆料，1939年，八路军前方作战部队实施《各级津贴之规定》。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师长旅长级的干部，每月5元，属第六等的是基层战士，每月1元。与此同时，后方机关实施《各机关津贴标准》，把津贴标准分为五级。一级5元，发给主席等高层领导；最低的五级，1元，发给基层人员。
就在毛泽东自己及朱德等人每月5元津贴的时候，给知识分子特殊照顾。例如，1938年3月到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在抗大当教员，每月津贴10元，同时在鲁艺兼课，每月补助5元。
还是这个时期，毛泽东亲自给聂荣臻司令员发电报，指示每月付给在前线奋战的白求恩大夫100元津贴。当然，这个特殊照顾被白求恩坚决拒绝，理由是，“其他大夫每月只拿1元，而司令员自已每月只拿5元。”
正是因为待遇差距很小，战士们再苦再累也没有委屈感。
建国之后，情况复杂了很多，不可能再如战争时期那样“均”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忽视薪酬待遇相对值的影响，努力控制差距，避免远离公平公正。
当然，结构是否公平、评估是否公正、差距是否合理，没有绝对标准，只有相对比较。合适的比较对象，一是民国时期，二是学习借鉴的榜样——苏联。
先看民国时期。网上资料显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务员的最高工资级别从800银元演变到近900银元，公务员的最低法定工资是55银元。其他方面，除教育界人士收入较高外，普通人的工资收入都不高。但是，即使是同样的行业、同样的机构，差别也很大。
例如，大城市小学教师每月收入30银元左右，而同时代偏僻乡村的教师则有人每月不足5块银元。再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时，每个月是8块银元，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工资是120银元。同时代的著名教授鲁迅先生，在北京当大学教授时，平均月薪为250银元左右。1926、1927年两年在厦门、广州当教授时，平均月薪为300到350银元。
上面几个数字对比一下就知道，民国时期工资两极差距超过100倍，同一系统内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初期的榜样苏联，情况类似。当时苏联政府系统，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也达100倍。若加上高层官员工资以外的津贴、奖金等，实际差距更大。新中国探索工资改革时，中央主管部门制定的方案是，最高标准是1000元，为最低工资（30级，23元）的43倍多。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被否定，毛泽东说：“你们要1000元，我只要500元。”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最后确定：把全国行政系统工资标准分为11类地区。北京为6类地区，中央主席最高为一级（月工资644元），勤杂人员最低为30级（月工资23元），高低极差距为28倍。
其中，不仅高低差距比民国时期和苏联减小很多，而且有地区分类，更加合理。此外，根据行业特征，工人、教师、医务、文艺、科技等等，有各自的等级系列。对环境差、危险性高、强度大的工作，还有专项津贴。显然，这套体系考量因素很多，结构更完整更合理，公平公正程度高。
例如，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平均海拔3200米，长冬无夏，年平均气温只有0.4度，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水82度就沸腾，蒸出来的馒头硬如石，火车从内地运来的绿叶菜到那里后都变黄了，罐头是常备食品。为了共和国的核盾牌，许多人在此长期奋斗。他们的工资待遇上就比职业条件相似、在内地普通单位工作的要高出一截。一位1964年从哈工大毕业分配到那里的刘书鹤老先生回忆，转正后他的基本工资是75元，加上31％的地区补贴、事业费等，合计126.75元。而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工资是56元，没有其他专项津贴。
当然，对于这样的差别，没有什么人觉得不合理。
与此同时，还保留了延安时期对各类精英人才的特殊倾斜。其中，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每个月有数额不小的专项津贴，许多科技专家的月薪比中央领导更高。例如，1963年时分，钱学森的工资除职务上的原350元，还有作为学部常务委员的100元，每月共450元。比毛泽东的更高。
不过，对于这一套体系，毛泽东还不满意。他觉得高低之间差距还是大了，不久专门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随后，毛泽东多次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实际最高工资为原行政三级，且是多次降薪之后的三级，毛泽东与总理、副总理、元帅们同级，每个月404.80元，为最低工资（23元，6类地区）的17.6倍。
就这样还不够。鉴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生产力长期严重不足，粮食、布料、肉、食油及各类农副产品、轻工业产品，皆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为防范因权力和金钱造成关键刚需物品向少数人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有相同的关键刚需供给，毛泽东时代还建立了票证体系，严格保障关键刚需的公平公正。
这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票证体系完整。粮食、布匹、食油、肉类、鱼类、豆制品、白糖等等，温饱和营养的刚需性质物品，还有一些轻工业产品，几乎都需要凭票购买，不是有钱就能买。二是票证通过户口落实到具体的人，且与人的生命状态、工作性质等重要因素相匹配。
例如，最重要的粮食，1955年的暂行办法规定，对居民口粮定量以体力劳动强度为标准，按照工业、商业、机关、居民、学生、幼儿等分成九个定量标准，以确保不同地区不同劳动强度以及各行各业、老中青幼等各类人群的合理需求。也就是说，干体力劳动的青壮年工人，定量供应的口粮比毛泽东等干脑力劳动的人更多。
当然，票证体系并非绝对平等。如同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特别照顾一样，对一些有特殊贡献或正在承担特殊任务者，还有一些特供票证。同时，会根据国民经济状态有相关调整。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减少，票证种类增多。经济恢复后，定量也相应恢复，部分物资的产品上来后就逐步废止了票证。
正是因为落实到人的票证，遏制了特权和工资差别造成的供销倾斜，不大的“蛋糕”几乎平均分配给了所有需要的人，而且是以近乎成本的低价优先保障凭票购买，这就保障了全体居民温饱和营养方面关键刚需的底线，也保证了广大基层人民的根本权利。加上毛泽东严格控制工资待遇的差距，以及带头严格自我约束，让大家都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没有“不均”之患。因此，长期的低收入和物质匮乏，社会影响很小，上上下下秩序井然，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民众依然保持同心，无怨无悔且地一起奋斗，
（6）完善劳保福利，消减民生顾虑
网络媒体爆料，1968年国庆期间，毛泽东与当时在辽宁省委任职的毛远新有过一段对话。毛泽东说：“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很重视工人的劳保福利保障工作，要求将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教育等事情都包下来。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不是临时感悟，而是源远流长，源自他对改善群众生活与解决国家民族问题之关系的考量。抗战时期他就指出，“只有全心全意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才能获得群众真心真意支持，共同致力于解决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问题。” 他比喻，“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因此，各个时期他都重视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强调关心群众生活的大大小小需求。“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类教导随处可见。
建国伊始，基于这个一贯的指导思想，在从供给制转换薪金制的过程中，主管机构开始探索“包下来”的福利保障机制。伴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设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劳保福利机制。可以说，毛泽东的“包下来”的愿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多数城镇普通劳动者享受到的现实。
当然，毛式“包下来”的劳保福利机制，主要体现在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很完整也很复杂，无须细细道来。简单而言，主要就是涉及面广，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探亲休假，等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工伤、事故等大事难事，都有相应的福利机制。因此有人说，那个时代“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
住房，没结婚的有宿舍。结婚的有住房。大小和条件是一回事，基本不花钱。
医疗，保障很充分，花钱很小。除职工本人外，子女生大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父母单位各报销一半。
教育，9年义务教育基本免费，象征性收一点，家庭负担重的困难户还可以申请免除，政府和单位还会提供困难补助。学生常有免费体检、防疫卫生，在校医室看病免费。
此外，假期是福利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人们享受各种假期。如带薪丧葬假3天、婚假3天、产假56天，等等。女同胞在不方便的日子也可带薪休假，所以才有了延续至今的“例假”一说。而且，哺乳期的女职工可以按时离岗去给孩子喂奶，不影响薪酬。
与亲人不在一地的，有探亲假，根据婚前婚后的情况有不同的规则。但是，都带薪，还报销基本的车旅费。
其他，杂七杂八的福利补助种类繁多。理发、洗澡，或是免费或是有专项补贴。冬季有取暖费（烤火费），夏季有降温费。多数工人每年都有免费发放的工作服，还有肥皂、洗衣粉、电影票，等等。而且，对在生产一线、工作辛劳或是有独特需要的人员，配置专有福利。如，线手套，棉手套、口罩，毛巾，棉鞋，棉大衣，白糖，手电筒，电池，工种粮票补贴，… 以及其他工种专项福利。这些东西，同一单位的办公室人员、包括领导们，都没有。
不过，毕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各异，各地方、同一城市各类机构的劳保福利虽然总体类似，并非完全一致。而且，农民的劳保福利另成体系，主要由公社提供口粮和基本生活的保障，还有社会救灾、社会救济、五保供养制、社会优抚和合作医疗等专门针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农村独有的“五保”供养制，是比城镇居民更为优厚的福利保障。农村里面无力自主生存的特别困难人员，由公社集体完全承担“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个人基本没有负担。
撇开具体的细节和差异，实事求是地说，在艰难的起步阶段，在物质生产还不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社会环境中，努力构建和完善大众化的劳保福利，确实不易，也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有完善且紧贴实际需求的劳保福利，工资不高的普通人无需靠工资承担生活的一切，更无需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顾虑重重。自然，奋斗之时不易因自己和家人的事分心，不大需要操心工作之外的家事，可以轻松上阵，赴汤蹈火亦无所畏惧。
（7）倾听民生呼唤，亲力统筹解难
延安时期，雷击打死人引发牢骚、诅咒毛泽东仍被宽恕的事例，广为流传。
