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来自《Marxist Left Review》。这份刊物实际上是托派组织“社会主义替代”的报刊。正如其名字一样，文章的最终论点在于宣扬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指出了一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法塔赫、哈马斯、吉哈德”以及“如何评价人阵、民阵的活动”这些方面给出了答案。但是关于巴勒斯坦主要矛盾的问题、以及对于文中所提出的排除其他一切势力的“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译者认为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文中许多带有托派偏见性色彩的论述，还请读者辩证看待。少数段落有删改。
译者：北极星飞过什切青，感谢翻译与搬运授权
原文链接：https://marxistleftreview.org/articles/palestinian-national-liberation-struggle-socialist-analysis/
注：本文写于2002年，2020年更新并重新发布[1]。它提供了对巴勒斯坦抵抗轨迹的重要见解，并分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不同潮流。它是在第二次起义的动荡中写成的，这表明了对所谓的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深切不满。美国正在公开准备非法入侵伊拉克。在9/11事件的触发下，仍然进行的反恐战争正在重塑美国帝国。在撰写本文时，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活着，法塔赫仍然在这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阿拉伯之春尚未动摇和推翻阿拉伯的暴君。尽管自最初出版以来发生了许多历史时刻和事件，但本文为整个地区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起义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同时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巴勒斯坦的斗争会激发和团结该地区的运动。
自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之间无休止的谈判未能确保以色列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国加沙的占领，也未能确保5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此外，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实际上已经恶化。贫困和失业率飙升。以色列不断扩大定居点。正如巴勒斯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描述的那样：
在巴勒斯坦的情况下，一个被剥夺和被军事占领的人民的悲剧因领导层与其更强大的敌人达成“和平”协议而变得更加复杂，该协议通过使巴勒斯坦人保持贫困和奴役状态，使其土地实际上已被锡安主义征服而丧失，从而符合以色列的战略目的......事实是，阿拉法特先生的行为[2]不再代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他现在是凭借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支持没有尊严地生存着[3]。
2000年9月，由于奥斯陆以来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对巴解组织政治无能的日益不满，巴勒斯坦人开始了15年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即阿克萨起义。[4]从那时起，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走上西岸和加沙的街头，直接对抗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尽管以色列残酷打压，阿拉法特一再试图遏制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但巴勒斯坦人再次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为赢得自由作出巨大牺牲的意愿。
不幸的是，阿克萨起义的英勇斗争不足以阻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同时面临许多困难的障碍：以色列的残酷打击，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政治和军事支持，巴解组织本身的背叛和打压，以及亲美的阿拉伯政权在其他阿拉伯工人开始效仿之前把起义扼杀在摇篮中的策略。
这些障碍虽然令人生畏，但并非不可逾越。但是，为了让巴勒斯坦人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立一场群众运动，以挑战美帝及其支持的阿拉伯政权。这种运动可以为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任何想要挑战美国和阿拉伯政权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群众运动的成功，都与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问题有关。这种替代方案的出发点是，阿拉伯工人在该地区生产所有石油和财富，他们必须争取对社会的真正、民主的控制，以摆脱执政的阿拉伯政权和美国强加的悲惨条件。
但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必须从老一代激进分子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些激进分子将苏联和某些“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如叙利亚和伊拉克）视为社会变革的典范。[5]这意味着拒绝与巴解组织和锡安主义妥协；着眼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认识到声援阿拉伯工人阶级，而不是谈判，才是阻止以色列的途径；并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平等的基础上，为世俗和民主的巴勒斯坦而战。
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需要明确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巴解组织向以色列和华盛顿投降？巴解组织代表谁的阶级利益？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转向哈马斯？巴勒斯坦左翼、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阿拉法特的政策是左翼的边缘？有必要将阿拉伯工人的斗争视为解放巴勒斯坦的方式吗？
如果不重新审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左翼的兴衰，就无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想要继续抵抗以色列和美帝的人来说，这种重新审视对于实现理论上的清晰是必要的。本文希望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一点贡献。
1948年前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 1948 年灾难之前的三十年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以抵制锡安主义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该国家将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前哨。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巴勒斯坦人挑战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授权及其促进犹太人移民和定居的政策。1929 年，巴勒斯坦人组织了针对犹太人定居点和企业的反抗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布拉克叛乱。英国军队恶毒地镇压了这些活动[6]。
1930 年代上半叶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犹太移民的加剧，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巴勒斯坦人恢复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斗争，转向以武装斗争作为抵抗手段。在穆斯林兄弟会的谢赫·伊兹·丁·卡萨姆（Sheikh Izz al-Din al-Qassam）的领导下，[7]一个主要由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民兵网络袭击了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和锡安主义利益体。1935年，委任警察在一场枪战中击毙了卡萨姆，但武装斗争仍在继续。
