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不信任我们，在我们头上打了个问号。”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想让中共建设社会主义，至少是在苏联自己强大到无须担心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竞争者以前。
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晤中，斯大林主义的这些固有倾向以其特有的力量浮出水面。会谈的时间特意安排在这位“各族人民的父亲”的70大寿期间。斯大林终于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他是认真对待中国领导人的这次访问的。总的来说，斯大林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在毛来访前夕，他再次要求给他提供有关这位“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报。令他感到惊喜的是，这一次，除了一堆负面报告外，他还收到了毛的医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提供的正面信息。
“
1942—1949年在中国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医生的捷列宾(安·雅·奥尔洛夫)同志的报告
绝密
关于中共个别领导干部的一些个人意见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要是通过自学方式获得的）。他不懂外语，非常熟悉中国、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心理；很了解军队、中国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条件。
熟知和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他自己就是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近期没有写作）。
以自修方式获得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善于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奠基人，中共领袖。
在中共、军队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对苏联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国内战后期。这对全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在地看，这个影响表现为关于苏联、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个人及他对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和中国的影响的中国报刊和书籍的显著增加，关于他在中国的影响的文献尤其多。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所起的作用均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平时言语不多，举止谨慎。他的这个特点体现在各方面：从容不迫，甚至显得慢腾腾的。他能体会中国人的心理。
他做事目标坚定，但并非直来直去，往往采取迂回方式。必要时意志坚定。能够自我批评，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他也很容易产生委屈感。
在饮食、穿戴、日常习惯、居住等方面极其朴素，待人礼貌且把握分寸。善于表演，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能扮演所需要的角色，他会与他的熟人（有时是好朋友）谈论这个问题，还笑着问他们自己表演的效果如何。当与熟识或关系亲密的人在一起时，他非常健谈，喜欢引用中国的典故或生活中的实例。在谈话期间，他往往会有意暂且回避开始时的话题，转而言其他——谈第二个、第三个话题，但最终仍会绕回到最初的那个话题上来。
谈话中他常常会自问自答，有时也会询问他人意见，但答案喜欢简洁明了。如果对话者主动开始说话，他就会认真倾听，很少争论或提出反驳，但这样的交谈不久便会结束。
最近这段时期，他总是尽可能回避与他的为数不多的密友和熟人会面（如果他感到不需要见他们）。他常说，与这些人交谈后自己很快就会疲倦，感觉很不好。
近来，他也很少参加各类会议、会谈和宴会，即使发言，话也不多且用时很短。
他工作繁重。每天的工作从15—16点开始。起床后吃饭，然后开始阅读电报和会见自己的亲密同事。如果起床早一点，他会在17—18点出去散一会儿步。每天晚上，他那里会举行各种会议，并一直延续至半夜。在小范围会议上他会说许多话。总之，在此类会议上并无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他关注各种刊物和报纸，如《参考消息》（类似于塔斯社给小范围内的人提供的“内部消息”），尤其是我们领导人的文章、决议和负责人的报告。他会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即使是已写好的文章，也常常会不断修正。
