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主·社会
旷新年
一、私有化意识形态
“国有企业困境”成为了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如果就事论事，人们对国有企业普遍没有好感，国有企业不是遭遇了困境，而是已经陷身于绝境。由于工人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往往只能听任当权者随心所欲地把一个工厂搞垮私吞。即使外国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奥秘也洞若观火：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厂两制，前面是国有，后面是私有。国企如果想要寻找到脱困的办法，首先要解决国企管理上的问题，发挥职代会的作用，让工人参与管理。国有企业崩溃，国企工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思路完全是背道而驰，都是不遗余力地剥夺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力，使个别人垄断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最后一步“改制”几乎是水到渠成，就是将自发私有化变成合法私有化，为坐地分赃和极少数人接管国有企业提供“合法依据”。
国有企业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国有企业为什么生存不下去？国有企业就像一个没有人疼的私孩子，备受歧视和呵斥，很少有人为国有企业说句公道话。在一个以私企的法律和道德为常识的社会里，国企自然被视为异类。尤其是在一个转型的社会里，国企要遭受更多的打击和困惑，因为国企和私企遵循的是不同的效益目标。面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和不规范的竞争，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是必然的。不公平的税收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第一道生死关。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严格按照当前税收政策依法纳税，除非出现奇迹，几乎没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这是一场残酷的“幸存者”的游戏。中规中矩、依法经营的国有企业几乎被断绝了生路。左大培在《中国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困境首先在于国有企业缺乏公平的生存环境，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用他的话说，国有企业一直是受虐待的。目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浙江宁波地区民营企业发达，占GDP的80%，但只占税收的50%。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一方面是断绝守法企业的生路，一方面是为非法经营网开一面。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教授在2002年“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的话来说：“几年前，我在上海的房地产论坛上说过，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张和中国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税收特赦政策”。[1]现在的问题不是追诉民营企业，而是经济学应当还国有企业一个公道。应该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市场。然而，历史总是由权势者和“胜利者”来编写的。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低效”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简单说法都是值得怀疑的。杨帆认为，在中国改革转型期的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人民币，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逃。[2]据经济学家普遍的估计，从1998年起，中国每天有一亿美元外逃。现在中国引进的外资和流失的国有资产基本相当。更不用说所谓民营企业往往是采用移花接木和桃代李僵的办法由国营企业转变过来的。即使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说，国有企业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并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中国经济学界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产权”问题。然而，与当前私有化的意识形态高调相反，根据调查，民营企业家关心的并不是“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改善竞争环境。根据2002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企业经济研究会组织和“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执行的全国第五次私营企业调查及《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私营企业家最强烈的愿望是希望有更好的经营环境。调查显示，要求“营造更宽松的企业发展环境”的占78.4% ，而要求“在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生产资料”的只占45.6%。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对竞争的扭曲，它不仅阻抑了民营企业的合法生存，而且从根本上剥夺了国有企业的生存。把私有化当成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那些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家”的明显误导。
然而，消灭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成为了一种政策取向，成为了主流经济学思考的出发点。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产权”意识形态敌视国有企业，拒绝给国有企业生存的权利和机会。“靓女先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都反映了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这样说，90年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思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垮国有企业。用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想抢到这个饭碗，就往里面吐痰。搞垮国有企业集中体现了激进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只要把国有企业搞垮了，可以无所不为。然而，垮掉的却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垮掉的同时是社会、道德、正义、法律。
许多人把“产权”当成药到病除、包医百病的药方，把它当成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药方，把私有化和产权完全意识形态化。私有化可以不计任何代价和成本，私有化就是一切。伯恩斯坦有一个口号：运动就是一切。在产权和私有化上，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为政治而政治”的特点。有些人搞垮国有企业作为他们的事业。正如许多人曾经把推翻帝制和国民党政权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一样，摧毁国有企业也成为了一些“改革家”的事业。而且可怕的是，对于他们来说，目的就是一切，手段是不用考虑的。中国有“产权”的迷思，昔日公有制的迷思转换成了今日私有化的迷思。从“靓女先嫁”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到“改制”，都说明了将国有企业赶尽杀绝成为了一种战略目标和事业。
