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少年儿童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展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少年儿童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革命斗争，广大少年儿童接受了教育和锻炼，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考察这些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引导少年儿童在增强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认同和在学史崇德中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红色文化
“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史实为依据，把握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基本概况，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引导少年儿童在增强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认同和在学史崇德中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基本概况
中国少年儿童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展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从整体上考察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少年儿童投身革命，首先要勾勒出投身革命的少年儿童群体画像，厘清和把握这一历史时期少年儿童的年龄范围、群体构成、参与组织以及相关人数等基本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对少年儿童年龄划分缺少统一标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将18岁以下的人都称为儿童。1928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提出“六岁到十八岁的儿童都可以加入”劳动童子团。1938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规定，“凡14岁至18岁赞同本队宗旨，愿尊（遵）守本队纪律，体格健康者得（可）履行入队手续，加入本队为正式队员”；本次会议通过的《儿童团组织章程》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愿意参加儿童团的都可以成为儿童团员”。笔者结合不同时期多方面历史文献资料，主要研究和考察革命战争年代7岁至18岁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具体史实。
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极投身革命的少年儿童主要来自广大农村地区和城镇资本主义工商业区以及各类新式学校中的中小学生群体。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深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少年儿童生活在极端苦难之中，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在广大农村地区，少年儿童遭受反动政府、地主以及土豪劣绅的勒索盘剥，被迫当小长工，女童甚至被卖去做奴婢，经常挨打受气；城市中的少年儿童进工厂当童工或进商店当学徒，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与压迫。广大少年儿童的生活、学习甚至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同时还要受到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的毒害。这导致广大少年儿童产生了改变自身悲惨生活境遇的迫切愿望，一接触革命便要参加斗争。
少年儿童自发意识到，反抗需要有效组织起来，成为集体活动，而不能是单个人的反抗。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很快成为少年儿童的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少年儿童的根本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成长。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参与革命斗争，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现了很多名称不一、形式各异的少年儿童组织，如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等。还有一些少年儿童积极参军入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妇救会、儿童文艺团体等。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少年儿童工作作为重点，委托青年团直接领导少年儿童组织；联系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和进步人民团体开展丰富的少年儿童工作，推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参与革命斗争，为革命战争提供有生力量。
关于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人数，缺乏准确统计，但依据儿童团、共青团、少年先锋队以及青救会等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史料，可以对这个数字有大致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重大意义和工作经验不足等，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人数相对较少。1927年3月，上海“劳动童子团已发展到四千多人”，而“至1927年5月，武汉三镇的劳动童子团从1.2万人发展到4万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积极投身革命。1930年11月，“农村少年先锋队，童子团极庞大的发展，达到一百六十万人”。苏维埃区域内劳动童子团“总人数在1930年11月达70万人”；1929年9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少先队和儿童团“人数达20多万”；1931年5月，“全湘鄂赣苏区约有儿童团员18万以上”；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童子团的数量已到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六人”；1932年，苏维埃区域少年先锋队“已有十万人之多”；1936年，“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少年儿童革命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有儿童团员12万人，晋西北有6万人，晋西南有4万人，冀鲁豫有3万人，胶东有2万人，鲁西北也有1万人。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员，山东根据地有25万儿童团员”。山东的儿童团员抗战时期发展到100万余人。“到1941年，晋察冀北岳区也有近25万儿童团员。整个华北共有60万儿童团员。”1944年，苏北解放区中的盐阜区“就组织了18万儿童团员”。解放战争时期，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热情高涨，人数不断创新高。1946年6月，晋绥边区有“少先队76000名，儿童团员与学生会员89724名”；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员共109928名。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2月，“全国已有170余万团员”。
