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持续发展篇
风物长宜放眼量
媒体报道，抗战后期被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负责人谢伟思，在延安呆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中共各阶层人物对毛泽东都很敬仰，毛泽东在共产党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威望。谢伟思对此不得其解，为此经常问身边的共产党人，“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而这些人给出的答案尽管各有不同，但其中有一致的地方，“他高瞻远瞩。”
另有报道，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评价赫鲁晓夫时指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内容，揭示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特征——看得远，关注远期的利益。
确实，毛泽东注重向前看、向远处看。用他的一句诗来描述，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为此，他曾在中共七大上将其作为领导者的关键素质。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还说:“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事实上，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高瞻远瞩并努力掌控未来，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坚持引导伙伴们为未来做准备、铺道路、打基础，才使得红色事业没有停顿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小打小闹状态，没有像很多爆发的企业那样“一红就死”，而是在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上不断升华，稳健并持续地发出灿烂的光芒。
且看，毛泽东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究竟如何？
（1）危时不离不弃，全力求取生机
事业征途中难免遭遇艰难困苦的逆境，甚至会出现难以生存下去的危机。要追求长期发展的大业，如何应对大危机是无法回避的考验，需要领军人物积极应对。
毛泽东引领红色团队谋求改天换地大业的过程，多数情况下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还曾遭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存危机，红色事业几乎难以为继。就是在这样的极度艰难时分，毛泽东都有上佳的表现，没让组织机构散伙，没有中断红色事业的前进。
那是抗战之期，根据国共合作相关协议，红军改编后由国民政府发军饷，陕甘宁边区也与国统区保持正常商业交往。但是，没过多久国民党就背信弃义，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从各方面打压共产党，尤其是关键的刚需物资方面。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实行封锁，断绝国内外各界对中共的外援，禁止其他区域与共产党管制区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而且，这不是一时之举，是长期行为。因此，中共党政军和根据地民众很快陷入生存困境，货币、粮食、布匹、棉花、医药、煤炭等等生存刚需资源严重匮乏，且这样的困境似乎没有边际。
面对“活下去”都是大难题的困境，毛泽东没有叹息抱怨一番就放弃。他依然坚守持久战后的胜利，稳住阵脚，在继续指挥各路人马抗战的同时，下大功夫求取生存。目的是“活下去”，工作重心是开展保障生存刚需的大生产运动。
精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以义愤而又有志气的语气说道：“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策略上，毛泽东明确地将战争与经济密切关联在一起，强调发展经济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恶劣战争条件下更应大力发展经济。他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则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开展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
行动上，毛泽东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主题，号召开展全员性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
为搞好大生产运动、保障刚需供给，派出了359旅等正规部队到荒芜之地开荒种地，安排几乎全体人员参加粮食布匹等刚需物质的生产劳动。不仅如此，毛泽东、朱德及在延安的中共领导都亲力亲为，与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样，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种粮食、种蔬菜瓜果，纺线织布，等等。
而且，为提高生产效能，毛泽东结合现实问题和需要写了许多论著。《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学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论著从政府管理、党政干部的经济思想、军队任务、政治与生产等多个方面，及时地为大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切实地促进了边区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
就这样，在“断顿”的极度困难环境下，毛泽东依然看到胜利的曙光，没有放弃追求，也没有在事业规模上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强化刚需物资的生产保障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上上下下的齐心努力，不久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43年时，中共党政军的粮食已经能够部分自给，副食品、办公费和军队装备用费，达到了大部分自给。一些根据地军民合力开矿、炼钢铁、建兵工厂造枪炮弹药。如此，基本实现了物资和经费自给自足的目标，战胜了日寇及国民党的破坏和封锁。还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支援了前线,为抗日战争的相持、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在严重且长期的生存危机面前的不离不弃、全力以赴谋求生机，不仅稳住了阵脚、渡过了难关，更彻底摆脱了刚需资源不稳定不靠谱的致命束缚，使得事业的基石不易坍塌。此外，还化危为机，锻炼出一批懂经济懂生产的人才，为红色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增强了基础。
为此，毛泽东有言，“应该感谢何应钦”，因为，“是他的禁运让八路军经济上取得独立，进而对以后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2）顺时控制火力，存活后续利益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见，要避免难以摆脱的忧患，需要深谋远虑，并有切实的措施。
在这方面，毛泽东一直很认真，因此被伙伴们公认“他高瞻远瞩”。其中，在事业顺风顺水、成功唾手可得之时依然保持理性，看到“赢”后面隐藏的“输”，并有切实的防控行动，堪称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突出亮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人是情绪化动物，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容易浮躁，常有目空一切之心、无所顾忌之行，这就容易埋下隐患，为后续的工作带来麻烦。因此，风生水起之时不狂妄，在摧枯拉朽的风头上不放纵，而是保持理性、节制行动、尽力避免后患，实属不易，也更显灿烂。
当然，这个灿烂的亮点需要适当的时代背景，即胜券在握的大环境。事实上，毛泽东也是在1949年的战略进攻时期才展现这类智慧亮点。夺取北平、上海过程中的重要决策，放弃对香港的进攻占领，就是典型事例。
众所周知，自1948年冬季开始，因为厚积薄发形成的顺势，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国民党军，且具有强大的攻城能力。只要把火力充分发挥，用武力进攻夺取各地已经毫无悬念。但是，毛泽东不仅考虑如何胜利，还考虑胜利以后的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和发展经济。因此，对夺取大中城市的战役有专门的关注和指导，要求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不能像在野外战场那样使用火力。尤其是对文化底蕴丰厚的北平、工商业经济发达的上海，更是用心关注，明确指示。
且看，平津战役之时，毛泽东对夺取北平有两手准备。第一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兵不血刃地进驻，双方和北平城内的方方面面基本没有损失。这是毛泽东的首选之策，也是他一直努力的行动。
不过，此策略看似一切都好，其实也有不少麻烦。要改编几十万军队，给合适的出路；要给起义的一批高级军官们合适的身份、合适的工作安排；还要以平等态度善待他们，不能像胜利者对待失败者那样；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麻烦事，是不小的负担。如果直接用军事打击来解决问题，就简单多了。
对此，毛泽东自然明白，但是依然坚持和平为主线，可见他对战后的发展多么重视。
而且，如果不能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需要武装进攻时，毛泽东也有态度。他要求部队高度重视北平城内的重要区域，在进攻时切实保护故宫、前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重要场所，尽量避免对这些地方造成伤害。
当然，最后中共还是以和平方式夺取并进驻了北平，一大批名胜古迹和文化园区得以保存，没有对后来的共和国定都建都、及后续的建设发展造成负担。同时，“北平模式”成了一个样板，被毛泽东大力推广。很快，在多个地方发扬光大，许多省市被解放军兵不血刃地接管。
再看，解放军进攻上海之战。因国民党军负隅顽抗，战火难免，城外的战斗异常激烈，炮火连天。但当解放军进攻市区时，则对火力严加控制。因为，毛泽东有指示，要求攻城部队在城区作战时降低进攻烈度，尽量不用火炮、炸药包等武器，避免战火对上海城市建筑和工商业机构造成大的破坏。
攻城部队严格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市区基本靠步兵轻武器作战。遇到敌军躲在高楼大厦里面顽抗时也不用火炮轰击，哪怕进攻的速度更慢、战士的伤亡更多。因此，将战火对上海城市建筑和工商业机构的破坏降到最低，保住了上海社会和经济运作的元气，没有给新政权在上海的立足造成麻烦，也没有为修复战争创伤及后续发展增加困难。
除了要求部队在大城市里面不用重武器，部队以风卷残云之势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攻击，是毛泽东胜券在握之时控制“火力”、保存发展张力的又一个智慧亮点。
大家知道，解放军进驻北京时，毛泽东要求入城部队必须经过东交民巷；大军渡江前夕，毛泽东支持并鼓励炮击长江上的英国军舰；随后不久。毛泽东直接拒绝了司徒雷登提出的“续约换承认”的条件。这一系列的动作显示，毛泽东对中华大地上的殖民元素十分憎恨。但是，当解放大军准备进攻香港、且十拿九稳之时，他却下令停止进攻，让香港维持殖民地的原状。
原因不复杂，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看到香港的独特价值，因此暂缓收回这个殖民地，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留一个通道。
史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且不愿向列强俯首称臣。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生气，扬言以全面制裁、封锁禁运等等措施极力打压红色中国。毛泽东知道此事的严重性，但是拒绝退缩。同时，他不想新中国被动受困，还希望在外交“一边倒”的同时有一个与西方和亚洲各国衔接的通道。香港，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治理属性，都恰好合适。因此，毛泽东认为应该暂时放下“面子”保留“里子”，暂时让香港以及澳门维持原状。
果然，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没有完全跟着美国走。香港很快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桥头堡，是新中国与世界许多地方来往的一个跳板，也是新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以及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特殊通道。而且，中苏关系破裂至中美关系改善前的十几年期间，香港几乎成了我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对我国内地的经济建设与科技进步起到的重要作用。
显然，毛泽东在解放军可以毫无悬念地夺取香港之时及时叫停，堪称“丢芝麻捡西瓜”的大智慧。
毛泽东就是这样，势头旺盛之时保持冷静，在“推翻旧世界”之时谋划“建设新世界”之需，切实控制进攻的力度和节奏。因而将战争创伤控制在最低层面，为后续发展保留重要的资源。
无疑，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将“赢”的价值放到最大，将“输”的隐患降到最低，是红色大业得以稳健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
（3）坚守自主底线，避开失控凶险
前面提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大力倡导的自强精神和大力推行的发展战略。其实，独立自主还是毛泽东与国内外合作之时坚守的一个底线。这个独立自主底线的坚守很明确、也很简单，即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及旗下的军政团体保持独立的运营管理权，自主控制，不受他人支配，不当外界傀儡。
这个坚守很不容易。
当然，从理论上看，守住独立自主的底线很平常。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国家，本该自己管制，他人难以插手。但是，步入真实的历史就明白，毛泽东参与或领导中共的几个关键时期都有与国内外机构密切合作的过程。而且合作时双方实力不对等，中共的硬实力均处于劣势，与强势一方差距很大。
在需要与对方紧密合作的大背景下，在对方咄咄逼人的高压下，毛泽东能够重视并努力坚守独立自主的底线，确实不易。
至于这个坚守的价值，无须多言。简而言之，假如没有守住独立自主的底线，要么被对方渐渐渗透并掌控，一步一步削弱；要么当他人的傀儡，大事只能俯首听命。无论怎样，失去这个底线都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更别说成就一番大业了。
所以，毛泽东的这个独立自主底线，是保障事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且看，毛泽东重视并努力坚守独立自主的底线，主要表现在四个时期。
首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根据国共合作协议精神，身为共产党核心团队成员的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深受孙中山等国民党最高领导的欣赏和重视，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溶共”、“反共”、“排共”的疯狂言行，毛泽东不断提醒陈独秀守住自己的立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可惜，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书卷气太重，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且受制于共产国际，没有守住独立自主的底线，被动地跟着国民党走，导致后来的巨大损失。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团结抗日，中共再次与国民党牵手。这个时期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政治纲领，国共合作则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此时，不仅中共拥戴蒋介石为全国抗日领袖，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等等。更有来自莫斯科的王明，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甚至提出与国民党一体的“七个统一”——统一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忘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对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他一直坚守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这就既维护了合作抗日的大局，又保住了中共的根本利益。
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他强调“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
面对党内同仁，他强调，国共两党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
同时，为守护党的核心资源，毛泽东确立并不断强调，中共军队的抗日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坚守独立自主底线的第三个时期是建国十周年左右。
当时，中国是苏联主导的东方阵营的一员，与苏联结成盟友。此时，中苏的工业和科技实力差距巨大，中国正在依靠苏联的帮助启动自己的工业化，迫切需要苏联的援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某些合作建议，如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共同拥有、共同使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毛泽东认为有损中国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情感，一律拒绝，毫不含糊。
当然，对于中苏之间在中国境内的合作，毛泽东不是简单拒绝，而是有独立自主的底线。即中国出钱，技术和设备由苏联帮助，建成以后所有权归中国，双方可共同使用。对于苏联提出的双方合办、所有权各占50％的模式，毛泽东认为，这有损中国的主权，因此坚决拒绝。
除了与苏联的合作坚守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启中美合作序幕时，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个底线。
当时，国际风云发生巨变，中国已崛起成为新兴的世界性强国。但是，美国和苏联同为敌人，压力很大。尤其是紧邻且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的苏联，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威胁。此时，美国和中国都需要缓解双方的关系，增强应对苏联的力量，并促进双方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对话合作大门，业已成双方共同期盼的大事。