1936年，群众的社会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4月，在巴勒斯坦反抗者和犹太定居者之间发生数周的冲突之后，雅法港的阿拉伯码头工人罢工反对英国对犹太移民的支持。在群众压力下，在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Hajj Amin al-Husseini）的领导下，巴勒斯坦精英被迫召集总罢工。几天之内，罢工蔓延到巴勒斯坦其他主要港口、城市和村庄。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的所有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小企业主，甚至大企业，都加入了罢工。罢工要求结束犹太移民，禁止向定居者出售土地，并由一个由多数人口组成的政权取代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并停止向英国当局纳税。与此同时，卡萨姆民兵袭击了全国各地的英国和锡安主义据点[8]。
总罢工持续了六个月，直到英国人设法以残酷的打击结束了它。武装斗争又持续了两年。最终，英国军队和锡安主义民兵设法压制了武装斗争。总的来说，这场大规模叛乱（后来被称为1936年阿拉伯大起义）持续了三年。
尽管巴勒斯坦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牺牲，但1936年的起义还是失败了。这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装备简陋的巴勒斯坦民兵无法与英国和锡安主义联合部队的压倒性军事优势相提并论。此外，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各地的工作场所流窜，帮助英国人“阻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扩大总罢工并完全瘫痪该国经济的努力”[9]。其次，由于担心完全失去对巴勒斯坦群众的控制，巴勒斯坦精英在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反动阿拉伯政权的支持下，通过与英国的妥协和不断的退缩削弱了反抗。
事实上，巴勒斯坦精英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所扮演的保守角色为成功开展反对锡安主义的斗争带来了许多障碍。这个由大地主和商人组成的精英普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犹太国家的建立。然而，有两个因素减轻了这些精英对殖民主义的反对。一方面，不同的富裕巴勒斯坦家庭竞相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以击败他们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整个巴勒斯坦精英与其他亲英的阿拉伯统治阶级（如埃及和约旦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联系促使巴勒斯坦精英避免与英国对抗。例如，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精英成员在1929年布拉克叛乱期间呼吁停止对锡安主义据点的攻击，或者主张采取加强与英国关系的灾难性政策，以使得后者不再支持锡安主义。一些巴勒斯坦知名人士甚至认为，英国应该保持对巴勒斯坦的授权，作为抵御锡安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0]
事实上，一些富裕的家庭，如纳沙希比斯和侯赛尼斯，组织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政党。然而，这些家族旨在利用民族主义斗争作为推进自己狭隘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一种方式。他们对彼此的敌意和对巴勒斯坦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恐惧总是超过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反对[11]。换句话说，巴勒斯坦精英对维持其财富和与其他阿拉伯政权的联系，而不是领导反对英殖民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斗争更感兴趣。
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巴勒斯坦工人和农民在民族主义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城市里，工人们组织了无数次罢工和街头的反抗活动。在农村，尽管英国多年来的恐怖活动，农民仍然勇敢地战斗。
这些工人和农民的英雄主义不足以克服巴勒斯坦精英在民族主义斗争中的保守影响。在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工人阶级仍然是人口中的极少数，没有太多的工会或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农民缺乏发挥有效政治作用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弱点意味着巴勒斯坦群众没有准备好承担成功挑战英国军队和资金充足、装备精良的锡安主义定居者运动的艰巨任务。
巴共：一个错误的开始
民族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精英阶层的敌对派系之间分裂，仍然支离破碎和软弱。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一个进步的左翼替代方案。不幸的是，巴共（PCP） 是 1948 年之前巴勒斯坦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它有着了严重的政治弱点，使其无法挑战保守的巴勒斯坦精英的领导和控制。
PCP于1924年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成立，旨在团结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巴勒斯坦而斗争[12]。然而，与世界上其他组织一样，随着斯大林的上台，到 1930 年代初，PCP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因此，PCP根据俄罗斯在中东外交政策的需要制定其政策，而不是根据工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需要。这意味着PCP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即使是那些导致它与阿拉伯群众隔离的命令。
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PCP党员几乎完全是犹太人，因为它起源于左翼锡安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裂。PCP直到 1929 年才出版第一本阿拉伯语出版物。那一年的布拉克叛乱让PCP措手不及。PCP的出版物和发言人同时将叛乱最初描述为“反帝起义”和“反犹太大屠杀”。1935年，它采取了“分阶段革命”的政策，号召被压迫国家的成员与“进步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反帝的“人民阵线”。在巴勒斯坦，这一政策转化为对传统阿拉伯领导层的不加批判的小尾巴。
1943 年，PCP在全国范围内分裂。犹太成员指责领导层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他们将PCP重组为一个接受锡安主义思想的政党，即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Yishuv构成了一个有权自决的民族团体。PCP决定放弃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而战的目标，这促使大多数阿拉伯干部退出了该党。同年晚些时候，其中一些干部，如布卢斯·法拉赫，重新集结在民族解放联盟（NLL）中。
1947 年，苏联决定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这是对巴勒斯坦真正社会主义政治的最后一击。在此之前，PCP一直反对分治，尽管它对锡安主义态度软弱。当苏联宣布支持以色列的成立时，它希望将这个国家变成苏联在该地区对抗美国和英国的盟友，PCP也紧随其后。1948 年，犹太PCP成员加入了“哈加纳”（锡安主义军事组织），以对抗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国成立的抵抗。与此同时，苏联对分治的支持使NLL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支持分治，另一些领导人则反对分治。
最后，NLL规模太小，政治混乱，无法在保卫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免受灾难性破坏方面发挥任何重要作用[13]。
民族解放运动的重生
1948年的灾难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倒退多年。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遭到破坏，70%的人口转变为生活在阿拉伯专制政权下的难民，这使得组织抵抗变得非常困难。
