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实际上已经在长征途中了。
红二、六军团在年前6月22日就与党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这个时候红一、四方面军正为“解决组织指挥问题”而进行相关调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后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总部各机关除二局外，均从毛儿盖返回到卓克基附近随左路军行动。红军总部掌握着所有通讯密码——包括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与党中央分开回到卓克基后，党中央也就失去了与红二、六军团的电讯联系。
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也由红军总部掌握，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后，密码也就留在了总部。虽然因为没有大功率电台，这套密码留那儿也没用，但刘伯承认为闹了分裂的张国焘手头要是掌握了这个东西，有可能会生出不小麻烦，于是还是设法销毁了这套密码：
这时，通国际的电台密码掌握在我们手里。我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的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么大的麻烦。于是我就告诉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个密码就是一本英文的“鲁宾逊漂流记”。这个事除我们二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知道了，我们也就完蛋了。[1]
红军总部虽然与共产国际联络不上，但却可以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联系。
自从与党中央和军委失去联系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一直都在原频率上用原呼号坚持守听与呼号军委台，终于在1935年9月29日听到了原军委台频率、呼号的信号。因不知道与党中央失联这段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误以为已经找到党中央和军委，遂将任弼时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
㈠我们八月二十六日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
㈡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
㈢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2]
这个时候，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的通渭，正在继续“北出陕甘”哩。
朱德、张国焘于次日回电，报出了任弼时需要核对的信息，也报出了“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的信息，同时通报了相关敌情，以及“今后应互相密切连络”之意愿，[3]但对党中央已率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的信息，却未置一言。此后成立“第二中央”时，张国焘也未将有关信息告知红二、六军团首长。
个中缘由，还是深知其为人的徐向前说得最为明白——“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据我观察，他是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4]
然而红二、六军团这个时期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
1935年9月，就在党中央面临巨大的内部危机的同时，红二、六军团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危机：蒋介石对湘鄂川黔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这次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采用对付中央苏区的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又一轮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压缩和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地区。其具体部署：以湘军何键部和鄂军徐源泉部在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一线构筑碉堡固守，从苏区的南、西、北三面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第二十六军郭汝栋部、樊篙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共9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从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逐段筑垒推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于9月初撤离津市、澧州，返回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但是由于国民党军行动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成，堡垒封锁线却越来越小——机动余地也越来越小。而且因苏区内部还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撅，物资供应亦十分困难。
面对着巨大压力的贺、任、关、肖、王首长，急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而党中央对他们活动的最后一个指示还是几个月前中央红军“兵临贵阳”时的4月5日。那个时候中央书记处在得悉任弼时发来的情况报告后就行动方针问题的回复是：“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5]
10月初，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任弼时和军委分主席贺龙等首长反复掂量斟酌当前敌情，认为的确到了“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刻，遂于10月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在报告了相关敌情我情后表示：“此间情报：一、四方面军似在甘肃地区行动，这对我们配合作用较小。我们认为在上述狭小地区不利我们与强大敌持久战斗，而应迅速突出敌包围线，转移于镇远、黄平之线”，“一、四方面将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及其发展方向，盼告。我们行动方案，望速决电复”[6]
然而朱德、张国焘回电仍然对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行动回避不谈，只是用模糊语句一笔带过：“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方配合”，而对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对“行动方案”之询的答复则是：“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坚决、迅速、机动、出敌不意”，“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太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上述意见供兄参考”。[7]
那时红四方面军正大举南下，对湘鄂川黔苏区的情况也欠了解，这个意见也很难具体。
既然有了“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便决定自己来拿主意：10月17日和10月22日，湘鄂川黔军分会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他们自己酝酿过并向在致朱德、张国焘电中提出过的：突围后转移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二是按朱德、张国焘来电中建议，突围后在现有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这是下策。
10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觉得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地步了！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联席会议，再次分析了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9月以来，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兵力达到了130多个团，而且已经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线；而苏区这边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未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都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在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而且只会越来越困难；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还在川西北，难以与之取得呼应与配合，红二、六军团实际上已经成为孤悬敌后的一支孤军……
有鉴于此，与会者们认为：如果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确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突围之后若不远去，敌人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虽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也就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来的根据地；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
于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拿了个大主意：坚决突围远征，挺进湘黔边，争取在乌江沿岸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会议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则向湘黔边转移，同主力会合；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由苏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之贵州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
刘家坪会议
这次会议，史称“刘家坪会议”，在红二、六军团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红二、六军团首长在没有得到党中央明确指示，信息掌控也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
跟中央红军一样，在几度转移了目的地后，这次出征最后也变成了长征。