故事梗概是，1941年初夏时分，陕甘宁边区某地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打死。这个农民不仅很伤心，且大发牢骚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不久，清涧县一个农民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妻子伍兰花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
当然，这两个诅咒毛泽东的人，分别被拘捕，准备严惩。毛泽东闻讯后，也分别了解情况，得知主要原因是公粮太多，压力太大、生存艰难，随后指示放人回家，不予任何处罚。而且，对生活困难的农妇伍兰花更是重视，发公文要当地政府照顾，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从他们的牢骚抱怨中，毛泽东体恤到边区人民的艰难。他知道，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威胁、停止八路军的军饷、封锁商贸通道和外界的援助，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十分困难，征收的公粮由1939年的5万石剧增至1941年的20万石，造成群众生活艰辛、牢骚满腹。
尽管造成群众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国民党的“反共”和“限共”，毛泽东依然将减轻群众负担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断努力行动。一方面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一方面接受精兵简政的谏言提案，并亲力亲为，推动实施。
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看到精兵简政的提案，很赞同。不久的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吹响精兵简政的号角。随后，1941年11月开始，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精兵简政工作一直非常关注，多次教导督促。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也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再次提到精兵简政。他说，“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既指出了过去精简工作的不足，也对今后的精简工作提出了期望。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对精兵简政工作的意义、目的和要求的认识，也增强了对具体工作的督促力度。
就这样，毛泽东亲力亲为，抓好大生产的同时，推动精兵简政落地，切实缓解了民生困难，并提升了红色组织的生命力。自然，边区群众的牢骚少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多了。
尽管因雷电打死人诅咒毛泽东的故事版本不同，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细节更是多样。但是，无论哪个版本，启示相同。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重视群众的疾苦。建国后，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对民间疾苦更加重视，将阅读群众来信作为倾听民间呼唤的重要方式。对于群众生老病死的忧患，一旦发现即认真关注，带领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
例如，“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尤其是大城市，资本家跑路、列强禁运封锁、国民党特务爆炸破坏等原因，造成大量的底层职员和工人失业。因为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直接给领袖毛泽东写信，倾诉困难，请求帮助。这些信函，经秘书们拆阅梳理后，形成一份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某一天提交给了毛泽东。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认真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上对政务院写了很多批语，大意是：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上上下下很快行动起来了。开专题会、各地调查、集中分析、提方案、讨论评估。最后，经毛泽东拍板确定，出台“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案。即将失业者都安排上班，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失业。工作量不足，就轮班开工或学习文化技术。而且，原来在上班的人们原有工资不降，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增加的开销，由中央出面解决。号召和组织，
很快，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动下，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行动起来了。通过裁减军费、开展厉行节约运动等方式减少国家开支，支援失业民众。
就这样，政务院专题会议开过两个月后，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再如，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长期关注血吸虫病，亲力亲为，调动各地力量一起治理这个长期积压的难题。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和组织下，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并整合在一起，大家群策群力，艰苦奋斗近十年，终于从根本上把血吸虫病解决了。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倾听民生呼唤、亲力亲为，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一个典型例证。因为，毛泽东关注血吸虫病，也是源自群众来信。
据毛泽东的秘书回忆，1950年冬，就有血吸虫病重灾区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毛泽东随即派出的医疗队到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但这只是前奏，紧接着才是大动作。
1951年，秘书室收到江苏、江西一些地方的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病很严重。有的来信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来信里面还附着病人大肚子的照片。毛泽东看到这些来信后高度重视，立刻作出批示，要求各地政府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
就这样，毛泽东吹响了根治血吸虫病的进军号，并将其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坚持不懈、亲力亲为，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把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力量一起努力。终于，于1958年在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江西余江县，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随后，各地的血吸虫病基本都解决了，在江南农村挽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免除了上亿人的疫情忧患。
这就是毛泽东。倾听民间呼唤，关注群众忧患，亲力亲为，指导统筹，为群众排忧解难。自然，直接受益者和其他人都能感受到这份大爱，更加积极地追随毛泽东去奋斗。
（8）体恤弱势实情，策略刚柔相济
前面介绍过，新中国创建之时，面对旧政权留下来的各色人等，毛泽东指示，“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因此，这些人大多数上留在原岗，成了新中国的公务行政人员。
这既是毛泽东善待敌营个体、善待归来人才的体现，也是他体恤弱势群体、政策上刚柔相济的体现。毕竟，在新旧政权快速交替的历史大潮面前，那些旧政权时代的精英人物和他们的家人也是弱势群体，面临生存的现实困难。
事实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仅面向底层民众，对于特定环境的特定弱势群体，他同样重视和体恤。正如他上面这个指示的前半句所言，“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
在这个原则的主导下，许多重要事项的政策和实施过程，都是刚柔相济，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关爱有加。
几个典型事例如下：
一、查封妓院时善待妓女，扶持新生，提供出路。
建国伊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开展了“打扫干净屋子”的行动。各大中城市先后封闭妓院，并颁布法令，严格禁娼。
大家知道，查封妓院，乃利国利民的执法行动，对妓女可执法处置，也可简单遣散回家，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新政府没有这么办。各地查封妓院后，除妓院老板等有罪之人被收监惩罚外，对这些罪行谈不上、恶习很严重的妓女们，政府视她们为“受害者”。既没有简单地扫地出门，也没有收监惩罚，而是建立了一批专门的教养所、教养院，把她们送到那里。既给她们检查治病，又进行文化补习和思想改造，外加纺纱、织布、缝纫制衣等等劳动技能培训。甚至为她们专门开办火柴盒厂、纺织厂，或是联系远离她们“失足”的生活环境，给她们安排好出路。
经过不断的努力，数万妓女的严重疾病得到治愈、心灵和思想得到再造，还掌握了生产技能，先后离开教养场所回归社会，开始自食其力的正常生活。
二、公有制改造时善待资本家，疏导矛盾，优惠赎买。
建国几年后，政权稳定，且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军心民心凝聚，是时候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因为这是中共治国理政核心理念落地的行动，且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对于掌握武装力量、自主立法执法的红色政权而言，定一个规则再实施，纯属正常。但是，毛泽东没有简单行事。而是以公私合营、“四马分肥”等起步，以支付不低的“定息”进行“赎买”的方式，让资方得到充分的利益。
不仅如此，面对工商业者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和悲观落漠的情绪，毛泽东没有一笑了之，而是两次亲自出面“与民族资本家交心”。对他们讲社会发展规律、讲国家民族利益，还有对他们的优抚政策。
此外，毛泽东认真对待荣毅仁的邀请，到上海视察工作时专门到荣家的申新九厂视察，以示鼓励。不久，还对荣毅仁提出的“矛盾”问题认真回应。1957年2月27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这一系列的行动，消除了荣毅仁等人的思想顾虑，促进了工商业者的“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公有制改造顺利进行。
三、降低工资时善待低收入者，逐级调整，及时刹车。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重视待遇上的公平，新中国首套行政系统工资中，最高最低差距控制在28倍，远低于过百倍的民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就这样，毛泽东还觉得自己的工资高，多次带头降薪。
当然，领袖有这样的要求，伙伴们不能不响应，很快制定和颁布相关规定。不过，尽管是善举，降薪也不是“一视同仁”，而是体恤不收入中低阶层的实际困难，降薪幅度逐级缩小，到较低层级后及时刹车，不降了。
且看媒体爆料。
