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敌人补给线，1945年6月，李峰 摄
黄河北岸，河南西北部有个孟县（今孟州）。
熟悉古代史的朋友都知道，中唐五代到宋初，这里曾设有“河阳三城节度使”，为洛阳北边的重要屏藩，南控黄河渡口，北扼太行南下。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里面提到的河阳就是孟县，乌公就是唐宪宗时代的河阳三城节度使乌重胤。此人不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而且跟时任河南（今洛阳）县令的韩愈关系深厚，韩愈写的送温、石处士的两篇序文里都对乌重胤称赞有加，甚至还为乌氏家庙写了碑铭。安史之乱中，乌家在是满门忠烈，坚决反分裂反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善待文人之外，还能跟将士同甘共苦，广得军心。《旧唐书》上说，乌重胤病逝那天，噩耗传到军中，“军士二十余人，皆割股肉以为祭酹，虽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韩愈对乌重胤的评价高，除了后者本人的原因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孟州是韩愈的故乡（昌黎是祖籍），也是他后来的埋骨之地。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河阳三城节度使”
如果您对这段不熟悉，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行者”武松血溅鸳鸯楼的发生地，就是孟县。
不过，历史上的先贤名将勇者，却不能保佑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几百年后，不被日本侵略者屠杀欺辱。
“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造成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
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负责防守平汉铁路方向，时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未战先逃，望风鼠窜，一口气逃过黄河跑到开封，被讥讽为“长腿将军”。更要命的是由于刘峙的怯懦无能，第一战区部队与追击的日军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便放弃了石家庄南北广大地区，退向冀南和豫北。日军从容地集结休整，并无后顾之忧地派主力一部沿正太线向娘子关进攻，协同晋北作战的日军会攻太原（11月18日沦陷）。
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1937年10月26日，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广州护法大元帅府秘书，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张华澜老先生拍案而起，与监察委员郑螺生、向监察院长于右任提案弹劾刘峙：
“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直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今河南安阳）矣。夫由琉璃河（今属北京房山）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由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此而不诛，是军法可以不设也。今再不诛刘峙，以后群相效尤，中华民国各行省，能经几弃乎？故特提案弹劾，请将丧师失地之豫皖绥靖主任刘峙移付军事长官惩戒会，按战时军律，速正典刑，以昭炯戒，庶将士皆知警惕，失地不难恢复，刑一人而救全国，何所顾忌而不为乎？”
结果刘峙屁事没有，先是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接着第出任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其间发生“重庆大隧道惨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0月17日，沿平汉铁路南侵的日军攻陷邯郸，河北全省陷落。
随后，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
1938年2月，日军进犯豫北（日军称之为“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平定作战”），连占南乐、清丰、濮阳、内黄、长垣、封丘、汤阴、淇县、辉县等地。17日，占领豫北重镇新乡。为阻挡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炸毁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南下日军被阻，转而沿道清铁路西犯，焦作、修武、博爱、沁阳、孟县、济源等地沦陷。2月底，豫北全部陷入敌手。
