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然而，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受到排挤，不被看好，被排除在了领导核心之外。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拉大旗作虎皮，吃了几天洋面包、背诵了几条马列主义词语，于是就开始着喝五吆六了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军事又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当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在敌人稳扎稳打，不断蚕食压缩苏区根据地的情况下，不知道结合战场实际灵活运用红军的作战原则，而是机械地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的作法，使得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全线失守，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不得不放弃瑞金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长征，这就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而招致的必然后果。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推行的这套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正是由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多数人不仅难以辨别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其错误做法一度大行其道，没有人能够阻止，以致酿成了丢失苏区的大祸。在党内，周恩来尽管不是最高领导但也在权力中心，有一定的话语权，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不但尽可能的去纠正左倾错误，还始终力挺毛泽东，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尽管难以扭转整个局面，但终于使教条主义领导者从自己所犯错误中逐步地认识并接受了毛泽东，且改变了过去对他的一些错误的看法。之后，又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毛泽东能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入围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开始了对党和红军的真正领导，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在为毛泽东能够进入中央领导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功不可没，两人也从此成为了在毕生为人民事业奋斗途中的黄金搭档。
(一)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武装才导致的结果。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倒逼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应对的措施。8月1日，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由贺龙、叶挺领导的国民国民军部队，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起义还是失败了。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他认为武装斗争应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才能抵挡住国民党的屠刀，这是党在目前最为迫切而要做的事。9月9日，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湘赣边界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部队受损严重，剩余不足千人的部队在到达三湾后便进行了改编。毛泽东根据部队成分构成主要是农民的情况，提出了政治建军的思想。要求在部队中建立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建立三级士兵委员会，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部队，更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底，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艰苦斗争。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五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3个师9个团约一万余人。同时，成立了党的第四军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不久，陈毅任书记)。1928年6月，中央写信给四军前委，指示四军正式改称红军，之后，各地工农革命军都先后改名为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于赣南、闽西。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陈毅到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向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等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9月下旬，时在上海党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政治建军的作法。11月，陈毅携中央指示信回到红四军，四军前委为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于12月底，在福建古田镇溪背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纲领性文件使得这支军队从此有了灵魂，让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能够脱胎换骨且不断地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正义之师，至今仍是这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周恩来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红军要不打败仗，就要走毛泽东提出的建军之路，毛泽东能担当起领导红军的重任，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革命取胜的希望。
(二)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教条主义者不仅处处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还在党内以是否有“留苏”经历来划线，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毛泽东在党内不被看好，还始终受到排挤和打击，被边缘化远离权力中心。因为他没有留过苏，就被教条主义者划定为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即使再怎么有能力也是难以得到他们信任的，这种作法无疑为之后导致红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周恩来与博古等人的作法完全相反，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但认可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在发展壮大红军方面许多好的作法，还力荐中央尽可能在其他根据地也推广毛泽东的作法，但没有被采纳。
毛泽东非但不被掌权的那些留苏派领导者看好，还经常被奚落为土包子，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遭受到嘲笑和打压，周恩来在为其说明情况时也常被他们嗤之以鼻。为了对中国革命和红军负责，周恩来往往不顾及个人的得失，每与重大紧急军情，总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希望他们也能够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周恩来虽也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但不是最后的决定者，面对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瞎指挥，他不仅对其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更是力挺毛泽东也能参与指挥。在明知会遭到博古、李德的拒绝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就此沉默不语，仍始终坚持力挺，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为止。
1935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研究下一步红军的去向，党中央在此成功的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不仅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生死攸关的会议，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背景下实事求是独立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错误，根据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和建议，一直被边缘化了的毛泽东终于入围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央集体领导核心，至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领路人。这一具有伟大深远战略意义的一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地探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觉醒后，才找到的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且来之不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开始，也是党内正确健康力量与错误路线抗争的结果。
1972年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周恩来谦虚不居功，没有提及自己，但毛泽东心里非常的清楚，彼此心照不宣，没有周恩来的始终力挺，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
(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使得在上海滩外国人租界里的党中央便处在了万分危急的境地，难以再继续领导各根据地的党。10月初，王明要离开上海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也要离开上海，去江西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军事部长。上海的临时党中央便全权由博古负责。
王明在离开上海前，曾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能让他管政府工作。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前，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你就是苏区中央局书记，让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周恩来到苏区后，首先纠正了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也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应打大城市的意见，并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领导岗位。他明确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和要红军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及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却受到了与会者许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无视周恩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的提议，不顾王稼祥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调理红军指挥领导岗位。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号便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取消了他的红军指挥权。毛泽东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认为，既然自己不能得到中央局的信任，于是便向中央请假，离开了红军。毛泽东向给他送行的周恩来表示，如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随后，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修养。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到达了中央苏区。同月，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帮助下，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一到苏区，就被博古捧为了太上皇，把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他，博古甚至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前四次反围剿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这次又有李德顾问的指挥，取得胜利更应该没有问题。岂料，让这样一个根本就不懂中国国情的人指挥红军，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这无疑拉开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序幕。
1934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因为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尽管有共产国际的电文，但毛泽东仍被排斥在领导圈之外。
(四)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普遍相信正统，许多人相信外来的活尚会念经。一个只会在图上作业的李德，穿上了军事顾问的马甲，红军的指挥大权就轻易地交到了他的手中，几乎使其葬送了中国革命。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不相信自己，把我们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的天才的政治军事家弃置一旁，这无疑是党和红军的悲哀。
中央红军在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人员损失已经过半，一筹莫展的博古李德，顿时慌了手脚，没有了主意。1935年12月12日，当部队行进到通道时，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博古坚持执行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蒋介石在看出了红军的意图之后，已经为其设计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面钻，然后一举合围聚歼。在决定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奋力抗争，他从蒋介石早已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设置了重兵布防把守的情况，极力劝勉博古李德放弃原定计划，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由于争论激烈，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决定在行军路线上做出调整，即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与二、六军团会合。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地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到遵义之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经验教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事实上已经终止了李德的个人行为，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在报告中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强大，没有涉及主观原因，周恩来的副报告客观地指出了失败的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洛甫、毛泽东先后发言，也得到了与会者多数人的肯定，会议委托洛甫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得到了会议的通过，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至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后来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对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及周恩来，但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会后常委进行了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实际领导者就是毛泽东。由于要全力指挥战争，故遵义会议没有提及政治路线，至此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尤其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奠定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肯定中共的指示，尤其是肯定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俗称小遵义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得到了全党的承认和认可，他已完成了由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过渡，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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