第一套工资标准实行半年后，毛泽东提出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1956年12月18日国务院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956年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予以降低。各级降低的比例是：1-5级为10％；6-8级为6％；9-10级为3％。
两年后，经毛泽东提议，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在1957年降低后的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一、二、三级的工资标准合并为一级，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工资都降到404.80元。且这次降资只降党员干部。非党员干部和企事业、科教、文艺工一律不降。
不久，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发降薪通知：3级降12％，4级降10％，5级降8％，6级降6％，7级降4％，8级降2％，9至17级降1％。18至24级不降。不过，似乎这次的方案没有实施。
不管怎样，几次的数据显示，毛泽东带头降工资时，照顾了收入偏低的伙伴们，没有强人所难。
无疑，治国理政过程中，毛泽东既有原则又体恤弱势群体，策略上刚柔相济，相关人员都能感受到这份仁爱之心。自然，多有积极的回报。
（9）发力驱魔解锁，释放现代人格
毛泽东致力于改天换地的大业，要唤起全国人民同心干，并将人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将“一切依靠群众”作为纲领。不过，在对同胞们有信心的同时，他也对世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劣根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大举“扶正固本”的同时不断发力驱魔和解锁——驱除传统文化中的“魔鬼”，解开扼杀人性、禁锢思想与行动的“枷锁”。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丰富多彩的精华元素，造就中华文化与政体连贯传承几千年而不散这一世界唯一的奇迹。不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环境中，也传承和积累了很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危害巨大。这方面，鲁迅先生用笔墨不断向世人解读。
且看，《闰土》中的少年闰土，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一个很阳光的农村少年，与少年鲁迅在一起时无拘无束，轻松自在地说笑。几十年之后，因为在封建礼教环境中磨炼的“懂事”了，闰土一副木讷呆板的样子，见到鲁迅就叫“老爷”，还自责少年时分与鲁迅亲如兄弟是“不懂事”。
再看，《药》中的底层居民华老栓及其家人，自私，愚昧，既无社会文明和责任意识，也无现代健康医疗知识，被蛊惑的只剩虚幻的祈祷和执着的迷信。其他人不仅对奋争的革命行动麻木，还嘲笑拯救自己的革命者“发了疯了”。
还有《祝福》中祥林嫂，命运多劫的底层妇女，婆家欺负她，东家欺负她，一个个还依照宗法礼教鄙视她。为摆脱悲惨命运，在报应轮回之说的蛊惑下，祥林嫂耗尽全部家当、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替身门槛，以示愿意任人践踏，这样也没有赢得一丝宽仁的尊重。至死了，还招来有钱有文化的“上等人”鲁四老爷鄙视的诅咒。
而在《呐喊·自序》中，在日本纪录片中看到的许多中国人，围观日本军队砍杀一个同胞。那些围观者，“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如此等等，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当然，这些是表象，背后是厚重的封建文化造成的心魔、枷锁。因为实在是厚重，这里不细说，只列一些较为突出的。例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及在此基础上的等级森严、上下尊卑观念；“安分守己”的奴性顺民意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任人宰割的窝囊；私人关系重于原则规矩的“人情世故”；“祖宗家法不可违”的宗法意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小团伙意识；不懂科学以及人为捏造的各路神仙妖魔造成的封建迷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仰视权贵、鄙视劳动者的恶俗风气；形式繁琐且折磨人的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风气；“头发长见识短”的鄙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加上“八字相符”的婚姻；称呼、行动日期、饮食等方面的无数忌讳；体现无上尊严的物品，如神龛、佛像、牌位之类；还有歪曲“天理”与“人欲”关系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等等。
仅从上面的这些就看得出，封建文化的势力十分强大，受其浸润与包围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确实水深火热。因此，绝大多数人或是被打压的众苦不堪言，或是被毒化的麻木不仁，与现代化所需的现代人格和现代人文环境相去甚远。而且，官僚精英的官僚性和社会大众的奴性是封建文化的主流，直接抵触“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推崇和促进官僚主义。如果任其继续传承和泛滥，则难以对国民心性“扶正固本”。即使成功地推翻了旧世界，也难以建设充满现代气息的新世界。
对此，毛泽东一直有鲜明的立场和切实的行动。
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义论》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44年7月，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尤其是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报告中，毛泽东明确：“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并列，加上1948年提出的官僚资本主义，视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可见毛泽东对封建文化的重视和憎恨。也正是因为如此重视和憎恨，毛泽东不断号召民众批判封建文化寄存的邪恶、迂腐思想观念，树立充满正气和奋斗精神的现代思想观念；改变蕴藏封建文化内涵的传统风俗习惯，树立和传承现代文明新风尚；抛弃“精神枷锁”性的神龛、牌位等陈旧物品，跳出封建宗法制度图腾造成的精神桎梏，坦坦荡荡地面对一切。
总之，毛泽东不断发动民众向危害深重的封建文化开火，力图驱散人民心中的封建心魔、解开扼杀人性、禁锢思想与行动的封建枷锁。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民众解放思想、反对封建文化的浪潮不断涌现，压抑许久的心灵和思想得到释放，国民的人格渐入健康的正途。
不过，因为事务多有两面性，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的正面价值大于负面价值，经典名言该如何理解，等等，确实不易明确。自然，形式上显而易见的庙宇、菩萨、牌匾、字画等等，成了主要目标。而且，全社会参与的全新探索，年轻人的冲动造成的惹祸，以及其他原因，推翻封建主义这座大山的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偏差和过激行为，不少有价值的建筑和物品被破坏。尽管被及时刹车、纠偏，确实留下了一些伤痕。
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所言，“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回望历史之时，既要看细节，更要看大局。
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笔下的众生相，看看建设新世界时期的众生相，反差一目了然。无疑，正是因为毛泽东不断号召和鼓励，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才有了全面和深入的解剖，并驱散了很多盘踞在人们心中的心魔、解开了很多束缚正常人性与科学思想的枷锁，消除了一大堆阻碍民族团结奋斗的障碍。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以释放，中华大地现代社会文明气息蔚然成风。
“东亚病夫”不见了，“激情燃烧”满岁月。显然，推翻封建主义的努力，功不可没。
（10）持续推动平等，和合正气旺盛
提到“为人民服务”，大家立刻想到，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使命型理念。同时，很多人也知道，这个理念的郑重亮相，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致词。
身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为牺牲的战友致悼词，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对战友的一片深情。对此，大家都很感动。然而，放大格局来看，毛泽东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不仅是战友情深，还是亲力亲为促进平等意识的行动。因为，牺牲的张思德虽然是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但只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普通战士。而毛泽东则是中共中央的领袖，二者之间的身份差距巨大。因此，基层干部出于传统常理的认识，认为“张思德只不过是个战士，战士死了没有必要告诉毛主席，就地埋了就行了。”
不过，毛泽东还是知道了。随后不仅批评了这种等级观念明显的错误，还详细询问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指导安排后事的具体事项，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亲自出席追悼会，向张思德默哀，并发表悼念讲话。而且，这个讲话不是念稿子，也不是简单几句，是一个多小时的致词。《为人民服务》就是秘书们将此番致词记录后、交毛泽东梳理修改而成。
毛泽东不仅为一个基层战士写挽联、全程参加他的追悼会，发表长篇悼词，还在悼词最后提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显然，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致词教导大家，“为人民服务”旗帜下的同志们，虽有职务高低的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大家是平等的。
其实，毛泽东倡导平等、大力推动平等意识、构建平等文化，始于“三湾改编”。在那个时期，他确定的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官兵同灶吃饭、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账本公开，等等。看起来各自不同，其实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平等。
事实上，毛泽东的一生中，一直在推动构建平等文化。
因为，“不患贫，而患不均”，底层民众最大的痛点就是不平等。而且，官僚精英的“尊”和社会大众的“卑”是封建文化的主流，各种阶层分明、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习俗，是“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目标的天敌，是将亿万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的最大障碍。同时，只有高度的平等，才能淡化阶层之分造成的心理障碍，赢得“一家人”认同感，万众一心去奋斗。
更何况，红色事业的“解放”就是消除各种不平等，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会受少数强人的欺负，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平等意识，一直在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平等文化。
