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需要有大历史观和宏阔的视野。长时段、宽幅度、本质性地说明历史的基本轨迹很重要，但历史学的微观细节研究往往是支撑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回溯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30年经历，每每感到这句话的特殊分量。维护历史真相，批驳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同样靠的是细节。
不惧与日本右翼分子交锋
1994年8月，我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应日本一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先后访问东京、千叶、横滨、神奈川、广岛、京都、大阪7座城市，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并在途中进行了7场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演讲和证言集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直面加害国民众，讲述亲身经历的灾难往事，控诉侵略者的残暴行径。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与观点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认知。
8月12日晚，在千叶县船桥市中央公民馆内，当我和夏淑琴作了南京大屠杀证言报告后，有个自称日本政治家、年龄30多岁的男子，站起身来抢过话筒说：“夏淑琴的讲话不可信，因为我看过一则资料，蒋介石、宋美龄是在（1937年）12月8日撤离南京城的，其余的人全部到国际安全区被保护起来，怎么会有12月13日夏家的被害？另外，东京法庭的判决不对，日本不是侵略者……”面对挑衅，我站起来回击：“你说的蒋介石、宋美龄在12月8日离开南京不对，他们实际上是12月7日离开南京的。你所谓其余的人全部到国际安全区被保护起来，更不对。当时日军还没有攻城，后来的确有一部分南京市民进入国际安全区内避难，一部分人则滞留长江边上，一部分人躲到附近的农村乡下或山上，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待在家中。夏家就属于最后那部分市民群体。我还要告诉你，根据国际安全区档案和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日记和书信记载，国际安全区并不安全，日军在那里也制造了许多暴行。”听到我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抨击，加之日本友人的斥责声，那个日本右翼势力派来“搅局”的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不停地用毛巾擦去脑门上的虚汗，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1995年8月，在北京华风宾馆，中国外交协会组织了一场与日本30多个右翼党派“头头脑脑”的对话，时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等一批中国专家学者参加，内容涉及中日关系、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双方在会上的争论很激烈。在有关历史问题的对话环节，一名日本右翼党人狂妄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和捏造的，因为我们专门请人计算过，要把30万具尸体掩埋掉，需要用多少台推土机，多少台挖掘机，多少台班次，而以当时的条件显然不可能。另外，你们说的“两少尉百人斩”也不是事实，因为从刀的物理性能上来说，一把刀不可能连续砍杀100多人，等等。
面对他这番挑衅言辞，我冷静地回答，当年南京有没有推土机和挖掘机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当年埋尸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在长江边、秦淮河边、水塘边遭到屠杀的，都被就近抛入水里。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南京城西江东门，遇难者尸体就被抛入了河里、水塘里和壕沟、大坑内。你们计算那些所谓的机械台班数字，完全凭主观想象，历史场景和事实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所讲的“两少尉百人斩”事件，信息来源战时《东京日日新闻》的4篇战地记者报道，一篇发自无锡横林镇、一篇发自常州火车站、一篇发自镇江句容，一篇发自南京紫金山下，斩杀事件持续一个多月。再说，也没有讲非要用一把刀连续砍杀。对我有理有据的回应，日本右翼政党头目无言以对，其嚣张气焰一下被打压了下去。
1997年，我在熊本县集会交流时，突然在会场后面站起了一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人，大声对我说：“朱先生，你大可不必到我们日本来、到熊本来，给我们讲南京事件。因为我在1938年就去过南京城，发现那里的城墙好好的，一点没有被破坏。我当时穿着日本军装，到一个小饭店里去吃饭，店主人夫妇对我很热情，根本看不出发生过大屠杀。”这个“老鬼子”（他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师团熊本第6师团的士兵）“有鼻子有眼”的发言似乎很真实。我立即反问他：“既然你去过南京，那我问你，南京城有几座城门？”他满有把握地回答：“有4座城门，而且是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上。”我马上告诉他：“你说的不对！南京城有13座城门，而且600多年前的明朝就是13座城门。”我继续说道，南京的明城墙一共有35.267公里，依山傍水而建，是现存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城墙，要想把这么大体量的城墙全部炸塌绝非易事。当年日军炸开的是中山门、武定门、中华西门附近的局部城墙，有历史照片为证。至于你穿着日本军装去中国人的饭店，他们当时生活在日军的刺刀下是敢怒不敢言的，内心深处一定充满着对你们日本兵的仇恨。
类似的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峙”、“交战”之事，我多次遇到。如1998年8月在大阪府枚方市，2000年在日本冈山县，2016年在东京都和名古屋市，曾多次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围攻，包括在集会现场外游荡着宣传车，用大喇叭发出阵阵噪音助势，最多时竟然出动30多辆车。因为我占据正义制高点，又对南京大屠杀史料比较熟悉，每每用历史真实细节回击，几乎每一次都能使日本右翼势力败下阵来。
从细节中深挖铁证
在多年博物馆工作实践中，我感到，让人信得过的历史真相往往藏在细节之中。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新发现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和一批遗骸。此前，在1983年至1985年建馆过程中，也在同一地址发现和发掘过部分遗骸，但由于没有原样原貌保留现场，更没有对那些遗骸进行科学考证，板仓由明等日本右翼学者在日本国会所作报告，以及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总结》曾公开质疑，甚至直接攻击这批遗骸是“假的”和“不可信的”。
我在主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发掘过程中，特别重视细节。一是申请国家文物局下发（1998）第15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聘请文物考古队，按照考古专业程序和要求科学发掘；二是聘请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6名法医到场，对所有发掘的遗骸进行法医学考证；三是查找大量有关江东门地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掩埋的证人和史料进行对比和参照。
