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
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订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此前在1945年3月3日，斯诺从欧洲战场采访回到美国，罗斯福第3次接见他时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他的不幸逝世，使美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打算被搁置了起来。后来斯诺在回忆起这一憾事时写道：“一个月后，罗斯福去世了。这就关闭了这一战时中美友好的大门。”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新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会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期间，王明一直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3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就在4月20日这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说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3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首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50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12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1940年不许提路线，1941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8次修改、向全会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作了总结：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
这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可就在此时，在“审干”中所发现的一些代表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就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地区重新选举。这样一来，由于关山阻碍，交通不便，七大就又得延期举行。毛泽东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的汇报后，当机立断，说道：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接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这28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28年，中国共产党的24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24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6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3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作‘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36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90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9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作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10年8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作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3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的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24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参看《毛泽东选集》）。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全文。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 》），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一、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收到电报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后来，这南下部队第一梯队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在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
经毛泽东批准，南下部队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说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第4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关于“选举的标准”，毛泽东说：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17年了，这17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个人。这25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3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3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作马克思主义，叫作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作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作70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3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3个方案。这3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100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200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30个人、40个人左右太少了，100个人左右太多了，70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完整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毛泽东的终极目标出现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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