但到了1950年代中期，随着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政权不愿解决难民问题或挑战以色列感到愤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复兴。1958 年，一群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和学习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组成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法塔赫）。借鉴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独立战争的经验，法塔赫主张“武装斗争”（游击战）来解放巴勒斯坦。法塔赫的规模和受欢迎程度都在增长。
在1967年6月的战争中，以色列战胜了在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领导下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权之后，法塔赫的武装斗争给阿拉伯世界数百万人带来了反击的希望。法塔赫于1968年的卡拉梅战役中，装备不足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卡拉梅镇附近阻止了以色列国防军，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加入其行列。
1969年，法塔赫成功接管了巴解组织，这是一个阿拉伯诸国于1964年成立的组织。按照最初的设想，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纳赛尔的埃及——可以通过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的斗争进行口头上的支持，同时保持对其活动的控制。在其主席、巴勒斯坦律师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的领导下，巴解组织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组织。到 1969 年，法塔赫的声望使其能够接管巴解组织，因为纳赛尔将舒凯里推到一边。法塔赫将巴解组织变成了一个群众组织，其中包括所有新成立的左翼和革命组织[14]。
1968年修订的《巴勒斯坦民族宪章》显示了游击队对巴勒斯坦运动的影响。巴解组织继续将巴勒斯坦确定为分治前英国托管边界内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单位”。此外，它断言，“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因此，这是整体战略，而不仅仅是战术阶段……突击队行动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争的核心“。此外，《宪章》指出，巴勒斯坦人“拒绝一切替代巴勒斯坦彻底解放的解决办法”[15]。激进的语言反映了早期游击队成功的令人振奋的日子。
法塔赫的意识形态吸引了那些想要采取行动的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与阿拉伯政权支持者的外交争吵。但法塔赫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谁的巴勒斯坦？”法塔赫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社会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它认为，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任何阶级差异都必须被搁置一旁，以便进行成功的斗争。法塔赫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忽视了巴勒斯坦人之间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
1948年的灾难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富有和贫穷的巴勒斯坦人。虽然在灾难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大量富有的巴勒斯坦人能够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但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农民和工人最终都进入了联合国难民营。因此，虽然富裕的巴勒斯坦人能够重新集结并最终在阿拉伯国家发挥核心经济作用，但大多数难民缺乏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权利。
法塔赫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符合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这个团体需要像法塔赫这样的运动来实现建立自己国家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巴勒斯坦资产阶级需要确保贫穷的难民不会反抗其压迫性的阿拉伯国家盟友。法塔赫承诺满足这两个需求：动员巴勒斯坦难民与以色列作战，同时避免与阿拉伯各国对抗。
法塔赫对阿拉伯国家的内政采取了“不干涉原则”。法塔赫领导下的巴解组织从包括海湾君主制国家在内的阿拉伯政权那里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作为交换，巴解组织拒绝在影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支持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立场。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巴勒斯坦工人辛勤耕耘了五十年，以建设这些国家的经济，却被剥夺了基本的经济和人权。尽管如此，法塔赫还是未能支持巴勒斯坦石油工人在1950年代反对美国石油巨头ARAMCO的斗争[16]。它也未能挑战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政权的政策，这些政策监禁和折磨巴勒斯坦活动家，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其他阿拉伯工会成员和激进分子了。不干涉原则意味着法塔赫一次又一次地与压迫巴勒斯坦难民的政权妥协，并且对挑战以色列或西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兴趣。
尽管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巴解组织为“不干涉原则”付出了代价，并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挫折。1970 年9月，该组织在约旦的惨败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在60年代后期，巴解组织已成为约旦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力量，几乎超越了令人憎恨的侯赛因国王政权。它得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政治支持，巴勒斯坦难民占约旦人口的70%。然而，阿拉法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甚至一些约旦军官的呼吁：“废黜国王，用德谟克拉西政权取而代之”。许多激进分子认为，一个民主的约旦将为其他阿拉伯人民提供效仿的榜样。它还可能释放群众斗争的潜力，而这种斗争是与以色列这样的强大军事政权作战所必需的。
但事实证明，巴解组织的犹豫代价高昂。1970年9月，侯赛因国王以巴勒斯坦左翼分子劫机引发的危机为借口，对巴解组织发动了全面的军事攻击。阿拉法特再次拒绝与国王政权进行全面对抗。从阿拉法特的角度来看，与国王的对抗将导致该地区大规模的政治不稳定。它还可能危及巴解组织在其他阿拉伯专制者中的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极抵抗使国王的军队能够屠杀数百名巴勒斯坦活动家，同时使难民人口处于恐怖统治之下。最后，阿拉法特同意将巴解组织机构和民兵从约旦转移到黎巴嫩[17]。
巴解组织从未能够从约旦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如果说阿拉伯在1967战争中的失败表明阿拉伯政权对以色列无能为力，那么“黑色九月”则使巴解组织领导人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相信：
很明显，巴勒斯坦革命不能指望任何阿拉伯国家提供安全的避难所或对抗以色列的行动基地。为了朝着我们理想的民主、跨宗派社会迈进，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国家——在巴勒斯坦的一平方土地上[18]。