说干就干，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动员，积极地筹措了给养，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同时还大力精简机关勤杂人员，充实连队，并将地方武装组成第五、第十六两师，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序列，使两军团各辖3个师，共1.7万余人。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等地出发，向湘黔边转移——事实上也开始了长征。但“因敌严密防范由这方面突出已不可能”[8]，同时也为出于造成假象迷惑对手的目的，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并不是就地转兵西向，而是大踏步地向东南突进：20日晚，在大庸和溪口之间的澧水北岸张家湾附近强渡成功，一夜之间端掉守敌30余座碉堡组成的碉堡群，击溃守敌一营，胜利突破国民党军的澧水封锁线；21日，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侦察队及红十六师又兵分两路向沅江进发，经150里急行军后，分别抢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随后，红六军团侦察队和第十六师又俘虏了乘三条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敌军一个营，共300余人。至此，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沅水封锁线。
突破沅水后，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在湘中地区展开，迄至11月底，分别占领溆浦、辰溪、浦市、新化、蓝田、锡矿山等地，发动群众，筹措资材，扩大红军，搞得是轰轰烈烈。几天之间就筹得大洋几万元，布料两万多匹……
蒋介石最怕的是就是共产党站下来，一瞅这“贺、肖股匪”这是要在湘中扎根儿的劲头，立马又调动12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围上了上来，企图分进合击，在沅水和资水之间“以期剿灭”。而红二、六军团对国民党军迅速反应和部署估计不足，进入湘中后撒得过宽的部队一时收拢不及，错失了打击敌之一路的良机。而国民党军第十九师李觉部则乘虚而入，差点儿就把正在溆浦城中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给裹了饺子馅……
幸而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亲率十六师前来救援，这才解了“万分危急”。
撤出溆浦后，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心继续“声东击西”，尽量疲惫和调动敌人。
12月11日，两军团从溆浦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9天向东南疾进，给人感觉是意在东渡资水。而当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兵力即将靠拢的12月21日，他们却突然在高沙市、洞口地区转兵西进，直奔武阳；22日，红二军团先头红五师本欲在绥宁以北的竹舟江、麻塘打开突破口，但却被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拦住去路。双方激战竟日，红五师师长贺炳炎也身负重伤，强渡仍未成功。红军遂忍饥耐寒，改道绕过敌军，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江、麻塘西渡巫水，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尔后又立即转向北进，冒着严冬大雪，翻山越岭，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渡沅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于1936年元旦进至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再一次把敌军扔下了4天以上的行程。
这就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之初的“突破四道封锁墙”。
顺利突破了包围的红二、六军团获得一次喘息之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等就想着摆个阵势打击追兵出得一口恶气。而这个时候的确机会也不错：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而郭汝栋纵队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距离红二、六军团都在4天路程之外。汤恩伯纵队在金屋塘即停止前进，准备开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二、六军团较紧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其中以第十六师章亮基部最为积极，正从芷江向晃县前进。1月3日、4日，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4日，李觉派保安第十二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占领新店坪、便水地区，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以保障主力渡河。5日，李觉纵队第十六师章亮基部从岩田铺、裴家店地区沿芷晃公路西进，拟经便水、波州向晃县追击，第十九师（李觉兼师长）和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各欠一个旅）同时由竹坪铺、芷江地区出发，在第十六师后跟进，相距约一天路程。
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动手：将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隔绝在沅水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渡过河来的第十六师。1月5日8时许，红军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14时30分，先头红六军团在上坪、对河铺之间与已超过新店坪的敌第十六师先头一个旅遭遇，双方展开激战；16时，红二军团赶到，第四师向敌先头旅右翼实施突击，第六师按原计划向便水敌渡河点迂回。
然而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却出了问题：这时敌第十六师另一个旅也渡过沅水，刚好兜头拦住了进至新店坪西北地区的红六师，双方激战到6日凌晨3时，红六师仍然无法获得大的进展，两岸之敌也就没被如愿隔断，李觉、陈光中部反而源源加入了战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的五十一团虽然从敌人左翼突入了敌人纵深，并与攻击敌右翼的红十六师相互策应，但却因后续不济，难以巩固与扩大胜利，反而在敌援军猛烈反击之下，被迫于7日拂晓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后，红二、六军团继续向西北转移，途中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阻截，于1月9日和12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进入黔东地区。11日，留在苏区坚持的红十八师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打走，同7个师又3个旅的敌人进行了1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龙山以南的招头寨附近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进到黔江、酉阳地区。尔后又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经秀山、松桃县境，于11日到达江口与主力胜利会合。
到了石阡、江口才知道，这片区域与他们此前了解的情况有很大出入：人口稀少，粮食困难，经济落后，不利于大部队久留，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进行运动战。因便水之战打成了消耗战，部队伤亡较大，红二、六军团没有能够在此创造出有利的局面。而敌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共15个师的兵力都围拢上来，红军处于不利地位。
18日，在得悉红二、六军团的处境及其准备继续西进的信息后，朱德、张国焘两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意西打驻黔蒋军”[9]，“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入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10]
这个时候，朱德、张国焘已经收到了党中央于两天前发来并让其转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关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本要点，所以在电报中特意加了一句：“目前政局已转到革命新的阶段，抗日反蒋将成为联合战线……”[11]。尔后朱德、张国焘又将这份名为《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转发给了任弼时。[12]
1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石阡召开军分会会议，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创立根据地。在尔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任弼时又将《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向与会者进行了传达。
在西进贵州途中，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意外地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
这是真正的党中央！
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
注释
[1]《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二、六军团致周恩来电——冲破敌人“围剿”计划，粉碎敌人新的进攻（1935年9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3]《朱德、张国焘复任弼时电（1935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中央书记处对二、六军团是否应北渡长江问题给任弼时的指示电（1935年4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目前敌情与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中央电（1935年10月9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80～第9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关于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1935年10月15日1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关于红二、六军团拟向东南方向突围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11月14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朱张复贺任关电（1935年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0]《朱张致贺任关电（1935年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1]《朱张复贺任关电（1935年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2]《中央政治局致二、六军团电——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36～第2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原编者判定该电签发时间为1935年12月27日，笔者研判后认为不可能：张闻天是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1936年1月16日才令中央秘书处将该文件发给朱德、张国焘并令其转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任弼时收到这个文件至少应该是在1936年1月16日之后，而且是原文的摘要版本——朱德、张国焘收到的版本已收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9～第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这个版本与他们转发给任弼时的版本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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