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晚年的追逐

　　四、坚持真理不争名利

　　张怀英一生坎坷，在政治上，上上下下，经历过多少次大风大浪的袭击。从“十月事件”到陈永贵下台，他在形势转折的重大关口总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立场。在晋中“十月事件”中他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的主谋，他对此大不以为然，连检查也不写一份；在文革中，他在省革委办公室主任的高位上进入“五七干校”劳动，后陈永贵请他回昔阳协助工作，省委一位领导要求他写检查，说只要写一份检查，就任命他在昔阳的职务，但他仍然置之不理，说“没有错写什么检查？”；后来因为陈永贵的问题，当时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通过山西负责人向他打招呼，说只要揭发陈永贵，他在山西不好干，可以到河北任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领导人的发话对他应该来说是一个转机，但张怀英依然是无动于衷。当时陈永贵下台了，他身边有许多人落井下石，揭发陈永贵的种种问题，但张怀英却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说损人利己的话。

　　据说有一年春，张怀英去北京看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两人见面后无话不谈。对方就张怀英目前无事可做的情况也很清楚，就关心地说，你的情况这么多年过去了，可给中央写信反映一下，我可直接交给江泽民同志。然而，张怀英面对这样能使自己命运有所转机的机遇却毫不动心。他就是那么固执己见，不仅对落井下石的人大不以为然，而且对陈永贵的所谓问题只字不提，为了信仰，面临丢官，他心甘情愿，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的气节。

　　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后曾向他提起，问他为何要这样做？张怀英不多言语，只说了这么一句：“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原则的，既不能丢掉信仰，也不能丧失人格，更不能不顾党性。”那一年，张怀英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中纪委一位领导。据陪同张怀英的同志回忆说，当时他本人也在场，病中的这位领导见到了张怀英表现得很激动，可能是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说：“我一生处理过好多事情，大都问心无愧，但就张怀英一事至今想来情理不通。张怀英一生清廉，为人耿直，工作出色，不能这样处理”。讲到此他落泪了，第三天中纪委这位领导就与世长辞了。

　　这里，我且不论是与非，只说张怀英的为人处事。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天塌下来也要挺起腰干去顶。为了撑住将要塌下来的天，他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粉身碎骨，他还是那么心定神宁、不灰心不丧气，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顶天立地吧。

　　然而张怀英对陈永贵却不是这样。1973年张怀英回昔阳主持工作后，为了更好地学大寨、鼓干劲，对昔阳县五六十年代学大寨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了总结。张怀英到运城当地委书记后，个别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和位置对陈永贵说“好多人讲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得靠张怀英。”陈永贵虽然已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的副总理了，但在认识上毕竟有他的局限性，在个别人的鼓动下借批右翻案风，搞了个“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严肃地批判张怀英所作“三个六年”的报告。张怀英在这种情况下，从稳定大局出发违心地提出回昔阳做检查。这是他一生中很少有的违心行为。陈永贵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在会上大张旗鼓地批判“三个六年”。当时昔阳一批人对此事非常不理解，也接受不了，说：陈永贵位高权重不讲情意了。张怀英却安慰他们说：“不要干扰昔阳的工作大局”。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容得天下事，容得天下人。

　　这事在后来还是感动了陈永贵。陈永贵在他的弥留之际，特别想和张怀英见一见，聊一聊。张怀英得知陈永贵住院的消息，也曾三次到北京看望他，听听陈永贵对昔阳问题的看法，并接受了陈永贵的嘱托。张怀英和人谈起第二次去北京看望陈永贵的时候，说他在医院里开诚布公地对陈永贵说：“老陈，我对你不说假话，你的身体不行了，但不要有负担，能活一天就要好好地活一天。”陈永贵说：“我就等你这句话，你对我是不说假话哩。”

　　张怀英走后的一段时间，陈永贵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下去了，又想和张怀英说几句心里话，就嘱托他的子女，让他们转告张怀英。