哈拉夫的声明为巴解组织目标的新兴转变增添了激进的色彩。1973年阿以战争结束后，美国立即启动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美国的目标是赢得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认，以换取以色列归还其在1967年和1973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阿拉伯政权向巴解组织施压，要求其放弃其激进目标。巴解组织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依靠国际外交来赢得他们想要的“迷你国家”。菲尔·马歇尔（Phil Marshall）阐明了法塔赫决定的政治影响：
法塔赫接受了，放弃了其主要目标——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转而支持这个小国，换取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之前，尽管法塔赫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它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实体”的性质——其领土范围、是否应该与以色列共存以及是否应该给予以色列犹太人公民身份——但它从未公开承认锡安主义运动控制巴勒斯坦任何地区的权利[19]。
事实上，在1974年，阿拉法特正式呼吁两国解决方案，并接受了分裂巴勒斯坦的联合国决议。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向以色列提出了“历史性的妥协”，同时一只手挥舞着枪，另一只手挥舞着橄榄枝。这种妥协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以色列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奥斯陆会议的前奏。
巴解组织于1974年修订的宪章反映了从武装斗争到迷你国家解决方案的转变：
巴解组织将采取一切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武装斗争，以解放巴勒斯坦土地，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每一部分建立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战斗主权。这就要求进一步改变力量平衡，以利于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斗争。
巴解组织在1988年第十九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NC）会议上完成了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演变，阿拉法特在会上发表了巴勒斯坦的“独立宣言”。在基层领导的起义在被占领土上牵制数千名以色列军队时，PNC主动推进其对这个迷你国家的外交议程。阿拉法特和国家民警用明确的语言向以色列作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让步。
PNC承认以色列。它赞同1947年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它提议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设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仅占1947年之前巴勒斯坦的23%。它放弃了“恐怖”（即武装斗争），并赞同外交作为实现迷你国家的手段。1988年巴勒斯坦的这些让步为通往奥斯陆铺平了道路[20]。
巴勒斯坦左翼：法塔赫的替代品？
在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新的巴勒斯坦左翼本可以挑战法塔赫对巴解组织的领导。两个主要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批评法塔赫的“不干涉原则”，并试图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左翼潮流。
1967年6月战争后，以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为首的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即成立了PFLP。自诩为“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政权，如纳赛尔的埃及，无法兑现他们与以色列和美帝作战的承诺，促使这些活动家寻找更激进的手段来解放巴勒斯坦。受到古巴革命和阿尔及利亚与越南其他反帝斗争成功的启发，并受到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影响，人阵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它把巴勒斯坦事业看作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一部分。它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与阿拉伯专制政权和帝国主义对阿拉伯群众的压迫密切相关。因此，它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与整个中东争取社会主义义社会的斗争息息相关[21]。
人阵拒绝接受任何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观念，而认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22]。PFLP认为，由于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阿拉伯各国不能也不愿意挑战以色列或美帝。工人和农民与阿拉伯资产阶级之间深刻的阶级对立是阿拉伯政权的特征。因此，人阵认为，阿拉伯政权只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对阿拉伯群众的打击才能生存。
此外，人阵拒绝法塔赫对阿拉伯政权事务的“不干涉原则”。与法塔赫对阿拉伯政权的依赖相反，人阵认为巴勒斯坦斗争的胜利取决于阿拉伯群众能否成功击败这些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它创造了著名的口号：“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始于开罗、大马士革和安曼”。这个口号反映了它自己对斗争需要的更广泛愿景的承诺。
因此，人阵试图以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为导向。在约旦，在1960年代后期巴解组织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人阵试图组织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农业工人，并干预各种工业斗争。它还组织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吸引了许多巴勒斯坦、约旦和其他阿拉伯活动家。在1970年的黑色九月事件中，这些民兵勇敢地战斗，但没有成功阻止侯赛因国王对巴解组织的攻击。
1970年，人阵与其他巴解组织派别一起被迫离开约旦前往黎巴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它试图维持其对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例如，在黎巴嫩内战期间，人阵与其他黎巴嫩左翼和伊斯兰民兵一起对抗以色列支持的亲法西斯马龙派民兵。其成员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帮助保卫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免受以色列的猛攻。其干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在1987-93年被占领土起义的早期阶段发挥了实地领导作用[23]。
1974年，人阵领导了巴勒斯坦的“拒绝主义阵线”，反对巴解组织采用“迷你国家”方案。尽管对巴解组织的战略进行了激进的批评，但人阵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弱点。这些问题阻止了它建立法塔赫的革命性替代方案。
首先，虽然它正确地拒绝了一些阿拉伯政权是社会主义的观念，但人阵错误地区分了适应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和被迫与之抗争的进步民族主义政权。因此，基于这种区别，人阵与一些专制的阿拉伯国家结盟，例如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最终，这些联盟使人阵失去了政治独立性，并沦为一些阿拉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其次，人阵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左翼类似，与它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方集团结盟。这意味着，在整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PFLP经常受到苏联的操纵，并被迫适应冷战时期苏联在该地区外交政策的需要。