他时常会把自己的文章的已经写好的部分钉在墙上，在房中踱步或坐下思考，然后对其中的内容加以修改和补充。
对于自己亲自草拟的多数指导性电报，他都会让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过目。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拟了很多电文（朱德和任弼时则很少写东西，即使写也是根据毛的要求来做，并交给毛审阅）。
毛泽东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态度严谨，总是极力让它浅显易懂，平易近人。
毛的妻子江青与其说是他的妻子，倒不如说是个忙碌的家庭主妇。她关心着毛的健康、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毛的秘书）、待人接物、饮食、散步。江青对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舞会期间，江会让不同的妇女去做毛的舞伴。她时刻关心着毛的健康和服饰。如果江长时间不在，毛的生活就会有麻烦。但毛还是想让妻子有机会去治治病、休息休息，见识一下苏联。
毛工作不久便会感到疲惫，总为失眠苦恼，频繁地服用安眠药，经常感冒。他的住处兼办公地点是（北京的）中南海。这个地方不太好，穿堂风过多。
毛喜欢穿棉衣和棉裤，不愿待在温暖的房间。他的主要病症是血管神经官能症。每当工作过于繁忙和着凉，病情就会恶化。这时，他的情绪就会很糟，步态不稳。照毛的话说，在这种情形下有时“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毛不喝酒，但烟抽得很凶。
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很乐观，爱听戏（京剧），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跳舞。
近年来，毛身体胖得厉害，人也老了许多。
他不习惯也不太了解苏联饮食。饮食简单，不喜欢吃过多的肉食，喜吃水果。
摘自1949年12月10日第8497号资料
”
这些情报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斯大林的疑虑。奥尔洛夫毕竟也曾指出，毛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而“这位演员”现在是不是在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欺骗斯大林同志呢？
12月1日，苏共政治局讨论和通过了一个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抵达、逗留和送别方案》的决议。方案制订得非常周密，连最细微的细节都不放过。其中包括一列专列将在12月3日前开到边境车站奥特堡尔以供毛泽东一行使用。专列由五节车厢组成：一节供毛泽东乘坐的客厅式车厢，一节供毛的随行人员使用的车厢，一节供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斯大林的驻华代表柯瓦廖夫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车厢，两节国际车厢，其中一节是软卧车厢，另一节是餐车。政治局指派苏联国家安全部及其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负责从入境开始到出境为止的来宾们的饮食安排和保卫人员安排。国家安全部还需负责安排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位于莫斯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八号的一处私人寓所里的住宿。另外，江青刚刚住过的名为“姐妹河”的郊外别墅也将供毛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还为毛及其随行人员提供了四辆“吉斯110”豪华轿车和五辆“波别达牌”汽车。
12月初，在罗申大使和柯瓦廖夫的陪同下，毛泽东离开北京。柯瓦寥夫回忆道：解放军严密地警戒着从北京到中苏边境的全部铁路线。在毛的列车行将通过的这条线两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士兵在警戒，一律面向外侧。……从北京到奥特堡尔车站，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们排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漫长的人链。如此如临大敌的警戒并非无的放矢。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天津附近的铁轨上还是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车站。
12月16日正午，装饰着中苏两国国旗的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了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天气很冷，欢迎仪式极其枯燥和流于形式。参加欢迎仪式的那些人显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他们应该拥抱或亲吻毛泽东呢，还是仅仅握手了事？不要忘了，直到那时为止，对他们来说，在正式场合毛一直是“先生”，而非“同志”。毛既感困惑又觉屈辱，他无意玩弄新民主主义的游戏。进了站台之后，他转向莫洛托夫和其他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了声：“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但这句话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一切都是生硬的和拘泥于形式的。气候和仪式一样不友好：酷寒的天气使人脸颊生疼，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因为太冷，欢迎仪式只好缩短时间。