　　记得事后多少年，张怀英曾向新华社记者范迎怀谈过他第三次到北京探望陈永贵的情况。

　　当张怀英又见到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在同命运搏斗中又争得了一点说话的权力。他谈了几句话之后，就伤心地哭了，紧紧地握住张怀英的手，对他的又一次前来看望表示感谢，也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张怀英为了安慰他，就以战友的姿态对他说：“不要伤心啦，你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恼，尝过幸福的甜果，也流过辛酸的眼泪。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你失去的是贫困，得到的是大寨人的共同富裕，想想过去给地主干活，到街上去卖烧饼，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当时还想到会当上副总理吗？”这话像开心的钥匙，真得把陈永贵的心说开了：“啊！也就是！你怎么不早给我说说？”接着，陈永贵又对他说：“怀英同志，我这辈子算没认得好劣人，既然你来了，我就愿意和你客观地分析一下你我所走过的路程。”陈永贵便谈起了昔阳和大寨，什么西水东调，国家支援，等情况…..。陈永贵在冷静下来时才开始反思自己。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一些一直捧他、吹他，看他眼色行事的人，在他下台后，便对他落井下石。但在当时他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高，对人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这就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

　　事隔20年以后，我为陈永贵写传记时，也用纪实的手法把这一段历史写了进去。张怀英看了我的初稿以后，明确地向我提出：“三个六年”还是不写为好。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样容易贬低陈永贵。他怕贬低陈永贵，却不怕贬低他自己，我从这里也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然而昔阳“三个六年”的历史和张怀英由此而作的报告不是因为我一个人不写就无人披露，不几日《农民日报》记者吴思在他的著作里很详实地记述了此事，张怀英看后对我说，吴思是看了常委会议记录了，看来不说也不行，你可以客观地反映一下，但不要损坏陈永贵的形象。可当时我的书稿已经排版付印，不能再动了。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后，昔阳干部也都在经受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张怀英，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在运城虽为地委书记，却面临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各种挑战，已无法正常处理所有的问题了。但张怀英毕竟是张怀英，也如他在诗中写到的，外面喊着口号打倒张怀英，而住在小楼里的张怀英却是专心地翻看着唐书。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为了正义，不是也经受了多方面的打击吗？这些人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被后世普遍认可。

　　那时，为了打倒张怀英，一些人捏造理由说他“抵制三中全会精神”，还说他“生活特殊化”。但了解他的人大都能公道说话。一位新华社记者被派到昔阳县调查张怀英的问题，说张怀英这个人生活特殊。时任皋落公社党委书记的李祥林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张怀英生活特殊？他是最廉洁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昔阳是有目共睹的。你可到他的老家看看他父母住的房，了解一下他四个孩子小时候在老家的生活就清楚啦。”当我和张怀英谈起此事时，他对我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有正气，有自己的观点，要敢说真话，不能怕丢官，这是党员的基本素质。”

　　张怀英一生经历了许多事，但是，他对大寨和大寨精神、对陈永贵的态度始终是忠贞不愈的。陈永贵在弥留之际找张怀英进行了三次谈话，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但张怀英没有对任何人透露。我记得我第一次向他采访的时候，他守口如瓶，并不向我提供什么。在我询问之中，他曾说了一句：“有人曾经打问陈永贵和我三次谈话的内容，我对谁也没有讲，还不到讲话的时候。”直到纪念陈永贵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上，张怀英才把这三次谈话公布与众。我记得他在谈陈永贵对西水东调的看法时说：老张，你往后看，我快要死了，你再活10年就看清楚了。

