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与其国际环境是高度互动的关系。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一方面是资本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世界革命，三次右转，两次左转，无往不复，构成了近代世界史的几个周期。当代中国，前30年处于第二轮世界革命潮流之中，后30年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史周期，即西方资本的第三轮扩张期。2008年，资本的扩张周期结束，目前的世界正处在历史间歇期。要启动下一个历史周期，当然需要行动，但目前最缺少的是思想准备--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代差的21世纪的思想体系。
60年的当代中国，被区分为前后两个30年。对这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论者们往往因立场的不同，而给予截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但是，无论哪一种立场，经常被忽略的是，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时间上，其实也可以被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与当代中国的两个30年大体对应或重叠，并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史周期。当代中国与其国际环境是高度互动的关系，因此，认清国际环境的这两个时代、特别是两个世界史周期，对于我们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理解这60年，乃至于理解未来中国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500年的世界史分期
近500年来的世界史，怎么看？如果把它视为一个不断向前伸展的历史有机体，而不仅仅是偶然的人物、事件的碰撞和堆积，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段世界史，区分为两种倾向交替进行的过程——资本全球化与世界革命。这两种倾向，一左一右，相互斗争，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航行印度，从此，西欧开始向世界进军，陆续征服和统治世界其他几大文明体。在这一轮扩张期的结尾，即18世纪后期，以西欧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商业资本主义所支撑的世界体系，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球大分工：南北美洲、东欧和西伯利亚生产原料，即蔗糖、烟草、棉花、谷物、毛皮和金银等；非洲提供奴隶；亚洲输出丝绸、香料、茶叶等奢侈品；西欧生产酒类、纺织品、枪炮和金属器具等，并且是这个国际经贸体系的建构者和组织者。
以1770年代的美国独立战争为起点，上述过程发生逆转。继美国革命之后，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横扫欧洲封建势力的拿破仑战争。与此同时，海地爆发大起义，成为拉美第一个独立国家。到1820年代，厄瓜多尔（1809）、哥伦比亚（1810）、委内瑞拉（1811）、智利（1818）、墨西哥（1821）、秘鲁（1821）、巴西（1822）、玻利维亚（1825）等大多数拉美国家摆脱欧洲母国，而获得独立。这是第一波世界革命，波及大西洋两岸，其中，作为指导理论和精神支柱的，正是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影响不限于欧洲，而辐射于南北美洲。例如，作为拉美“解放者”的玻利瓦尔，曾留学法国，深受法国革命影响，并参加了拿破仑的加冕仪式，担任这位革命皇帝的侍从官。而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则宣称，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
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和英国工业革命完成（1840）之后，欧洲经过重新整合与产业升级，开始了第二轮扩张期。除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彻底欧化之外，整个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86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制造业占世界20%。到19世纪末，英国拥有55块海外殖民地，总面积超过本土面积10倍，总人口是本国人口的8.5倍。到1914年，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全球形成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因此，在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一种历史巅峰的体验中，因而形成了19世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汤因比描述当时英国人的世界观说：“历史对于他们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
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上述第二轮扩张期宣告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则标志第二波世界革命的开端。一方面，是旧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另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崛起。亚非拉国家，在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及其正反面影响下，迅速成长，成为第三世界。这波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1960年代革命进程逼近顶点的时期，甚至曾深入美日欧国家的腹心地区，推动了大规模反体制的群众抗议浪潮。当代中国的前30年，正处于第二轮世界革命的潮流之中。
而后30年的中国，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史周期，即西方资本的第三轮扩张期。1980年代，英美等国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也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其武装斗争则面临绝境。冷战后，资本全球化进程加速，形成了以金融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体系。
2008年，美国房贷危机，引发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造成世界资本主义全面衰退。这一轮以新自由主义、市场导向和国际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扩张期，持续30年，由此戛然而止。或许，这将是下一波世界革命的信号？
二、前30年与第二轮世界革命
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世界三次右转，两次左转，无往不复，因为地球是圆的。一方面是资本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世界革命，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往复运动，构成了近代世界史的几个周期。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对应于上述不同的周期，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特点。