不过，俱往矣。现在不是国有企业生存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鹿死谁手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连续三次向全国人大提出“财政部长应向全国人大报告出售国有企业的情况”的提案：“如果财政部长项怀诚今年仍不按宪法的要求向全国人大报告出售国有企业的情况，不报告卖得的金钱的去向，建议全国人大查究财政部长项怀诚‘藐视宪法’的责任。”然而，普遍的看法是，幸存下来的10万亿国有资产是中国最后的免费午餐。根据国有资产以往的命运，可以未卜先知的是，它们只能是少数特权者的猎物。
不少学者鼓吹“经营者买断收购”，而从《长江日报》对浙江“改制”经验的宣传也可以看到，“经营者买断收购”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和舆论。《长江日报》“思想解放浙江行”系列报道尤其是王南方、杨于泽、王欣2003年6月9日《一路欢歌过雁荡——看浙江人的国企改制》关于浙江国企改制经验的报道，充分体现了私有化的意识形态。“两个置换”被看作是国企改制的核心。首先通过“两个置换”以消灭国企：一、用外资、民资等市场资本，置换国资。二、变国企职工身份为市场劳动者。其次，改职工持股为“经营者持大股”，走寡头私有化之路。最后，“净菜上市”，使国有资产大蒸发。报道举了两个“净菜上市”的例子：有一家企业，“账面”总资产2.5亿元，改制认定国有资产3000万元；另一家总资产数亿元，核定净资产8000万元。左大培在《应当以法律规范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出售》一文中针对国有企业产权出售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且建议：1、禁止任何一级政府官员直接从事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2、原则上不允许原经营者购买该企业的大部分产权，特别是经营不善者。
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中国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更是中国安全的保障，以及执政与人民妥协的资本。与王绍光所说的“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在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承担了企业的功能，而且还承担了社会的功能。如果仅仅以“效率”来评价国有企业，这对国有企业是极不公平的。曾有过这样一个说法：国有企业提供了稳定，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这种说法本身是非常片面性的，因为它忽视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民营企业神奇地生长的过程所隐含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即使按这种片面性的说法，国有企业的贡献也仍然是巨大的。国企承担的不仅是企业营利的功能，而且还承担了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养老等许多其他社会和政府的功能。它对改革起到了减震的作用。恰恰是国有企业的保护作用使得某些自杀性的改革政策还能进行下去。
概括地说：
一、当前中国的私有化是寡头私有化，缺乏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合法基础。
二、不应当以简单、片面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不仅对国家的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安全体系的一部分。
三、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机制，中国就不能应付许多突发问题，诸如农业、农民、公共医疗、卫生防疫、教育和环境。
四、对国有企业的攻击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它们在过去20多年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很多人，包括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在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和私有化的政策。
今天只要是稍有感觉的人，都意识到了中国危机四伏的状态。一、人们都知道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和条件。社会学家一再警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急剧攀升的危险纪录。一方面是权贵私有化，一方面是“减员增效”，砸掉工人的饭碗，工人对剥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很少像中国这样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发生大规模失业和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现象。当然，除了像厉以宁这样不知死活的人。他认为，中国的危险不是两极分化，而相反是平均主义。二、金融问题隐藏的对经济安全的巨大潜在威胁。今年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豪富排行榜接连塌方，吹谁倒谁，谁吹得最响谁就倒得最快。最近倒掉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透过“形象工程”这个名词，透过与巨大的金融黑洞的对比，我们才可以理解所谓“繁荣”。中国豪富是一种典型的“形象工程”。他们表面上财大气粗，耀眼和惊人的财富与繁荣；然而往往在国有银行那里有一笔看不见、说不得的“呆坏账”。三、由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出现了“非工业化”的逆转，而这样的逆转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二、反社会的“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然而，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谁的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明显趋势：一个是反民主膨胀和扩散成为思想和知识的主流；一个是国家企业化。世纪末中国的一个闪亮的、富于揭示性的意象就是“老板”。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就是以“效率”排斥“公平”。在国家企业化的同时，是反民主的知识的成长与生产。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可以说是夫倡妇随。对民主和公平的诋毁和否定成为了90年代这一时代知识和思想的主题。“多数人的暴政”构成了对于民主的世纪审判。刘军宁在《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一文中说：“托克维尔则认为，民主的最大危险就是把普通人摆在第一位，强调多数的价值观。”“托克维尔情不自禁地欣赏法国大革命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的自由，即建立在封建等级基础上的自由，甚至对法国大革命把这种自由扫荡掉都深为惋惜。”不管托克维尔是不是如此敌视民主和拥抱权力，至少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对于民主和大众的深刻敌意。在知识精英们的叙述结构中，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位置。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宗师张五常称：一可以用专制的手段搞市场经济，二可以用金钱把公共权力买下来。
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最重要的政策导向便是“减员增效”。改革从来只思考如何砸碎工人的饭碗，却从来不考虑监督权力的问题。国有企业不是通过裁减几个工人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反日本长期的经济增长恰恰伴随着终身就业政策。“减员增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对于权力的监督方面消极无为，完全交给了权力内部的斗争，完全依赖副县长买凶杀掉县长，副局长买凶杀掉局长这种政治淘汰的方式。反腐败成为了对于官场权力角逐失败的追认。就企业内部来说，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导致腐败和没有效率。“减员增效”只能导致进一步剥夺工人权利和官员滥用权力，从而工人彻底丧失民主参与管理的机会。“减员增效”的政策导致了权力与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进一步分裂和失衡，“减员增效”成为了当权者肃清民主监督的武器。这样，只能是加剧腐败和权贵私有化。“减员增效”完全是一种反民主和反社会的政治。因此，“减员增效”不能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相反只能进一步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减员增效”使改革以反民主的形式推进，结果进一步加强权力垄断，使利益全面向权力倾斜。