就在尼克松访华前夕，黑格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重点是带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希望作为中美会谈和联合公告的基础。这个口信的要点有二。一是，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第二，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泽东得知这份口信后，毫不迟疑地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都不来了，再等22年也无所谓。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不久，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如此旗帜鲜明的回绝，尼克松等人只能苦笑了。
正是因为毛泽东坚守了中共对事业的独立管治权，共产党的核心资源才没有被国民党溶化掉，中华大地上的共产党才没有变成青年党、民盟等处处受制于国民党的小团体。因此避免了红色事业从根基上的溃败，为后来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保障。
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是因为毛泽东坚守独立自主的底线，新中国政府才能在得到援助的同时没有变成听命于苏联的小政府，更没有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受制于对方。显然，这是中国崛起成为独立的政治大国、外交大国、工业大国、军事大国的基石。
（4）甩掉沉重包袱，轻松奔走长途
欲行远路，不可背负沉重的包袱。否则身躯很快被压垮，无力大步长途奔行，最多只能匍匐着缓步爬行。
带领伙伴们“推翻旧世界”之后，毛泽东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见，毛泽东的心目中，“建设新世界”的征途十分遥远、十分艰难。也正是为了能够继续“万里长征”、不会被重负压垮，毛泽东在建国伊始就有明智的决断，甩掉了不合理的沉重包袱。
毛泽东甩掉的沉重包袱，就是清朝和民国政府与列强签署的各类丧权辱国的条约。此举终止了各类严重伤害中国利益的规矩，收回了被掠夺的财经自主权。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清朝和民国政府先后与列强签署了许多条约。远的如《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与西方多国的《天津条约》、与英法的《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与多个国家的《辛丑条约》、中日的《二十一条》，等等；近的如抗战胜利后美国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堪称“新二十一条”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抗战胜利前夕苏联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些条约全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造成严重伤害，成为中华民族的沉重包袱，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面对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对解放军的挑战，更激发了毛泽东和伙伴们对不平等条约的愤怒，决心摆脱屈辱，废除旧约，不惜得罪西方列强。
其中，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美国，1949年中旬曾在南京向中共伸出“橄榄枝”。司徒雷登声称，只要中共的新政权能够“履行国际义务”，遵循国民党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时承认清政府的一切条约、外债和赔款的前例，美国就与新中国建交。对此，毛泽东断然拒绝，明确提出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一切“另起炉灶”。并很快公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要求“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
据说 ，当时也有不少人建议，遵循新旧政权更迭时的国际惯例、继承外交关系，在原有外交基础上搭台唱戏，然后适当修补。这样可以避免国际上的麻烦，快速获得国际上的认同，有利于新政权。但是，毛泽东务实不务虚，不要虚幻的国际身份，要实打实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因此，他坚决跳出“洋奴”型外交，彻底“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很快，停止一切不平等条约义务，驱逐一切外国军队，收回驻扎外国军队的兵营，组建海关总署、收回海关大权，恢复全部领水主权，等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并落实。
而且，为废除旧约、甩掉沉重的“包袱”，即使外交政策“一边倒”，毛泽东对当时的头号盟友苏联也很强硬。在首次访苏时不惜煎熬两个多月，最后迫使斯大林同意废除苏联与蒋介石政权签署的条约、与新中国政府签订全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久，中长铁路的权益和大连、旅顺的权益，都收回来了。
毛泽东就是如此这般务实不务虚，要尊严与利益、不要虚荣，外交上“另起炉灶”，彻底清除了束缚自主发展的不合理枷锁和沉重的额外负担，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继续“万里长征”赢得一身的轻松。
事实上，毛泽东甩掉的包袱不仅是经济、政治方面的，还有民族自信心方面的。
长期以来，那些不平等条约宛如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中华儿女跪在地上爬行，无力站起来奔跑。毛泽东对西方列强说“不”的勇气和实际言行，才让中华儿女有了站立起来与洋人对话和竞争的勇气。而且，因此吸引了许多在海外的优秀儿女回归祖国、建设祖国。著名的“两弹一星”功臣、“中国核司令”程开甲，就是其中一个。
据程开甲回忆，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看到了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当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向在长江里面肆意妄为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时，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正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迸发了为祖国奋斗的热情，程开甲于1950年回国，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投身到“两弹一星”的事业之中，为之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稍加用心就会发现，与程开甲类似经历的人很多。因为，人活一口气！
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不惜与西方列强翻脸的“另起炉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外人手里，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低人一等的心理包袱，中华民族根本无力站立起来向前进，更无后来的工业化奇迹。
（5）构建清朗天地，维护上进活力
网文有料，抗战中期，一批在华的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考察采访。在那里的日日夜夜，通过与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他们感到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与国统区的大相庭径，十分震惊，也很受感动。回到重庆后与宋美龄交谈时，他们畅谈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感慨，感叹称颂，“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
宋美龄听了，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反驳，因为她知道这些人说的都是事实。随后她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宋美龄此言，从她所在的环境和位置上看，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一个“权力效应”，即实权容易使人堕落。
不过，这个“权力效应”需要条件。一是私利私欲至上的社会文化，二是引人堕落的社会环境。后面这个可用一句老歌词来比喻，那就是“路边有野花”。
事实上，蒋介石也有一句类似的预言。那是在解放军进北平后，蒋介石放言，“八大胡同就够共产党受的。”显然，他也认为那里的色情行业会让中共一帮人很快堕落。
不仅如此，那段时间国内外许多人都一类似的预言。尤其是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被中共接管后，有人说，“大上海就是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还有人说，“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久就会发霉、发黑、腐化、烂掉。”
确实，大染缸的感染力很强，危险很大。就如在取经路边上盛开了很多诱人的野花，和尚们若欲去到西天、成正果，就不可留恋路边的野花。否则无心坚守正道初心，很快中毒、陷入堕落的深渊。
这是人间常态，欲引领伙伴们继续“长征”的毛泽东，对此自然很清醒，更明白伙伴们保持崇高信仰和奋斗精神对红色事业的价值，因此，毛泽东对维护正道初心非常重视，不断地行动。他不仅大力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关闭私欲“引擎”，而且发力在有红旗的地方构建清清郎朗的社会环境，以使伙伴们不会被路边的“野花毒草”迷晕，能够坚持不懈地奋斗。
构建清朗天地，维护伙伴们“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精气神，毛泽东的作为和成就有目共睹。
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美国新闻记者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具体一点，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谈到的“十个没有”中的重要内容。
媒体报道，毛泽东在延安的会议上、接见外来宾客时，多次自豪地以“十个没有”来介绍中共治理区域的社会状态。这“十个没有”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此中的赌博、娼妓、小老婆，以及泛滥的毒品，就是容易引人堕落、丧失上进心的“野花毒草”。毛泽东领导中共落脚延安后，很快将这些东西清理干净了。因此，中共人士才守住了上进心，萎靡不振之气没有在延安泛滥。
其二，就是在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打扫干净屋子”行动。即以城市为重心，采取强力的举措，彻底清除各类黄赌毒生意场所和机构，铲除社会土壤中的“野花毒草”，给大家一个清清郎朗的新天地。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娼妓、毒品、赌博之类是公开的生意，也是官场堕落、民风颓废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旧政权倒塌之时黄赌毒早已泛滥成灾，妓院、赌场、烟馆，随处可见，是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中的突出问题。若任其泛滥，不仅无数凡夫民女继续深受其害，而且红色事业需要的昂扬正气都会被削弱，难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艰苦奋斗去创业立业。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很坚定。建国前夕，他就对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随后，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在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态度和明确的指示下，多个地方很快下达并执行了封闭妓院的决议。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展开行动，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很快，上海、天津、南京、石家庄、郑州、兰州等各大中城市先后采取措施封闭妓院。
随后，与封闭妓院类似，人民政府以斩草除根的禁绝态度对鸦片毒品产业链进行清除，通过专政打击和发动群众参与等方式，将以鸦片为主的毒品产业清理的一干二净。同时，将禁止赌博作为“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清理赌博场所、设备，并加强宣传推广新的学习、休闲娱乐活动，很快将赌博风气彻底遏制住了。
就这样，毛泽东领导伙伴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清除了传承上千年的社会毒瘤，铲除了引领人们堕落的社会土壤，将社会环境对人性弱点的引诱降到最低，将美国人在延安看到的“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风气延续了很长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夫妻和其他人的相关预言都落空了。在毛泽东时代，那些人没看到他们期盼的共产党快速堕落的笑话。
（6）夯实厚重基础，赢得厚积勃发
大家知道，人生处处面临取舍选择，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是药三分毒”，做好选择不容易。尤其是眼前和未来之间的选择，令人头疼。可以说，对于每一个人，在看得见的利益与看不见的利益之间如何认识和取舍，都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作为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决策事关重大，一些涉及国家发展路线的取舍选择，直接影响国家命运，需要高水平的权衡。在这方面，毛泽东充分展现了他“高瞻远瞩”的功力，经受住了挑战，在看得见的利益与看不见的利益之间做出了正确的认识和取舍。
经典手笔就是在工业项目建设方面，毛泽东确定了“先重后轻”的国策，而不是像其他后发国家那样“先轻后重”。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等。对于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当时的中国这种工业基础薄弱且贫穷的大国来说，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都不可行，只有靠自己发展重工业或轻工业。此时，贫瘠的国力又使得哪个优先成为难题。
重工业，投入大、难度大，见效慢；轻工业，投入小、难度小、见效快。单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发展重工业不合算。而且，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都是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逐渐投资重工业。按照当时的国家经济和科技状况，正常的选择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发展轻工业，改善民生并积累资金，然后再逐渐投资一些重工业。
但是，毛泽东没有按这样的“常理”出牌，而是确定“先重后轻”的工业化道路，即优先发展投入大、难度大、见效慢的重工业。
且看，毛泽东是如何“先重后轻”的。
早在建国伊始的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陈云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
这里显示，建国伊始就设立了重工业部，由领导新中国财经工作的“掌柜”陈云担任部长，可见毛泽东对重工业的重视。
不久，在中苏双方多次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引进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工程项目，以“一五”计划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这些工程中，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7项，轻工业3项。
156项工程中，轻工业只有3项，其他的都是重工业及重工业性质的国防工业项目。这样的选择，足见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发展重工业的热切渴望之情。
还有，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其中的第一项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须知，这个报告是毛泽东为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历时近2个月的时间、与34个国家部委的领导分别进行座谈后精心梳理的。可见重工业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
当然，毛泽东确定“先重后轻”的道路，不是高高在上的顶层设计，而是高瞻远瞩的权衡取舍。事实上，建国初期的中国，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工业化的70％标准。而在这严重不足的工业领域，重工业只占20％左右，大部分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类的轻工业。而且，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上海扶持工商业开工生产的过程中就发现，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只能小打小闹，无力全面发展。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把中国的农业带入以机械化为基础、以化学为助推器的现代化，没有雄厚的重工业，何来大量的各型农业机械和农业化工产品？
还有，强大的国防需要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不能总是靠血肉去筑“长城”。如果没有雄厚的重工业，又如何建设强大的国防呢？
这方面，斯大林有相似的警示。那是在说服那些反对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人时，斯大林说到：“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小小的日本能够大举入侵中国蹂躏中国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段话确有道理。
此外，各行各业都需要的现代运输工具、能源。电力，加上各类公用民用建筑，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作为一个大国，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可以说，没有雄厚的重工业，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都只是梦想。
因此，多种原因让毛泽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
自然，并非人人都能像毛泽东那样高瞻远瞩，反对“先重后轻”的意见也不少。因为，重工业、基本建设等项目，投入7元产出1元；轻工业、农牧加工业，投入1元产出7元。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底子太薄，需要实惠；且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渴望改善。