除了前面提到的事例外，可圈可点的事例还有很多。
首先，在纪律层面要求以平等态度对待弱者。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都是平等待人的具体要素。
第二，毛泽东从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着手，实行平等优先的理念，推动“天下大同”的平等风尚。前面有介绍，战争时期的生活待遇，关键刚需上下几乎一致，津贴方面的差距很小。建国后，严格控制工资待遇差距，粮食等关键刚需则通过票证实现近乎绝对的公平，加上劳保福利方面的公平规则，让大家感受到相当的平等。
第三，毛泽东旗下的军队，上上下下统称“指战员”，而不是“官兵”，而且许多职务都以“员”为表示，以示平等。例如，司令员、警卫员、勤务员、司号员、卫生员。而国民党军与此对应的是司令官、长官、副官、医官，等等。同时，为削弱官气对平等文化的阻碍，从军队到地方，下级对上级的称呼不允许出现“官”的概念，统一用“首长”代替了“长官”。
对此，国民党军杰出将领王耀武感叹，“我们这边不但叫司令官，而且还要叫司令长官，唯恐这个差别体现不出来。”他还说，“都叫‘员’，至少在心理上是一种平衡。别小看这种平衡，这说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整天把心思琢磨花在下面人身上，这在下面人看来，觉得领导心中有我。而我们呢？整天把琢磨心思花在上面人身上，甚至花在上边人的太太、佣人、司机、老妈子身上，你让下面当兵的怎么想？你说这个高下不是立见吗？”
此外，为推动平等文化，毛泽东旗帜下的军队，长期拒绝军衔制。1955年搞了军衔制后，1965年又取消了。
无疑，军衔制是国际惯例，但这个源自欧洲15、16世纪的机制，本身就是类似爵位的军人阶层表现，是军人专有的“爵位”，象征明确、等级严格，并通过服装和装饰标志大为张扬。而且军衔制的“等级制”和“终身制”两个特征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与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建军思想不符。因此，实行一段时间后被取消。理由如1964年11月中央军委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所言，“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还有，为解放受封建文化压迫最深重的妇女，毛泽东强力打破男尊女卑的世俗、推动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是毛泽东时代的流行语，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号角。
更重要的是，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通过法律规定“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等封建习俗。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女性解放最彻底的国家之一，是男女平等的楷模。
当然，毛泽东知道，平等的最大障碍是官僚精英与平民草根之间的尊卑分明习俗，非常顽固，且根子在上层。因此，他在不断打压官僚主义的时候。突出强调平等。
他明确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他具体说明，“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架子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他认真要求，领导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他严厉批评，“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
他严肃警告，“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他提出章法，“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事实上，毛泽东的此类话语举不胜举。还有其他的，教导知识分子平等对待工农大众的，教导工农大众勇敢登台的，都不少。而且，他自己一直以身作则。无论是长期共事的战友，还是对他顶礼膜拜的普通劳动者，他都以平等友善的态度面对。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媒体一直宣贯“劳动人民”、“阶级兄弟”、“阶级姐妹”等覆盖全民的身份同一概念，强调“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推动全民平等意识。
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仕贵民贱”、“男尊女卑”、“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风俗和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封建尊卑等级体系被冲击的七零八落。自然，“一家人”的认同感不断增长，各类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合作更顺畅，万众一心的局面在各行各业不断涌现。
（11）讴歌劳动价值，呵护勤奋心志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中，“一切依靠群众”是一个重心。战争时期面对表面实力远胜自己的强敌、建设时期面对千难万险，以工农业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众，是红色事业的核心资源，且是不二选择。
但是，数千年来，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一直生活在底层。不仅收入低微、生活艰难，而且总是被权贵和精英鄙视。“穷鬼”、“泥腿子”、 “臭苦力”、“刨土疙瘩的”、“扫大街的”、“拣大粪的”、“泥瓦匠”、“下贱胚子”，等等，各类不屑的称谓，给劳动大众打上“下等人”的社会烙印。因此，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内心都充满自卑自贱的心理，做工只是为了谋生，鲜有奋斗的热情。
如此封建文化习俗和社会烙印需要彻底消除，劳动者的消极心态需要升华为积极心态，才能顺应红色事业的理念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此，毛泽东很在意。不仅教导党政干部和知识精英以平等之心面对普通劳动者，还以“劳动光荣”为中心，不断讴歌劳动者的价值，托起工农劳动大众的社会身份，让他们摆脱自卑自贱的“下等人”心性、升华“劳动光荣”的阳光心态。
首先，毛泽东定义的“人民”和“群众”这两个区别于敌人的政治概念，虽然不同时期的具体涵盖群体部分有所变化，毛泽东始终将工农劳动者作为“人民”和“群众”的核心主体。因此，“人民”、“群众”始终与“劳动”紧密相连，是各类劳动者的统称。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人民”、“群众”就是劳动人民、工农大众。
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托起工农劳动大众的言行了。
且看：
为强调劳动的价值，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为宣传劳动者的智慧，他说，“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这个课堂里最高明的老师，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为让精英们消除传统偏见，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为让精英们跟上时代潮流，他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为让干部们端正态度，他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为让干部们切实尊重劳动者，他说，“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
除了类似的教导和指示，在托起劳动者的身份、升华他们的奋斗热情方面，毛泽东还有很多切实的行动。
例如，前面介绍的工资待遇、劳保福利方面的倾斜政策，就是最切实最明显的举措。
不仅如此，高调赞颂劳动者，也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色。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开展劳模运动，培育了“艰苦奋斗，大公无私，踏实工作，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分，毛泽东经常有专项活动。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就作出决定，将5月1日确定为法定的劳动节。每年的这一天全国放假，举国欢庆，各地的劳动者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而且，中央组织的、毛泽东参加的、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家性质庆典联欢活动，除了国庆阅兵与游行联欢外，就是五一劳动节的庆祝联欢活动。显然，毛泽东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昭示天下，劳动光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与高调庆祝五一劳动节相对应的是，高调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从全国性的到各单位的，可谓各层级、各行业，且都很认真评选，大张旗鼓地表彰，并通过媒体广为宣传。
再看，在新闻宣传方面，毛泽东强调赞颂劳动创造的价值，反对高调宣传党和政府的价值。
例如，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农民来信，内容是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赐给了他们好光景。毛泽东看到后，当天就明确反对。他说了两点：1，是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这一切，而不是反过来。他们的一切都是自己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谁赐给的。 2，农民可以这样写信，但报纸绝不能这样报道。报纸绝不能反映“恩赐”的观点，而是应该引导人们认识到，是人民，特别是农民，创造了胜利和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
同时，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毛泽东强调要为工农兵服务，突出人民群众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在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在他的指示和督促下，很长一段时间，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工农兵大众，大力歌颂在平凡岗位的劳动者。而不是以前那样以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权贵精英为主角，鲜有渲染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
还有，毛泽东跳出“学而优则仕”封建模式，也打破“论功行赏”的传统模式，多次从基层劳动者中选择优秀人才，直接提拔到高层领导岗位。典型人物有：农民陈永贵、工人吴桂贤、孙健，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营业员李素文、工人姚连蔚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工人倪志福先后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基层劳动者中选拔优秀人才担任省、市、县级领导干部的，数不胜数。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用自己的行动做示范。
例如，“人民大会堂”从设计到建设几乎完工，还没有确定名称。毛泽东在落成前夕去工地视察时，从陪同的国庆工程总指挥万里处得知，工人们管这里叫“大会堂工地”。于是，他就说：“那我们就叫它‘人民大会堂’吧!”