发掘现场发现的大量螺丝壳、贝壳、柳树根、腐质物和石灰层痕迹，与证人和史料记载的一口水塘、三个土坑、两大粪坑、一条壕沟，以及为防止发生传染病，埋尸队在“万人坑”上层撒了一些石灰粉相一致。从遗址现场发现的死难者尤其是儿童“虎头帽”上的铜饰物、铜纽扣（共54颗）、铜质方孔圆钱（73枚）、女性佩戴的饰物铜簪（3根）、瓷碗等遗物来判断，死难者是普通老百姓。在遗骸现场发现有3颗子弹壳和1颗子弹头，根据子弹壳长度和弹头直径判断，与日军三八式步枪一致（可能是日军在埋尸现场对濒临死亡者补射子弹遗留物）。从死难者遗骸状态特征判断，大部分遗骸扭曲、变形，甚至分离和断裂，呈现出非正常死亡及非正常掩埋的特点。从被掩埋的遗骸重叠交叉来看，在170平方米内，仅表层遗骸就发掘出208具，遗骸之间有明显的上下叠压关系，从剖面上清晰可见7个层面，证明这里是一处大规模集中掩埋地。从部分遗骸有明显枪击刀刺痕迹来看，这些遗骸为受害者遗骸。如6号遗骸为一位年龄大约19岁的女性，在其右侧骨盆上留有一处明显的单刃刀刺痕迹，与日军当年使用的枪刺完全吻合（当年中国军队使用双刃刀刺）。
法医根据“万人坑”现场遗骸的头顶骨、牙齿、胸骨、股骨、骨盆等处特征，判断出遗骸的年龄和性别。在可鉴定的122具遗骸中，年龄跨度很大，从3岁到60多岁不等。其中，儿童遗骸为32具，约占可鉴定年龄遗骸总数的26%；老年人遗骸为12具，约占10%；成年人遗骸为78具，约占64%。在可鉴定性别的80具（不包括儿童遗骸）遗骸中，成人男性遗骸为63具，约占可鉴定性别遗骸总数的79%；女性为17具，约占21%。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图为行凶后的日军站在被杀害的中国军民尸体旁 视觉中国/供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鉴定这批遗骸究竟是不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骸，弄清楚掩埋时间尤为重要。为此，法医从“万人坑”现场提取部分骨骼分送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和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经扫描电镜、荧光显微镜、双能X线骨密度测定仪等仪器检验，送检的股骨骨密度值为1.803，十分接近在地下掩埋56年的尸骨骨密度值1.81。据史料记载和幸存者回忆，南京慈善团体曾于1938年春在此地掩埋大屠杀死难者遗骨，到1998—1999年被发掘，正好60年左右。
综上所述，根据发掘遗骸的分布密度、掩埋特点、史料考证以及法医学鉴定、考古鉴定和仪器测定等科学鉴定，完全可以断定，该处发掘的遗骸就是当年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骸骨。
为伸张历史正义不懈努力
1997年11月，我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由该校和罗格斯大学共同主办的为期一周（17日至23日）的“不忘南京1937国际学术研讨会”。22日上午，当日本大学秦郁彦教授发言说，“日本军人也是人，他们在战时也要吃饭，也有性欲，所以抢粮食、强奸女人可以理解和宽恕”，会场上顿时响起“嘘”声和摔书本声，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针对他的无理诡辩，我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是幼女的杨明贞遭受日军集体强奸后，几十年里一直小便失禁，经常嚎啕大哭，生理和心理上遭到严重伤害的史实予以驳斥。我的发言触动了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先生，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应该就此事向中国人民道歉和赔偿”。这时全场立即响起热烈掌声。同样是日本人，都在美国高校里发言，一个遭抵制，一个受欢迎，说明了人心向背。
同样的经历发生在2001年9月，应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邀请，我偕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翠萍来到旧金山，参加当地华人组织的抗议日美两国政府纪念“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系列活动。9月7—9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南京大屠杀索偿联盟、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强奸南京——被遗忘的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越南、韩国、中国等国400多位学者参会。会上，面对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代表对南京大屠杀的质疑，我作了题为《论南京大屠杀之证据》的发言，一一例举了受害者、加害者、第三国证人的细节证据。倪翠萍老人还展示肩部遭受日军枪击的疤痕，控诉日军暴行，被许多记者和学者团团围住拍照。那次的美国之行说明，验证了的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书，而具象的证人证据则是最有说服力的传播信条。
我至今仍然铭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关注“细节”的谆谆教诲。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14年12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后，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我受命向习近平总书记作汇报讲解。由于他对这段历史特别关注，在展厅内提出68个问题，原定的30分钟参观时间被延长至72分钟。在参观即将结束走出展厅时，总书记问：“你当馆长20多年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认真地回答，以前从宏观方面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比较多，下一步准备多从微观方面去努力，当即得到总书记的充分肯定。他说：“这个很好，就是要把一些细节问题搞清楚！”此后，我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等专家联手，成功申报了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基于微观史学的南京大屠杀研究”重大课题，我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持续研究，目前已经推出一批重要成果。
诚然，历史研究需要有大历史观和宏阔的视野。长时段、宽幅度、本质性地说明历史的基本轨迹很重要，但历史学的微观细节研究往往是支撑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南京大屠杀的微观史研究，就是通过对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相关个体人物与事件、个别区域和场所的叙事性书写，充实南京大屠杀历史叙事，形成包括个人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等多层次的历史记忆。具体来说，就是从过去宏观层面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发展到现在增加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家族和个人受害史、独立证人证据的研究，力争建构有关南京大屠杀宏观、中观和微观叙事的完整体系，为伸张历史正义提供坚实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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