因为事关国家命运、经济形势，涉及到民众的生活，毛泽东没有对反对声置若罔闻。1953年9月，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就此有专门的说明。
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从这段话中看得出，毛泽东将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大仁政，但是也关注改善民生的小仁政，并且一直持续这样的关注。因此，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首先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醒大家“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不仅如此，在重工业有了扎实基础后的1962年，毛泽东及时调整策略，指示周恩来把“重、轻、农”的发展顺序调整为“农、轻、重”，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前提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指导方针下，195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实现了中国经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事实证明，在工业化起步之时，毛泽东以夯实基础为中心的“先重后轻”国策很成功、很给力。不仅为长期积贫济弱的中国打下工业化必须的冶金和制造业基础，推进了国防实力的增强，而且创造出厚积勃发的巨大价值，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毕竟，重工业和基础建设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基石，后续产生的雄厚价值，远非加工型轻工业可比。
只要对比一下人口数量快要超过中国的印度，还有曾经被国人羡慕、但很快衰弱的“四小龙”，就会对 “先重后轻”开盘的科学性有更清醒的认识。
此外，毛泽东不仅是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重视夯实基础，在具体的重大项目的战术层面，同样强调夯实基础。例如，“两弹一星”工程启动阶段，面对基础薄弱、形势紧急、热情昂扬的现状，毛泽东提出“练正楷”概念，强调高科技领域要夯实基础，先仿制、学习、消化，然后再创新突破。
无疑，这是中国“两弹一星”类的高科技工程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持续绽放且越来越灿烂的一个重要原因。
（7）自成完整体系，纵横伸展有力
基础条件匮乏的中国，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了“两弹一星”这类高难度超级工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原因自然很多，且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评说。其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陈能宽等人都很感慨并特别强调的一大原因，是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协作。
确实，在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安排下，全国一盘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统一调度，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等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任务，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无疑，这是中国“两弹一星”成功的一大关键元素。而这样的大协作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领袖的指示、公有制的体制、“大公无私”的社会文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有地方。即在那个时期，各行各业都有了厂所机构。即使只是刚起步、水平还很低，也有承接工作的平台和人员。
可见，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彰显了体系的力量。若当时国内某些重要行业重要机构空白，某些重要零部件没有地方研制生产，“两弹一星”就会陷入“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会因为“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而止步。
这就是体系的价值，决定能否成就大事。尤其是现代社会环境中的大国，若要在竞争环境中掌控主动摆脱被动，就不能像小国那样依附他人，在工业为基础和核心的经济领域需要自成一体的体系。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没有走弯路。工业化道路起步之时就明确提出“体系”观念，并引领伙伴们一直以“体系”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纲领。
史料记载，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见，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有了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
夺取全国政权、全面迈步工业化之时的1956年，毛泽东指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随后，周恩来发扬光大毛泽东的这一概念，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纲领。周恩来指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
作为总理的周恩来不仅提出理念，还提出具体的目标。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发展的两个步骤，其中的第一步就是“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和伙伴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第一大步，引进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工程项目，3项轻工业项目之外，都是重工业及重工业性质的国防工业项目。其中，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7项，国防工业44项。
无须具体列举各项目的名称，单从这些数字上就可看出，这第一步就铺了一个大“摊子”。花点时间细看一下列表就会发现，重要的工业项目不是一个一个工厂，而是一个工业系统一个工业系统的体系化建设。
随后，在156项工程基础上，“摊子”越铺越大，涉及面也可以广。很快，在原先残缺不全、零星分布的近代工矿和交通业的基础上，搭建起了全新的、体系化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体，为国家通过大协作方式发展“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渐渐地，连接全国各中心城市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三线”项目在中西部各地的展开，能源工业、电力系统、国防工业取得重大突破，逐渐形成了独立且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目标。因此，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因为有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都实现了独立的设计、生产和初步的研究能力。使得中国一度在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对外界几乎没有依赖。无论是西方阵营的经济危机，还是东方阵营的支离破碎，或是外界对中国的敌视式制裁，中国都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凭借完整的体系自我维持、自我运作、自我发展。
不仅如此，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得中国拥有强大的持续发展力。“横”，可以延伸产业链；“纵”，可以登上新台阶；守业，可以顺其自然；创业，不愁上下游资源。而且，当世界上出现新机遇、兴起新产业时，只要有心跟进，不愁跟进的基础和能力，甚至可以很快把西方的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的常用品。
据报道，198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把人类的工业分成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是所有门类齐全的唯一国家。因为这个唯一，“中国制造”全球通吃。无疑，这是毛泽东“自成完整体系”经济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经济“纵横伸展有力”的体现。
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在这两个大体系的基础上，还有多个重要的小体系。国防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农业水利体系、教育体系、医疗体系、防疫体系，等等。每一个都是切实存在并发挥重大作用的体系，是国家竞争力和发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8）强化专业能力，保障发展刚需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此言道出了毛泽东对人的重视，将组织民众视为创造奇迹的必要且充分条件。不过，毛泽东不仅重视吸引民众、组织民众，还重视民众的素质技能。尤其是在开启了工业化之门、将建设现代化国家作为工作重心之后，毛泽东领导伙伴们大力突破传统文化教育的短板，大办现代科技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关键资源——科技平台和人才。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传承的数千年中，文化知识几乎都集中在治国理政类的社会科学和文墨诗书类的诗情画意之中，工匠类的知识技能只是师徒相传，未成气候。至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的知识文化领域与大清王朝时分差别不大，科技研究机构极为稀缺，少量的现代科学人才教育机构，一不成体系，二不成规模。而且，在文人治国、重文轻理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不被重视，与起点高、步伐大的新中国现代化事业之巨大需求相距甚远。史料记载，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与科技沾边的人员。
面对这样的现状，毛泽东大声呼吁，“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1955年11月23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呼吁，“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督导下，面向现代化的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机构快速起步。
科研机构方面，1949年11月，开国大典礼炮余音尚在回响之时，担负中国科技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研究三重重任的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足见毛泽东和伙伴们对科研机构多么重视。
随后的建国初期，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了科技管理与专业科研的分工。运营探索到了1958年，又开始调整合并科技管理机构，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市、县也相继成立了科委。如此，构建了独特且完整的科技管理体系，切实地做好了科技发展的组织协调、优化促进、政策支持等工作。
然后，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至1965年，全国科研机构增加到1700多个，夯实了全方位、多领域展开科研的基础。同时，相继出台多项科技发展规划和重大科研任务，在方方面面奠定了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与此同时，为造就几百万优秀科研及工程师、几千万优秀产业工人的人才培养工作快马加鞭地奔跑起来。
一方面，有计划地送出去深造。前后十年向苏联派遣留学生2万多人，多数是学习理工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据说，就在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会见留学生期间，得知少数留学生在苏联学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毛泽东还不高兴，对这些学生比较冷淡。可见毛泽东对科技人才多么渴望。
与此同时，于1952年开始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学校教育体系，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 并在各地因陋就简办起了各种各样学以致用的职工大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西北郊专门建设了一个“学院区”，以当时的知名大学的院系以及许多专业学校为基础，合并组建成八个专业理工科高等院校，分别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医学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八大学院”，且都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
稍加浏览一下相关资料就知道，新组建的这些院校几乎都是面向现代科技的，是为现代化事业输送专业人才的，并且一直是中国高校的佼佼者。
史料记载，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院系、专业调整，全国高校的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迅速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改变了旧中国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
同时，各地区、各行业，也本着学以致用之目的，因陋就简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职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据统计，1977年各类学生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近10％在职业学校接受教育。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和规模，丝毫不逊于当今国人羡慕的德国全民职业教育，为我国的全面工业化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人才保障。
总之，在毛泽东的呼吁和督促指导下，颠覆了中国重视诗书轻视技术人才的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长征”必不可少的科技研发机构、科技人才培养机构快速起步并高速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在各领域都有科技研发的专业平台，各领域的高等院校和职业教育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出科技人才。如此，保障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刚需，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持续高效地前进。
（9）展示标杆蓝图，激励长期奋斗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之《曹刿论战》（公元前684年春天）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在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一段话（1940年1月15日）
这两段话，事发时间相隔两千多年，且内容上看似毫不相干，但却给我们同一个社会现象启示，即人们难以长期保持奋斗热情。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人性使然。
然而，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需要一大群人去长期奋斗。这就需要引领大家突破这个人性的障碍，长期保持奋斗热情。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在带领国人走上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在不断弘扬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自强精神的同时，毛泽东善于树立标杆、描绘蓝图，通过富有挑战性的标杆和充满感召力的蓝图让大家长期保持奋斗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奋斗。
其中的典型，一个是“超英赶美”，一个是“四个现代化”。
首先是“超英赶美”。
史料记载，1957年11月，莫斯科国际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将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
不久，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目的是更广泛的争取一些人的建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激励大家：“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
后来，他又多次提出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在钢铁、电力、煤炭、汽车等领域“赶美超英”。虽然相关的说法很多，重心是钢铁产业，基本内容是，1958年开始，15年后钢产量超过英国，50年后钢产量超过美国，“超英赶美”。
对于这样的口号，毛泽东1959年底有话解读。他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
可见，目的是鼓舞人。
而且，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15年后，即1972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在1978年达到3178万吨，超过英国历史最高产钢量。37年后（1995年），钢铁产量超过了美国，并从此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证明，实现了计划。
显然，毛泽东以某个国家做标杆来鼓舞人心的目的实现了。这里的因素也很多，单从立标杆绘蓝图的角度来看，就是很好的范例。因为，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具备了几个特征。
1、关键性。以钢铁产量为首要标准。因为目的是促进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事业，钢铁是工业化最基础的材料。工业设备需要钢铁，开采矿产需要钢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铁，交通设施和工具需要钢铁，农业机械要钢铁，日常生活用品需要钢铁，武器装备和弹药需要钢铁，等等。钢铁的产量不提升，工业化就不可能，甚至连国家安全都没有保障。