　　在社会上，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人，都公认张怀英的政治水平高。他看问题不仅起点高，而且看得远。无论对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他独特的认识和独到的处理方法。他面对自己所处的不良环境也能保持着一种沉着、冷静的态度和大度的姿态。如何认识大寨，如何对待大寨的问题，他不只一次地在自己心里翻锅底。直到广州《现代人报》发表了刘丹写得一篇《从火红的年代到葱绿的现实》的文章，披露了有些舆论界说的“大寨卖一斤粮食国家倒贴两毛二分六”和“大寨每人欠国家一万元债务”的结论而遭到大寨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他就认识到有人开始为大寨说公道话了。那篇文章首次对《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这个长篇报道提出质疑，张怀英把刘丹的文章和《大寨背离大寨精神》的报道复印出来，与前来看望他的人对两篇报导进行对比分析，交换意见。接着，《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房干村前说扬弃》的文章，说“这里学大寨没有停步，”还特别指出当时批判大寨的极左路线形成的一风吹是“连脏水带小孩一齐泼出去了。”这就使张怀英更进一步看出，大寨精神是经得起考验的。特别是张怀英在部队的儿子回来探亲时说：他们到河北井陉的山里去看地形，在深山的一个村里看到了两条标语，一条是“继续发扬农业学大寨的精神”，一条是“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不招文盲婿”，这对张怀英触动很大，他对我说：大寨精神是被大家接受的，可农村出现文盲是由单干造成的，这是个社会问题。直到陈永贵的儿子对吴思所著《陈永贵 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对陈永贵的历史有不实之事起诉至法院需作证时，张怀英义无返顾的出具了证明，证实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在这份证明材料中写道：“现就《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24日第31版连载吴思所著《陈永贵 毛泽东的农民》一文中写到关于陈永贵曾经参加过‘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及日本投降后曾经被共产党方面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等情况与事实不符做以下证明。事实真相是：当时的历史时期，‘兴亚会’是群众组织，村村都有，参加人很多，根本不是什么特务组织。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方面根本没有拘留过陈永贵，在村里也没有‘五花大绑挨了几拳’之事。”

　　张怀英所以要出具这样的证明，是他深入实际调查，认真负责地对待此事的结果。如果张怀英和陈永贵没有广泛的交往，如果没有当初对陈永贵入党时那么负责的态度，他后来的做证也是不可能的。

　　跟随张怀英多年的同事们都有这么一种共同的看法，张怀英在日常工作中要求严格，遇到问题往往不留情面，但是当事情发展到了关键时刻，需要保护人的时候，他往往要千方百计地对人加以保护。诸如处理寿阳所谓“反标”案件的时候，他也抛弃派性的局限，使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在运城处理“盗车集团”案后，对所牵扯人员也大都经过教育提前释放。对陈永贵更是这样，陈永贵虽然在处理“三个六年”的报告时对他有所伤害，但在陈永贵下台后的危难之机，他也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宁肯自己丢官卸甲，也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就是在陈永贵去世后的声誉下降到最低点、法院对其历史问题进行裁决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挺身而出为陈永贵作证，再一次维护了陈永贵的清白，这就是张怀英的人品。

　　当时社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陈永贵有本事没本事之说，张怀英就针对这种论调反驳说，任何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都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他例举了周文王和姜太公的关系，以及鲍叔牙和管仲的关系来论证。张怀英的论证还说明，这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也就没有鱼，鱼有了水才能自在地生存。

　　张怀英借用姜太公和管仲来论证陈永贵和毛泽东的关系，说时势造英雄就是历史。在旧社会，陈永贵一无所有，只能当个长工，然而到毛泽东时代，给了他组织起来搞集体化的机会，才使陈永贵的才华得到发挥。也正是在建国后最困难时期，需要解决全国人民基本的生活吃饭问题，陈永贵的所做所为符合了毛泽东的愿望和当时的国情，在大寨这个小山村，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解决了一个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形势的需要和个人的作用。

　　张怀英就这样解答了陈永贵有没有本事的问题。他看人看事总有他独到的一面，看起来宁执不弯，但从识人和处理问题上看，有别人难以做到的一面，这也是他身边许多老干部的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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