如此，毛泽东根据工人们的称呼给这栋雄伟的建筑命名为“人民大会堂”。
还有，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应几位大区书记的要求，他自掏腰包，用稿费请了30多人吃饭，参加者由毛泽东亲自确定。有中央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还有就是几个各行各业的著名劳动模范，钱学森、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没有他自己的家人。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各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同坐主桌。
毛泽东就是这样，通过多种方式讴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托起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在他的努力和带动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习俗被唾弃，“劳动光荣”、“寄生虫可耻”的道德观渐成主流。人们赞美艰苦奋斗的精神、崇尚勤奋的劳动者，大多数人不再为自己从事简单辛苦的劳动而消沉。甘当国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句。
（12）激活主人意识，导出昂扬气势
美国政坛的常青藤、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与见证人基辛格，长期关注研究中美关系和两国国情，对过去和当下的重要问题有诸多评说。网上爆料，他曾有言，“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
此言不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尽管物质消费生活方面还未进入收获季节，在平等、民主等因素为主体的人权方面确有独特的光芒，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和学习的典范。
具体策略方法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
事实上，“人民当家做主”与前面介绍的“劳动光荣”，是毛泽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两大抓手。通过“劳动光荣”，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跳出“下等人”的自卑、树立“创造者”的自豪，满怀热情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通过“人民当家做主”，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跳出“治于人”的被动、树立“主人翁”的意识，从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和事着手，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
当然，由于数千年封建文化的惯性，普通民众习惯做顺民，在官老爷面前大气都不敢出，要让他们以国家主人之心面对这个世界，在现实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履行主人的权力，很不易。为此，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全方位地行动。努力唤醒并切实保护民众的主人意识。
首先，毛泽东将自己心中的“人民”情怀通过命名方式落实到新中国政治政权领域的方方面面。国家是“人民共和国”，军队是“人民军队”，政府是“人民政府”，农村是“人民公社”，政治制度叫“人民民主专政”，参政议政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货币叫“人民币”，中央机关报叫“人民日报”，英雄叫“人民英雄”，还有“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法院”，……无不与“人民”二字联在一起。
其次，大家知道，代表至高无上敬仰爱戴之情的“万岁”，数千年来都是“当朝天子”的专享。然而，当人民大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打破陈规，高呼“人民万岁”。在回报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同时，向人们传递一个全新的政治文明观念，将人民大众拉到与国家领导人同等的社会地位。
再有，为突破“官权至上”的强大惯性、消除民众当家做主的大障碍，毛泽东对党政干部苦口婆心地教导。在他的著述中，“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中心思想的语句，比比皆是。
为让干部们明白自己的“公仆”身份，他说明：“中国的大好河山，包括土地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个党派、政府的，党和政府只是代理人民去掌管。如果是恣意妄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人民是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职责的。”
为让干部们重视身边的普通人，他定义共产党人的“上帝”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为让干部们认清党和人民的关系、消除迷茫和误区，他解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为让干部们端正责任认知，他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为让干部们树立正确的质量标准、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努力，他明确，“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为让干部们有正确的行事风格，他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醒，“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还强调，“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亲身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简单地强迫命令，不能包办代替。”
而且，毛泽东的“人民当家做主”，不是停留在尊重民众心愿，也不是苏联模式。他曾对苏联模式提出批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相应地，他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因此，在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劳保福利等权利基础上，在毛泽东的不断指示和督促下，基层民众参加管理成为中国一段时期的常态。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城市乡村的各行各业各机构，基层民众参与管理、并有实权的事例，举不胜举。
例如，中共八大正式确定，国营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从制度上落实下来。
还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中，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的工农兵学商代表，一般都超过半数，确保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权力。发展到后来，毛泽东和伙伴们还从基层选拔多人到国家领导机构，担任副国级领导，职位远超无数老资格干部。
不仅如此，毛泽东将许多源自基层的好经验视为珍宝，积极赞誉，或是直接推广，或是适当梳理后作为政策或方法推广。以这种形式，将基层民众的智慧落实到国家治理和运营之中，切实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鞍钢宪法”、“枫桥经验”、“大寨经验”等等，就是典型。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顶层设计”为人民当家做主铺设道路。
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过程中，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人民有罢免包括国家主席的权力，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在他的再三坚持下，终于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了宪法，以宪法名义赋予了人民民主监督政府和罢免各级官员的法定权力。
而且，在他的主导和坚持下，这部《五四宪法》中还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其后，1975年修订宪法时，将促进基层民众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官员言行作为的“四大”条款加入到《七五宪法》中。而且，在公民权利条款中，又增加了“罢工的自由”权。
如此，为民众履行各类管理权、反抗不合理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障和渠道。
此外，毛泽东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言行还有很多。
正是因为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激活民众“当家做主”之心，并从政治正确层面提供保障，中共政权得到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认可与支持。同时，民间的“主人翁”意识日益普遍和增强，“关心国家大事”和自下而上监督身边干部的风气成为常态，“歪风”得到遏制，“正气”得到扶持。由此，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关系得到延续和巩固，奋斗热情高昂，呈现出惊人的“人多力量大”有机人力资源效能。
事实上，长期物质匮乏、生活艰苦的时代，人们一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斗气势不可阻挡，各行各业奇迹不断，“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是一大动力源泉。
对此，宋庆龄曾感叹：“在我看来，自从1949年10月1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13）共同体单位制，有依托有组织
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一周。因受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召，最后的行程是登长城。不巧，出行的头一天突降大雪，北京城市和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车辆不能正常通行。
但是，尼克松一行的行程没有改变。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到八达岭长城，路上无冰雪，路边上都是厚厚的积雪。原来，头天晚上周恩来下达指示，北京市立刻行动，组织了80万人的扫雪队伍，加上区区100多辆洒水车、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的烽火台，确保了重大外交活动顺利。
那可是1972年，北京全市人口大约800万，且主要在远离八达岭长城的北三环以南，还是晚上的临时安排。
尼克松得知自己登长城一路顺畅的原因后十分震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潜力，这是决不能低估的。”并提醒美国政界，“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之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他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和中国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此事显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体现的其实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能力，具有震撼世界的卓越效能。
那么，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组织能力，有何秘诀呢？
政治版图覆盖政权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图，主人翁精神，自下而上对政府工作的认可与支持，准军事化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员干部带头，等等，都是重要因素。不过，当时中国特色的单位制，是将多种原因凝聚成卓越组织效能的一个关键原因。
所谓单位制，即中国城乡各行各业的一种“共同体”模式的工作机构，被人们称为“单位”。当然，这种“共同体”模式的单位制，没有标准定义，也不是毛泽东专门发明的。只是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旗帜下从军队开始，逐渐形成并延续发展的一种社会单元模式。大到乡村各行各业融合在一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小到城镇的一个个工厂、学校，无论是党政军机关、科教文卫事业机构，还是从事生产业务的工商业机构，都是一个单位，有一些类似的“共同体”文化。