2、可见性。15年、50年，虽然很长，但是目标具体明确，一切有据可查，不易拖延。
3、挑战性。原始差距巨大。这里无须列举具体数据，网上查查就明白，那个时期中国的钢材产量连英美的零头都达不到，提出这样的目标，挑战性极大。
4、感召性。“超英赶美”，瞄准的是英国和美国两个现代化强国的代表。其中一个是老牌第一强国，一个是当代第一强国。而且，这两个国家都给中华民族带来重大伤害，美国还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威胁。因此，用这两个国家做标杆，对民众有很大的感召力。
事实上，撇开“有色眼镜”、从成就大业的角度上看，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是一个高招，并确实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超英赶美”数年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进程，毛泽东认为，单纯聚焦钢铁及几个基础产业的标杆，难以激励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的奋斗热情，需要更全面的、感召力更强的目标。因此，有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在国人的印象中，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于1975年初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其实，源于毛泽东。史料记载，1963年夏天，毛泽东提出了新的目标、发出了新的号召。他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分两步走，即：在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以后，搞一个五年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再次提出，“在本世纪（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因为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富有感召力和挑战性。又是在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建成的基础上，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一展开，举国振奋，群情激昂，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给全国人民极大的激励。
无疑，不管是以英美为标杆的“超英赶美”，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美好蓝图，都起到了激发民众奋斗热情的积极效果，是毛泽东引领红色事业持续发展的一个精彩亮点。
（10）大兴命脉工程，刚需稳中求升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重视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难题——水患，亲力亲为，精心督导全国的水患治理工程，取得非凡成就。
其实，在水面前，毛泽东不仅重视治其患，还重视用其利。在大治水患的同时大兴水利，为生产关键刚需的第一产业提供强力的保障。
说到水，大家都知道，那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因此，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带领红军帮当地群众挖一口井的故事成为经典，“吃水不忘挖井人”成为名言。而且，不仅我们人类离不开水，其他动物和植物同样离不开水。一旦缺少足够的水，生存就成难题。
同时，水火无情。一方面，洪涝灾害惊天动地摧毁家园和庄稼；一方面、干旱无声无息让动物植物衰竭而亡。因此，人们对水可谓爱恨交加。
不过，水灾对动植物的影响不同。人类和动物因为可以移动，缺水之时可以去寻找，洪涝突发时难以逃生。不能动的植物则相反，缺水直接导致生命力的衰败，甚至死亡，洪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还有生存的机会。因此，对粮食及农作物而言，干旱的危害超过洪涝灾害。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悲剧色彩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当然，旱也好涝也罢，都是农业的大敌。而且，有史以来，我国不论南方北方，都经常受到旱涝灾害的威胁。近代记录显示，每年受灾面积都很大，往往以亿亩计，农业生产很不稳定。
水如此重要，水灾如此严重，毛泽东当然关注。早在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在延安时期，他又把“兴修有效水利”列为提高农业技术首位的方针。建立新中国、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效能的水资源问题，更是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常态化工作重点。
围绕农业的水利工程，目的在于满足农作物对水资源的双重需求——洪涝时期需要及时排泄，干旱时期需要及时浇灌。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农业土地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平整、规划，修建必要的灌溉和排水设施，才能保障农业安全。而且，我国山岳纵横，山地、丘陵、高原占2/3以上，土地的平整，灌溉和排水设施的修建，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因此，毛泽东在水利工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且看：
为搞好这个第一产业的命脉工程，毛泽东首先建立专业班子、专业队伍。
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成立了水利部，安排有志于治水且有一定经验的起义名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给实权给资源，督促他们搞好水利工程。
而且，在抗美援朝进行时期，将两个准备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战师集体转业，改编为水利一师和水利二师，开上治淮第一线，直接担任重点水利工程的建设攻坚。
为搞好这个第一产业的命脉工程，毛泽东以身作则，亲力亲为深入一线。
1952年10月底，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去黄河下游考察，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深入实际，根治黄河隐患，发挥黄河效能。后来又多次视察黄河，考察工程。
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治理海河的第一个项目、即将竣工的官厅水库工程（1951年10月开工），为之题写竣工贺词。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劳动，还亲笔题写了“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
为搞好这个第一产业的命脉工程，毛泽东大声呼吁。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河南省部分省地县领导，与他们座谈工作。在与领导林县（林州）人民开辟红旗渠的县委书记杨贵谈话时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并且在当天的谈话中多次强调。
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大兴水利就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工程遍及乡村。而且，水利工程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充分体现“命脉”工程特征。为此，在大量修造水库的同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以及大量的其他水利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网媒爆料，有学者曾计算过，自古代到1949年，全国库容超过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6座（包括中朝界河上的水丰水电站），库容1000万立方米到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7座（其中两座是20世纪50年代续建完成的），灌溉面积2.4亿亩。而在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10万立方米以上）约8万6千座，灌溉面积达到8亿亩。同时，还有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落，都有水库水渠之类的实用型水利工程。这就使得我国农田灌溉面积比例大幅度提升，从1952年是18.5％变成1978年是45.2％。
所有这一切，在解决城乡生活用水的同时，为各种农作物稳产高产垫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民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非凡。
至于成本，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各地公社组织农民出工，记工分，国家投入资金很少。但是实际产值巨大。有学者做过测算。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21世纪初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即为240万亿元，超过1980年——2008年历年GDP的总和。
惊人的是数据，彰显的是奇迹。
（11）借力堵漏补短，推动产业发展
前面介绍过，抗美援朝的战火刚刚平息，毛泽东就带领全国人民依托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现代化之旅。随后，因为国际风云的变化和大国独立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石上，在“只争朝夕”的奋斗中快速起步和发展，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步。
但是，毕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且西方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前进。因此，起步二十年之后，在大多数领域，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毛泽东提出 “三个世界”概念，周恩来于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中提出“2000年前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奋斗目标，说明毛泽东和伙伴们对自己家业的状况很清醒，看到了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没有妄自尊大。
不仅如此，面对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工业领域的实际差距，以及国家利益和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在“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在力所能及且买卖公平的前提下，积极借助发达国家的科技与产品，推动重要产业向前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启动、八十年代开花结果的“四三方案”，就是典型事例。
所谓“四三方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拟定并实施的大规模引进方案。目的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心是“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化肥、化纤及其他现代工业设备”。
史料记载，这个“四三方案”于1973年初经周恩来总理呈报毛泽东主席后，很快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成为我国继“156项工程”之后、第二个大规模的对外技术引进项目。
名为“四三方案”，实际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等。并通过重大引进项目，建成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化工、化肥企业和其他工业企业，至1982年全部实现了投产。
而且，虽然目的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看看上面列举的项目就知道，许多项目都是保障和促进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例如，“粮食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引进的十多套大型化肥生产线，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化肥产量，直接并大幅度提升了粮农作物的产量，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力的保障。
毛泽东提议并拍板，花巨资从西方大规模引进现代工业设备，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多个原因。
一方面，毛泽东从不拒绝先进科技，不管是来自何方。建国伊始，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就借助苏联的力量，依托156个大型项目实现高起点起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更多关注西方科技。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接触对话、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建交等事件，中国与西方关系缓和，西方国家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民用领域的先进生产设备，对双方都有利，顺理成章。
同时，大国立国所需的重工业、国防工业，都有了扎实的基础，“三线”的起步难关也已度过，都在稳健推进，可以将经济工作重心放到改善民生方面。而且，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多年，人财物都有了适当的积累，可以从西方采购一些先进的东西，提升生产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更大的产能保障。
此外，毛泽东提议并拍板这个“四三方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关注民生。
前面提过， “四三方案”的目的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提出这个动议，确实是源于生活中的小事。
史料记载，1971年夏秋时分，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期间，一位工作人员在街上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为了买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这使毛泽东颇为感慨，“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随后，他多次与周恩来沟通，提出改进生产、改善民生的指示。渐渐地，明确了“发展化纤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然后，因为国内科技和工业水平不高，一些重要设备不能自己生产，一些重要产品的产能小质量差，因此决定从发达国家成套引进需要的东西，堵住自身的漏洞、弥补自身的短板。
就这样，在相关部门机构的努力下，方案不断提出、修正、完善、整合，最后于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四三方案”为中心的报告，并很快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尽管方案本身和执行过程中也有诸多问题，毛泽东提议并拍板的这个“四三方案”发挥生产效能之后，确实在多个重要项目领域堵漏补短，推动了我国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直接提高了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力、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更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产业条件。
（12）坚守成败底线，闯过极端难关
大事几乎都是难事，坎坷挫折不计其数。尤其是遭遇重大障碍、前景灰暗，且内部人员意见对立时，拍板定夺是个大难题。
毛泽东就遭遇过这样的难题。
大家知道，1950年代后期，为打造自己的“核盾牌”，在资源实力与项目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启动了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工程。启动后，各项目的参与人员奋发努力，各方人士大力协同，艰难地向前推进。但是，还在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关、希望还未呈现时，遭遇到共和国历史上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这个严重且长期的灾害对我国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影响，自上而下都感受到生存的艰难。因此，为渡过一时看不到尽头的艰难岁月，许多重要但不紧急的工程或是下马或是暂停。毛泽东亲定的、事关国家命运的“两弹”工程和核潜艇工程，因为难度大、周期长、资源损耗多，同样被一些领导人要求下马。
史料记载，1961年，有领导人向军委主席毛泽东提交一份“下马核武器”的报告。核心意思就是，国家困难大，先不搞核武器。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是否下马，高层领导们激烈争论。各种意见都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
坚持搞下去的理由很简单，美苏的核讹诈核威胁事实存在，没有自己的核武器，难以保障安全，“两弹”是国家的“命根子”。
主张把“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人，也有一番道理。苏联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成功；花钱太多，该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等等。
毛泽东知道，美国、苏联根本不讲道理，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就没有真正的安全，现代化事业。因此，他在国力还很脆弱的时候提出搞原子弹，在赫鲁晓夫拒绝帮助时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言壮语。所以，在他的内心，“两弹”乃事关国家安危的国之重器，要坚持下去。
但是，他也知道严重的灾害给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影响、“两弹”工程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担，明白那些提出“两弹”下马的伙伴们也是出于公心，没有他意。因此，不能简单否定他们的意见，也要避免因为“两弹”工程造成领导班子分裂、对立。
