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大林1928年的谈话就是“左”倾路线的“总纲”
在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瞿秋白和斯大林有一段谈话。斯大林的这段谈话可以说是之后王明路线的“总纲领”。这个总纲核心就是“城市中心论”，其中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之后我一点点的分析。我们是时候系统的清算一下斯大林的错误，完成毛主席老人家未竟的心愿，告慰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极端严重错误指导带来的“左”倾路线而牺牲的红军烈士们了！
（1）“不能持久论”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主席就精准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但是，斯大林却强调：“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可见，斯大林这个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没接触过一天中国农民群众的“大人物”武断的否认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持久性。斯大林显然是没弄清楚中国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质，也就没有弄清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问题，所以就认识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持久性。斯大林这样说无非就是不愿意看着我们红军持久在农村工作，无非就是想抓紧让我们去大城市！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终不能统一，本身就体现了白区军阀混战的长期性。斯大林认识不到中国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本质，也就认识不到农村根据地政权存在的持久性。有阶级敌人的持久混战，也有农村革命政权的长期发展。
斯大林那种反对长期持久的、艰苦的农村工作，实际上也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体现。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并指出相当一部分离队者就在于因在工农武装根据地“长期斗争，感觉疲劳”。
总之，毛主席坚持在农村根据地进行持久斗争，坚持根据白区军阀始终不能统一的混战事实，逐渐持久的在农村发展革命政权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论”荒谬至极，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加紧进攻城市、反对在农村建立持久根据地的重要依据。
（2）“无法动摇论”
斯大林和瞿秋白、周恩来强调：“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他以俄国为例，来贬低农村斗争、强调农民暴动无法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他这样无疑是贬低了农村在中国的决定意义，为的还是让我们重点关注大城市！
俄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对雄厚，是资产阶级维系生命的主要基础（俄国资产阶级主要靠无产阶级养活），无产阶级积攒的实力也足以抵抗资产阶级——所以农民暴动不用充分、大规模发展出足以推翻阶级敌人的力量，只需配合城市斗争，就可以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
中国则不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极度薄弱、数量极少。帝国主义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军队和一小撮帮他们控制这支大军的买办力量，对城市工人阶级具有压倒性优势。城市敌我差距极其悬殊，在城市，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无产阶级就只能先去农村。什么叫动摇敌人的政权？动摇，反义词是稳定。稳定就是没有力量在根本上威胁到统治，动摇就是让敌人的统治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无法延续统治、受到根本威胁，就是让敌人遇到足够使其灭亡的力量——就是产生彻底压倒敌人的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农村占当时中国人口90%以上，无产阶级只占当时中国人口0.5%。无产阶级扎根乡村，大规模发展乡村政权，把乡村革命根据地规模发展的比城市还大，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把全国90%以上人口都解放走了，大多数人在敌人的敌对一边而不在敌人这边了——这就足以动摇了敌人的政权！敌人那时候即使在还城市，也无法维系统治、只能束手就擒了！农村的实力以及规模已经远远大于城市了，压倒性优势都形成了，决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动摇敌人政权了！长春、北平、绥远、武汉、湖南、新疆，很多地方都是和平解放。敌人还在大城市，怎么就统治不稳固了？因为我们以乡村根据地为主的革命力量对敌人形成压倒性优势了！
敌人在城市“有力量”，我们在农村更有远远大于敌人的力量，我们对敌人有压倒性优势，就彻底动摇了敌人的统治！所以，毛主席在1929年3月像中央汇报的时候，就提出“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可见，毛主席在1929年就明确提出，必须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动摇阶级敌人的统治，才能促进革命高潮——而不是城市中心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委婉的体现了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的建议。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以农村为中心扩大根据地政权力量是唯一的可以动摇敌人阶级统治基础的方法。这就和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论划清了界限。
（3）“掌握城市才有高潮论”
斯大林荒谬的认为“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但是，不掌握主要城市，照样可以实现潮流高涨，照样可以判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斯大林这样说，无非是想让我们重点搞城市工作，以打大城市带来“高潮”！
什么时候可以说高涨？实际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大了、力量大了，甚至发展的比城市力量和规模大了，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高涨！即使主要城市没掌握，只要把农村力量发展大、发展的比城市力量还强，照样可以说高涨了！高潮到来，革命力量上升，旧势力统治受到威胁，不等于大城市占领与否。
促进潮流高涨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可见，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最主要的任务必须是发展农村根据地政权力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不是掌握了城市，而是发展的农村根据地政权力量远远大于城市了！
潮流高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不等于掌握了大城市。而且，高潮快要到来也包括阶级矛盾的激化、阶级敌人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4）“性质不改论”
斯大林告诉瞿秋白和周恩来：“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
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荒唐的。他根本上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否定了井冈山和苏区以及之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农村和城市没直接联系，在农村建立的根据地照样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的！在《井冈山的斗争》，毛主席强调：“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可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社会性质！
潮流高涨了，不是“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前文提到过，高潮到来的标准不是打下大城市了，而是农村根据地的力量超过大城市的力量了。即使资产阶级还坐在城里，把农村根据地发展的比资产阶级城市力量还大，照样标志着高潮的到来。而且，高潮到来就应该先打大城市吗？不应该！高潮到来，也应该采取稳健的军事战略。随着帝国主义和地主为了自身阶级利益而对工农群众剥削导致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随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威胁加重，统治阶级为了缓和内部危机而掠夺资源的白区军阀战争加紧，革命高潮逐渐到来，也不应该先打大城市作为“中心”。如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所说：“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建立中心坚实区域的基础——可见在这里，毛主席就提出了注意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区域。
（5）“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论”是一套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成体系的、荒谬百出的一个整体。他先百般强调农村困难，扯什么“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给你制造在农村不能长久发展的印象。
