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对其研究和评价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观点各异，实属正常现象。近些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模糊的认识，这里略举几例。
一、以片断历史来否定全部历史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看不到这一全过程，或者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否定”的认识，这是不合逻辑的。出现这种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造成的。如果用“碎片化”的方法来割裂历史，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全面否定这段历史，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过程
较典型的是，有的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边疆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快农村建设、屯垦戍边等，无疑是无可厚非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中国当时经济社会以及国际环境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有可能误入迷途。
三、抓住某些突出问题而以偏概全
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更是如此，这是决不能回避的。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自1973年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以后，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失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是决不能回避的。正如不能因为当今社会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以及黄、赌、毒等问题就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上山下乡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就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何况，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仍然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体现这一历史时期主流和本质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四、张冠李戴地加以“罪名”
较突出的是，有的把“在青春年华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文革”开始后两年开始的。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从这一史实出发，可得知，“文革”运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才掀起的前所未有知青上山下乡高潮造成的。何况，向实践学习，在“社会”大学学习，可以说仍然是“人才生成”的重要学习途径。如果不从历史真实出发，不分清因果关系，而张冠李戴甚至无中生有地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就显得有点偏颇了。
五、不顾史实地颠倒主次
“文革”运动结束后，在知青上山下乡继续推进的同时，党和国家决策“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对在乡插队知青进行统筹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把这些说成是在此前后愈益蔓延的云南农场知青“静坐”“绝食”换来的。事实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正是主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作出了这一解决知青上山下乡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决策，开拓出“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征程。当时，有的地方发生的知青上访请愿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更加重视、推进了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并不是根本解决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本原由和推动力，因为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方略和步骤。
六、引伸话语并借题发挥
较典型的是，有人爱引述“四不满意”（即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来论及对知青问题的总体评价。其实，这一说法是有前提的，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安定团结，强调继续搞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在这时，有的领导人说“四不满意”，是针对上山下乡的老办法和具体作法而言的，尤其是针对“文革”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而言的；何况在当时的语境中，也绝无全面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议题与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紧接其后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了全面评价。这个文件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很显然，这是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评价。这一结论及其阐述，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评价。
出现这些模糊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或立场出现了偏差。如果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或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或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就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模糊或片面。唯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知青上山下乡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所处国际国内的客观环境中去考察，置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研究，才能较为客观、较为全面。
（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摘刊于《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总第8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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