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篇题目来自于莫里斯·迈耶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在这一书中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60年代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列宁在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比对）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这场会议本意是“纠左”，是要对大跃进运动中所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做出改正。毛泽东本人曾在大跃进中多次批判这两种现象，但在会议开展中，他身为国家主席，还是选择了承担主要错误。事情到此本该结束，然而，在彭德怀的“万言书”递交之后，会议的气氛开始升温，原本的“神仙会”也开始变得火药味浓重了起来。
会后，毛泽东宣布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国家主席一职由刘少奇接任。他与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成为了主持一线日常工作的人，同时也是国家实际的掌权者。
1960年，刘少奇接手经济工作，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刘少奇不那样赞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就他个人而言，他更青睐中国在建国初期时采取的分田单干的做法。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同样的经济方针，在毛泽东看来是过渡，在刘少奇看来则是优解，邓小平则是明确的刘少奇的支持者，他说：“过渡时期，形式就要多种多样。”
1961年，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要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加收入，这一条，就包括有照顾富队的意思，报酬上的差别，也可以采取奖励的办法，国家也可以奖，特别是缺少的东西（如粮、油、布等）采取奖励办法更有作用。什么越少，奖什么越有作用。记得在苏联搞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列宁认为那个计划起草得好，曾经奖励过那些起草人，奖什么呢？几十斤马铃薯。当时奖几十斤马铃薯，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很起作用。在实物分配上，要注意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是必须经常注意是一个根本原则，各方面都要贯彻，必须遵守。实物的按劳分配问题，想个办法试验一下。”
1962年3月在西楼会议上，邓小平做发言，谈到如何控制劳动工资和亏损企业时，邓小平说：“财政、银行要卡死，不要怕工人打扁担，厂长打跑了，免得我们撤换。这样严格了，就可以逼他们搞经济核算。现在要恢复象1953年以前那样的制度。”
“办法要得用，要少。如高级品。总之不能多，要搞真正捞到东西的。点子太多，作用不大。延期付款的买卖不能多做，否则积在一起，转不过来。办法有三条：
1.根本办法在于减人。主要表现在建设速度放慢。这不会得罪人，无非是对外名誉不好。
2.真正抓点生活用品，回笼票子。
3.制度搞严，漏洞堵死，措施要落实，能顶多少是多少。保经济作物，少而精，拿点粮食，烟叶。”
同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还引用了一句谚语，也就是日后脍炙人口的猫论：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这样的影响下，自1960 年底开始, 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并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文件，调整了大跃进时期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经济，将权力再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队。1961年，一些地方遂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放松了各地人民公社对个体农户的限制。就是我们俗称的“三自一包”，即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还有就是重提“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强调技术人员权威，分配制度由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以产计酬，以粮换分，手工记分。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的确是提高了拥有自留地的农民的积极性，但个体户和私有制在农村中也开始重新抬头。前文提到的人民公社在此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职能，仅仅是保留了行政时的作用，其社会经济职能被完全取消，大跃进期间分配到公社的拖拉机和其它大型农具，重新收归国营，到1962年底，全国拖拉机站系统的拖拉机只有4.9%实行社营。农村事实上重新开始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而在这两年期间，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1961年夏收起，将全国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20％。不仅如此，国家还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36.1％。
多项政策扶助下，农村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62年，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在其后几年里，虽然还说不上突飞猛进，但至少是稳定发展。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1.9亿吨增加到1965年的2.4亿吨。而在毛泽东授意下所制造的那些化肥站、小型农机站，也都成为了这些漂亮数据的幕后功臣。
与蓬勃增长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不断回落的机械化，1961—1963年，国家采取关、停、并、转等方式，对农机工业进行调整。到1963年，全国农机制造企业缩减到1301个，职工人数减少到32.5万人，分别比1960年减少了50.42%和53.1%。农民们又开始了用犁用耙用牛耕的时代。
伴随着集体化的破产和机械化的降低，整个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大倒退。经济一片大好的同时，新贵资产阶级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被毛泽东消灭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卷土重来。农村实际上重新出现了富农阶级：分到好地的比分到烂地的强，家里有青壮年的比家里是老弱病残的强。在这种单干风前，以前所提倡的阶级感情、工农团结事实上荡然无存，大跃进期间实行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已经放弃，大多数农村小工厂不是倒闭就是不景气，这样，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工人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唯生产力论带来的巨大恶果。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危险，于是在1960年和1963年依次发动了“三反”、“四清”运动，可惜这两场运动最后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走向了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方向，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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