2月20日，孟县沦陷。曾经信誓旦旦要率领各区武装，上丘岭跟日寇周旋到底，不最后消灭敌人决不罢休的县长任邦，提前两天（18日），鬼子还没入境，就揣着大印，带了公款，扔下全县人民和县区各级政府干部，独自逃命。逃过黄河，到了洛阳，此人在河南省政府后台很硬，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又调任南召县长。
当然被任邦带走的公款，即孟县人民的民脂民膏，就被任邦和他在省里的后台分掉了。
孟县第一区第四联保主任刘万中，奉令集结，带着全部12名团丁9支步枪，找县长报到，却发现县长跑了，只得回到联保处所在地的中逯村。他们都是本乡本土子弟，所以路上就说好了：
“县长跑了，咱们仍然返回老家。如果敌人真来到了，就和他拼，就是死，也要和家人死到一块。
当天回去，就在村东北（沁阳方向），放了警戒哨。
2月19日早晨，位于县城正北五里的中逯村，联保主任刘万中正在家里吃早饭，突然听到村东北警戒线上的步枪打响了。紧接着“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从公路上打来四颗炮弹，落在村东，还混杂有机枪声和坦克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叽里呱啦的怪叫声……
“不好，鬼子来了！”
刘万中顿感“好像是天要塌下来似的”，惊惶之后，急忙跑出家门，见到团丁们也都集中在街头，拿着枪却不知所措。大家顾不得抵抗，更顾不得掩护乡亲们转移，全都不约而同地拔腿就跑。
此时，整个中逯村都陷入慌乱。只见满地里都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村民。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地往村西逃难，却漫无目的，能跑多远跑多远，反正先离开是非之地就行。至于鬼子追不追，追到哪儿，暂时顾不得了。
一时间，大人喊小孩哭，呼天叫地的哭号声，震耳刺心。
多少年后，刘万中老人还记得当时的哀叹：
“父母官闻风逃活命，众子民落祸受煎熬。”
跑啊跑，中逯村的群众跑到十多里外的东小仇村才停住脚，还好鬼子没追来。停了两天，听说村里住的日本兵全走光了，刘万中才敢返回去看看。
回到村里，只见街面上到处都是人粪、马粪。一些火堆灰烬，还在冒着黑烟。从老百姓家搜来，被烧残的桌腿箱盖，还有可能是当铺盖的被褥衣物等杂物，扔得遍地狼藉。
到家后，只见大门剩下一扇，丢在墙边，那一扇不知到哪里去了。盆瓮缸罐滚了一院子。衣服被褥书籍等，扔了满地。箱柜桌椅，都翻倒在地下。
遇到回来早的邻居，听说南边大街的毛五成老汉被日本兵杀死了，地里还留着一片紫黑的血迹。更让刘万中最痛心的是亲戚中，也有人遇害。近门族兄刘万兴老人，平日与世无争，淳朴善良。那天没跑了，出门遇到一群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上面还写着“大日本皇军宣抚班”几个大字。他赶紧躲避，鬼子就追，追到井边，脚一滑掉进去淹死了。
十字路口，还贴着一张《安民告示》，上面写着：
“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我们的救星来到了，现在来村里安民，救苦救难，望村民不要惊慌，安居乐业生活。”
下边署名，写的是孟县维持会会长赵润、副会长毛云飞。
说好的“王道乐土”，实际的“人间炼狱”，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完全不拿中国人民当人看！
当时（1938年4、5月）的《河南国民日报》，曾多次报道孟县沦陷后的惨状：
“寇军蛮横成性、烧柴不用，专破坏良家器具，以致城乡柜台，毁坏殆尽，且到处找寻妇女，如五人发现一青年女子，即五人予以轮奸，十人发现即十人予以轮奸，连五十余岁之老妪亦未能逃脱幸免。甚有奸某人妇女，强其父老或其夫在旁观看，以资取乐者。敌人并到各人民家中，翻箱倒箧，找细软之较好者带去，其余则为之焚烧、甚有便溺锅碗盆罐中及祖先神主上。
椅桌板凳概付之一炬，越是油漆得好的，他越烧得起劲。春日气候温和，并不寒冷，伊之所出，并非取暖，不过发挥其野蛮性、破坏性而已。
粮无论多少，尽倾倒于以喂马。
他们的大便，恒泻大柜台上，桌子上、锅灶里。若在屋中院中、门根里外，就算高等待你了。小便则溺在面缸、米缸、菜罐里。
老的女子以为不要紧，这个估计算错了，七、八十岁的仍不免。
到此不到两天，就勒要女子五百人，均是强拉来的，某学院一变而为妓院（慰安所）。呜呼，文化重地！
将一般人视为奴隶、牛马，不视为同类，也不视为人类。搜刮财物装载而去。汽车、粮食则叫人领导，挨户搜寻，领到有粮的家时则大喜，到无粮之家，则吃刺刀。这粮食又不知载去若干汽车。古董字画、雕刻物、艺术品，又不知载去若干件？
……”
此外，日军在孟县还制造了多起大屠杀惨案。今天我想讲述的就是其中的“火烧禹寺庙”惨案，根据官方的《孟县志》（1991年）的记载：
“（1941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夜里，日伪军共100余人到禹寺‘扫荡’，抓到137人（男129人，女8人）关在禹寺大庙大殿里，次日黎明将禹寺大殿浇上汽油，纵火焚烧，除郭升吉等9人冒死从山墙上挖窟窿逃脱外，其余128人全被活活烧死。日伪军临走时又烧了临街房屋536间。”
但实际情况，远不是一段文字、一组数字，这么简单。这场由日伪军制造的规模并不算大的惨案，其发生过程，我个人认为在抗战史上，乃至民众动员方面，却极具历史意义和观察剖面。
根据1989年，当地文化专干吴克杰同志对幸存者郭升吉、王奎富和郭先伦等人的采访，整理出的《日军火烧禹寺庙的调查》，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关键信息：