面对这样的两难，毛泽东以沉稳的灵活之策应对，守住了“两弹”工程继续的底线，同时呵护了对立双方的热情，避免了领导班子的分裂。
他是怎样应对的呢？
首先，“沉默是金”。在激烈争辩的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表态。
第二，“明日复明日”。一贯强调“只争朝夕”的毛泽东，对那份“下马核武器”的报告采取拖延战术，将这份报告长期扣压在办公桌上，不批复不反馈。
第三，低调同意一方，不反对另一方。1961年8月20日，具体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共中央领导对“两弹”工程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同意。
就这样，因为没有公开表态决策下马，也没有公开拍板继续，只鼓励科研。如此这般“拖延”，已经启动并进行着的“两弹”工程没有理由停顿，继续攻克难关。
很快，到了1962年，一边是印度没完没了的挑衅滋事，一边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言行，使得上上下下对国家安全更加重视。此时，要“两弹”下马的呼声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毛泽东再高调表示赞同。于1962年6月和11月先后作出批示：“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还在相关文件上发出“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的批示。
至于他放言“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核潜艇，虽然因为严重的困难下马了，但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下，保留了骨干团队。这就使得核潜艇项目的基础平台还在，核心资源还在。过去的成果没有丢失，还会有一些小进步，几年后重新上马之时，可以继续前进，无须重头再来。
对比一下运-10下马、团队解散与中国大型旅客机的研发历程，就会明白保留大工程开发平台的价值。
在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事关“两弹”和核潜艇工程的成败事项上，毛泽东以沉稳的灵活之策守住了底线，同时避免了领导班子的分裂，带领伙伴们闯过了极端的难关。不久，撑起了自己“核保护伞”，为我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3）正视循环后果，防控积重难返
过错过错，过度了就是错。
文章做到极处，只是恰好！
这些简朴的话语，道出了适度的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族群，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很多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要避免过错，就需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进行适度的控制，不可随意放纵。尤其是在看起来越来越好之时，要看到积累一定程度的后果。该收手时收手，该压缩时压缩，以免像“煮蛙原理”试验中的青蛙那样落败。
很多人知道，“煮蛙原理”试验中的青蛙，是在渐渐升温中享受着温水带来的舒适，待感觉危险后已无力回天，最后在沸腾的水中被煮熟了。虽然我们人类比青蛙聪明很多，但现实社会中的“青蛙式”错误此起彼伏，许多人、许多机构都是在“越来越好”中奔向陷阱。
因此，在“越来越好”的形势中看到积累过度的危机，能够提前采取约束行动，防控从量变到质变、最后积重难返，对于追求大业的个人和机构，很不容易，也很必须。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上佳的表现，典型事例就是早早地号召计划生育。
大就知道，毛泽东重视人，他曾有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还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但是，他没有因为尊重人民、将人作为最重要资源就一味地鼓励生育。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民众生存质量明显提升，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过多的“桅杆顶”露出来了。在专家学者的提醒下，通过自己的分析，毛泽东看到并注意到了这片“阳光背后的乌云”，很早就发出了计划生育的号召。
当然，计划生育工作是个大话题，涉及面很广，科学性、社会性、经济性，传统文化、城乡差别、民心民意、专家学说，等等，都有关联，不是这里要展开的。这里需要解读的是，毛泽东确实高瞻远瞩，在社会一派朝气蓬勃、人口刚开始快速增长之时，就注意到循环积累的后果，并为防止积重难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且看，从1957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出的计划生育之声。
针对人口快速增长，他及时提出问题，号召有计划地生育。他说：“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为开展计划生育，他发出警告：“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为引起重视，他提出具体的警示：“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为使计划生育工作少走极端，他强调重视科学。他说：“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
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切实做起来，他提议：“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为将计划生育工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他提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
为了计划生育工作能够落实，他强调管理和教育同行，他说：“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他还说：“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
为避免操之过急、脱离现实、走极端，他指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 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还有，“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为减少阻力，他提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如此认真具体的指示和要求，可见毛泽东对人口循环积累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明白积重难返的严重后果，并有切实的行动，一直在推动。到了1971年，政府提出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口号，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不过，因为人口危机还不明显、农村离机械化甚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毛泽东不愿强行要求、以号召教育为主等等原因，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看似力度不大、效能不明显。但是，史料记载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自1963年开始下降，1968年到1979年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总数）从6.45下降到2.27，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刚好保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的水平）。其中，城镇妇女的总和生育率1974年就下降到2个以下，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在7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型，实现了计划生育的目的，人口增长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无疑，从保障持续发展、避免循环积累过度而积重难返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策略确实是治国理政的精彩篇章。
（14）重视对手谋略，阻击攻心演变
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多数情况下，远虑与近忧总是并存。而且，事业舞台越大，目标越宏远，远虑与近忧就越多。这就需要领导者有清醒的头脑，在应对不断涌现的近忧的同时，关注渐渐冒出来的远虑。尤其是及时发现并识别出危害严重的远虑，随即务实地行动，以防远虑演变成危害事业根基的近忧。
无疑，这是一个挑战，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引领一大帮人改天换地的毛泽东，也遭遇到这个挑战，并有上佳的表现。防控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典型事例。
简而言之，“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性文化武器。核心是通过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敌对国国民信念，以及制造社会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
史料记载，“和平演变”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美国政客用于颠覆苏联政权的战略思维。由于红色中国的建立和快速崛起，并在东亚给美国沉重的一击，使得美国高度重视这个原本看不上眼的东方大国，将对付苏联的各种软硬武器也用来对付中国。尤其是反华干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大肆叫嚣“和平解放”战略，将“和平演变”的目标重点放在红色中国，重点是红色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
当然，出身情报部门、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在外交舞台叱咤风云的杜勒斯，不是放空炮，自二战末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和平演变”战略战术体系。
在总体纲领上，杜勒斯将其定义为最高战略。他宣称，“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在可行性方面，杜勒斯胸有成竹。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在实施策略方面，杜勒斯不拘一格。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还有，“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抛开政治立场即可看出，这确实是一套高明且完整的套路。自然，精明的美国人懂得其价值，很快就将“和平演变”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行动。不仅构建了专业的“第五纵队”，还扩大了范围，将红色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目标。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意图使中共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
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来没有中断，攻势凌厉，花样繁多，且成绩巨大。近期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中情局“十诫”，就是一个具有印证。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毛泽东，1958年某一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内容后，杜勒斯思维的精明、传出的巨大隐患，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维，对相关资料认真阅读，加上自己的批注，并指示将自己的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相关人员。
自此，毛泽东不断在会议上对伙伴们发出防范“和平演变”警示。须知，那是1959年，举国上下极端困难的时期，是近忧连连的形势。
毛泽东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提醒，“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强调：“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不久，1964 年6 月14 日，谈到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时，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此后，在不同场合，对着不同对象，毛泽东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毛泽东对这个“和平演变”的攻势如此忧虑，决非小题大做。他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内容后，立刻明白这是“攻心为上”的文化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招。
毛泽东重视“和平演变”，还因为他知晓人性。
大家知道，一切事在人为，而人心是行为的大本大源，人心向背又是在原始本性基础上、受舆论引导的。但是，尽管人性有善有恶，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即“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用俗语表达就是“学坏容易学好难”，这就使得“和平演变”很可能实现。
因为，中共领导的红色事业，倡导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理念，是大善之举。“和平演变”的攻心理念则是满足个人私欲的自由、维护权贵利益的弱肉强食，还有抛头露面的表演式民主，等等，均属于人性的恶点。同时，第三代、第四代没有在西方模式主导的社会生活过，不知道灯红酒绿的背后是什么，不知道绅士型笑脸的背后是什么。因此，在争夺第三代、第四代的思想时，同等作用力的情况下，以“善”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理念难敌以“恶”为核心的“和平演变”内容。
还有，“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是人性的弱点。因此，即使是不久前有苦难的经历，也容易忘却，容易被纸醉金迷的表象蒙骗。
何况，对方是“和平演变”，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策逐渐侵蚀，借助先行一步发达社会的光鲜外表，用各色光鲜的名目包装“恶”的内容，大多数人无法辨识，容易被拿下。提出，对方很容易“潜移默化成大事”。
还有，李自成得胜之后快速溃败的教训，中共内部一些人快速堕落的现实，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都是引发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平演变”的原因。
当然，毛泽东的重视没有停留在警告和谆谆教诲上，还根据对方的目标和策略，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例如，加强对新一代的教育，将培养红色事业接班人作为一个工作重点，专门提醒伙伴们管好自己的后代，让不接地气的年轻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劳动去生活。同时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为此他告诫，“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形成某种舆论，造成某种声势，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此外，毛泽东不断强调核心力量建设、探索大众民主监督，努力通过内外两手防控核心团队成员的腐败堕落，以阻击美国的攻心大法。
总之，在应对不断涌来的各色“近忧”的同时，发现并关注对手的“大杀器”，重视危害基业的“远虑”，随即务实地阻挡反击对手的“大杀器”。这是毛泽东防控危害事业根基、追求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15）重视同类教训，遏制异化危机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将军晚年的这句形象贴切的感叹，可谓对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经典评说。
可以肯定，王震将军此言有很多依据。不过，因为出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从时间节点上看，毛泽东几十年前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无疑是王震将军如此感叹的主要原因。
诚然，以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为标志的“红旗落地”发生在1991年，毛泽东的相关预言出自1960年代，虽不到50年，但那是在苏联势头正旺、在全球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时代提出来的。那个时代，提出如此颠覆性的预言，恐无第二人。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老早发现苏联的溃败危险，还将其定义为“修正主义”，作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反面典型，提出“反修防修”并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以求自己创立的红色事业不会步其后尘，不会因修正主义而“红旗落地”。
毛泽东重视苏联的修正主义，高调引以为戒，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的所作所为，以及苏联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水平低劣，并明显背离红色政治理念，且不思改诲，积累下去肯定会出大问题。其二，毛泽东知道，中苏两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政治理念、政府治理、经济体制等方面类同，而且很长时间中方尊苏方为“老大哥”，在方方面面以苏联为榜样、向苏联学习。因此，中国很容易步苏联后尘，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像苏联那样“红旗落地”。
既然看到了大危机，就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以免中国因内部异化而“一发而不可收拾”。为此，毛泽东十分用心，极力遏制异化的危机。
首先，公开反对。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在毛泽东或主持或指导下，以反驳苏方攻击性宣传为起点，中方在主流媒体上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公开批判赫鲁晓夫的诸多政治观念，揭露苏联的阴暗面，并将苏方错误思维整体定义为“修正主义”，作为批判对象。