最后，人阵对 1968-72 年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运动的主要战术贡献是它利用劫机来宣传巴勒斯坦事业[24]。结果，它用其小而坚定的成员的行动代替了它所要联系的阿拉伯工人和农民的群众斗争。当巴勒斯坦人面对世界上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时，很明显，仅靠游击战术是无法取胜的。尽管阿拉伯世界有数百万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但这场斗争的性质使他们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对这种战术的依赖使人阵（和巴解组织）民兵的规模相对较小，无法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此外，更关键的是，它将人阵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反对阿拉伯政权和美帝的群众斗争隔离开来，特别是埃及的工人和学生运动（1968-72）[25]。
不幸的是，人阵的政治弱点使其无法应对中东不断变化的局势，并重新扮演巴解组织内部批评法塔赫的角色。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人阵未能对法塔赫寻求迷你国家解决方案产生太大影响，它加入了法塔赫和其他巴解组织派系，支持1983年阿拉伯首脑会议关于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迷你国家的提议。事实上，人阵也接受了法塔赫的两国解决方案[26]。
民阵（DFLP）始于1969 年，由人阵的左翼分裂而出。虽然它与人阵的整体政治立场相同，但DFLP拒绝区分反动和民族主义的阿拉伯政权。DFLP认为，这种区别只是允许PFLP依靠小资产阶级政权，而这些政权在反帝斗争中不一致。相反，DFLP正确地认为，阿拉伯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击败以色列和美帝的社会力量。DFLP是第一个与以色列左翼盟友合作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它率先提出巴勒斯坦人应该在巴勒斯坦争取一个“世俗、民主的国家”的想法，在那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享有平等的权利。
然而，在巴解组织于黑色九月失败后，DFLP急剧右转。他们使用机械的阶段理论，认为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开始之前，“民主”要求（例如民族解放）应当被优先考虑和实现，DFLP放弃了其先前的激进立场。DFLP现在认为，革命左派应该搁置社会主义义或彻底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相反，左翼必须努力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以色列可能被迫放弃的解放土地上”。1974年，DFLP领导人纳耶夫·哈瓦特梅（Nayef Hawatmeh）呼吁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组建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认为巴勒斯坦迷你国家可以通过和平进程实现。这意味着，在阿拉法特本人敢于说出这句话的四年之前，巴勒斯坦左翼实际上已经准备好承认以色列国并接受两国解决方案。自 1970 年代初以来，DFLP甚至比PFLP更简单明白地尾随了法塔赫的妥协[27]。
伊斯兰反对派
在过去的30年里，巴解组织及其左翼未能在民族斗争中提供明确、有效的领导，也未能赢得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迫切期待的任何权利，这损害了世俗组织的信誉。此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反民主和腐化行径使更多的普通巴勒斯坦民众反对它。这些情况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巴勒斯坦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指望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规模较小）抵抗以色列。
哈马斯对《奥斯陆协议》的正式反对和巴勒斯坦谈判代表无休止的让步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他们认识到谈判是徒劳的。它坚持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这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本国的愿望是一致的。
从1967年到1987年第一次起义爆发，穆斯林兄弟会主导了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穆兄会吸引了相当多的人——他们因以色列占领下的悲惨条件而遭到疏远。然而，穆兄会拒绝在抵抗以色列方面发挥任何积极作用。相反，它专注于传教工作，例如建造清真寺，以及为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各种社会和卫生服务。该组织的非政治立场越来越让许多年轻干部感到沮丧。结果，在1970年代后期，这些干部中的一些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更激进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28]。年轻一代钦佩埃及组织的政治激进主义，该组织主要以其在1981年暗杀（亲以色列的）总统萨达特中的作用而闻名。最终，这些心怀不满的分子与穆斯林兄弟会决裂，成立了吉哈德。
吉哈德拒绝了穆兄会的非政治立场，以及巴解组织对两国解决方案的妥协。正如巴解组织及其左翼曾经所做的那样，它坚持认为，解放整个巴勒斯坦仍然需要武装斗争（这次是“伊斯兰先锋队”）。因此，在整个 1980 年代，吉哈德对以色列目标进行了军事攻击，尽管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使吉哈德的影响力相对有限[29]。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斯兰反对派的命运。在第一次起义的压力下，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到，它要么必须放弃其非政治性的做法，要么冒着在巴勒斯坦人中失去所有信誉的风险。因此，在1988年，兄弟会成立了一个政治派别哈马斯，以组织对以色列的抵抗。
哈马斯自己的原始宪章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对巴解组织的外交努力和策略未能确保他们失去的任何权利感到失望。哈马斯宪章的部分内容表达了这种情绪：
除了圣战之外，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解决办法。这些倡议、建议和国际会议不过是浪费时间，是徒劳的。巴勒斯坦人民太崇高了，不能让他们的未来、权利和命运屈服于一场徒劳的游戏[30]。
它拒绝了阿拉法特在1988年阿尔及利亚全国民进会议上承认以色列国的决定。而且，当巴解组织忙于准备利用起义作为迫使以色列坐到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筹码时，哈马斯开始通过在街头反抗和与以色列军队的对抗中发挥主导作用来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持续傲慢和阿拉法特无休止的妥协感到不耐烦，哈马斯获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它拒绝承认《奥斯陆协定》，其成员愿意在对以色列目标的军事攻击中牺牲自己，这为他们赢得了每天面临以色列轰炸的人们的尊重[31]。到2002年初，巴勒斯坦民意调查显示，对伊斯兰派组织的支持与阿拉法特的世俗法塔赫运动持平，甚至超过了巴解的支持率。
增加对哈马斯潮流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任何解决方案。哈马斯相信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这种信念导致它对美帝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它发现自己在与美国对抗。另一方面，哈马斯倾向于采用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金融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市场理念，这些理念对数百万阿拉伯工人和农民的苦难负有责任。此外，由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哈马斯无法挑战与美国结盟的阿拉伯政权，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右翼君主制国家，如沙特阿拉伯。这样一来，哈马斯同意法塔赫不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代价高昂的原则。