当晚六点，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这次会面为时不长但很不寻常。斯大林首先谈了谈世界“和平的前景”，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问题即新民主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面了。他毫不含糊地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也试图软化毛对西方世界的严厉的立场，指出：“你们没有必要挑起与英国人的冲突……关键在于，不要急于挑起冲突，而应避免冲突。”毛不得不再次安抚斯大林，说“迄今为止”他们既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侵犯外资企业。
这次会晤之后，毛在“姐妹河”郊外别墅无所事事地待了四天半。斯大林也不再邀请他，毛不知道斯大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礼节性地拜访过他，但与他们的谈话显然不能令毛满意。这些面谈时间都很短，都是纯粹礼仪性的官样文章。苏联东道主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对毛的某种不信任和莫名的戒心。“他们（指莫洛托夫等人）来了一小会儿，坐在椅子边上。”柯瓦廖夫后来回忆说，“不光是这样，每当毛请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彬彬有礼地谢绝，接着就走了。”
在12月21日，也就是斯大林生日这一天，毛不得不去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庆典。毛泽东为了避免头晕，不得不吃了几次阿托品。马上就要由他发表赞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简短致词了，恰在这时他的感觉尤其不好。唯一使毛平静下来并给他些许安慰的是，斯大林安排他紧挨着自己的右边就座。然而，对这次庆典和庆典上的佳肴，毛都不欣赏。与斯大林的手下不同的是，毛那天喝酒很少，俄国菜肴也提不起他的胃口。
但是，真正令他痛苦的是下面这个事实：盛宴之后他再次被送回他的郊外别墅，在接下来的30天里他一直见不到斯大林！在这些日子里他参观了莫斯科汽车厂，去了列宁格勒，参观了那里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还看了很多历史题材的苏联电影。另外，他还看了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元旦前三天，他感到牙痛，原因是他从不刷牙，以为用绿茶漱口就行了。因此之故，虽然他的牙齿还算整齐，但呈明显的淡绿色。另外，他的几乎所有的牙齿上都有小孔。他还看了皮肤病专家。他的两个腕关节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发痒，还不时出现皮疹。但是他最需要医生治疗的是他的血管神经官能症。然而，医生们对此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能给他开的全部处方就是：戒烟，做按摩，晚上泡松针澡，服维生素B1，定期进行户外散步，定期注射鹿茸精，以及定时吃饭。
毛泽东（56周岁）病例摘录
病情自述
周期性全身乏力伴半昏迷和四肢麻木。易发怒，抑郁状态呈周期性交替。抑郁症发作期间，病人厌恶交际，尤其不愿与陌生人交谈。面对公众讲话会导致其神经紧张。易感冒。
1944年以前，自认为身体绝对健康，工作精力充沛，工作时间多在夜间。1944年年末和1945年年初，开始周期性出现短暂感冒和周身乏力现象，但并未引起病人注意。1945年9—10月份工作极其紧张，病人不久便首次突发持续近八小时的半昏厥虚弱状态。发病后，病人出现头晕、头痛、周身乏力和下肢麻木等症状（走路时常感足底麻木），被迫卧床休息。经当时的观察，一些医生认为可能是慢性中毒，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脑部肿瘤。病人自己也同意上述诊断。
1946年2月以前病人一直卧床休息，当病人被成功说服，其病情迅速好转。
总的来说，当病情恶化时，病人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严重偏离正常状态。血压110~120/80，脉搏80~90/分钟。主要治疗方式：服用补药和溴化物乳剂，确立并执行使病人能够逐渐开始工作的作息制度。病人令人满意地适应了逐渐强化的日常作息制度。身体虚弱的症状越来越少，只是在情绪愤怒时才会出现体虚症状。睡眠不好是这种病发作时的主要先兆。一般情况下，在发病前，病人头脑和胸部都有一种无法控制的不适感觉。发病期间，病人对周围事物反应迟钝，非常容易动怒（据病人讲，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会使他发怒），会有意识地对周围环境做出过度反应，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回答简短且无精打采。发病期间，病人的总的身体指标和平时相比并无根本不同，只有脉搏加速和四肢发凉等异样症状。据病人说，发病末期的征兆是打哈欠，而发病结束时常出现想排尿的意念。发病的持续时间为半小时至两小时。