其二，强力预警。将苏联的修正主义现象作为反面参照物，舆论战线全面开动，提出并大力宣传警示性内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以使上上下下建立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第三，突出重点。毛泽东对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有深入的分析。在一次谈到为什么苏联会出现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多个重点。一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看不到矛盾。更没有区分两类矛盾。二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不能批评。三是出现高薪阶层，谋私利现象严重。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将苏联特权阶层、特权利益、欺压基层民众、贪污腐败、拒绝监督等现象作为修正主义的要点，突出批判，并与国内的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使得上上下下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更具体、更现实，增强警示和防范效果。
第四，谆谆教诲。为避免重蹈覆辙、陷入危局，无论是在正式会议还是偶然交谈，无论面对的是高层领导还是基层民众，毛泽东都会强调“反修防修”、“斗私批修”，以使大家铭记教诲、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反复提醒高级干部，“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还经常对他们提出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同时，为让大家更明白更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多个新概念。 例如，“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第五，培养新人。毛泽东明白，苏联走上“修正主义”，源头是高层领导们。要避免中国步其后尘，就要重视培养品行卓越的骨干，而且是一大批。因此，他将培养红色事业接班人视为“反修防修”的一个重点工作，一直在行动。
还有，专项运动。毛泽东对内部异变的危害看得很远、很重，但是，正如王震之“毛主席比我们至少远看五十年”感叹所示，身边的伙伴们觉得“修正主义”离中国很遥远、不存在，因此，毛泽东的教导和批判产生的效能不大，离毛泽东的预期很远，让他感到很危险。为避免像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形势并不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发起并大力推动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标的政治运动。通过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上上下下一起经历了一段非凡经历的方式，给大家打了一剂非同寻常的“预防针”，强化了“反修防修”的效果。
因为面对的是全新的挑战、启动的是全新的探索，且是跳出体制的全社会模式，初期在许多方面缺乏必要的掌控，出现了不少问题，造成了不少错误。不过，历史依然证明，正是因为毛泽东“早看五十年”的警惕，以及高度重视后的不懈努力，加上先发制人的进攻型防御措施，使得中国的红色事业具备了强大的政治文化防御体系。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社会才得以承受受住了考验，没有像苏联那样“红旗落地”、四分五裂。
（16）重视事业继承，力求后续有人
在毛泽东心中，基于崇高理想信念的伟大事业就如无止境的长征，需要一代接一代、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他对年轻人发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呼唤。
与此同时，毛泽东知道，“亡我之心不死”的强敌，会针对红色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大搞“和平演变”，攻势凌厉，成效可怕；政治理念同门的“老大哥”，已经陷入“修正主义”式崩溃歧途，教训深刻。因此，他明白，要想红色事业基业长青，就要正视敌人的攻心战略和“老大哥”的歧途教训，加强对后代的品性塑造，认真培养红色事业的接班人，而不能简单地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诚然，重视了就有行动。为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毛泽东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行动。
首先，及时提醒。
1964年6月初，毛泽东看到一份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认真地批示后，要求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还要求将材料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同时，针对缺陷不足提出警示和要求：“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 没人管事了， 要准备几线。”
然后，提出标准。
专门提醒不久，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核心要义是：理论方面，懂马列主义，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目的方面，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方法方面有三点，一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二是要搞民主集中制，三是要谦虚谨慎、善于自我批评。
第三，专项部署。
一次谈到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专项部署。他说，虽然新旧交替有客观规律，“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他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第四，推动有效模式。
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并大力倡导各级领导班子采取“老中青三结合”模式，促进互补的同时给年轻人锻炼成长的舞台，以免出现断层。
第五，借鉴先贤哲理。
在探索培养合格接班人的过程中，毛泽东想起孟子名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此，他大力号召城市里面长大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以此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磨炼变成现实，历练一批能担当大任的干才。
第六，吸取教训，改革教育。
在探索培养合格接班人的过程中，毛泽东吸取中共领导人群体的一个教训，并大力改革教育。中共事业早期，王明为代表的、直接从校园步入领导岗位的年轻人，只懂理论不接地气。毛泽东评价他们，“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不知道人要吃饭，还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此，在大力推动普及教育的同时，为避免新一代年轻人重蹈覆辙、再现“校园幼稚病”，毛泽东发起教育改革，重心是让教育摆脱单纯的知识灌输，使校园不是“象牙塔”，让学生们成长过程接地气。通过“学工、学农、学军”，让学生们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基层劳动融合在一起，与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以使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懂得社会现状，多务实少务虚。
第七，吸取经验，激励青年。
为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毛泽东不断向年轻人发出红色使命号召，一段时期不顾辛劳、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涌来想见他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记住自己的重托，继承红色事业。一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一天站八、九个小时接见这些孩子，他说：“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他还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如此种种，可见毛泽东对培养红色事业的接班人多么上心。
确实，事在人为，品行不佳者只会坏事，“象牙塔”里出来的书生无力担大任。历史证明，苏联的快速崩溃，一大原因就是“左派幼稚病”（列宁定义）的人物掌握了苏共领导权。毛泽东以深谋远虑加务实行动，为红色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17）促进身心健康，保障发展本钱
建国伊始，毛泽东放言，“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7年，毛泽东提醒伙伴们重视民众的价值，“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加上他一直强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可见，毛泽东把全国人民当成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础资源。
同时，毛泽东务实不务虚，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令鲁迅先生及许多仁人志士伤感和批判的“东亚病夫”特征，如懒懒散散、邋邋遢遢、苟且偷生、无精打采、弱不禁风，等等，毛泽东没有漠视，而是有针对性的行动。
其实，早在投身红色事业之前的1917年，毛泽东就对遍及华夏的“东亚病夫”现象很气愤，发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呼吁。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带领大家建设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更加重视国民品性的改造。他明白，精神低迷，体质脆弱的民众，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更无力承担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因此，在发力将“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大力构建面向大众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毛泽东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呼吁落到实处，领导上上下下一起行动，快速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丰厚的本钱。
说到本钱，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错，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句流行语，将健康的身体拔高到本钱的位置，足见毛泽东对健康身体的重视。不过，这只是毛泽东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带领大家摆脱“东亚病夫”魔咒的一个亮点，相关的精彩华章还有很多。
首先， 从教育领域抓青年学生的健康。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指示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注意学生的健康，提出“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并要求“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不久再次致信强调，“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并提出具体措施，减轻学生负担，开展群众性的学校体育活动，等等。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将体育与品德塑造和知识传世并重，为一代一代青少年在校园里面健康成长提供了强势的督导。
第二，大力推动全民性的健身体育运动。
就在建国伊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之时，毛泽东就对体育工提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要他们重视自己的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专门为全国体总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史料记载，全国体总成立大会上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题词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体育界人士喜气洋洋，体育界知名人士们更有感触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
确实，毛泽东的这12字方针，抓住了体育的真谛，为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不仅如此，整个社会对体育工作的认识也发生根本性转变。体育不再是“打打球”、“玩一玩”、“可有可无”的小事，体育界人士不再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阴影。
为推动全民性的健身体育运动，毛泽东还注意以身作则。例如，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领着高层领导们一起出席第一届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开幕式。还有，他经常到江河与大海里游泳，73岁高龄时依然畅游长江。以此来激励大家热爱运动、积极开展健身运动。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督促下，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体育运动很快涌现在中国城乡各地，各类企事业机构、学校，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开展各项体育活动，还有大大小小的运动会，热气腾腾。其中，大众化的广播体操，更是大面积普及，并不断更新发展。几乎每一天，在全国各地、定时定点，都会响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洪亮声音，随即明快的音乐响起，一大群人做广播体操。
在引领大家促进身心健康、摆脱“东亚病夫”魔咒方面，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即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之时，城乡环境脏乱、病菌多，人们普遍缺乏基本的卫生习惯，这些都与现代化相距甚远。为快速改变这种状态，从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始，毛泽东不断行动。
早在1952年3月，在应对美军对我国东北、青岛等地发起的细菌战的基础上，国务院于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国城乡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年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习仲勋分别为第一任和第二任主任。由此，中央直接领导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6年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带队检查杭州市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以此行动传递自己的态度。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和普及，中华大地的环境卫生大为改观，现代卫生习惯也在普通民众中间逐渐普及，人们从里到外都变得清新了。
而且，在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环境中，在防治血吸虫病机制与措施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大力推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机制，逐渐形成一套与医疗体系平行的卫生防疫工作体系。同时，针对常见的高发性流行疾病，大力研制和普及疫苗。在各项经济工作刚起步、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仅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就免费发放了18亿剂，涉及5亿多人，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成了全民记忆、
牛痘疫苗之外，接种各种疫苗也是很平常的事，还是小学生们既害怕又喜欢的事。因为，打针还是有点痛，小糖丸还是蛮好吃。渐渐地，长期肆掠中华大地、对民生伤害严重的鼠疫、天花、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基本消失，其他疾病的危害也弱了很多。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一系列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落到，“东亚病夫”的帽子在毛泽东时代早已不见踪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本钱。
（18）敬畏兴衰魔咒，矢志坚守探求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属于他为红色事业确定的纲领性原则。其核心要义就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说的，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客观存在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由此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客观规律，凡事以客观规律为向导。对此，前面有许多例证。
但是，有一种堪称规律的普遍现象，毛泽东很重视，却不以之为遵循的向导，而是将其视为“魔咒”，高度警惕，并努力跳出这个“魔咒”。
这个“魔咒”，就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
史料记载，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几位国民参议员在延安访问几天后，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与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黄炎培对延安党政军民的蓬勃朝气很赞扬，同时发出自己对历史变迁的感言。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听闻黄炎培的这一席诤言，毛泽东深为感动，也很受震动。略一沉思，毛泽东缓慢且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场对话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给毛泽东带来震撼并心怀敬畏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受到震撼，自有原因。深谙历史的毛泽东明白，黄炎培所言不虚，闯王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就是典型事例。而这个普遍存在的历史周期律，可谓成就改天换地大业的第一挑战，自然引发敬畏之心。因此，尽管毛泽东当时宣称找到了民主之路、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但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具体如何跳出来，因为当时胜利的曙光还很遥远，毛泽东还没有很上心，因而只是记着黄炎培的警示。
