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他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思想以及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这个“寻道”过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完美结合的典范。
一、毛泽东立志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寻道”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他的祖上20代、近500年都是生活在“十户人家九户穷”的韶山冲。他从小受到祖辈“农耕”思想的影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对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他的哲学思维之“根”。
毛泽东曾经谈到自己在年幼时读了6年孔夫子，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1900年到1906年期间，在家乡的私塾中，从读《三字经》开始，到读《论语》《孟子》和《诗经》。读得都非常认真，甚至能够默写出来。同时，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他还读了许多当时被认为是旁门邪道的杂书，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这6年的私塾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书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奠定了他的“童子功”。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家乡到邻县的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新式教育，如自然科学、英文、音乐。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了一些初步了解。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曾经说：“当时我正读表兄送我的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3页）
由此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学校，更多地接受了新的思想影响，他打开了思维格局，开始参与时事，眼光从小山村的田园耕地转而放眼中国和世界的广袤土地。毛泽东从此开始率先接受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他独到的哲学思维之“魂”。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结论，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本质原因是旧的社会制度。对此，他坚定了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公的思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为自己取笔名“子任”。站在湘江边，他发出诘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达出他宽广的胸怀和使命担当的宏伟志向。
二、毛泽东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实践，他“寻道”的核心理念是斗争
毛泽东早期哲学的核心理念是斗争，这源于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在认识到人民苦难的根源是落后的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后，他主张“唤醒工农”，用革命和暴力推翻旧的制度，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毛泽东曾经回忆起自己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他说，自己在青年时期同许多希望拯救国家的中国人一样，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接触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冬天，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搜寻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这三本书中有一本就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学习中做到了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深入考察湖南发生的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映了他当时的哲学认知。
多年后，他在谈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时曾经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可是他读了这些书后，知道了全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他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初阶的阶级斗争。”（石仲泉：《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实践本源和文化资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
不久后毛泽东将这四个字写进了最早的入党誓词。毛泽东正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找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径。他在此期间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考察，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著，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他从中国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中找到了救国之道。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没有掌握领导革命斗争的“实权”之前，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以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透彻的了解和把握。
三、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将“满腹经纶”付诸革命战争实践，探索出中国式的革命新路
天降大任于斯人。1927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时，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但却没有找到对策。毛泽东从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知，革命就是要通过暴力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发展的从量到质的裂变。因此，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用通俗的语言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且得到了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认同，确定了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的斗争方略。
历来主张知行合一的毛泽东身体力行，谢绝了上级让他去上海坐办公室的好意，执意“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因为他深知，中国革命的巨大潜力在农村，而农村里面潜力又在农民。毛泽东此时已经从书生成为一名斗士，从课堂上、书本里、会议中走向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
毛泽东十分看重人的平等和人性的解放。这与他从小受到母亲的慈悲教育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仁爱”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于毛泽东的内心。当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遇到困境的时候，人心浮动，毛泽东没有指望武器装备的改善，也没有带他们去打大城市，过舒服的日子，而是首先在稳定人心、唤醒觉悟上做文章，为他们树立信心。从文家市里仁小学到永新的三湾改编，面对几近消散的官兵，他没有强制，没有许诺，更没有发钱、“发”官，却一路行军一路为官兵“上课”，每到一处就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讲话，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大家宣传“小石头打破大水缸”的道理，用来激发人的内在潜能。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就摒弃了今天所说的“物本思维”和“官本思维”，而把“人本思维”应用到实际当中。