1947年，局势极端紧张，条件恶劣，病人的生活方式一直不稳定。尽管这样，他依然工作精力旺盛。发病时间短，次数少，病情不重。
1948年4月，病人的状况再次恶化：全身乏力、头晕、下肢麻木（只能在旁人的搀扶下走动或用拐杖走动）。类似情形并不固定，常间隔以身体的迅速好转。据病人自己说，只有在工作繁重、神经紧张或睡眠不足之后才会出现这种健康恶化的情形。1948年7月前病人曾有过这种状态，此后他又开始积极工作。工作时间多在深夜。每天抽两包烟，只偶尔适量饮酒。
1948年12月，病人患右侧下部胸膜肺炎，经服用磺胺啶，病情得以缓解。经有效治疗后，病人迅速恢复了工作能力。
1949年上半年，尽管工作繁重，但病人自我感觉还行，没有任何发病的迹象。
1949年下半年，病人感觉越来越差，出现容易激动和神经紧张等症状，在与陌生人来往和大的会议期间，这些症状表现得尤其明显。
1949年12月，病人曾两次发病。每次发病时，病人的体温会急剧变化，很不稳定。近期，病人病情尚可，自己感觉精力越来越充沛，恢复了每天7~8个小时的正常睡眠。
曾患疾病
疟疾（1924—1934年间，未进行正规治疗）；肠伤寒；1948年年末的胸膜肺炎。
客观诊断
病人体形臃肿、胯部皮下脂肪层过厚。皮肤和皮下可见黏膜呈正常红色。关节未变形，可正常运动。脖子淋巴结未肿大。肌肉相当发达。咽部洁净……心脏大小正常。第一心顶音……有裂声……血压120/85。脉搏80/分钟，跳动有力、有节律……舌部湿润、有适量白苔。腹部脂肪厚，初步和深度触诊可确认没病。肝部未增大，脾触摸不到。叩诊显示，他的肾和胆囊都正常。没有感染巴斯德氏菌的症状。
神经状况诊断（亚·米·格林施泰因教授和叶·康·谢普教授，1950年1月3日）：
病人经常遭受神经疾病发作的痛苦，此病常突然发作，持续时间从几分钟至数小时不等。发病期间，病人感到身体极度虚弱，不得不躺卧或坐下，无法活动。此时，病人讲话困难，一切视觉和听觉都会令其情绪激动；手脚冰凉，但意识并未丧失……
脑颅神经正常。运动机能正常。动作协调性正常。肌腱反射有力。……左足底反射比右足略弱。胳膊活动迟缓……
眼科医师诊断（М Л 克拉斯诺夫教授，1949年12月29日）：
病人自述左眼远视较差。
客观检查结果：眼睑黏膜正常，个别处有盐状沉积物——小凝块；眼角膜无病变；虹膜和瞳孔无病变；晶状体轻度硬化。眼底：视神经乳头颜色和轮廓正常……
左、右眼视力测试10。近距离可不戴眼镜轻松阅读小型铅字。医嘱建议使用眼镜以助远视……处方已开。
口腔医师诊断（维尔洛茨基教授，1949年12月29日）：
病人患有2度和3度牙周炎。上颌牙齿牢固，下颌牙齿略有松动，尤其是第六齿。牙床干燥，甚至在按压牙床情形下也无分泌物。
第六齿X光影像：牙槽几乎完全收缩。病人自述在咀嚼和叩诊时有痛感。
治疗方式：清除牙结石，用弱防腐剂清理牙床。拔除第六齿。
X光诊断（塔盖尔教授，1949年12月29日）：
X光透视胸腔发现：因外窦粘连导致右横隔膜穹隆运动略微受限，胸横隔膜整体功能正常。
肺叶：右侧第二肋有两处石化物，纤维背景上有几个厚密病灶；未发现新的浸透性病变。肺顶部透明洁净，下部出现轻微支气管炎症状（右侧较重）。
心脏和主动脉未现扩展，心脏呈椭圆轮廓，未见体节扩大。脉搏跳动规律且强劲。主动脉略长……
心电图研究资料（1949年12月29日）：
起搏心律：减少至80次/分钟……
由ПИ叶戈罗夫、弗·尼·维诺格拉多夫、亚·米·格林施泰因、叶·康·谢普、АН萨弗诺夫、ЛИ梅利尼科夫等组成的专家组在对病人做了会诊检查后，得出如下医疗结论：
病人患有整体性中度粥样动脉硬化，主要伤及脑血管和营养心肌的血管。因此，病人会周期性突发脑部血管损伤性舒缩。具体表现为全身乏力、站立不稳。上述血管病患有时会持续几个小时。
肺部仍存在中度气肿，为1948年所患肺炎和胸膜炎残余。
目前，其健康处于极其良好状态。
建议戒烟、全身按摩、夜间（低温）沐松叶浴、内服1%B1、20%维生素和30%葡萄糖，每日三次、定时户外散步、定期注射20%鹿茸精，隔天一次，坚持一个疗程/月、少食多餐，时间固定。
皮肤病学家诊断（功勋医学博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格林恰教授，1950年2月2日）：
病人自述身体常伴迷走性瘙痒，每到夜间尤其难以忍受，患此病时间已一年有余。身上有一片片荨麻疹状疹子，形状较小者类似痒疹，留有手挠印迹……足指间皮肤湿润，略带浸渍，瘙痒主要集中在足跟部。诊断结果：慢性扩散式神经皮炎。
治疗方法：很痒时口服25%（氨基比林）匹拉米铜，每天最多四次；局部痒时用酒精棉球擦拭……脚趾和手趾间痒处用酒精涂抹（夜间），酒精比例为20∶1000；白天用粉剂轻敷，比例为30∶15∶150。
口腔科专家诊断（潘捷列依莫诺娃，1950年2月7日）：
去牙结石，用弱磷酸溶液清理牙床，补第八颗龋齿。用浮石洁牙。病人决定放弃拔除第六颗牙。建议：因存在牙周病，应定期请牙医治疗口腔黏膜
1950年2月4日，彼得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维纳格拉多夫（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格林施泰因、叶甫根尼·康斯坦丁诺维奇·谢普、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格林恰以及毛泽东的主治医生ЛИ梅利尼科夫对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会诊。他们建议毛限制在晚上工作的时间，每天出去散步哪怕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还建议他少吃肥肉和鸡蛋。这次会诊已经不再坚持要他戒烟了，而只是建议他少抽烟。
