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发《关于禁止网约车在浦东机场运营的通知》，其中提到严禁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发布起点为浦东机场区域及涉及的边界道路的召车信息。
后有媒体与乘客在浦东机场实测发现，包括滴滴、高德、T3等网约车平台已无法在浦东机场下单。
其实这个《通知》并不是今年的新文件，而是2016年曾发布的政策——2016年12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其中显示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不得发布机场、火车站巡游车营业站区域内的召车信息，网约车驾驶员不得巡游揽客，也不得在机场、火车站巡游车营业站区域内揽客——但是此后则实质性取消废止，现在突然又被上海浦东机场捡起来，这十分吊诡。
通常而言，我们的诸多政策文件（不论是中央级别还是省市地方一级）往往是只有起始日期而没有结束日期，其结束一般是由另一份文件甚至无需新文件便事实上逐步停止执行。
因而，“捡起旧文件”这种行为就属于典型的钻空子，令人倍觉蹊跷。
不过很快，“答案”似乎就来了：有一家名为“空港出行”的平台，目前居然可以从浦东机场叫到车，其客服则对外声称：
我们不是网约车，我们是机场服务管家。
根据空港出行的官网介绍，这家平台创立于2015年初，是上海首家获得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开通机场至酒店的新能源定制班线的企业。
空港出行确实不是“网约车”，因为这个平台提供的接送机业务非常高端，只能选择五座舒适型、六座商务型和六座豪华型车，定价实行六十公里内一口价，前两种车型为360元，豪华型车为420元。
同志们，这个价位你们如何评价？
空港出行的背后是一家名为“航空港（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12月1日，由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空港旅游）全资控股——后者由一位名为郑秀利的自然人实际控制。
除了空港出行，空港旅游还全资控股五家名称相近的汽车租赁公司，分别为空港（杭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空港（重庆）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空港（广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空港（武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和空港（贵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等于是说，这位“郑总”已然启动了全国布局。
而早在2021年8月9日，根据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事业单位）的公众号文章介绍，空港旅游成立于1996年，总部坐落于上海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区域，曾经隶属于上海机场集团。
这不是什么民营资本，而是妥妥的地方垄断——由这位神秘的“郑总”站在前台经略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真乃让人不禁忆及两年前，京东三千小哥被所谓“通行证”卡在沪外进不去，上海市内的千万群众被饿的哇哇叫……
然而本地一家名为“上海朝晟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则成立短短五天（2022年5月17日注册）即拿到保供资格…
常规而论，注册一家企业，前期需要提交资料并等待工商出执照，全套流程半个月上下（两年前疫情期间更是只多不少）；公司开通银行基本户，则需要法人到银行进行核验，银行工作人员会陪同到企业办公地二次核验。
当时上海许多银行都是处于疫情封控状态，这家“上海朝晟食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常总”，居然可以在封锁状态下注册多家公司并完成银行账户开通，这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新华社在20224月8日曾发布过《100万斤蔬菜陆续抵沪 山东多地农产品基地直供上海》一文，详细记述了淘宝旗下淘菜菜平台，从山东聊城蔬菜基地向上海普陀区部分街道运送100万斤蔬菜的细节：上海市普陀区紧急联系了淘宝在山东的蔬菜直采基地，采购了100万斤新鲜蔬菜，将陆续向长寿、真如等街镇的多个小区发放。
那么问题来了，淘宝、京东等现成的跨区域物流平台摆那摆着，当地政府直接联系并完成发菜，为什么还需要上海朝晟这样的本地企业当“二道贩子”？以致于让千万群众在上海市内饿肚子并眼睁睁看着大批大批的物资在沪外腐烂却无法使用？
这就是上海商界向来热衷鼓吹的“市场经济”吗？
更别提，酿成的诸多恶果，彼时却还要由计划经济来背……
真想问问财新，你懂什么是“计划经济”吗？
不论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两年前或许他只是为了配合扭腰时报的反华推文：
“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概念，出自于列宁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在计划经济下，三个传统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是由政府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财团与政府结合的形式，又被称“国家资本主义”）。
两年前的疫中上海——或者说，一直以来的上海，能不能代表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计划经济除了在生产环节体现“定量”（对比市场经济追求“过剩”），更在分配环节体现党政机关对全民意志的集中代表性、基层党组织的强大行动力，这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生产关系不变色，从而抑制贫富差距和供给失衡。
像毛主席说的：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而两年前疫情中的上海，其上述“三个方面”显然都不符合计划经济的特点。
不论是无组织的抢食、“团长”垄断式作业，还是上海城内贫富阶层之间差距骇人的供给规模，都带有鲜明的丛林色彩，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有一股旧时“双轨制”的味道。
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反面。
上面这张图中的“投机倒把活动”，曾是新中国施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拦路虎，与它的斗争曾直接决定了建国建政的平稳实现。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当时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即在反动金融家的策划下发生了四次物价暴涨，其中上海物价上涨二十倍，尤为暴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时规定以人民币为唯一货币，禁止黄金、银元、美钞流通买卖，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视法令而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币，并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
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了市场物价和人民币的地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火速查封了从事投机活动的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法办了金银投机倒把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银元之战”，也是陈云个人最功勋卓著的财政战绩之一，奠定了其建国后在党内的地位。
“银元之战”结束后，反动派又进行了粮食、棉纱、煤炭等民生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国民党特务曾说：
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时，党中央将此视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米棉炭之战”，统一部署从各地调运大量粮食、棉布、棉纱、煤炭等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使涨风几天内迅速平息。
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一举赢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当时的那场斗争，毛主席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这在上海这座城市尤其明显。
大的框架内有大寡头，比如那些首富们；小的框架内也有小寡头，比如两年前在上海欺压上海市民的某些“团长”、“站长”、“群主”们。
根源都是投机倒把，都是私有制的复活。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不论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就以最简单的人口来看——吃饱饭、幸福感、对生活的未来预期高，总归是可以被人口反映的吧？
计划经济时代：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
市场经济时代：
实在唏嘘，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抗疫保供，汽车运营，“常总”，“郑总”……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文章最后提醒一下，今天是2月4日，三十八年前的今天即198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规定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
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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