哈马斯的领导层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因此，它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的目标。与法塔赫一样，哈马斯也相信巴勒斯坦社会所有阶级之间结盟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意味着巴勒斯坦难民和工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阿拉法特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哈马斯领导人不止一次表示愿意接受奥斯陆并与以色列国共存。早在1993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就表示，该运动可以接受两国解决方案：“如果建立巴勒斯坦国，可以宣布与以色列停火10年，也许是20年”[32]。
尽管哈马斯批评巴解组织坚持妥协战略，但它继续服从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合法领导人。哈马斯只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一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解组织是最接近哈马斯的组织之一，因为它构成了父亲、兄弟、亲戚和朋友。穆斯林可以背离他的父亲、兄弟、亲戚或朋友吗？我们的家园是一体的，我们的灾难是一体的，我们的命运是一体的，我们的敌人是我们双方的共同[33]。
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监禁和折磨其成员的同时，哈马斯坚持认为需要“与阿拉法特保持公开对话，并在所有自治领域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合作”。这种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和解态度激怒了该组织的许多普通干部[34]。
奥斯陆与观点危机
三十年前，全世界数百万人将巴解组织视为世界上主要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相提并论。可悲的是，今天的巴解组织是其前身的影子。它几乎放弃了解放巴勒斯坦和用世俗民主国家取代以色列的最初目标。
奥斯陆“和平进程”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困在了死胡同中。巴解组织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改组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毫不掩饰地与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合作，以遏制巴勒斯坦武装。它声称需要这种合作来说服华盛顿支持巴勒斯坦国。它利用其庞大的安全部队（超过五万人）监禁、折磨甚至杀害那些反对奥斯陆的巴勒斯坦人[35]。巴解组织已经不再是反帝斗争的力量。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2001年11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之后，巴解组织宣称自己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伙伴”。巴解组织不仅支持轰炸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阿富汗，而且其安全部队开枪打死了反对战争的巴勒斯坦人。
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阿拉法特是在维护以色列的安全，而不是在为解放而斗争。许多人因为多年的谈判未能结束占领，阻止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或确保难民的返回权感到愤怒。他们也感到愤怒，因为普通民众的贫困和失业水平恶化，而阿拉法特和他的亲信却通过腐败和垄断发了财而感到愤怒。
许多人认为巴解组织向以色列和美国投降，以及其内部的残暴行为，是“出卖”的案例。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巴解组织向美国和以色列投降背后的真正原因：阶级利益一直影响着该组织的政策。巴解组织声称它代表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实际上，它一直服务于巴勒斯坦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这个阶级希望通过与美国和以色列的谈判和妥协来建立自己的迷你国家。它从来不想依靠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群众的民众斗争，这可能会危及它及其阿拉伯盟友的稳定。
这种对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叛乱的恐惧是所有统治阶级的特征，这解释了为什么巴解组织对群众斗争一直持矛盾的态度。巴解组织需要某种形式的斗争来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但它必须不断尝试（即使是失败的）将任何此类斗争，尤其是起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解组织在阿拉伯盟友面临来自本国工人阶级的威胁时总是支持他们。例如，在1970年，巴解组织选择离开约旦，而不是挑战和破坏侯赛因国王的专制政权。在1988年和1989年，它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和约旦反对第一次起义引发的两次民众起义[36]。
作为对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回应，老牌巴勒斯坦左翼严厉批评阿拉法特签署的条约只对以色列有利，未能保障巴勒斯坦人的任何基本权利。这两个组织与其他八个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一起抵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1996年，人阵正式退出巴解组织。但在1994年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巴勒斯坦政治。人阵和民主阵线领导人反对参加1996年的立法议会选举。这引发了DFLP的组织分裂，催生了另一个政党——巴勒斯坦民主联盟（FIDA），该党竞选候选人并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PFLP在选民中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领导层的抵制呼吁，许多党员在没有PFLP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37]。
1999年《奥斯陆协定》过渡期届满时，阿拉法特准备与以色列进行“最终地位”谈判，民主阵线和人阵与阿拉法特进行谈判，以准备统一的民族立场。大多数巴勒斯坦政治观察家将这些举动解释为这些团体承认他们未能形成对奥斯陆进程的一致反对。当时，已故的人阵领导人阿布·阿里·穆斯塔法承认，反对派“未能将其政治话语转化为实际的实质性行动”[38]。1999年，这两个集团都赞同阿拉法特与以色列达成“最终地位”协议的计划。
世俗左翼未能建立起反对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左翼反对派，源于他们未能将他们对阿拉伯统治阶级反动本质的初步见解应用于巴勒斯坦资产阶级本身。正如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的社会主义杂志《挑战》（Challenge）所解释的那样：
起初，当《奥斯陆协议》签署时，左翼政党开始了一场反对他们的运动，呼吁巴勒斯坦人抵制加入殖民主义体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带回民族阵营。当这失败时，有组织的左翼决定承认奥斯陆是既成事实;它开始呼吁民族团结，这一次只是基于“忽视”奥斯陆。巴勒斯坦左翼没有尽最大努力将资产阶级与群众隔离开来，而是竭尽全力寻找与资产阶级的民族共同点。当然，后者从未致力于这个共同点。资产阶级只是利用这个概念来掩盖他们的投降，以保持他们对群众的控制。所有阶级之间民族团结的幻想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并阻止了左派完成其战略任务：创造一个政治替代方案[39]。
人阵和民阵都只是成为阿拉法特的左翼、忠诚的反对派[40]。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下降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长期观察巴勒斯坦政治的记者格雷厄姆·厄舍尔（Graham Usher）宣布他们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民族运动的未来联盟是主流民族主义者、法塔赫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左派、共产主义者、民阵和人阵无处可去。它们是历史。他们没有路。他们追随法塔赫和哈马斯。人阵在过去两个月（2001年夏天）恢复了武装行动，纯粹是因为他们正在复制法塔赫，哈马斯和吉哈德。民阵也是如此。所以世俗左派......不再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是哈马斯和法塔赫。阿拉法特不得不与哈马斯分享权力[41]。