如此虚掷时光，令毛极为恼怒。当然，最让他生气的是斯大林对他的冷遇。“你们请我来莫斯科，但你们什么也不做。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冲着柯瓦廖夫怒气冲冲地嚷道，“我来了这里，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办，就是吃饭、睡觉、拉屎。我是干什么来的？”
他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是被告知斯大林不在家，他应当见的人是米高扬。“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屈辱，”毛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做，就在别墅里干坐着。”苏方提出请他到苏联各地走一走，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宁愿“抓紧时间睡觉”。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他的住所里有窃听设备，因此他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
斯大林是在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一门心思地要羞辱毛，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今后应如何行事；如果他过分自信，就要让他俯首称臣。他事实上是在告诉毛：“在这里我就是一切。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而你是无名小卒，是我的一个可怜的学生。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斯大林不仅用这种手法对付毛，也用同样的手法对付所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过说句实话，他对这位主席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了。”当柯瓦廖夫向他汇报毛的上述情绪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在那之后，最高级谈判才恢复。斯大林再次邀请毛去克里姆林宫，接着又请他去他的位于附近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但这些会谈并没有使毛的思绪平静下来。斯大林依然不苟言笑，怀有戒心，很少说话。“他偶尔会斜着眼睛瞥一眼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特洛菲莫维奇·费德连科回忆说，“举行会谈的房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演鬼戏的舞台。”所有这些自然无法逃过毛的注意。但是最让他感到压抑的，是斯大林对待中国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用毛的私人翻译师哲的话来说，他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言谈中表现出来的这股情绪“比一般俄国人还要强烈”。
同斯大林的会谈对他的神经系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2月9日晚上大约11点，在斯大林的宴会上，毛感到自己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浑身无力、头晕、心跳过快，不得不把医生叫了来。毛被安置在病床上，打了一些强心滴剂（卡地阿佐），量了血压。值得庆幸的是，没什么大问题，半小时后主席就可以动身返回自己的别墅了。他拒绝了进一步的医疗观察。
更使毛泽东恼怒的是，斯大林拒绝与他签署一个官方的政府间条约，因为他认为现有的与国民党当局签署的条约已经足够了。对斯大林来讲，与国民党的条约是一个对中国不利而对苏联非常有利。但是，直到获悉大不列颠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后，斯大林改变了立场，同意签署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是在1950年1月初改变主意的，但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直到1950年2月14日才签署。毛泽东自然满意，但他还是忍不住对斯大林的决定表示“惊奇”，不怀好意地评论道：“改变这个条约不是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吗？”意在提醒斯大林注意：这就是他本人一度用来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理由。“不错，要牵扯到，”斯大林答道，“让它见鬼去吧！”
