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探索农村建设之路
二、整地种田科学管理
从1955年开始，张怀英和县委一班人就经常到下乡调查，召集科技人员和劳模研究如何进行土地建设问题。座谈中，陈永贵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从互助组到高级社这一段时期，主要是垒椿，培埂。这是第一步。为了提高产量，应该在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做到平。这就是要起高垫低，里切外垫，建设高标准梯田。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陈永贵的建议。他们从历史上一些善于精耕细作人家的土地入手，发现这些人家对土地的建设首先是做到平。不只在山区梯田里是这样，就是在平川里几百亩一片的土地上，粗看似乎平，实际不平，人们还要在平地上打很多土堰来保水保肥，达到平整。经过讨论，大家对高标准土地提出一个口号叫“地平如镜，堰高如枕。”就是说土埂要在原来的基础上高出地面五寸。
1958年5月，张怀英列席了党的八大二次代表大会回到昔阳后，立即就到全县各地察看苗情，并检查县委常委们所种的试验田。发现他们按照大寨深刨土地的做法深刨过的土地，有的亩产达到了1000斤。田根栋和张永顺在金炭坡的试验田深刨了土地，一星期后就和没刨的土地有了差别，长势特别良好。
张怀英根据这些情况，就对县里的干部说，庄稼这本书念不透。说这本书念不透，还有一个密植和稀植的问题。1960年4月，玉茭开始播种的时候，张怀英到赵壁公社下乡，检查播种情况。他发现一些生产大队长和一些年轻人提出要把玉茭株数每亩增加到3000至4000株。张怀英一时拿不准，就找有经验的劳动模范乔显福等人商量说：“一亩地3000到4000株行不行？”乔显福认为，这几年产生了另一种偏向，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过去稀植是因为地力不足，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稀植保险。集体化以后，随着肥料的增加，进行了适当密植后增产了，人们又以为种稠了保险，稀了危险。其实这都是片面的。玉茭生长不只是要吃饱喝好，还要通风透光。你看坡地上梯田的庄稼，靠边的那两行玉茭穗头总是比中间大，原因就是通风透光好。
张怀英觉得乔显福说的蛮有理，立即在黄岩村召开了附近六个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密植。在这次会上，县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田根栋说他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也准备给他打电话，知道他要召集会议就放心了。
张怀英不仅对农业指导有方，而且还总结了农民对农田管理的成功经验，并且对一些农民的谚语加以发掘，整理，提高，使之成为一套带有条理性的东西。比如，在整地方面，他就整理了“地平如镜，堰高如枕”或者“土垫土，打石五”之类的经验作为谚语，强调垒椿要高出地面。这样地里的水土就不容易流失，对禾苗生长就有利。农民对田间管理也有一套说法，他也把这些说法加以整理，用在管理实践中去。比如“黑豆穿黄衫，赶一小布衫，”意思是说，黑豆黄了叶以后，你再给它那么一锄，增加的粮食还能赶买一件衣裳。再如“谷锄寸，豆锄节，小黍上来就格揑，”意思是说，谷子长到一寸时就间苗，顶上一次粪，如此等等。还如“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意思是指玉茭苗的稀稠标准是卧下牛。当然现在施用了优种和化肥磷肥，必须密植。而他对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大寨的农田科学管理更是认真总结，广泛推广。他无论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宣传大寨，把三跑田变成三保田。他无论在会上还是在会下，都要用大寨的三深法、四不专种、三不空来指导农业生产，来衡量各地的工作。他多次以县委和县人委的名义用文件形式把大寨的土地建设和科学管理办法来贯彻到全县各地，说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具有级高的科学价值，并且对这些经验推广应用的时候要因地制宜，不要死搬硬套。随着生产条件变化，也要适当调整。
张怀英是个诚实的人，他对农业的熟澜程度还在于下工夫研究气象。他总结了战国魏文候时期的白圭用气象来研究农业的规律。他在《聊天录》一书中纪述了白圭的学问，比如说，那时人们用天干地支来纪年，十二年一个小循环，六十年一个大循环，而正是太阳（一般指月亮，但这是指木星运行一周的时间，因此人们也常用十二地支来表示太阳运行的位置）。白圭通过观察和学习前人的经验，探索出太阴在卯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往往是丰年，而下一年年成往往不好；而当太阴在午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年景好，第二年则是个丰收年。太阳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会发生大旱，而下一年又是个丰收年，但会有一些地方有水灾。掌握了这一规律，他就在丰年大量贮存粮食，而在荒年时出售，总是获得几倍的利润。
张怀英不相信迷信，不太注重风水，但张怀英讲山青水秀，土地朝阳，人们舒适那就是风水好。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像易经这类神秘性的东西，他也注重探讨，因此像白圭这样的推理科学，他也比较关注。这种推理科学是和农业，农民息息相关的，不掌握这些规律，就不会很好地领导和指导农业。张怀英在指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达到了十分有数的程度。每逢到了夏秋之交，按常规年年要对全县的粮食产量估产，张怀英往往到全县走一遭，看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全县和各个公社这一年有多少产量，秋天粮食到场，实报的产量和他的估产都不差上下。有一年我在县城马路旁遇见他，问他干什么？他说看看庄稼。然后他拉着我的手指着路边地里的玉茭穗子说，你看这玉茭穗，离玉茭竿子越远，产量就越高，靠竿子近，籽粒就不饱满。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不懂这个诀窍。