著名的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我们发现，当时改编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人”而进行的。
改编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整顿组织。这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举措，用现在的术语叫“组织落实”。在改编的过程中，采取自愿原则：愿意继续参加革命的就留下来，允许不愿留下的官兵离队，想走的则给开具证明、发给路费。不少消极悲观、逃避斗争的人都离开了部队，但队伍更加纯洁稳定。
改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最早创造，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第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来自于实践，当他发现何挺颖的部队逃兵很少，究其原因，是党员骨干在其中起作用。这使他敏锐地感觉到，必须通过“党”把人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合力。三湾改编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尽管当时的党支部不可能去指挥军事行动，甚至不可能去任命调动人员，但这种思想上的稳定和组织上的巩固，确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思想落实”。
改编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在部队中取消军官的特权，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平等。连以上各级建立由士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并有监督军官之权。民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官兵平等的政治环境，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创造。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落实”。
三湾改编后，人还是那群人，枪还是那些枪，队伍却有了新的模样：在后来的艰苦斗争中，包括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打造了一支不发军饷的人民军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最重要的就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官兵对党的无比忠诚与信任。靠着这些，使每一个战斗员充满信心，再由信心升华为信念，最终铸就成信仰。
1928年2月，毛泽东指挥部队攻打新城，全歼敌人600多人，其中俘虏400多人。他为红军规定了宽待俘虏的四条政策：一是不打、不骂、不杀；二是不准搜俘虏腰包；三是对受伤者给予治疗；四是释放俘虏，走留自愿。留者欢迎，可以加入红军，一视同仁，走者发给路费。毛泽东的这种怀柔政策、菩萨心肠赢得人心，直到多年与蒋介石的对阵中，一直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验证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学习中外哲学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辩证法的要义，他的思维方式从不偏激和执拗，在方式方法上不“钻牛角尖”，而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为寻求最大公约数而求变通，求大同。比如在开赴井冈山时对待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上，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动手消灭、取而代之的意见，而是反复权衡，以解决起义部队的落脚点和建立根据地为最大利益，只身简从去与袁文才谈判，以诚相待，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使起义队伍成功地走上了井冈山。上山后，他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一边为袁文才、王佐办了许多实事（比如消灭了王佐的仇敌尹道一），逐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与“山大王”交了朋友，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构想创造了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可是在此期间，他以军事斗争为主线，同时在政权、教育、土地、金融、民生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果说，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悟”中国革命之道的话，那么他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就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寻道”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依道而行，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就是在遵循中国革命客观规律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造性发展和应用。
四、中央苏区的初创时期是毛泽东革命战争实践的艰辛拓展阶段
中央苏区的初创时期，是在紧张的战斗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在此期间的主要尝试把科学原理应用于战争实践当中。他注重从细微之处、用浅显而生动的哲学理念教育官兵，做到如后来所说的“把哲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手中的武器”。
例如，他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阐述战争的“两点论”。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统领的红4军转战赣南，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当时敌强我弱，一些人滋生了悲观情绪。有一天，毛泽东在参加了于都会议后前往兴国，在一条河边他停下脚步，向身边的陈毅、江华和谭震林等人提问：“你们说，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回答上来。毛泽东自己回答说：“鱼是一种高等脊椎动物，它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这就是它的睡和醒。而这一醒一睡就是生与死、动与静、阴与晴，这二者是对立的，又统一在一个事物中，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陈毅当时引用了庄子的话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而毛泽东也引用庄子的话来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毛泽东以此启发大家，凡事都是相辅相成的，看问题一定要注意两个方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也就是哲学上的“两点论”。
又如，他用辣椒入口的感觉，形象比喻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特点。
1930年10月，当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主持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消灭敌人。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以辣椒宴款待朱德、彭德怀等人，他夹起一个又小又辣的“朝天椒”给彭德怀，彭德怀往嘴里一放辣得鼻尖出汗了，可是他却说：“我是湖南人，就喜欢辣，越辣越好。”毛泽东趁机说：“你吃的是爆烤朝天椒，别看它小，放到嘴里就辣，进口就呛人，这就好比咱们的运动战。而这个青椒炒肉，又好比是游击战，是溜到肚里才感到辣。”毛泽东的形象比喻使这些一线指挥的将领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义，把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运用之妙处就在其中。
再如，用“无调查便无发言权”来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个重要哲学实践，就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毛泽东亲身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而大革命失败后，又有人简单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使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所创建的根据地也饱尝苦果，尤其是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同事，他们一到中央苏区就开始指手画脚，“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时间，人们把马列著作当成教科书，奉为圭臬，在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迷惑和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持真理，力挽狂澜，他在1930年5月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心思想就是与教条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文章中公开批评那种“认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唯书”观念，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观念在里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在当时是一个破天荒的提法，也是我们党在诞生不到10年的幼稚阶段，能够生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雏形。