然而，附着于条约的几个秘密附加议定书暴露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第一个议定书赋予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一系列特权，所有非苏联的外国人一律不得进入这两个地区。斯大林甚至想与这两个边疆地区单独签署商务协定，以便加强苏联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此议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坚决抵制，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来到莫斯科。还有两个附加协定规定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四个合资企业，以确保苏联在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方面的利益。这些企业被称为“苏中联合股份公司”。其中两家设在新疆，一家是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一家是石油公司；另外两家设在大连，一家经营国内航空，一家经营船舶修理和造船。苏方拥有50％的资本，占有50％的利润，并行使全部管理权。
作为条约的附件，斯大林强加给中方的有关中国的长春铁路的一个新协定也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沮丧。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度考虑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条铁路，委员会的主席和铁路局长由中方人员担任。他们也曾希望改变双方投资的比例，将中方的投资份额增加到51％。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拒绝了这些建议，坚持要对等，使合作双方在投资份额和管理职位的分配上完全对等。根据关于中国的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的新协定，苏联对该铁路和旅顺海军基地的控制可以保留到1952年年底，大连的地位则需等到对日和约签署以后再做决定。
斯大林对中国事务卷入得越深，他的胃口就越大，他对毛的疑心也在相应地增加，甚至无法再掩饰他对毛的不信任。据赫鲁晓夫回忆，在结束了与毛的会谈之后，斯大林“脸上毫无喜气”，在提到毛的时候，口气也不那么恭敬。“你不难察觉到他对毛的那种傲慢态度。”赫鲁晓夫评论道。有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大老板甚至存心想激怒毛泽东，于是就说了句搞不清是玩笑还是认真的话：“在中国，共产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毛泽东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他还是有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还说，出现一个“中国的铁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只回敬了斯大林一句：“现在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他请求斯大林派一位“苏联同志”来华帮助评阅和编辑他的著作。毛是真心希望斯大林能够派一位他最信任的人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
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到车站送他们的还是那个做起事来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莫洛托夫。虽然同来的时候一样，毛坚持称苏联官员为“同志们和朋友们”，但这时的他举止已经相当形式化了。在登上车厢前，他发表了如下感言：“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实际上，他的内心是沉重的。斯大林的不信任和贪得无厌像巨石一样压迫着他。他睡不好，感觉很糟，非常紧张，也容易发脾气。
（1950年）3月18日，我应召去给毛泽东看病。自（从苏联）回到北京，工作一直比较忙，而且主要在夜间工作。（毛）每天的抽烟量超过30支，医嘱的作息制度一直无法落实，而且近期落实的可能性也不大。
4月15日。据（毛的）妻子说，虽然总服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太好，未履行作息制度，工作繁忙且主要集中在深夜，睡觉时间不固定，只能利用短暂时间打个盹。在我诊治期间，病人竟酣睡过去。
5月6日。据（毛的）妻子说，病人请求给他找些能够帮助睡眠的药，因为已服用了两倍剂量的安眠药仍无法确保其长时间睡眠。（毛）不愿再看医生和（与医生）私下交流。
——毛泽东治疗医生Л·И·梅利尼科夫的报告
我关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已四年有余。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等均长期患病，其中任弼时在经过一年的治疗后已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我认为，导致上述中共领导人患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作息不规律。他们的工作时间通常都在夜间。这种不正常情况近来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对于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而言，早上8点后睡觉和晚上6~8点起床已很平常。