窑洞对话大约四年后，随着胜利的曙光越来越明亮，即将取代蒋介石政权的时候，毛泽东“就又不那么自信了。”在他心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警报声不断响起，让他忐忑不安。毛泽东知道，该重视这个艰巨的挑战了，需要立刻行动，矢志不渝地坚守原则、不屈不挠探寻道路。因此，当他开始领导伙伴们着手建立新中国之时，直到人生的最后岁月，始终以敬畏之心看待并挑战这个“魔咒”。
且看：
1949年3月初，胜利来临之时，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警惕“因为胜利”而增长“四种情绪”，并严肃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随后，在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他以“进京赶考”之说表达对责任的敬畏之心，对全党发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的严厉警示。
1949年3月26日，入住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谢绝一切应酬，再次认真阅读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当天晚上，毛泽东以拜师求教的态度把黄炎培接到自己的住处，再续“窑洞对话”。此次对话持续到午夜，毛泽东不仅虚心向黄炎培求教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道法，还向黄炎培发出恳请之声：“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少受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您要做我的诤友啊！”
进京之后，为 “全国人民带个好头”，毛泽东以身垂范，以“两个务必”严格自律，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朴素生活。他拒绝在自己生活工作环境摆设鲜花盆景，拒绝并严肃批评各地方下属为他安排盛宴，外出办公不仅饮食简单规矩、而且按规定支付费用，亲朋好友提出的额外关照一律拒绝，等等。
1951年初，上海某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多次压制学生们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了解情况后严厉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
紧接着，发起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对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腐败分子，毛泽东亲批死刑，并告诫伙伴们，“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随后，毛泽东一直盯着官僚主义、懒散贪腐等“亡”者风气，不断教导、告诫、批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为了让大家更清醒更认真，毛泽东亮出鲜明的对比，“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为使“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现实化，毛泽东强调要给普通劳动者实际的管理权，让普通民众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有实际的发言权、监督权。以此为基础，形成生动、活泼、具体并且管用的民主生活环境，创造出一种跟代议制民主完全不同的实质性的民主体制。
为促成“人民来监督政府”制度化、日常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呼吁借鉴红军时期“士兵委员会”模式，将民主规范化、制度化。在谈话中，毛泽东对一线负责的伙伴们提出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他还强调，“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为突破传承几千年的“官权至上”文化的强大惯性、促进上上下下接受并习惯对官权说“不”，毛泽东大力倡导“以下犯上”的大众民主，赋予民众监督上司、为自己说话的合法权力。
总之，因为敬畏这个历史周期律、致力于突破这个兴衰“魔咒”，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毛泽东矢志不渝地坚守“其兴也勃焉”的精气神，同时不屈不挠地探求破解“其亡也忽焉”的有效方略。虽不能说完全实现了目的，但也确有成效。毕竟，他领导的红色事业虽然坎坷不断，基本上都保持着一种兴起的状态，没有陷入衰亡的泥潭。
（19）推广哲学思维，强化得道智慧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先贤孟子的经典名句告诉我们，要想成事，需要懂得并顺应“道”。
道者，天道也。即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例如，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一个“道”；荀子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也是一个“道”。
既然懂得并顺应“道”事关成败，如何“得道”就是人生的必修课，因此有了哲学。
何为哲学？定义的概念很多，一个综合描述较为容易让人们有整体性的理解。——人类知识可以概括为哲学、科学与艺术三大类。其中，科学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解释，哲学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抽象，艺术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模仿。
也许“抽象”二字难以理解，看看毛泽东的定义就明白了。
1942年 2月 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可见，哲学就是关于“道”的学问，而且是最高层次的学问。再将孟子的名言与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联系起来即可以看出，懂不懂哲学，或是哲学思维水平如何，直接影响事业成就。
哲学如此重要，引领一大群人在自然与社会的大舞台上奋斗的毛泽东，自然十分重视。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高调宣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事实上，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就对哲学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在他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长信中明确提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然后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因此，毛泽东自走上历史舞台、尤其是担任中共领导之后，首先结合过去的沉痛教训、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发出强有力的哲学声音，引领红色事业的思维和策略走上正道。
随后，毛泽东不断倡导鼓励开展各类文化知识的学习，唯物辩证法为基石的哲学理论知识是一个重点，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这方面，中共第一代核心班子人物之一的陈云，以切身感悟提供了例证。
媒体记载，陈云在财经领域及其他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比身边很多资历类似的伙伴们更出色，被公认为善于破解难题的高人。原因固然不少，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重视哲学，把学哲学用哲学放在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因而有很好的哲学智慧，面对全新的疑难问题也能够很快找到切入点去解决。
陈云之所以这样，原因就是毛泽东的教导。对此，陈云经常回忆和谈论。
1987年某一天，在一次谈话时，陈云谈到哲学问题。关于毛泽东教导他学哲学，陈云很动情地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
随后，陈云很认真地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此番体会和建议，印证了哲学在陈云心目中的非凡价值。
而且，因为明白哲学的丰厚价值，陈云曾经将家人组织起来成立家庭学习小组，一起学哲学。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形成一种学习风气，帮助孩子们形成自学的能力，养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
此外，陈云还教导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学哲学，提醒他们“要学好哲学，讲辩证法。这不仅对工作和生活有益，而且可以终身受用。”
为让孩子们重视哲学，陈云经常对孩子们讲自己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他的孩子们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他的一个女儿回忆说：“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相关的回忆和评说很多。
对于哲学的价值，陈云有言，“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对过去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对未来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用哲学思想来指导。”
对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传道受业解惑，陈云说，“毛主席在教学方法上始终贯穿着辩证法。”他还说，“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我们这些老干部感谢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这儿。”
至于人们赞颂陈云的一大亮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实也与毛泽东的哲学智慧有关。
媒体报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陈云说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他去世后，这十五字诀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是对陈云品德和工作作风的贴切描述。
事实上，这既是陈云的卓越风采，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现。
因为，陈云关于这十五字诀有这样的说法：“这是我在延安的时候，研究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和电报之后得来的体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可见毛泽东的哲学智慧对陈云的影响之大。
当然，毛泽东大力推广哲学思维，不局限于陈云等等高层领导，也不止于中共党员，他是面向红色事业的全体参与者。战争时期局限于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号召全体民众学哲学用哲学。
网上爆料，有人几年前从旧书市场淘到一本旧书，书名叫《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著者普列汉诺夫，1958年10月第一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人民币2角4分。此书的扉页上盖着一个圆形印章，印章文字为“七一人民公社图书馆藏书章”。而且，爆料者发现，书中许多地方都有批阅的字迹和划线。可见，那个时代，哲学书籍已经在农村出现，并有人认真阅读。
而且，毛泽东推广哲学思维时注意贴近现实，“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不仅是这样要求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哲学思想文章，基本都跳出了“哲学家的哲学”，用普通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民众能够理解的风格和文句，一举突破了哲学因抽象而难懂的障碍。
例如，抽象性很强的政治术语“左”和“右”，毛泽东这样解说：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还有，“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用这般浅显易懂、甚至令人捧腹的话语，精辟地解说实践的道理。
对于毛泽东这种文风的特色与价值，日本1962年的《防卫年鉴》有评说：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法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前两者是以研究兵法的人为对象，而后者则能为每一个士兵所理解。
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下，哲学思维在大众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通俗易懂的哲学著作；“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等等概念，成了毛时代中国的大众化常识。稍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理论组”，经常探讨哲学理论、发表哲学文章。
总之，正如陈云所言，大力推广哲学思维，用哲学思想培养一代接一代的人，在全国形成学哲学、用哲学的风气，使得上上下下都重视“得道”、善于“得道”，是毛泽东的非常高明之举，对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0）认真纠偏改错，务实砥砺前行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源自《左传》的这句经典名言，道出了人世间的一大困境和挑战。即出错难以避免，及时改正错误最有价值。
确实，个人也好团队也罢，即使方向正确，行动过程中出错了却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就会越来越糟糕，进而步入困境、陷入危局，再好的初心也难有好结果。然而，“过而能改” 不仅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尤其对于从事全新事业的大团体，更为重要，也更加困难，更为“善莫大焉”。
对此，引领千军万马的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华大地上的改天换地事业前无古人，几乎都是探索中前行，决策指示难免过错失误。同时，伙伴们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具体情况千差万别，领悟和执行难免过“左”过“右”的偏差。因此，自上而下都要重视奋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并尽快纠正，以免偏离正道、伤害基业。
为此，毛泽东一直在行动。
首先，毛泽东明白，纠偏改错不可依靠基层自动自发，需要相关领导者点头带头。但是，不能依靠领导者个人，否则很受限制，因此，毛泽东大力倡导民主集中制，强调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对复杂情况和不同意见加以分析。这就给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提醒错误的机会，增强集思广益、纠偏改错的效能。
其次，毛泽东知道，很多错误的初衷没错，错在关键要素偏离实际。因此，毛泽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批判高高在上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倡导“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就使得实践的结果成为评估对错优劣的依据，使得客观存在的问题不会被“理论”的光环遮挡，能够引起关注并得到及时纠正。
因为心怀“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毛泽东以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圆心。因此，他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将基层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诉求作为对错优劣的评估标准，提出并要求大家依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根据群众反馈进行纠偏改错，不可一意孤行。
还有，毛泽东懂得，发现问题、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而批评才能将错误暴露，自我批评才是承认错误。同时，毛泽东深谙人性，知道“面子”是纠偏改错的大障碍，必须大力突破。因此，他大力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政干部的必备作风，以此引领伙伴们突破“面子”难关、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启纠偏改错之门。
同时，毛泽东相信，纠偏改错需要有力的督促，没有规矩就难以形成督促。因此，他督促伙伴们形成规矩。他提出，工作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 对重要工作，他要求“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并告诫大家，“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纠偏改错准备的基础铺垫。
不仅如此，毛泽东知道纠偏改错很重要、很不容易，因此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醒和督促。
他指出，“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
他告诫，“一个政党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有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
他教导领导干部，“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