首先，日军滥杀无辜，因为它们的侵略行径遭到当地群众自发的红枪会武装反抗，红枪会曾经在禹寺庙曾经举行过“排刀”仪式，鬼子就以此为名，在附近的禹寺村抓人，然后在此杀人。
顺便说，日本人可不因为中国人里，有本地人就杀，有外地人就不杀。遭难者中有10名山西籍运输工人，他们挑运瓷器，给老板送货的；
其次，汉奸可恶，抓杀禹寺村民是汉奸告密，甚至手里有详细的红枪会参与者名单，日军来此抓杀也是汉奸带队；
其三，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完全没有概念，有的人随大流思想严重，胆小怕事，简直是妥妥的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
尽管伪军和伪行政人员中，有人良心未泯，给大家报信，甚至都告诉大家，鬼子要防火烧人，大门还没锁，啥时候点火，就是想让能跑几个跑几个，可却有人不让大家跑。
幸存者回忆说：
“一伙年轻人打算冲出去，有个老头叫郭先庆，竭力阻止，怕出乱子，更怕年轻人都一走，老汉们更遭殃。他说：‘恁跑，我可要喊哩呀！’他这么一咋呼，年轻人也少跑出许多。”
最后，中国人不乏有勇有谋的爱国者。
刚被抓进来，当年仅十七（虚岁）岁的少年郭升吉，曾在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豫北别动队”当过勤务兵，看到鬼子给刺刀上油，又听到鬼子和汉奸说这里的人要统统杀掉，就开始在群众中做鼓动：
“咱可不能和谷旦他们一样，给日本鬼子磕头作揖，结果还是免不了一死，反正总是一死，咱要掂起砖头跟他拼，拼倒一个算一个。”
这说的是此前谷旦村（今谷旦镇）的两次被日军屠杀的惨案：1939年7月，日军将80多人关在大庙里烧死；1940年3月，50多人又遭日军残害后，被投入村中赵家院井内。
当日军钉紧门窗，开始准备可燃物，堆放在大殿外，群众一片慌乱，不知所措的生死关头，一位叫魏谋林的老泥水匠站了出来！
魏师傅当过兵，打过仗，这座大殿也是他退伍之后，参与翻修的，所以看情况不对，一进来就赶紧观察殿内环境，心里制定了突围计划，还串联了几个后生，指点大家如何反抗，如何从薄弱点冲出去：
“1、为了示威，敌人在殿门上靠把大东洋刀。他一见门口靠有刀，进殿先躲在门旯旮。如果敌人用刀戳，他就先下手为强，抓住东洋刀和鬼子拼；
2、日军假若从头顶上扔过来手榴弹，自己就用行李卷顶在头上，然后蹲下藏到墙角；
3、他见到东边中佛殿上日军架有机枪，枪口正对着药王殿门口，一旦扫射过来，可以用殿门作屏障；
4、要是日军用火烧，他即可沿门上梁从房上外逃。”
所以，鬼子一放火，浓烟燃气，魏师傅就抢先窜上房梁，率领年轻人闯出虎口，年轻人郭先伦按照老木匠的指点，一脚将单层土坯踢个窟窿，飞身跳下，后面跟着不少人也往外冲。
那么问题来了，你说有爱国者，有他指点，也有人往外冲，为啥还是死了那么多人呢？
这就是组织力的问题了，鬼子有组织，又有武装，你不但没有武装，更没有组织，形不成反抗的合力，自然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日本法西斯到底是工业国，虽然工业化的程度远不如德意法西斯，但前者的组织力也远强于我们这个农业国遍地的小农经济，这怪中国人民吗？
近代以来，包括今天不少体面人，如蒋介石都把原因归结于中国人无赖、缺乏管教，素质太差，基层的百姓，不是“匪“，就是“暴民”，社会缺乏的是“秩序”。即便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都认为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这样的中国实在是无可救药了。
体面人这话对吗？
当然是扯淡了！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的创造者，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等四大发明的创造者，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近代以来，他们被帝国主义反动派欺辱、屠杀的关键是没有先进理论武装，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完全靠自发。自发是被迫的，难免又在被迫中自发结束。
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不是自发的、不是各行其是、不是分散的，也不是每个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将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进行重新整合。只有将民众的力量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才能消除民众革命的自发性、分散性，调动民众革命的积极性，将民众的智慧与创造力整合成社会的合力，使民众自发的革命成为一种自觉性的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群众路线是生命线，群众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不组织群众，共产党就没有生存基础，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早在1927年，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写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
