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大量“二流子”，他们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而且威胁到边区社会的稳定。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二流子”进行改造，如说服教育改造其思想，组织“二流子”参加劳动，发挥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作用，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营造社会舆论等。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良好成效，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改善了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二流子”，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贬义词，其最早出现是在1939年的延安报刊中。此前，延安老百姓称这些人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多指那些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偷、盗、阴阳、巫神、蛮婆、土娼为生的人。抗战初期，边区存在着大量“二流子”。“根据延安市的调查，一九三七年前全市人口不到三千，而流氓地痞就将近五百，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十六，延安县的材料则一九三七年人口为三万左右，流氓地痞数字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人口比率的百分之五。如果以延安县流氓比率数来推算全边区，则一百四十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七万左右，即从低估计，说革命前全边区有三万流氓分子，当不为过。”[1]
“二流子”“不仅不事生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2]。不仅如此，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二流子”有的沦落为匪，有的被汉奸特务收买或利用，对边区政权构成威胁。“二流子”成为边区乡村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和军政队伍的迅猛发展，日寇的进逼，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本就贫瘠的边区基本物质供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共在延安机关、学校和边区农村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数量众多的“二流子”如果能参加生产，将是一支不小的劳动大军。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改造旧人，发展生产，进而重建新社会的革命理念出发，决定将“二流子”这一群体改造成劳动“新人”，希望“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3]。
边区最早开展改造“二流子”工作的是延安和华池两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提出发展生产以来，他们就开始了对乡村“二流子”现象的关注。1942年底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为了把生产运动发展到更高阶段，开始广泛改造“二流子”。1943年边区的口号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教育和改造人是最终的主题。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4]。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就出现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改造“二流子”运动。
制定标准严格区分
“二流子”是一个人人厌恶的头衔，因此，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二流子”时，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真正的“二流子”。为此，边区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判定标准：
（1）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2）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3）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5]
此外，中共特别以延安乌阳区的6个典型人物为例，详细分析和界定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二流子”：（1）刘老汉，40多岁，吹鼓手，土医生，全不劳动，单身汉。（2）庞俊业老婆，30多岁，种地十多垧，自己不劳动，常串门子，说是弄非，打街骂舍，庄上人都不和她好。（3）何拐儿，29岁，不劳动，好偷卖公粮，坐过禁闭。（4）史玉亮，40多岁，劳动很好，夏天务庄稼，冬天挖炭，下雪天也挖，因有不良嗜好不顾家。（5）白三茂，48岁，光身汉，跟上好人学好，跟上坏人学坏，爱赌，但不经常。夏天做短工，冬天挖炭，赚一个花一个。（6）赵怀亮，不务正业，不事生产，24岁，穿得漂漂亮亮的，好串门子，常和婆姨们嘻嘻哈哈，唱个小调，爱说是非，见山说山，见水说水。
就按这6个人说，一个人一个样儿：庞俊业老婆和何拐儿，不劳动，又都为非做歹，当然是“二流子”；史玉亮和白三茂虽然也有不良嗜好，做坏事，但是劳动很好，就不能说是“二流子”，只能说不是好公民；刘老汉有点职业，事不多，却不劳动，可以算半“二流子”；至于赵怀亮虽然不做什么坏事，但是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却可归入“二流子”之内。可见区分“二流子”要依据每个人的实际条件，不可一概而论[6]。
多措并举改造“二流子”
为了成功对“二流子”进行改造，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第一，说服教育，改造思想。要想彻底改造“二流子”，首先得从思想上入手，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为此，不少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亲自教育“二流子”，同时，还发动村中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结对帮助改造。
第二，给“二流子”分配土地，提供帮助，解决生产困难。“二流子”生活懒散，其中有些人或没有土地，或缺少劳动工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各个地方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给没有土地的“二流子”分土地，给缺少生产条件的“二流子”创造生产条件。
华池县元城区二乡的“二流子”王士杰，长期嫖、赌、抽，不参加劳动，全家人年年饿肚子，乱偷乱卖，妨碍庄子的生产。县长李培福了解他的情况后，和乡长一同做他的改造工作。全家人没有单衣，就给他出主意，让他烧炭卖钱换布；没有柴烧木炭，乡长就把自己后山的树木让给他砍，不会烧炭，亲自教他。王士杰不再耍赖，开始认真烧炭。提起种地，他没有牲口、镢头和铧，也没有吃的，乡长把自己的铧借给他，李县长给钱买了把镢头，还动员群众借给他粮食。此后，王士杰变得勤快起来，耕作、锄草、拾粪，不再抽烟、赌博，生活有了保障，转变成了辛勤的劳动者[7]。
第三，将“二流子”编入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为其布置生产任务，帮助其制定生产计划，督促其参加生产。
好吃懒做、逃避劳动是“二流子”的通病。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互相监督，克服懒惰，逐渐建立起劳动习惯，比个别改造收效要大得多。例如，万户谷组织的“二流子”开荒队、贺家川的开荒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很多“二流子”参加，在互相督促下，他们很快都养成了劳动习惯。另一种情况是动员“二流子”参加变工队。甘泉甑家湾的“二流子”路保良，之前是面黄肌瘦的“浪荡鬼”，自从参加了变工队，就变得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他感动地说：“开始变工挖荒时挖几下就熬了，晚上回来满身骨头疼，乏得灰溜溜的，没有信心坚持下去。这刻吃的饭多了，挖地满有劲，觉得下苦很痛快的，变工队能改造我，对我的教育满实际。”[8]