二、中国共产党对少年儿童投身革命的组织与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少年儿童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革命斗争中，广大少年儿童接受了教育和锻炼，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少年儿童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1922年，在安源大罢工中，少年儿童为筹建工人俱乐部出力，主要为工人学习和开会放哨。有的少年儿童还跟随父亲、兄长等参与罢工斗争，如帮助工人维持秩序，深入矿井、工棚和街头开展宣传，为参加罢工的工人鼓劲。1924年，劳动童子军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游行大会、罢工胜利纪念大会、“五七”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以及“六一惨案”纪念活动等，通过演讲、散发传单以及表演节目等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27年，上海劳动童子团参与工人纠察队的革命活动，“跟随工人纠察队冲击巡逻队、警察署，帮助工人纠察队缴获了许多枪支”。广东劳动童子团援助罢工运动，上街推销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和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等，为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路线作出重要贡献。湖南劳动童子团在学校里努力学习，积极开展宣传和服务工作，扩大儿童团的影响；在工厂中开展宣传工作，动员童工参加劳动童子团，鼓动童工同资本家作斗争；“走上街头向社会作宣传，宣传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湖南省平江县的儿童团参加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群众大会上帮助维持秩序，帮助捉拿土豪游街示众。武汉三镇劳动童子团参加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举行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示威大会，配合工人纠察队在街头巷尾昼夜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还帮助救护北伐军伤员，“轮流给伤员喂饭、换药、洗衣服，还给他们唱歌讲故事，以减轻伤员的痛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年儿童为建设、保卫苏区进行英勇斗争。共产儿童团的革命斗争可以归纳为六方面。一是参加土地革命，拥护苏维埃。共产儿童团成员监视土豪劣绅，向其他儿童宣讲苏维埃的理论、政策、法令，还通过写标语、演活报剧和白话戏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二是站岗放哨，保卫苏维埃。共产儿童团和赤卫队一道时刻观察和监视敌人的行动，他们在根据地交通路口设置明岗暗哨，盘查过往行人，担负起保卫后方的任务。三是参加生产，开展节省运动。少年儿童跟随家人加入合作社，参与了植树造林、开垦荒地、建立儿童菜园等生产实践。四是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封建迷信。少年儿童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鼓励妇女同歧视虐待妇女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还积极参加“打菩萨、捣神庙”，配合反迷信宣传。五是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少年儿童积极参加“红五月”拥护红军运动。他们“和红军建立通信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杀敌”；给红军送菜、送粮，帮助红军洗衣服；收集废钢铁、子弹壳，筹粮筹款支援前线；做好红军家属工作，帮助放牛、砍柴、除草以及送肥等。六是参加“扩红”运动，帮助壮大红军队伍。少年儿童积极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扩红”，动员父兄和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斗争。
广大少年儿童不仅为建设和保卫苏区作出积极贡献，有的还直接参加红军，英勇作战，在革命战争中经受锻炼。“在红四方面军的少共国际先锋师中，有一定数额的12岁以上的儿童团骨干参加。”红军二十五军团中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共产儿童团成员开展侦查活动，充当传递敌情的小交通员，参加运输弹药武器的工作。红军队伍中的少年儿童多担任指挥员的勤务兵、传令兵或小号兵等，活跃在营地内外。一些少年儿童在对敌战斗中英勇牺牲，激励了更多人投身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被称为“红小鬼”的少年儿童跟随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查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许多少年儿童在长征中直接参加战斗，逐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战争胜利贡献了力量。
一是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少年儿童参加各种文娱组织，通过演剧、唱歌、跳舞、演讲、贴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讲解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40年北岳区的16个县份里，就有儿童剧团1342个，歌咏队1860个，舞蹈队1102个，宣传队1860个。”
二是站岗放哨，盘查敌特和汉奸。少年儿童在村口和路口站岗、放哨，认真检查路条或通行证，有力保障了各根据地的安全。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3年，这“五年多的光景，经过他们的小手抓获了许多汉奸，仅完（县）、唐（县）、曲（阳）三县儿童就抓了90个汉奸和439个嫌疑犯”。
三是侦察敌情，传递消息。少年儿童利用自身不易被敌人注意的优势，乔装打扮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为八路军和游击队展开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有时还会穿过敌人的岗哨或封锁线，给地方政府和部队送情报。四是协助破坏交通，扰乱敌人。少年儿童常协助八路军和游击队开展破路、割电线、炸桥梁、拔道钉、毁枕木等破坏敌人交通联络系统的行动。例如，“曲阳的儿童破坏交通达17次，参加儿童共1064人，袭扰敌人50次”。