毛主席则和斯大林针锋相对——就要在农村长期扎根！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讲：“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你说不能持久，我就能持久！
然后，斯大林讲：“现在仅仅是农民暴动，说他(它)破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对的，但对全国却不能说高涨。”否定了农村暴动可以带来最终高涨。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这样讲：“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就能带来高潮！农村根据地对于全中国就像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对于全世界一样，就是中心！以这个促进高潮的到来，把农村力量发展的规模比城市还大，即使没占领城市照样能带来全国的潮流高涨！
斯大林还认为：“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鼓吹压根就不应该搞的大城市暴动。斯大林不承认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暴动压根就不应该搞，不承认打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当时本身就错了，本身就表现出来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主义者，就是王明路线的祖宗。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强调：“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可见，毛主席早就反对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了！毛主席强调——反对冒进，反对打实力极其强大的大城市！而广州暴动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
斯大林也摆出一副重视农民的样子，他先说：“我现在只说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然后他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其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这个“固然”意味深长。可见，他认为农民运动最重要不在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扩大农村土地改革根据地面积，而在于“拉队伍”。然后，他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图穷匕首见——不仅是单纯军事观点，而且想拉完几万队伍然后去大城市送死！
他的公式：拉队伍比搞土改、扩大农村根据地还重要，最重要——拉队伍之后“更有意义”的是打大城市，而不是继续扩大农村的土改根据地范围——拉队伍之后可以打大城市的标准就是“几万”。这是毫不掩饰的城市中心论！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几万军队拉出来了，去打大城市、打赣州了，结果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灾难——打大城市损失惨重！
毛主席从来不认为打“大城市”会“更有意义”。早在井冈山，毛主席就认为只有实事求是的捡着弱的打才更有意义！在《井冈山的斗争》，毛主席讲：“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你斯大林不是说不能持久吗？毛主席的部署就是持久部署！你斯大林不是说集中到城市更有意义吗？毛主席就先集中打敌人弱的地方！集中到城市去那是去送死！
只有发展了至少五百万人民军队之后，我们才成功打赢了阶级敌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个吸收几万就去打大城市的观点，实在太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和战略意识了！
二、192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的瞎指挥
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发表了“左”倾机会主义谬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讲：“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这就是王明路线反对利用福建事变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宝剑！
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顽固的强调“城市中心论”：“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看看，多么明显而荒唐的城市中心论！这和毛主席的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
他们荒唐的把主要危险定义为右倾，强调“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稳健的军事路线，这就是共产国际——把当时弱小的力量估计过高了！
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在同一时期还发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强调：“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这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理论来源！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宝剑！
三、十月来信之后，共产国际真的放弃城市中心论了吗？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李立三的火上浇油，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曲折。《周恩来年谱》记载，当时周总理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讲：“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是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这里，周总理明确提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
斯大林听后，对周总理说：“中国革命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发展起,首先发动广泛的群众斗争,进而创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的领导,并逐渐开辟和扩张革命根据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他还强调“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可见，斯大林这时的观点有了相对转变，比以前相对进步。
但是，他即使同意先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没有同意以农村为工作中心，没有明确指出薄弱的地域应该是农村，没有指出群众斗争应该是农民斗争。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强调“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农村武装割据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政权问题才是根本问题——以武装斗争扩大政权、不断地扩大工农武装根据地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强调红军问题放第一位，实际上就是单纯军事观点，无疑实际上还是想拉人手赶紧打大城市。
共产国际发来了“十月来信”，希望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之后的日子，共产国际还是站在了王明这一边、博古这一边、“左”的错误这一边，远远落后于毛主席的规划！
毛主席主张集中力量先进行乡村工作、扩大乡村武装割据政权、以乡村工作为中心、反对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线执行者们坚决要打大城市。打赣州，就是执行了斯大林“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的观点，结果损失惨重！红军已经发展道路数万，反对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当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了！
毛主席极尽所能减少损失，坚决主张先打敌人弱的地方、先打农村，反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路线。最终，在宁都会议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这个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开门见山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临时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农村、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正确意见！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
后来周恩来回忆：“但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可见，斯大林为首的这个共产国际是长期坚持城市中心论的。
可见，结束了立三路线之后，共产国际、斯大林依旧反对以农村根据地扩大为中心任务，依旧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依旧反对中立富农而热衷于过度打击富农，这些都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不要再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洗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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