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是松散的，“二流子”更是得过且过，无计划可言。边区政府为“二流子”制订生产计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生产的散漫性。例如永胜区三乡乡长鲍光成，给高铜牌订了生产计划，发动群众借农具、籽种，并将自己的吃粮节省下来，帮助高铜牌，经常去检查他的劳动情形[9]。子长县南区为“二流子”制订了生产计划后，“二流子”纷纷交出赌具，转入生产。其中天神庙庙沟的女“二流子”吴志元婆姨，因为找不到参加开荒要求的保人，向区长哭诉说：“谁也不保我，我以后一定改正了。”“工作组给她计划今年纺十斤线，每月一斤，二十多天后去检查，她已经纺下一斤十四两。”[10]
第四，发动群众，对“二流子”进行监督、帮助。与边区政府相比，左邻右舍及乡亲对“二流子”的状况更清楚，更容易劝说、帮助和监督他们。于是，乡亲出于热心或接受政府安排，给“二流子”做担保，帮助他们主动积极地接受改造。很多“二流子”在乡亲的帮助监督下，很快转变了。当时城里有一个偷偷卖自家口袋的“二流子”，怎么卖也卖不出去。一次，有个人说要买他的口袋，他很高兴，但是买了他口袋的那个人转头就把口袋送还到他家里去了，让他回家去要买口袋的钱。这相当于堵住了这个“二流子”的发财之路，他只得去参加生产[11]。
第五，与劳模运动相结合，在“二流子”中树立转变快的先进典型，鼓励先进带后进。边区政府对那些转变快、表现好的“二流子”及时给予表扬，成绩突出的还评为劳动模范；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二流子”，有时也邀请他们参加劳模大会或其他表彰会，让他们“和贵宾们坐在一起”，还招待他们喝酒、吃糕点和糖果，并请他们和劳动英雄一起平等地参加一切讨论。
曾经“闻名”边区的“二流子”刘生海，经改造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他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会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对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劳动。”延川“二流子”刘兴盛转变后对乡长说：“今年亏得乡长帮助我们，若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是挨饿受冻，哪里还能像今天一样吃干的穿新的？盼望乡长以后经常来督促我们的生产，我们一家人永远也忘不了政府的好处。”[12]
此外，边区政府还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营造社会舆论。当时围绕着“二流子”改造运动，产生了许多以“起家”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如《刘二起家》《钟万才起家》《刘生海起家》等。还有《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街头短剧以及民歌童谣等。
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是延安版画的代表作。他曾这样讲述画中人物的身世和思想感情：那个指着“二流子”婆姨的老大爷是村干部，非常诚恳耐心地给“二流子”讲利害关系，似乎在说，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多么可怜……。坐在磨盘上的是“二流子”的婆姨，很苦，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那个“二流子”的大孩子也很可怜，站在旁边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另一个老大爷摊开双手，似乎在说：你年轻轻地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婆姨和娃子……？背向群众的那个农民性格就比较强烈，伸出一只手指着“二流子”责骂他，也许是“二流子”的一个亲属，他背上背着一条绳子，衬托这农民的烈性子，他会说：你再不改把你捆起来。其他老乡有的撇嘴，有的旁观；右下角的孩子穿着红衣服，戴着围嘴，衣衫整齐，正好和“二流子”的孩子形成对比。“二流子”穿得很破烂，坐在一段木头上。听了大家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他的心动了，低着头，两个胳膊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抬不起头来。
改造取得巨大成果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果。截至1943年初，全边区共有“二流子”9544名，较以前几万人而言，下降迅猛。并且在1943年这一年内又改造了5587名，占总数的58．8%，而且这9000余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多少也从事一些劳动的半“二流子”[13]。到抗战结束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基本上改造完毕。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在当时可谓是一个空前的奇迹。由于对“二流子”的改造，大大减少了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窃财物、好吃懒做、播弄是非、宣传迷信等不良现象，促进了社会安定，边区社会风气大大改善。由于“二流子”不务正业，容易被敌人利用，所以对他们的改造也有利于边区的锄奸自卫。这些“二流子”经过改造，摆脱了贫困，生活有了改善。“二流子”转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43年全边区已转变的“二流子”每人至少生产粮食一石五斗，5500余个转变的“二流子”生产了8000余石粮食，足够一万人一年的口粮。
1944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7位国民参政员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踏上了访问延安的旅途，对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其间，黄炎培先生深为延安军民昂扬的斗志、俭朴的生活、健康的民风所感染。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先生在夫人姚维钧的帮助下，写成了《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写道：延安街上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在街上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注释：
[1][2]高凤林：《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党群关系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第49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4][5][12]王东方：《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4页，第254页，第258页。
[6][11][1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二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93—694页，第524页，第689、692页。
[7]杨正发：《面向群众：李培福传》，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8]北群：《甘泉变工队是改造“二流子”的学校》，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2日。
[9]延国民：《改造“二流子”是长期经常工作》，载《解放日报》1945年2月4日。
[10]石良秀、张志忠、杨风：《子长南区二流子迅速转变，一个月交出赌具二十五件》，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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