少年儿童还大力开展拥军优属工作，积极支援前线。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给党的抗日队伍写慰问信、募集慰劳品。“完县儿童在1938年到1941年5月，给他们写慰问信2397封，并募集了大批的慰劳品。”晋察冀边区五年间儿童募集的慰问品非常多，据统计有“鞋7394双、袜子749双、毛巾544条、菜21352斤、柴17904斤、鸡蛋864斤、羊79只半、猪肉590斤、鸡45斤”。这些慰问信和慰劳品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二是参加伤员救护工作。山西省静乐县有一支十几个孩子组成的救护队，“在敌人第一次进攻晋西北时，路经静乐的伤员1000多人，都由这十几个小朋友昼夜不停地看护着”。陕甘宁边区儿童团员还“到八路军120师医院做看护工作”。三是为新四军募集旧钢铁。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阜东四区少年儿童为军工厂募集到700多公斤废旧钢铁。少年儿童还积极开展优属工作，帮军属打柴、担水、扫院子等，给军属送去慰劳品。例如，晋察冀边区唐县的少年儿童在1938年至1941年5月给军属送去的慰劳品就有“拾柴50919斤、菜18130斤、花生961斤、糖果635斤、鸡蛋56个、水果6468斤、饺子173698斤、肉73斤、袜子9双、鞋4双”。晋绥边区儿童团规定星期天为儿童优抗工作日，将优属工作制度化。少年儿童的拥军优属工作极大鼓舞了前线作战官兵。
广大少年儿童还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一是参加生产活动。广大少年儿童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抗日政权和支援前线作出重要贡献。例如，1938年至1941年6月，唐县的少年儿童“植树193800株、开荒地31712亩、拾粪247800斤、抓害鸟64090只、捕老鼠101543只、拾粮食14350斤”。二是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在根据地开展的“借粮”斗争中，少年儿童通过监视和侦察为八路军找到很多粮食，有力支援了部队。三是进行军事训练。为适应全民抗战需要，广大少年儿童拿起红缨枪集体上操，训练队列、刺杀、攻碉堡、甩手榴弹，甚至练习打游击战，这有效提高了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四是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小先生”活动，利用现有文化知识，当上“小先生”，教会父母、兄弟、姐妹识字。“据不完全统计，在胶东50多万儿童团员中，就有3.56万多名小先生。”
此外，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少年儿童还积极投身“五不”运动：（1）严守党和八路军的秘密；（2）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死也不给“鬼子”干事；（3）不向“鬼子”说真话；（4）不进“鬼子”学校，抵制奴化教育；（5）发动宣传攻势，瓦解“鬼子”和伪军。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少年儿童配合解放军开展各种斗争。一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广大少年儿童积极配合各地的民兵站岗放哨，清查户口，防奸防特。例如，“在敌人‘扫荡’时，五花城少先队侦察敌情，抓住汉奸，配合民兵掩护群众转移”。二是协助农会斗地主，分浮财，募集粮食。东北的兆麟儿童团员“通过各种活动，把地主富农的孩子争取过来”，于是“有的地富孩子把他们爷爷奶奶往磨盘底下埋财宝的秘密告诉儿童团”。三是开展劳军活动。少年儿童护理解放军伤病员，还表演节目，到伤病员驻地送慰问品。例如，东北的兆麟儿童团“发动每个儿童团员做慰问袋，写慰问信”。四是优待军属和烈属。少年儿童积极组织“帮工队”“变工队”，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和军烈属，“按着具体分工，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去帮助烈军属干活、打柴、担水、打扫卫生、割饲料草、收割庄稼等”。五是组织识字组，开展“小先生”运动。解放区的少先队和儿童团动员广大少年儿童入学读书，积极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少年儿童，组织同学们进行互教互学，开展“小先生”运动。六是参与移风易俗活动。“儿童团就把小庙拆掉，积极向群众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少年儿童一旦发现有人抽大烟、打吗啡和贩毒，便立即向农会报告，让农会派工作队去抓捕。
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团结、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参与革命斗争，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创办面向少年儿童群体的《新少年报》，将知识性、趣味性同革命巧妙结合起来。《新少年报》秘密建立了“地下少先队”和“报童近卫军”组织，“针对当时少年儿童教育的需要开展了‘小先生运动’、‘模范少年运动’和‘石榴花运动’等读者活动”，引导敌占区广大少年儿童投身革命。二是秘密印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号召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迎接解放军。例如，上海好朋友团的少年儿童开展“三光行动”，“把敌人的标语撕光，把我们自己的标语和宣传品贴光、发光”。三是巧妙进入敌人的兵营、仓库侦察，将情报提供给解放军。上海报童近卫军按照地下党组织要求，利用卖报送报到处跑的机会，每天收集敌军占据的一些大楼和各个交通要道、碉堡、哨兵等布防情况，为解放军编制出一份详细地面敌情图。三是参加护校斗争，通过多种形式欢迎解放军。上海的少年儿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协助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保护学校，防止宪兵破坏。同时，“少先队员们还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做大红花，制作‘欢迎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红花”。
三、新时代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锤炼意志、传承红色文化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革命战争年代投身革命的少年儿童由于年龄小、实践经历少、知识匮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还不够深刻全面，但他们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中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伟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未来与希望，由此产生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承载着党的革命理想、革命主张、革命路线和根本宗旨，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价值观念和精神标识，在革命胜利后仍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起着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文化熏陶作用。“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步入新时代，应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增强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认同、学史崇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一，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增强历史记忆。