就近代而言，以1840年为起点，远航而来的西方文明，通过多次战争，将中国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此，中国历史始终包含着两种彼此纠缠、对立和斗争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边缘地区，即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理的全面殖民地化；另一方面，是一个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新兴国家，进而扭转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这是两个中国的命运之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看，西文“modern”一词，在中国经过转译，演变成“近代”和“现代”两个概念，分别表示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理由在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开始，中国先后走了一条下降的路和一条上升的路，即沦为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阶段（近代史）和走出半殖民地困境的阶段（现代史）。这两个历史阶段，性质截然相反，因而使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始终无法统合在单一的“modern”概念之下。而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界，恰好在辛亥到五四之间。原因在于，中国上述两种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纠缠、冲突和斗争，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出现了日益明朗的前景。
同时，中国“近代”与“现代”的这个时间分界线，也正是上述第二波世界革命的起点。这并非偶然。一次大战是欧洲列强的一场内耗，英法等旧殖民国家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联，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在全世界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两个历史事件，从正、反两面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巨大影响。一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亚利等东欧纷纷独立。在亚洲，巴黎和会期间，朝鲜爆发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同时，一个身在巴黎的越南知识分子，更名阮爱国，向各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决权。这就是胡志明。十月革命后，世界迅速左转。欧洲主要国家如德国（1918）、英国（1920）、法国（1920）、意大利（1921）等先后组建共产党，亚洲国家土耳其（1920）、印尼（1920）、中国（1921）、日本（1922）、印度（1925）等迅速跟进。
二次大战是一战的延续，也只有到二战结束后，旧殖民帝国才彻底瓦解。从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个国家获得独立，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一。本来，1884-85年柏林会议之后，不到20年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便瓜分了非洲。但是，从1956年开始，仅仅十几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便一举摆脱了殖民统治。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51个成员国当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124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占70个。在这个世界史周期内，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基本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1963年，毛主席的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不是情感抒发，而是当代历史的写照。
所以，中国革命，以及1949年建国以后，作为第二波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极大地获益于这一国际环境。对于建国后的30年来说，首先，中苏结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中国在短时期内，便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从1952年到1966年，这些项目与中国自力完成的一千多个限额以上项目相配套，建立起一个独立、庞大的工业体系。第二，大批亚非国家纷纷独立，形成第三世界，不但缓解了中国的压力，也迅速改变了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最终在1971年10月，以76票赞成的压倒多数，使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前后一两年的时间里，全球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形成建交高潮。第三，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左翼思潮遍及美日欧，各种外文译本的《毛主席语录》成为畅销书，“造反有理”等标语出现在各处校园和街道。美国学生、市民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其规模史无前例，动摇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决定退出越南战争的重要原因。
不同的世界史周期之间，的确恍如隔世。1957年，缅甸总理吴努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演讲时，高呼“毛主席万岁！”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巨大横幅，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谈话时，则刻意地频繁引用毛主席诗词。这些细节，也许是处在另一个世界史周期中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三、后30年与第三轮资本全球化
1917年到1970年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史周期。但是，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1970年代初美国战略调整，1970年代中期美元由金本位顺利转为“石油本位”，以及1960年代末文革流产和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些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促使一个世界史周期结束，和另一个世界史周期来临。