领导农业也离不开市场。不仅粮食需要市场，疏菜也需要市场，这就和政治经济学相关连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昔阳一区工作，领导经济建设，就开始学政治经济学，讲价值法则，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生产过剩，发生经济危机很不理解。然而他又看到疏菜总是一年贵、一年贱，他就留心研究。这一研究才知道昔阳县基本上都是旱地，人们的吃菜都是以秋菜为主，冬天吃窑存鲜菜，春天吃干菜。只有县城附近的北关、河西两个村有菜园，它们是专供县城市民吃的。菜价一贵人们感到比种粮食强，就扩大菜田。菜田一扩大，超过了需求量，又出现了菜价贱的现象。菜价一贱，农民又感到种菜又不合算了。他掌握了这个特点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有了理解，明白生产过剩的国家并不是生产的物质都用不完，而是失去了平衡。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
张怀英在昔阳任职的五十年代，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向合作化迈进，通过用集体化形式发展经济，使全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他惯用抓典型，树标兵，以先进带全县，全县农业能够稳定健康地发展。在稳定巩固农业的同时，他也注重在昔阳发展工业，先后建设起两个煤矿和铁厂、农机厂等一系列工业实施，同农业一道配套运行。
五十年代的县委书记还有一项硬任务，就是在狠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如何完成国家下达的商品粮统购任务。在建国初期，农民的生活水平只满足于不饿肚子，生产的粮食连自己的饭碗都放不满，还要保证城市人民的粮食供应，那阻力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数不少的农民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存有疑虑，说是自己受苦打下的粮食吃不上却去养活他们，许多地方就采取软硬兼施的态度来抵制粮食统购任务。张怀英就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进行大讨论：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能不能安心生产？没有工人制造机器，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没有各行各业支援我们，我们能不能安心生产？讨论中有的地方提出：没有人民解放军，日本人还在杀我们，我们不能安心生产；也有的地方认为，工人不给造汽车和农具，我们也不能发展生产；还有的地方在讨论中例举了医院的医生给我们看病要吃粮食；一批服务行业搞服务他们也要吃饭；看来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而是谁也离不开谁。最后的结论就落脚在“谁也离不开谁，”不光农民，谁也要吃粮食，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因而粮食征购任务就能顺利地开展。
上世纪50年代，张怀英既然是昔阳的一县之主，他就要考虑全县几十万人的生存与发展。他对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当时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并不只是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农业生产、多打粮食，多卖余粮就够了，而是要通盘考虑一个县的全方位发展。刚解放的昔阳县，和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县城一样落后，既无企业、又无公路、更无水力设施，严重制约着昔阳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尽快发展农业、多打粮食、改变昔阳的落后面貌，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有计划的开展修路、开办煤矿、兴建农机厂、修建水库、发展广播事业。有力的促进了昔阳的农业发展，提升了昔阳经济发展潜力。
据当时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田根栋讲，那时他既是郭庄水库的总指挥，又是昔阳县城至丁峪公路建设的总指挥，回忆那时的热烈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心潮澎湃。他说：当时郭庄水库搞不搞，昔阳县城至丁峪和皋落的公路修不修，县委内部是有分歧的，因为搞工程是需要人、需要钱的，那时劳力紧、财力有限，搞这样的大工程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怀英的态度很坚决，他经常找我和赵满仓商量，如何调配劳力，如何筹集资金，叫我们拿主意。后来我们是先搞水库后搞交通，先修皋落路后修丁峪路，这样就缓解了人力和财力的矛盾，怀英在工程开始后，也经常到工地现场检查指导，有时就和我们一起劳动，有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一到场，我们就开“诸葛亮”式的讨论会，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感决到，怀英确实是我们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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