自奥斯陆以来，巴解组织一直感到自己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压力。自上而下的，它受到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要求继续对武装分子做出让步和打击。而自下而上的，群众对以阿克萨起义形式爆发的无休止和徒劳的让步的愤怒限制了阿拉法特做出某些让步的能力。据报道，阿拉法特告诉比尔·克林顿总统，如果他在2000年戴维营谈判期间对以色列做出任何让步，他担心自己会被暗杀。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第一次起义和阿克萨起义都表明，尽管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支持，但以色列无法使巴勒斯坦问题保持沉默。然而，他们也表明，仅靠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无法打败以色列的。
在最初阶段，阿克萨起义将动员巴勒斯坦人口与对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的军事袭击结合起来。由于阿拉法特政权将起义视为重启与以色列谈判的筹码，它结束了起义的民众方面，并越来越多地将冲突变成零星的军事对抗。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后，沙龙加强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打击。沙龙宣布他打算利用“反恐战争”来粉碎所有抵抗，并将种族隔离制度强加给巴勒斯坦人。这增加了解放斗争的赌注。只有让广大巴勒斯坦人参与进来的战略——而不是在孤立的游击行动和仅仅加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的谈判之间摇摆不定的战略——才能捍卫解放运动。
在短期内，大规模起义的战略——将军事战术与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如工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群众行动相结合——可以将斗争推向对巴勒斯坦人更有利的方向。这种战略有可能提高占领的代价，并破坏以色列的士气。它可以给绿线另一边的人——军事抵抗者、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权利者和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信心，以表明他们的团结。这种战略还将改变巴勒斯坦社会的平衡，使普通巴勒斯坦人更能参与民主，远离阿拉法特的亲信和腐败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合作统治奥斯陆强加的班图斯坦。
即使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赶出其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这一成就也不等于解放巴勒斯坦。锡安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巴勒斯坦人将不会赢得返回其历史家园的权利。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已经牢牢地植根于美国支持的中东国家体系中。因此，巴勒斯坦的解放取决于结束这种国家制度，并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的世俗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平等地生活。唯一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力量是该地区的工人阶级。这一点丝毫没有削弱巴勒斯坦斗争和牺牲的中心地位。它只是强调，为了让巴勒斯坦人最终解放自己，阿拉伯工人也必须摆脱他们的枷锁。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阿拉伯人在美国支持的压迫国家下生活在贫困之中。此外，他们还看到美国权力如何对伊拉克实施种族灭绝制裁，这些制裁已造成数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并使其经济陷入混乱。他们看到美国的力量如何支持以色列剥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该地区日益加剧的阶级不平等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处境相结合，正在将许多人推向边缘。
在阿克萨起义开始后和2002年春季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猛攻期间，不断加深的阶级愤怒和对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日益增长的支持，是埃及各地爆发大规模反对活动的基础。数以万计的工人、律师和学生（从大学到小学）走上大城市（甚至村庄）的街头，以表示他们对起义的声援。活动要求穆巴拉克切断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些声援活动很快演变成对穆巴拉克本身的反抗。他们很快提出了口号，谴责当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存在的腐败、缺乏政治自由以及紧缩措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在助长工人的战斗力，这让埃及非常紧张[42]。
在约旦，多年来，巴勒斯坦难民和大多数普通约旦人因对约旦主要贸易伙伴伊拉克的制裁以及腐败的君主制强加的恶性紧缩计划造成的恶劣经济状况而遭受苦难。与埃及一样，在2002年以色列入侵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支持巴勒斯坦。从那时起，约旦不止一次不得不召集军队控制亲巴勒斯坦活动者。
在摩洛哥、叙利亚，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发生了反抗活动，尽管这些国家的此类反抗活动要少得多。起义的声援活动演变为反对派的反抗，再次凸显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与阿拉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它显示了巴勒斯坦斗争一直对阿拉伯工人的激进影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激励阿拉伯工人和学生反抗他们自己国家的专制当局，以及美国在中东的统治。
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人因以色列1967年战胜阿拉伯政权而士气低落，他们从巴解组织的武装抵抗中汲取了希望。巴解组织的抵抗证明，仍然有可能同时与以色列和美帝作战。反过来，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初步军事成功（1968-70 年）给了普通阿拉伯人抵抗自己破产和屈辱政权的信心。埃及（1968-72年）和约旦（1970年）的工人和学生群众运动挑战了这些政权。与此同时，来自中东各地的数千名青年和革命者蜂拥而至，加入巴解组织的民兵。
阿拉伯工人或学生的自发斗争不足以打败以色列和美帝。这种斗争必须建立一个植根于阿拉伯工人反对自己政权的压迫和腐败的日常斗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它必须拒绝巴解组织（以及阿拉伯政权）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合作。它必须为一个由创造其所有石油财富的工人民主管理的阿拉伯世界而奋斗。民族主义传统，在主流巴解组织中体现得最多，却陷入了奥斯陆的死胡同。这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的好战掩盖了反动的社会议程。
巴勒斯坦未来的真正希望在于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取代这些政治。鉴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打压力度，在巴勒斯坦或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这样的替代方案并非易事。对我们来说，从旧组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与今天的斗争联系起来，将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
[1]本文的先前版本出现在 Lance Selfa 编辑的《巴勒斯坦斗争》（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02 年）中，此版本的文本来自 Palestine：A socialist Introduction，由 Sumaya Awad 和 Brian Bean 编辑（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20 年）。所有编者注均由Awad和bean做。
[2]在撰写本文时，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
[3]Edward Said,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0), 188.