因为没有标准概念，自然无法系统论述。撇开农村的人民公社，从当时城镇各类单位的普遍特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单位，有不少共同的特征，对全社会的组织效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首先，每个单位只是国家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领导机构的下属单元，不是独立法人式的社会机构。单位里面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家分配安排来的，不是单位自己招聘的。因此，单位领导的权力受到制约，不得侵犯劳动者的成员资格。即不能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不能克扣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如此，没有失业的恐慌，国家主人的意识有落地之感，“以厂为家”、“以院为家”类型的情怀成为普遍性的文化基因。
同时，个人和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就业与录用、劳动与薪酬的简单关系，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每个单位不仅要解决成员个人的工作问题，也要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尤其是国家统筹之外的基本刚需。例如，住房。再小的单位也要为工作人员提供住房，且一般都是紧挨着工作场所，以便于上下班。大一点的单位，有自己的大院，里面有学校、医院、商店、邮局、银行、食堂、澡堂之类场所，有业余文化艺术活动团队，为单位职工和家属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和休闲娱乐。甚至不少单位自行创办集体企业，为职工家属和后代解决就业问题。如此，生活便利，分心的麻烦少，容易召集起来开展集体活动。
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里面成员稳定度高、流动率低，形成熟人社会环境。上下之间、同事之间，大到个人的政治态度、工作态度、专业水平、性格特征，小到健康状况、婚恋情况、子女情况、业余爱好、厨艺水平等等，都在彼此的掌控中。为针对性管理、组织帮扶、民主监督，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不仅如此，因为是熟人社会，磨合与了解一段时间后，和谐合作效果好。同时，因为利益冲突小，加上长期的积极正面的教育，“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文化，相互之间不断出现“比学赶帮超”的现象，多有互相促进、少有互相拆台。随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效应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效应的体现，稳定的友情得以生成和发展，人们的情感充实，日常生活中互帮互助的现象十分普遍。
对于无法避免的各种矛盾，熟人为主的单位，也有优势。借助长时间积累的“群众眼睛雪亮”功能，结合近距离审视的“邻家陪审团”效应，能够依托大家公认的情理，化解或削弱许多矛盾，实现内在的秩序维护职能。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纠纷矛盾，都是单位内部解决的，很少走上法律途径。对国家机器的依赖性很低，社会治理成本很低，效果很好。
最大的特点，当属“古田会议精神”的社会化。
前面介绍过，《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尽管这只是建军纲领，但由于这是红色事业起家和成功的基因，加上中共强大的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能力，建国后这种“政治建军”的精神很快在各单位体现出来。工厂也好、机关院校也罢，每个单位都不仅要执行业务任务，还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服务对象包括内部成员和外部社会，堪称全方位的社会公益机构。
因此，面向社会的各类无偿贡献的事项，大家都习以为常，且没什么委屈与抱怨。同时，人们心目中的单位不仅是工作和生活的平台，还是自己身边的“党组织”，是自己这类人民大众中普通一员的依靠。因此，在“有事找组织”、“相信组织”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身边有求助的地方，艰难困苦中心里也有希望，奋斗精神和生活热情不易消失。
当然，“共同体”单位模式也有不少缺陷，流动性、自主性等方面受到压制。但是，从社会效能角度来看，确实有惊人的价值。她让单位里的人们相互熟悉、相互依存，解决了最大的精神贫困难题。大家平时协作共事，小困难时彼此之间互帮互助，大困难时有组织有依靠，不慌乱、很温暖。又因为组织的关心帮助实在而具体，人们的归属感、责任心得以保持和升华。每当组织有号召时，自然不会退缩。
而且，因为工作生活交织在一起，都是熟悉的人，有党组织领导，经常有各种业务型、生活型、政治型、公益型的集体活动。无论什么事、什么时间，人们都不慌乱，做到了“随时听从党召唤”，并且争先恐后。因此，大事发生时就会“需之可召，召之即来，来自能干，干之能成！”
无疑，依托“共同体”型的单位，随时随地“唤起工农千百万”、形成“军民团结如一人”之势，是“中国力量”迅猛强劲、让尼克松震惊并恐惧的一个重要原因。
（14）推动关键修补，全面升级基础
赞叹“六亿神州尽舜尧”，把工农大众视为圣贤，赞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将平民大众定义为历史的主创者，毛泽东都是真心。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也确是毛泽东的信心。但是，毛泽东对现实很清醒，他知道红色事业要依靠的群众还很弱。无论是“一切为了群众”还是“一切依靠群众”，都需要直面群众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以群众自身利益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都重要的两大关键问题为重点，大力推动堵漏补短。
这两大关键问题，一是事关“革命本钱”的医疗卫生，一是事关“现代化本钱”的文化教育，均为最基础、最重要的事项。而且，都是中国社会底层民众普遍缺乏且急需解决的难题。
其实，早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重视关键领域的堵漏补短。例如，红军时期他就帮身边的战友补文化课，1944年时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以督促军队上上下下学文化。但是，毕竟涉及面不大、影响不大。对国民基础素质影响大的，还是建国以后他主导的一系列举措。
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时代有三大力措。扫盲运动，汉字简化与拼音化，普及基础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毛泽东时代有两大力措。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
先看文化教育方面。
建国伊始，我国文盲率超过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因此，毛泽东首先继续战争年代推动部队战士学文化的努力，就地取材进行扫盲。当然，规模大很多。史料记载，自建国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四次主导开展全民性的大规模扫盲运动。
1950年秋季开始，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实施了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很快，“车间学校”、“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随处可见，“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情景遍布神州大地，还出现了《速成识字法》等很好的科学方法，取得很好的扫盲效果。
1955年，毛泽东受到一个农村基层扫盲经验的启示，再次发出扫盲的号召。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随后，他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由此，1956年初，第二次全民性的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随后，1958年春，掀起了第三次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全民动员、参与，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时代背景，也有些浮夸，毛泽东对此提出过批评。不久，1960年春季，毛泽东号召学习山西省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引发第四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除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汉字简化与拼音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大家知道，传承几千年的汉语文明博大精深，但也有一个缺陷——文字太复杂，学文识字太难。无疑，这是文盲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一个大障碍。为削弱这个阻挡民族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毛泽东积极支持和推动汉字简化与拼音化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建国伊始的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协会成立，汉字简化与拼音化工作跳出探讨争论、步入研究与推广的正道。在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努力下，汉字简化和拼音注音工作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汉字识字难度大幅度下降，人民大众的识字率快速上升。
扫盲毕竟只是摆脱“睁眼瞎”，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和实际效果，没有影响毛泽东推动基础教育的普及工作。从城市到农村，从小学到中学，毛泽东一直关注面向黎民百姓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多有指导和指示。
1955年底，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详细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此外，针对农村现实，毛泽东要求重视普及，就近上学，不过分强调质量；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学知识的同时参与工农劳动实践，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等等。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督促下，中国基础教育快速普及。到了1976年，很多中国乡村实现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多个省市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80％以上。
再看医疗卫生方面。
因为贫穷而不讲卫生，因为无知而不懂卫生，因为政府乏力而环境脏乱，这是中华大地的“顽疾”，是“东亚病夫”的一个特征。既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精气神。建国伊始，从防范美军对我国边境地区发起的细菌战开始，毛泽东主导发起了“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他强调，“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除了清洁环境、振奋精神，毛泽东更上心的还是基层民众最缺乏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农村几乎空白的医疗卫生服务。从小在农村长大、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毛泽东，深知农民缺医少药之苦，不断指示和督促卫生部门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1965年夏季，针对卫生部报告的全国医疗卫生资源情况，毛泽东十分不满，详细批示，发出著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同时提出，“要培养面向5亿多农民的医务人员”，可以降低标准，以治疗常见小病为主。他提出，“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随后，毛泽东一直关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看到《人民日报》报道的“赤脚医生”事迹后批示赞誉，对农村合作医疗模式报告大为赞同、批示推广，引导了适应农村“赤脚医生”基础上的合作医疗模式快速普及，很快实现了毛泽东的愿望，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基本解决。
不仅如此，中国这套面向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 的“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向全球推广。