习近平强调：“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如今已不是革命战争年代，当代少年儿童难以切身体会革命斗争的艰巨和复杂。加之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生活阅历，他们对于党的历史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全面。在这一背景下，少数别有用心者大肆宣扬“革命破坏论”“革命无用论”“英雄无功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妄想丑化甚至否定党的历史，消解党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正面影响，弱化少年儿童对党的历史的认同。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进入新时代，应坚持用知识灌输与情感培育相统一的方式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锤炼意志、传承红色文化；应在中小学课堂上要以广大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讲深、讲透、讲活少年儿童当年投身革命的生动故事。同时，“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应深入挖掘这些场馆的红色文化资源，创新展示方式，有效增强红色文化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
此外，各地区还应加强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打造集教育性、知识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沉浸式红色主题研学活动，通过重走红色足迹、演唱红色歌曲、观看革命话剧等方式，使广大少年儿童更加真切地感受红色文化，强化其对于红色历史的记忆。
第二，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增进文化认同。红色文化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铸魂育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当下，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影视剧、话剧、音乐会以及短视频等深受大众欢迎。然而，少数影视剧打着艺术的幌子，以满足观众需要为借口，将革命英雄以“油头粉面”的形象示众，甚至不惜突破底线，对党史故事肆意歪曲，将红色故事庸俗化、低俗化；一些网络自媒体缺乏客观标准，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全凭个人主观感受对党的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歪曲解读。当前，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受到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等方面的挑战，各种社会思潮通过多种形式深刻影响少年儿童的思想和行为，这也导致一些少年儿童对革命英雄的了解不够深入，开始追捧“流量明星”、动漫人物和外国的英雄人物。
红色文化是激励中国人民不畏强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因此，我们应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在学习、了解红色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同、热爱红色文化。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创作符合史实，契合少年儿童审美心理特征的红色歌谣、红色动漫和故事绘本等，以鲜活的人物、朴实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拉近红色文化与少年的距离，更好地引导少年儿童正确了解历史，领会红色意象。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要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还“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要加强对红色文化题材影视剧的审查和网络平台的监管，整治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各种乱象，确保其政治方向正确、宣传内容与历史事实相符，为少年儿童传承红色文化提供优质内容和良好环境。
第三，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学史崇德。红色文化彰显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和团结友爱、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道德内容，规范和引导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繁荣发展，但也使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涌现，导致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与祖父和父辈相比，当下少年儿童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但却更容易出现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扭曲、精神空虚，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成才。
对此，应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学史崇德，在学习党史、弘扬革命道德、传承革命文化中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少年儿童英雄的榜样示范作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了王二小、刘胡兰、“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大批少年儿童英雄，要向广大少年儿童生动讲述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忠于国家和民族、不怕牺牲的革命故事，使这些故事直抵广大少年儿童内心，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领会革命道德的内涵和意义，自觉同歪曲党的历史、诋毁革命英雄事迹的错误思潮作斗争。
另一方面，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明确自身使命担当。对此，我们既要引导少年儿童科学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要让他们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挑战。更进一步，我们要让广大少年儿童领会革命道德、红色基因的当代价值，引导他们将这些价值转化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崇德向善的自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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