从3月至5月初，毛泽东在工作时间经常伴随有短暂、多次的睡眠，因为服用安眠药已无法确保他长时间的休息。甚至连以前拒绝服用药物的周恩来，最近也开始服用各种似乎可抗疲劳和防治血管硬化的专利药品（我不晓得，究竟是他自作主张还是依照朋友的建议）。
（据杨尚昆说）4月份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减轻其日常工作负担的问题。自5月中旬起，根据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得不到别墅休养。可实际上，即使到了郊外（别墅），他依然坚持工作，仍是清晨睡觉，下午2~4点起床，只是有了到外面散步的机会。
近期，由于开会，他又回到城里居住，参加会议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把近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与1945—1948年相比较，就主观感觉来看，结果还算可以——他一直没有出现因脑血液循环问题而导致的突发性血管痉挛现象，工作精力充沛；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工作条件和在莫斯科治疗期间获得的临床数据等客观资料，我们又无法用偶然性来解释他健康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6月5日，我应召去给毛泽东看病，说是头晕、头痛。
客观的观察指标：血压145/100，脉搏96~100/分钟。他平时的指标：血压——110~115/80，脉搏——84~86/分钟。其他观察项目与以前并无重大不同（两小时后他就要做一个报告）。
6月6日。血压——130/85，脉搏——84~86/分钟，头痛和头晕症状消失。内脏器官方面的观察结果与以前一样。
如果不把毛泽东看做病人的话，他身上所出现的上述不稳定症状可以看做是正常的，他这个年龄的人在神经紧张时出现这种情况纯属正常。但如果考虑到在四年的时间里，甚至是在血管痉挛的时候他的血压也会降低，并且不会反弹，及考虑到在1949年12月对他进行诊断的时候，血液中的胆固醇数值为200%毫克（正常数值为160%~220%毫克），而毛细血管处于痉挛状态，那么可以断定，如果不改变工作习惯，不认真对待医嘱的话，我指出的上述血压升高的现象将会一直存在。我把这些医嘱译成汉语转交给了中央，而不是直接交给病人。
现在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能根据我最近的观察把这一问题提交中央讨论，提出现在让他休假的问题、限制他夜间工作的问题和更加认真地履行会诊教授们的医嘱的问题。当然，毛泽东不会同意让我提出这些问题，他不知道我的诊断，我也不能让他知道这一点，因为这只会导致他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而这只会使他的健康恶化。
请求您的指示。
梅利尼科夫
1950年6月15日
——毛泽东主治医生梅利尼科夫给尼·瓦·罗申大使的报告：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1950年6月15日）
斯大林还真的派了一个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专家巴维尔·费德罗维奇·尤金院士去了中国，以便核实毛泽东的水平到底有多高。他是在1950年春天派尤金使华的，交给尤金的任务是，编辑出一套“能够准确反映原的思想且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毛泽东选集》的新版本，以便尽快用俄中两种语言出版面世。1949年时在哈尔滨出版过一套未经苏联专家审订过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这个版本后又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过。
尤金在中国待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在毛的著作上写下了500条评注，但所有这些评注从性质上讲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用他的话来说，在毛泽东写的文章和书籍中，他“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或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回国之后，尤金奉召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仔细地盘问他：“这么说来，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斯大林说得特别重。）尤金很自然地回答道：“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根据尤金的说法，听完这个回答后，“统帅”就下了一个结论：“很好！我们可以放心了。他们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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