事实上，尽管基础教育方面没有医疗卫生方面这样的国际荣誉，只要看看具体数据、对比起点对比周边就能知道，这方面的功效同样是世界楷模。并因为这两大领域的“人间奇迹”，使得中华民族的“革命本钱”和“现代化本钱”两大基础全面升级。
（15）高调宣传胜利，鼓舞奋斗志气
人的精神状态决定行动效能，要让大家保持积极奋斗的精气神，需要经常给大家鼓鼓劲。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很重视，在有意义的重要时期会有所行动，高调宣传胜利，以鼓舞军民的奋斗志气。
首先，他喜欢用诗词来为大家鼓劲。
且看，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毛泽东赋诗礼赞这个值得庆贺的胜利。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还有，1958年7月1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长期困扰伤害江南民众的血吸虫病后，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创作了两首《送瘟神》七律诗歌，宣传和赞美这场独特的胜利。
七律《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词之外，毛泽东重视社论的宣传效果，重要的社论会亲自参与。例如，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的第2天，新华社就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
这篇《祝上海解放》共由4个自然段组成，全篇1800余字。开篇提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上海解放而欢呼”后，随即展开，对上海解放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明确指出，上海解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标志。不仅如此，还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
据统计，在这篇社论的成文过程中，毛泽东对此文的修改共8处、136字。社论的最后一句，“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是毛泽东添加的。
文字之外，毛泽东还重视仪式的宣传和鼓励效果。例如，解放军接管北平城后，毛泽东特别批准并专门指示，入城部队必须经过东交民巷。因为，那里是按照《辛丑条约》规定的“国中之国”——领事馆区，各国兵营仍然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禁止中国人入住。自1901开始，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更别说中国军队了。这次，解放军的步兵、骑兵、坦克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行在东交民巷，高调地向国内外渲染“胜利之师”的威猛、中华民族的自信，无数同胞兴奋异常，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仪式方面最给力的莫过于盛大的阅兵式，这也是毛泽东一直重视的。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尽管有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危险，毛泽东依然坚持举办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以鼓励士气、振奋民心。而且，国庆阅兵和游行仪式传承下来了，成了共和国鼓舞军民奋斗志气的常态文化。
最高领导亲自出面，高调宣传胜利和成就，对上上下下的奋斗志气很有价值。
当然，并非都是毛泽东亲力亲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宣传机构和主流媒体对各行各业的重大成就都会积极宣传，以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精神。
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民日报立刻发号外，广播电台立刻播放，全国人民激情万丈。在人民大会堂向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宣布这个喜讯时，周恩来都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再看，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后，经媒体宣传，大家知道卫星飞过自己头顶的时间段。因此，很长时间几乎每到晚上，各地人民纷纷走出屋子、仰望星空，寻找那颗我们自己的卫星。有收音机的，会努力调频寻找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音乐。无论是否看到卫星、收听到音乐，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欢欣鼓舞，都会在无数人心头油然而生。
无疑，高调宣传战斗的胜利、奋斗的成果，是激情燃烧的高效能“助燃剂”，使得军民大众的奋斗热情不断升腾。
（16）全面引领督促，推动苦难辉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留下的名言，彰显了领袖对未来栋梁的深情厚望。从那时起，随后的二十多年，这句话激励了无数中国青年，大家都盼着早日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不辜负领袖的希望。
就在其时，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发展，我国城镇人口激增。然后，随着医疗的快速提升，城镇新生代数量快速增长。而且，因为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这些人基本都上中学，成了中学毕业生。在当时，他们就是新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本人和家庭的预期都是在城镇的工作生活。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城镇就业需求远低于源源不断的中学毕业生，每年几百万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难以在城镇就业。
与此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在艰难起步，机械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还只是想法，基础医疗卫生工作、发电通电、广播宣传等等，许多事情需要有中学毕业的人才。据统计，当时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加上医生、教师、电工、播音、邮政、农业科技等方面，人才缺口巨大。
可见，从国家层面上看，被动也好主动也罢，需要安排大量的中学毕业生从城镇到农村，将城镇青年的就业难题和农村进入现代文明的人才难题同时解决。
因此，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逐渐从号召到统一安排，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这项运动的全面铺开，1700万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走入了乡村，切实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事实上，广大农村快速普及中小学教育，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系快速成型，各种现代农业科技知识被导入，农业机械化全面启动，现代文艺活动和体育运动在农村普及，水利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刷牙漱口、洗脸洗澡、自由恋爱的文明风气逐渐普及，等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同时，部分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懂得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掌握了劳动和生活技能，心理上亲近劳动人民，并淬炼出坚强的意志，后来成了共和国的脊梁。
不过， 基于人性的本能，有安全和温饱保障的人们，大多有向优质生存环境迁移的愿望，即所谓“人往高处走”。而让原本在城镇里面、父母怀抱中生活的知识青年到偏远、艰苦、陌生的乡村去，还要当被人看不起的农民，无疑有违“俗心”，难度很大。为解决城乡各种的大难题、使得国家运营摆脱困境，毛泽东在领导各级党政机构开展专项工作的同时，亲自或支持相关机构，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发出号召和教导，全方位地引领和督促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推动他们离开城镇到乡村。
首先，早在1955年9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毛泽东高屋建瓴地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里，基于青年充满活力、满怀希望的特征，毛泽东为青年知识分子展现出巨大的事业舞台，激励他们到广阔天地大展宏图。
不久，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这里，让知识青年明白学了文化不等于在城市里面生活，让他们做好离开校园后去农村生活和工作的心理准备。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再次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里，以“必要”二字告诉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对政府机构提出“说服”的要求，对青年们的家长提出“送到乡下去”的要求，对农村政府机构和农民提出“欢迎他们去”的要求。这就给方方面面都明确了责任，让大家感受到这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必须认真执行。
后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词成了宣传口号，抒发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豪情壮志，激活了许多年轻人内心深处那股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
虽然，对大多数人家庭和个人而言，这种“人往低处走”的迁移不是自己所愿，也确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难。但从国家层面来看，恐怕找不出更好的应对之策，也确实解决了城镇和乡村各自的大难题。同时，还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锤炼出不少能担当“天降大任”的栋梁之才。不管从国家还是个人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苦难中绽放的辉煌。
这里，毛泽东主导下的不同角度的号召、教导和督促，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推动上千万人在和平时期逆流而上、经风雨见世面成栋梁的重要力量。
（17）文风朴实易懂，传承卓有成效
毛泽东有言，“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是他对伙伴们的教导，也是他自己的风范。作为红色事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在做好学生、认真吸取基层经验的同时，高度重视自己的“先生”之责，日常工作中大力弘扬红色事业的精神情操、传授科学思维和方法。同时，他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文化差异是沟通的大障碍，满口之乎者也的高谈阔论，讲的口干舌燥兵士们也听不懂。
因此，自小熟读古文、文章水平堪比大文豪的毛泽东，尽管“之乎者也”可以随口而出，为了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和民众理解和接受，他的文章和报告多用朴素的大众化语言，很少用“秀才”之语对“兵”讲理。
在这方面，毛泽东一直有心而为。他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可见，他重视传授效果。
而且，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期间，他指导士兵政治训练工作的文件中就要求，“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
自然，毛泽东作报告写文章，都注意说明白、易理解。
且看，在江西苏区时的一天，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毛泽东给大家讲课，内容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很难懂。毛泽东讲课时却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和解释。例如，他举例说，中国过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现在从外国进口了铁丝，很快夺取了竹篾的市场，木盆木桶都改用铁丝箍了，结果使我国大批竹箍手工业者失业，劈竹篾用的竹子滞销，生产和销售外国铁丝的资本家们都发了财。
再看，在经典的“老三篇”及其他文章中，朴实的文风随处可见。