[4]The First Intifada lasted from 1987 to 1993. See Phil Marshall [Phil Marfleet], Intifada: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Palestinian Resistance (London: Bookmarks, 1989), 149–76.
[5]Marshall, Intifada, 191–208.
[6]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 (hereafter CSS),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iro, Egypt: The 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 2001), 28–29.
[7]谢赫·卡萨姆（Sheikh al-Qassam）加入穆兄会是未经证实的，从历史上看似乎不太可能。他在兄弟会的成员资格是在哈马斯的第一个盟约中宣布的。
[8]Marshall, Intifada, 40–41.
[9]Marshall, Intifada, 40–43.
[10]CSS, 32–36;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41.
[11]Marshall, Intifada, 59–61.
[12]The Russian Bolshevik Party formed the Comintern in 1919 to organise mass communist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A number of Arab socialists, especially from Egypt and Palestine, were fascin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in the tsarist Russian empire.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mall communist parties in a number of Arab countries, including Palestine.
[13]Joel Beinin, Wa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re? Marxist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Egypt and Israel, 1948–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ditors’ Note: NLL members did go on to be the backb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ordan that then, through a series of splits and mergers, would emerge again in the early 1980s as the 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ganising that led to the First Intifada.]
[14] Marshall, Intifada, 115–20; CSS, 43–47.
[15]See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harter as Revised by the Fourth PNC Meeting, July 1968” (extracts), in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67–68.
[16]Marshall, Intifada, 99–101. In the mid-1950s, Palestinian oil workers led a series of militant strikes against oil companies in Saudi Arabia and the other Gulf states. In 1956, Palestinian workers organised protests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Suez. This prompted the Gulf countries to ban strikes in the oil fields.
[17] Marshall, Intifada, 123–27; CSS, 47–51.
[18]Quoted in Cobban,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60–61. Israel assassinated Khalaf in 1990.
[19]Marshall, Intifada, 132.
[20]For a summary of the PLO’s shift to the “mini-state” strateg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1988 decisions, see Muhammad Muslih,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no. 4 (Summer/Spring 1990): 3–29.
[21]CSS, 95–96.
[22]Editors’ Note: The petty bourgeoisie are small capitalists like shopkeepers and owners of small businesses. The term can also refer to what’s often called the new middle class.
[23] CSS, 95–104; Marshall, Intifada, 115–27.
[24]The PFLP abandoned – and then repudiated – hijackings in the early 1970s.
[25] Marshall, Intifada, 177–96.
[26] Samih K Farsoun with Christina E Zacharia, Palestine and the Palestinia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93.
[27]CSS, 95–104; Marshall, Intifada, 97–100.
[28]Editors’ Note: The Egyptian Islamic Jihad started in the late 1970s as a splinter group fro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fluenced by Sayyid Qutb.
[29]CSS, 104–5.
[30]The full text of the Hamas Charter is available a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hamas.asp.
[31]CSS, 105–09.
[32]CSS, 112–13.
[33]Hamas Charter.
[34]Editors’ Note: Some of this would change based upon Hamas’s decision in 2005 to contend for elections within the PLC.
[35]Said,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35–36, 84–85, 106.
[36]Marshall, Intifada, 188–89.
[37]On the Palestinian elections, see Ali Jarbawi, “Palestinian Politics at a Crossroad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ummer 1996), 37–38, and Khalil Shikaki, “The Palestinian Elections: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no. 4 (Spring 1996), 18.
[38]Abu Ali Mustafa, “The Palestinian Secular Opposition at a Crossroads”, interview,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9, no. 2 (Winter 2000), 84. In August 2001, Israel assassinated Mustafa.
[39] “Debate with the Palestinian Left”, challenge-mag.com, undated.
[40]An October 1, 2000, PFLP statement, issued days after the al-Aqsa Intifada began, called for a “return to the dec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s postulated in the related United Nations and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s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further peace talks an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Israeli force and the American-biased position”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ress release, available on the Netherlands-based Anti-Imperialist League website at www.lai-aib.org).
[41]Graham Usher,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Anthony Arnove, Ahmed Shawki and Nigel Harris, Jerusalem, July 2001. A theoretical slide has accompanied the DFLP and PFLP loss of political initiative. Once considering themselves a vanguard in the region against US imperialism, the DFLP’s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Nayef Hawatmeh, recently wro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must set itself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ach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S. This could help convince the US to pressure Israel to respect all previous UN resol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FLP founder George Habash recently declared: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fight against US imperialism or defeat it in order to defeat Israel” (CSS, 101–4).
[42]Emad Mekay, “Egyptian Labor Reforms Fuel Militancy”, Asia Times, 13 Febr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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