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尤其是那些从国外留洋回来的人，他们把毛泽东的观点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土包子，“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那一套‘左’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甚至在组织上予以打击和排斥，而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寻求正确道路，他也正是在这种斗争实践不断成熟和发展起来。
五、中央苏区后期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毛泽东革命战争实践日臻成熟并在行动上能动自觉的过程
中央苏区后期（确切是指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搬迁到中央苏区后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共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采纳，他本人也受到排斥。在此期间，毛泽东亲手创建的苏区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他的革命斗争实践主要体现为主观能动性和历史自觉性。
毛泽东辛辛苦苦创建的中央苏区拱手交给了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的统治，而他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先后被解除过“党”权、“军”权和“政”权，他的亲属和拥护者也遭受到打击，但是他没有气馁和灰心，而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斗志，表现出高度的能动和自觉。
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失去了“党”权之后，他利用养病期间指导闽西的土地革命，参照井冈山时期《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做法，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即闽西土地法），成为闽西贫苦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行动纲领，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闽西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等纵横300多公里的广大区域、50多个区、600多个乡都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正如毛泽东在诗词中所描述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认真研究和分析了红军当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调查找准其根源。在重新登台的古田会议上，他对红军当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有理有据地批判，并且指出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方向，奠定了我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开端。不久后，针对党内的悲观情绪，他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哲学家的思维、政治家的眼光、散文家的文笔，告诉全党同志：“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果说，毛泽东在那个时期是赋闲养病，倒不如说他是在养精蓄锐，而蓄势待发的内在动力就是能动和自觉。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了“军”权。但他做到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仍然坚守党的纪律。他接受了小自己16岁的领导人博古交办的领导查田任务、指导邓子恢开展经济工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在此期间他先后写出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工作，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指导建立中央银行、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关注苏维埃的戏剧活动、总结模范兴国的典型经验、深入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调查，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他还立法惩治苏区的贪腐……
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尽管毛泽东继续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主席，但却丢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实职，失去了“政”权，他被架空了。面对这些不公正，毛泽东仍然以高度的主动和自觉参与军事斗争。当时正值蒋介石纠集了号称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组织第五次“围剿”。时任党中央负责人的博古，请来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来“瞎指挥”，采取了堡垒对堡垒的教条主义战法，使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此时的毛泽东却以养病的名义去了前线会昌，他指导闽赣省委、省军区“巩固苏区工作，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发展游击区，扩大对白军工作，恢复钨砂生产与销售，保护商人利益”等工作，同时还直接向前线的红22师政委方强部署作战要求。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22师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仅仅在四五天之内就打了几次胜仗，使筠门岭的敌人龟缩在碉堡内不敢乱动，客观上为党中央的战略转移决策赢得了时间。
1934年9月，在云石山养病的毛泽东从张闻天正在撰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中洞悉，红军主力将要撤退转移的消息，高度的历史自觉促使毛泽东主动找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要求提前到于都视察新成立的赣南省，并着重了解于都的敌情和地形。9月中旬，在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他丢下妻子贺子珍和3岁的幼子，只带着几位随行人员离开云石山，来到赣南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的驻地于都。
此时，于都也成了前线，毛泽东在遭受接连打击后仍然顾全大局，怀着忧党忧军之心，逆向而行。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马上投入到调查研究之中。他亲自召开了工人座谈会、贫雇农座谈会，了解当地的民情，亲自到于都河边渡口处考察水情……
毛泽东于9月20日以“急密译”形式，给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了报告，详细汇报了于都的情况，这成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选择从于都集结出发突围的重要决策依据。毛泽东前期的“打前站”为红军战略转移选准了出发地，起到了“布道”作用。事实证明，毛泽东选择的这条安全通道，依靠着于都坚实的政治基础，保证了红军转移的物资筹备、人员补充以及集结出发的秘密进行。红军在渡河出发时夜间架设浮桥，白天拆除，整整3天时间里，敌人竟然没有发觉，“30万于都人民为红军保守了天大的秘密”。
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是他从一个自为、自由的懵懂青年成长为一个自主、自觉的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由此开始，在后来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从党的权力边缘走向核心。再后来，他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他指挥着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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