在《为人民服务》中，他教导，“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纪念白求恩》中，他批评，“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在《愚公移山》中，他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在《论持久战》中，他解释不能妥协，“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还有，阐述对最后胜利的预见，“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他要求，“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明确，“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事实上，在“毛泽东选集”等书籍中，如此内涵高端丰厚却通俗易懂的内容，比比皆是。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赞誉。
例如，著名学者、作家，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2013年撰文《文章大家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文章风范有精辟的描述。关于通俗易懂方面，他的评说有，“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还有，“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
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朴实文风就引起文化界人士的瞩目。当时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出版家、诗人邵洵美，因协助杨刚翻译《论持久战》而阅读了全文。不久，他在英文版《自由谭》上撰文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绝不是偶然事也。”
很快，在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连载发表《论持久战》时，他又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到大众的注意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朴实易懂的文风确实很给力，把高深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实现了卓越的传导效能，不愧为伟大的导师。
（18）借助传统文明，升华感召力道
毛泽东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即使是真理，也需适当的方式方法，让对方容易理解和接受，才能起到教导和感召的作用。因此，他的鸿篇大论和日常工作沟通中，多用朴素的大众化语言。
同时，熟读古文的毛泽东，深知中华传统文化有丰厚的资源、对国人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是在乡村里长大的文盲，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容易理解和接受民族文化的教导和感召。
因此，毛泽东在反对封建文化的同时，强调“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分开来”，并且积极利用传统文化中的资源，在弘扬核心理念、精神情操以及重要的纲领原则时，他总是信手拈来民族文化的相关精华元素。
且看：
1933年夏，红军开始组建工兵，在中央苏区瑞金等地修建工事。当时，一些战士觉得这是农民们干的活，不是战士该干的，不愿意当工兵。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给战士们讲了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启发大家学习白龙马精神，甘当无名英雄，驮着革命走向胜利。
1937年，在《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中，毛泽东提出忠、孝、仁、义的新说：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
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
在经典的《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直接引用司马迁的话并延伸解读：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而经典的《愚公移山》中，不仅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来教导大家，后来更是直接借用故事来做标题。
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阐述他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同时明确告知，这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说的。
《孟子·公孙丑下》中的名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及“浩然之气”概念，更是被毛泽东经常借用。在阐述抗日战争的文章中，毛泽东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失道寡助”；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会“得道多助”。鼓励大家发扬“浩然之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5年，在谈到当时面临的困难和应采取的对策时，毛泽东借用传统文化经典元素提出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还有一个经典事例。那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世界上两大阵营都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严峻的形势使得不少人悲观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想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那些不怕鬼的故事。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毛主席指示中央书记处组织力量，从中国古代小说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并始终领导指导，堪称此书的实际主编。而且，小册子还未出版时，他就从中选了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学习。
此外，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性国策“探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非完全原创，而是源自朱元璋的“深挖洞，高筑墙，缓称王”，是毛泽东结合实际修改而确定的。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弘扬精神情操及纲领原则时积极借助传统文明，升华教导和感召民众的力道，因而成效显著。
（19）颂扬楷模榜样，引导学习效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列宁的这句话与毛泽东的想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重视“大本大源”的毛泽东，深知人是社会型产物，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现实中的楷模榜样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共产党人在锻造新道德中的巨大能量。他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因为明白，毛泽东很重视楷模榜样效应，经常树立榜样、赞颂楷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赞誉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称赞他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以此促进人们在正道上砥砺前行。
典型事例如下：
1、《纪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树立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光辉形象，发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号召。
2、“生的伟人，死的光荣”
1947年1月12日，不到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献身，事迹十分感人。3月26日，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建言他为刘胡兰题词。毛泽东同意了，在窑洞里挥笔疾书，写下“生的伟人，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可惜，此题词在战乱中遗失。十年后，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毛泽东应共青团山西省委的申请，为刘胡兰重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
3、“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11月29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观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以在上海南京路、外滩巡逻执勤的八连指战员“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事迹为素材的话剧，让毛泽东深受感动。因为，他将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最复杂的“考场”自然是大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就是最繁华的南京路。这支守护南京路的八连，虽有坎坷，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红色传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不败躯体。因此，毛泽东很感动、很欣慰，诗兴大发，挥毫写下诗词《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4、“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雷锋专辑。为提升效果，杂志社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对于基层单位的这个申请，毛泽东没有漠视，没有简单应付，很认真地要杂志社提供建议，按照杂志社的时间要求，经自己认真思考之后，题写了高度概括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
5、“工业学大庆”
从1960年开始大庆石油会战，到1963年底，经过3年多的奋战，大庆油田完成了探明和建设。此举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因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中国长期戴着“贫油”的帽子，对国家的工业化是最大的制约。因此，毛泽东一直关注石油工业的状态和发展。通过媒体和汇报了解到相关信息后，毛泽东对于大庆油田的石油大会战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的精神高度赞赏。于1964年1月25日，向全国发出 “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6、“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出京巡视时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早已在《人民日报》上看过长篇通讯《大寨之路》的毛泽东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随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多次宣传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大寨精神，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以上几个是毛泽东“颂扬楷模榜样，引导学习效仿”的典型事例，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而且，毛泽东树立宣传的榜样，绝大多数都是基层人员和基层单位，很少将高层干部作为典范来表彰奖励。这与蒋介石主要向将领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和“中正剑”的风格正好相反。自然，成效完全不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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