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
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话说1962年5月26日，新疆伊利地区一伙暴徒在苏联领事馆人员策动下，发起暴乱。他们手持武器攻打中共伊犁自治州委、州人委机关，打伤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抢去一批档案、文件，造成恶性事件。
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军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动员起来，镇压了这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再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遭到了苏方的无理拒绝。
后来，苏联在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继续恶化之时，声称将集结大兵于边境，随时都有出兵阿尔巴尼亚的可能。毛泽东在卧室里刚起床，得知这一消息，好长时间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顷，他让身边卫士叫来秘书，严肃地说：
“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
工作人员劝他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里去等候苏联大使。毛泽东说：
“不用了，就在这儿见。”
后来秘书偷偷地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他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自此以后，苏联就再也不敢提出兵阿尔巴尼亚的事了。
1962年6月3日晨，毛泽东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岸青和邵华是在这年初春从大连回到了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父亲毛泽东。有一天，邵华向毛泽东提出想继续读书的要求，毛泽东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毛泽东又笑着对小两口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此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92岁高龄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回到北京后，邵华便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
邵华在北大学习了几个月，感觉学业压力大，心里着急，因之情绪比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将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诉在杭州的父亲。毛泽东为劝慰她，就在回信中写道：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6月3日上午7时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上邪》是西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一，其词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人。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及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毛泽东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
6月10日，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下榻在省委蓉园1号楼。省委安排由胡真负责接待毛泽东的工作。
这天晚上，胡真到1号楼检查对毛泽东生活安排的情况，毛泽东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查看。胡真一进卧室，看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书，在床铺的里侧，也放着一排线装书，枕头叠得高高的。
毛泽东喜欢躺着看书，书放在床铺里侧的床边上，他需要什么书就能信手捡来。叠高的枕头，可作为看书的靠垫，看书看疲劳了，就可以顺势躺下睡觉。
胡真查看了一遍，从卧室里走出来，毛泽东正好从西头走过来。胡真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多次见到过毛泽东，甚至和毛泽东照过两次像，但那都是集体活动，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单独和毛泽东相处过，心里难免有点紧张。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了，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这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和胡真紧紧握手，说：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这次来麻烦你们了。”
胡真说：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做的。”
“怎么不麻烦，这么晚了，你还要来检查工作，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谢你呢！”
毛泽东这么一说，胡真又紧张起来了，他说：
“毛主席来湖南，这是毛主席对湖南的关心，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挥挥手，带着微笑向他的卧室走去。
6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13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9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3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
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
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1962年6月10日
6月1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电讯稿，他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尔后，毛泽东要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将电讯稿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6月18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湖南去武汉，他在长沙召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谈话中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10亿斤。
6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内部印发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电讯稿的内容，“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对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今后5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检查一次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必要的。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期间经过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务使同志们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经常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要适当加强。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应当仿照此次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并且切实解决问题，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中央的批示连同乌兰夫、李维汉等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至自治县委和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委。《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发至自治州党委和有关的地委。
中央 1962年6月20日
6月22日，毛泽东改变原打算23日离开武汉去青岛的主意，他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汉谈话。请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把他用了数月写成的8万余字的长信，呈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回顾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情况，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国”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为捏造了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做这个申诉！”
“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申不申冤，都没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调查吗？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6月24日这一天，在外地养病的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农村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交换意见，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表示赞成；周恩来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有林彪表示反对；加上在外地的毛泽东，在政治局7位常委中，反对派也只有2人。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了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6月23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6月27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23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3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少奇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少奇的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十大政策》允许维持农户的个体经济，允许农户之间可以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自由贸易。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他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少奇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少奇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早在5月间，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那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邓子恢便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在6月间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4场报告，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7月17日这一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寄给他的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只管讲他自己的意见。邓子恢终于讲完了，毛泽东这才说上了一句：
“把你的意见和符离集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
“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1个月。
邓子恢到北戴河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前拜会了毛泽东，再一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他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严肃地说：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不高兴地说：
“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钱让能写给他的“保荐书”上写了一个批示，印发与会者。
原来早在5月底，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长达1.8万字。他认为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能改，所以就在报告中极力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办法。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他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3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3年，1959年——1962年，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20%？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哪些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一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7常委除毛泽东外，反对单干的只有林彪。周恩来模棱两可，而刘、朱、陈、邓则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绝对多数。新中国建设短短12年，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尚未最后竣工，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此之时，这些人便以困难和挫折为借口，要扯下旗子。一个从党的核心到中央及地方大员（邓子恢、曾希圣等）、到吹鼓手（田家英等）、再到基层政权中的区委书记（武念慈等）为代表的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初心”原本是改朝换代而非马列主义）已经显现出来。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社会基础是深受“传统的观念”束缚着的广大农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安徽、湖南部分农民为代表）。由此看来，再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决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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