在非典期间，同时发生了三件大事，除非典之外，其一一个湖北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东省被收容打死。其二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热播《走向共和》。孙志刚被打死是一个偶然事故。之所以说是一个偶然事故，并不是说收容、殴打、死亡不是时刻都在发生的，而是因为打死大学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因为收容制度不是针对精英阶层的，而是针对农民的。孙志刚事件中的错位现象引起了知识界的愤怒和震动。这一事件就好像在19世纪的美国一位白人被无理掠为奴隶一样。这就好比并不是说美国人不能接受奴隶制，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白人沦为奴隶这一事实。毫不奇怪的是，孙志刚案件的审判是不能公开的，记者不被允许进行正常的采访报道。
除了孙志刚的例子，对最近发生的另一件谋杀案的关注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精英主义趋势。一位科学家由于嫉妒，杀妻分尸。200位知识精英上书浙江省高院，要求法外开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主义意识，充分显示了精英主义的野蛮性和破坏性。精英们将自己的特权置于社会和法律之上。精英主义不是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现代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精英主义和寡头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面剥夺下层，即工人农民的基本权利，直至他们的生存权。
近代史学界把《走向共和》解读为李鸿章等人翻案。从康有为“托古改制”开始，翻案变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时髦的古装剧，成为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模式。翻案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新史料，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故事新编。历史成为了一个翻云覆雨的舞台。当全球化成为了意识形态，卖国和买办化便正当化了。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一位研究员的话来说：割地赔款也是国际化。只讲“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不论是谁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不论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
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其中官僚买办阶级由于与中国的民族和社会利益根本对立，所以是最腐朽和反动的。可是，按照“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买办阶级成为了最吃香的宝贝儿。在《帝国主义的乏走狗》一文中，孔庆东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文章里只要出现“帝国主义”一词，都会被编辑充满敬业精神地清除掉。它反映了买办主义对第三世界知识界的精神毒害和思想阉割。
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和瓦解，国情专家胡鞍钢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国两制和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一国两制”不是指大陆和香港实行不同的制度，而是指大陆城乡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安排。政治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又加剧政治上的不平等。中国今天最大的危机是没有“社会”的概念，没有“社会共同体”意识。
新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口号和教条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他们以“市场”的名义反对“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却相反。今天中国的市场化与国家也恰恰密不可分，简单地说，是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导致权力市场化。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州政府权力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到联邦政府。更不用说，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和国家的强势干预。而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经济学派与智利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府的结合就是一个典型。
新自由主义声称拥护市场，反对政府。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弱者的联合和反抗，却从来不反对强者的兼并和垄断。政府并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我们要问是什么性质的政府？实际上，二战以后的政府具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在二战的大破坏中，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恩格斯说：“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3]福利国家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国家与人民之间所达成的暂时妥协。今天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权力垄断、极不规范和公正的市场。进入市场有明显的限制，绝大部分的人从根本上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并且是一面倒的对弱势群体的限制，公司注册有经营规模和资本的限制，结果不是保护竞争，而是限制竞争。
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思路和轨道发展下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危机爆发，如果没有国家能力，那么就会无法应付危机。这次非典成为了一次危机的预演。从原因上看，之所以隐瞒疫情是担心公开疫情影响经济发展。从应变来看，突显了地方主义和中央决策之间的龃龉。目前国家暂时还有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但是面对如此轻微的危机，使出了浑身解数，充分显示了令人忧虑的国家能力低下和社会功能的萎缩。
权贵私有化是搞垮国有企业的捷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消解社会的概念，取消社会的保护。社会瓦解的结果，造成一个堡垒化的国家。伴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瓦解，防盗门、保安、保镖成为了新兴产业。这使人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腐败丛生、软弱无能、碉堡林立的国家。国家不仅丧失凝聚力，而且丧失国家安全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三十年代南京国民党政权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前夕建立起来的，它可以追溯到资源委员会这一历史脉络。它为中国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智利开始就被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改革派引为改革的范本。《岭南文化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很短的文章《私有化+坦克=什么？》，但是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它击中了我内心的思考。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一对孪生怪胎。