他批评“好心”的借口，“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他强调认真，“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还有，在纠正偏差、改正错误方面，毛泽东更是亲力亲为，或是直接主持、或是督促指导，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因为王明路线，导致红军时期在“肃反”中出现严重错误，伤害了很多战友。毛泽东掌握领导权之后立刻采取行动，刚到陕北就及时阻止错误继续下去，并努力纠错平反。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背叛革命而错杀的干部战士，一律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各种原因撤销党籍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复党籍，党籍仍从原来入党日期算起，等等。此举彻底纠正了中共早期的严重“左”倾错误，红色团队更加团结、更加振奋。
抗战期间及后来的一段时期，乡村的土改工作是一个重点。因为政策漏洞等原因，执行过“左”、过“右”的偏差都不少。毛泽东对这些都很重视，经常与相关人员探讨，提出纠错的指示和要求。
建国伊始的“五反”运动，方向正确，但是运动初期相关原则条例不清，基层民众行为过激、党政机关控制无力，造成很多问题。毛泽东得知后及时召集纠偏，使得运动过程得到控制，有序且有效地进行和收尾。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广大农村快速步入全新的公社模式。因为多种原因，出现很多过“左”的问题。尽管公社模式符合中共的理念，但是具体政策、方法等等方面的漏洞和错误，依然让毛泽东很反感。中共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决议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左”的偏差。并从1961年2月上旬开始，毛泽东提出并亲自领导编制一套《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这次纠偏改错划上圆满的“句号”。
不久，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为让各级干部认真地纠正偏差、改正错误，毛泽东大力倡导畅所欲言，不给压力，开“出气会”。同时，他主动承担领袖的责任，在会上认真地自我批评。这就帮大家卸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消除了积压的怨气，消除了纠偏改错的一大障碍。
如此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例很多，足见毛泽东对纠偏改错的重视。
正是因为毛泽东重视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有基础铺垫，有谆谆教诲，有亲力亲为，毛泽东才能引领伙伴们在改天换地的探索中砥砺前行，纠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21）清除重大障碍，促进繁荣发展
众所周知，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由许多方面构成，受行动方面影响。在现代文明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对国家影响巨大。两者一硬一软，决定国家的生命力、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共和国成立之时，生命力和竞争力都很弱，持续发展力更无从谈起。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并高度重视，自建国伊始就不断推出重磅举措。其中，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提出并大力倡导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即毛泽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具体而言，是倡导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的“百花齐放”、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百家争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为清除国家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道路上的现实障碍，促进国家的艺术发展、科学进步、文化繁荣。
为什么提出并大力倡导“双百”方针？自然有原因。
先看看“百花齐放”的由来。
媒体记载，毛泽东与同时代的文化人一样，喜欢戏剧。不仅特别喜欢京剧，对中国各地的主要戏曲都有一定的兴趣。但是，“文人相轻”在中国戏剧界很严重，门派之争、主流之争就没有断过。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又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毛泽东感觉，堂堂五千年文明、五亿人口的大国、断不可“一花独放”，因此，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自此，毛泽东为以戏曲为代表的文化艺术事业定下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方针。
再看“百家争鸣”的由来。
大家知道，由于红色事业的特殊性，新中国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政治态度成了最重要的元素。同时，由于一段时期的迷茫和一些人的过激，早期常有随意扣“帽子”的现象。1956年前，政治概念就被随意扩大、延伸。科学技术领域，源自苏联的学术思想被标上“社会主义”标签，源自欧美的学术思想被标上“资本主义”标签，学术研究上先问“姓资姓社”，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例如，遗传学领域，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而把美国的摩尔根指责为资本主义学派。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谈家桢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师从美国的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就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学派。即使当时在遗传学研究上已经很有名气，他却不能在从教的复旦大学里面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
毛泽东了解这个现象后，对这种学术研究上首先问“姓资姓社”、对科技问题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非常不满，直接并多次提出整改意见。
1956年4月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并明确要求，“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随后的5月2日最高国务会上，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也就是从1956年春天到1957年春天这段时间，毛泽东多次明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指导方针。
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他还多次申明，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当然，“双百”方针有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有6个政治标准。其实，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适应各行各业的红色文化核心要素——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团结奋斗。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对科技和文化事业没有特别的限制。
而且，为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不断有针对性的行动。
首先，他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同时，他解读了“双百”方针的价值。他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并且，他针对具体事项劝导伙伴们，“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他还专门鼓励处于弱势的群体，“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
自然，因为顺应了繁荣文化艺术、促进科学技术的“道”，“双百”方针的明确和宣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这个“双百”方针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效能，主要因为它清除了阻碍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三大障碍。
第一，消除了“政治红线”的高压。
在政治态度高于一切的时代，将学术思想与政治脱钩，使得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工作没有“政治红线”，学术性研究不受政治因素干扰和影响。彻底消除了科技人员的一大心理负担，他们在专业学术方面探索时不再有“政治红线”的忧虑和恐惧，可以放心地继承和借鉴西方科技、大胆地质疑和挑战苏联经验，可以在科技领域自由自在地探索、创新。
第二，淡化了“门派纷争”的内耗。
文化艺术领域，文人相轻的传统习俗很深重，门派之间不易和谐共存，难以互相学习，还有没完没了的内耗。倡导和鼓励“百花齐放”、自由发展，消除了“正房”、“偏房”之争，为大多数文化艺术人士消除了一大“心病”。没有了深重的自卑感，淡化了严重的隔阂，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登台亮相、尽情展现自己的风采，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商创新与发展。
第三，解开了“资历”的约束。
论资排辈是一个传统现象，根深蒂固，年轻人在老辈面前没有说话的资格。资历的约束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创新、突破是很大在障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资历浅”不再是顾忌、“资历深”不再是绝对正确，给了年轻人在老专家、老师傅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弱化了老先生们在晚辈面前的“唯吾独尊”之心，为“长江后浪推前浪”提供了法统上的保障。
很多参与人士的回忆显示，正是因为“双百”方针清除了这三大障碍，无论是“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几大样板戏的创作，几乎都把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极限。在各项工作过程中，年轻人与权威人士一起，无隔阂无障碍地探讨、提出不同意见、面红耳赤地争论，精雕细琢地前行。
还有，我国著名作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在2010年有言：“《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白毛女》这几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确可以成为经典。因为那时候是集体创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真是精雕细琢。”
无疑，“双百”方针价值非凡，是毛泽东破解现实重大障碍、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快速发展的精彩手笔。
（22）构建专项体制，破解厚重难题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倡导和鼓励“双百”方针，清除了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三大障碍，促进了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精彩的大手笔。
不过，一些障碍超级厚重，不是方针政策所能清除的。例如，一直困扰中国人的粮食问题。
媒体爆料，新中国成立之时，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曾酸溜溜地说，“我把四万万人吃饭的包袱甩给毛泽东了。”
此言虽然是自找台阶，却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几千年以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粮食问题是困扰国人的头号难题。毕竟，全人类都吃不饱的地球村，以7％的土地养活四分之一的人口，何其难也！加上自然灾害此起彼伏，华夏大地经常是“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粮食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让百姓吃饱饭”困扰着历代统治者几千年，并因此导致众多王朝的覆灭。
所以，不仅蒋介石把此事视为沉重的包袱，世界各国和国内很多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新中国。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甚至断言，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因为解决不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何况，毛泽东不仅要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更要带领中华儿女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这就不断需要人员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科技文化事业，还需要将有限的农产品优选出口，换取急需的现代科技和工业设备等物品。因此，新中国的粮食问题十分严重。尽管建国初期已经通过土改切实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粮种、土地、水利工程等方面均无变化，离解决吃饭问题、推动国家工业化，还有很大的差距，粮食问题依然是头号经济问题。
同时，从农业化社会迈向工业化社会、“人往高处走”的无序盲目流动，会削弱农业生产，并会造成城乡冲突、贫富区域冲突，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显然，这一系列的难题，归根到底是每个人的吃饭问题。在哪里吃？靠什么吃？吃得如何？如何保障？等等。而且，因为涉及到的是民众的生存保障和生活质量，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国家的发展速度，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无法摆平。对此，毛泽东和伙伴们有清醒的认识，依托马克思主义之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思想，跳出以经济方针政策应对经济问题的局限，在国家治理层面构建专项体制。
这个专项体制的核心部分，就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机制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机制。通过这两个独立又关联的机制的建立、融合、变革、优化，一步一步形成一套体制，用于破解头号经济问题。
这个体制，首先出现的是以城镇人口治安和秩序管理为主的户籍制度，但是，早期的户籍制并不很严，与粮食供给也无关联。
变化始于1953年。此时，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步迈向工业化，大量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同时，增加经济作物种植，翻身了的农民也想多吃一点，农民和商贩想多赚一笔，投机商从中作梗，粮食流通不畅，发生自然灾害，等等。诸多原因加大了粮食供需矛盾，粮食供给形势更加严峻。
“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毛泽东明白粮食的价值，重视严峻的形势。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加剧时，即要求陈云负责的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
陈云带病出征，正视粮食“短期内增产无望，又不能依赖进口”的现实，从流通方式上着手。经过深入系统的调研分析，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多方讨论、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后，克服重重顾虑，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和“保障国家的工业化大局”为政策导向，向最高决策班子提出了一套的“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统购统销政策方案。
1953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自此，以毛泽东批发的《决议》和政务院通过的这两个文件为标志，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统购统销”管理政策出台并实施，成为新中国破解粮食供给问题的根本大法。
很快，统购统销政策全面铺开。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政策，用陈云的话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自然，对社会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影响，需要相关的跟进配合，以使一出一进两个方面不出大问题。
“出”的方面，粮食供应既要保障供应又要避免被人多占有，这就需要落实到家家户户的准确人口数据作为依据。“进”的方面，作为供应方的农民不应购买粮食，也不可擅自脱离农业，以免影响农业生产。
因此，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定型，加上其他原因，户籍制度不断修正、精细、完善，形成了新中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基本框架。至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以严格规范的居住管理保障粮食产销的规范与安全。
就这样，在粮食产量未能大幅度增长、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毛泽东引领伙伴们通过构建专项体制，将政治与经济融为一体，使得粮食采购和供给步入坦途，具有规则明确、通道顺畅、价值合理、控制有效等特点。加上集体化、大兴水利等相关工作，不仅切实解决了不断增长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破解了困扰历朝历代数千年的厚重难题，还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最关键最实际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言：“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而且，尽管期间多有坎坷，但由于陈云充分考虑了“硬家伙”需要调节的多方关系，加上政权基层化、农业集体化、缩小“剪刀差”等原因，这个体制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和冲击不大。
无疑，毛泽东指导下、陈云主抓的这个政治经济一体化体制，是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持续稳健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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