有意思的是也在这一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崛起的新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子蒋介石，却公开在上海喊出来“民众运动必须暂时停止”的口号。
当然蒋记国民党，并不是不要民众，比较他们也自诩革命政党，不敢在名义上排斥民众运动，他们是要把原先负责民众运动工作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清理出去，用他们自己的人来组织民众。
但是我们知道蒋记国民党执政基础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天然是站在中国人民对立面的，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更是极其狭隘的，他们主张实行的是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希望中国永远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这样才能得到各路洋大人，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金主爸爸”们的宠信和庇护，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众运动，更不可能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
同时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其核心并不是国民党，而是军队。以军治党，以军代党，军＞政＞党，是蒋介石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集团因为军官团的主要成员，不是出自大地主家庭，就是发了战争财成为了新兴地主阶级，他们的田产受到日益澎湃的农民运动分田分地的冲击，阶级利益使然，必然真圧和反对群众的“胡闹”。
所以，即便是抗日战争——这样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固执地认为抗战只能依靠政府以及领导的正规军作战，普通百姓只要把子女金帛乖乖献出来就好了，其他的不要管，也别瞎操心，想帮忙就是帮倒忙。实在不行，不还有英美盟邦（金主爸爸）吗？那可是老厉害的存在啊！
关于这点，共产党早就在抗战之初，就洞若观火：
“在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在民众救亡运动方面，表现了它的动摇。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但同时它又惧怕运动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围，所以它采用一切方法，对运动实行‘统制’与‘包办”政策，使运动不能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
反观共产党，在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则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大大增强了自身的群众组织力，厚植了在敌后抗战的群众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了磅礴力量。反过来，得到动员和组织的群众，不仅为中共党组织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也成为抗日力量和未来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的重要来源。
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口袋战、挑帘战、破袭战、村落战……这些抗日战争中我军令日本鬼子心惊胆战、步步狐疑、进退维谷的新战法，无不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体现，而武委会、农救会、工救会、商救会、学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这些林林总总、各司其职、区别对待的群众组织背后，更是中共组织力向下向基层发展，实现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凝聚群众的重要抓手。
所以什么样的强敌面前，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就会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说到底，要相信群众，要组织群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反之就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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