1979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执政，相继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即紧缩货币、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国家福利性开支，鼓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对富人减税以刺激投资等。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这一政策在欧洲国家迅速蔓延。与此同时，原先仅在个别东欧国家试行的经济改革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实施，所遵循的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另一方面，由于石油价格暴涨，美元利率翻倍提高，19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落入债务陷阱，其核心资产被廉价收购，国民经济被西方跨国资本控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武装斗争也在此时陷于困境，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武装，除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依旧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坚持武装割据外，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缅甸共产党等，在1980年代失去外部支持后，遂彻底失败。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第三轮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史周期臻于极致。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为追求超额利润在全球自由流动和扩张。1990年，由美国主导形成“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成为世界主流的发展理念。全球舆论向右转，上个世界史周期中作为主流的国际共运和反殖反帝运动的历史，在价值观上被颠倒，被妖魔化。在这种时代氛围下，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他说：“我所谓的历史指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朝着以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进步历程。这个进程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带入到现代社会。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这种历史巅峰的体验，不能不使人回想起汤因比对19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的总结。
冷战结束，华约集团解体，美国于是频繁对外用兵。1989年12月突袭巴拿马，1990年6月入侵利比里亚，1991年1月联合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1992年12月武装干涉索马里，1994年8-9月以美国为主的北约部队大规模空袭波黑，1994年9月入侵海地，1998年8月远程袭击苏丹和阿富汗，1999年3-6月联合北约盟国大规模空袭南联盟，2001年12月以美国为主的北约部队大举入侵阿富汗，2003年3月占领伊拉克。
美国以军事霸权为后盾，以金融资本主义攫取全球财富。在1990年代，逐步形成以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为主导，以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制造业，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为辅翼，以中东、拉美、俄罗斯等国家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为基础的世界产业格局。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被排除在全球经济循环之外，被称为“第四世界”。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与全球同步，中国经济改革，在1970年代末从乡村起步。1984年，以市场为导向，城市改革全面启动。1987-88年放开部分价格管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市场混乱。1989年，在全球急剧右转的大气候下，遭遇政治波折。1992年以后，以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为主导，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逐步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前1978年的10%，上升到2007年的66.2%，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由此，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体制当中。
四、2008年，资本全球扩张期终结
其实，与“全球一体化”同时存在的，是“全球分裂”，二者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扩张，另一方面，在资本所到之处，是社会分化，贫富对立。华约和北约，这两个东西方政治军事集团的对峙局面消失后，另一种“两极结构”，在全球范围的南北之间，在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内部的贫富之间，大规模地展开了。
居民收入和福利状况，可以通过消费占GDP的比重显示出来。1985年，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为56.5%，2006年降为36.2%。这种变化趋势并不限于中国。从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均明显下降，而唯有美国，从1980年的63.0%上升到2006年的72.2%，成为唯一的赢家。
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出者，独霸全球，靠的是三个霸权支柱：高科技-军事霸权、美元-金融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其中，特别是依靠金融资本主义体制的操作，攫取全球财富，并由此衍生出极尽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但是， 2008年，美国终于因房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使美元-金融霸权遭受重创，连带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也相应被削弱。另一方面，美国在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同时，由于其先进的军事打击系统高度依赖巨额军费的支撑，因此，如果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长期化，那么，其军力的衰落也将成为未来的趋势。美国这三个霸权支柱的损伤，必将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就目前而言，可以断言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处于百年一遇的深度衰退之际，持续30年的这一轮资本扩张期，已经结束。讽刺的是，2009年9月，弗朗西斯·福山，又在高谈阔论“中国世纪”、“中国模式”。但是，尽管如此，下一个世界史周期究竟何时来临，目前却还难以判断。
从500年来的历史看，世界史周期转换的机制，一般是主流（一种倾向）消耗衰竭；非主流（另一种倾向）积累酝酿，质量互变到临界点时，历史剧变就发生了。只是在上一个周期结束，和下一个周期启动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差。目前，似乎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间歇期。实际上，我们现在真正缺少的不是行动——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左转，也许可以被视为下一个世界史周期的先导，尽管还看不到后续的展开部分。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分别成为日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今天最缺少的恰恰是思想准备，即：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代差的21世纪的思想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当然包括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载：《绿叶》杂志 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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