去年，“宪政自由主义”和“私产入宪”浮出水面。面对当前私产入宪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安替2002年12月22日在《西祠论坛》上发表了《以我下岗、退休父母的名义强烈反对当前的“私产入宪”》一文。安替认为，当前的私产入宪只能导致最坏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他们曾经是企业的主人，名义上集体拥有企业、实际上也从住房和福利分享这种名义权利。突然，这些都没有了。企业一下子成为权贵人士的私产，留给他们的是巨大的家庭悲剧、以及绵延到下代的仇恨。”“在这样公民没有自由表达意见权利的社会中，面对这样大量的死亡和悲剧，我们只能对这些千万被剥夺得表示同情，并且在心中树立一个对正义的认定：‘无论如何，非法剥夺者必然要受到历史审判，’无论这是否能实现，这的确是这些千万被剥夺者目前活着的唯一盼望，也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保持最后良心的最后底线。”
三、自由主义路线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样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4]在德国的哲学家们看来，不仅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而且甚至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就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5]恩格斯的论断正好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财产转移的历史所印证。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过“自由主义”的路线图：“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财产即无自由’，‘无代议士则不纳税’。前一句是英国1688年革命的说法，后一句是1787年美国革命前后的说法。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什么‘伟大遗产’的话，这就是他们的‘遗产’。这一‘遗产’并不伟大，但很平实，它是以明确保护私人财产来为‘公民的政治权力’垫底的，踩着了这块基石，才能贴着地面步行，由此才形成英美代议制传统，并从此与法国欧陆传统渐行渐远。也正是出于这一底线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则不懈努力，将这一改革已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延伸入政治法律层面。”（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有人将自由主义的路线图概括为：权抢钱，私有化；钱买权，民主化。历史的展开印证了那位“大师”的预言。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参加“两会”的民营企业家宣布，他不仅雇佣了一支私人的保镖队伍，而且还有省公安厅长的24小时热线。这和孙志刚被潦潦草草地打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和现实都体现了一种排斥性的政治。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平等”成为了教条。
英美的制度从一开始来看它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排斥性的、反民主的，贫穷的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以及所有的妇女都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和广大下层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以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不应该以美国1787年的政治现状来反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中国和英美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英美一开始是财产不均等的状态；难道中国今天首先应该（通过对大多数民众的剥夺）复制一个类似于几百年前英美的财产不均等的“起点”，然而再一步一步重复英美几百来的民主化历史？一方面把制造不平等说成是一种伟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却把形式主义民主的预约券送给我们？他们把中国革命造成的平等看成是历史的负担，把不平等看作是发展的必要基础。相反的理解则是：平等有利于发展，平等是一种社会进步，美国相对于英国的政治优势就在于，美国是一个新大陆，没有贵族传统和等社会等级，从而是一个接近于自由竞争的理想环境。用列宁的话来说，美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中国的精英们一方面拜倒在英美的政治制度面前，一方面诅咒革命，他们对英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上都经历了革命的事实视而不见。美国更是一个革命建国的国家，先后经历了两次革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奴隶制也最终通过一场内战而扫除了。凯恩斯说：“革命用于反抗政治暴君和不公道时，是一件有力的武器。”[6]这些私有化信徒和激进的反革命，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7]
“自由主义”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私有化就没有自由，而没有贪污腐败就没有私有化，所以，贪污腐败是中国民主化的唯一出路。2003年6月10日的《世纪中国·世纪沙龙》一篇标榜为自由派的文章直言不讳《贪污腐化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其歇斯底里的思维、逻辑与文革如出一辙，都是对人性、正义、道德和法律的蔑视和践踏。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倾机会主义为革命而革命，烧毁农民的村庄房屋以强迫他们革命，由于革命的迷思，不惜依赖痞子运动和流氓无产者。为革命而革命导致了革命的流氓化。然而，同样，上个世纪末以来，为改革而改革也导致了改革的流氓化。把抢饭碗、往饭碗里吐痰和贪污腐败当成改革的法宝，那么改革的前途将会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改革成为了一件意识形态的武器，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就可以畅通无阻、无所不为。改革已经被严重地滥用，改革意识形态已经严重透支。尤其是当中国社会严重分化和利益集团已经固定化以后，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已经彻底破产。改革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安徽凤阳农民秘密分田作为开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相反，90年代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的，其特点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我并不认为80年代是黄金时代，或者以为80年代就那么美妙。但是80年代整个社会对改革充满期待和信心，并且与今天深刻的失败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改革再也不能简单地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使用了，人们必然发出这样的追问：这是谁的改革？
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非常短暂的时间内造成的。两极分化是以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和权贵私有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瓜分国有资产的方式实现的，用90年代的话说，就是“瓜分中国”。在时间上来说，这是1989年之后的历史。或者换一种思考的角度，1989年社会运动的失败是两极分化不可或缺的前提。1989年社会运动一个中心的口号是“反对腐败”，但是恰恰在1989年以后，腐败却被接受了，并且戏剧性地推进了。腐败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既可以说是由于主流经济学作为“次优选择”积极鼓吹，在理论上将腐败合理化了，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层民众对于腐败的反抗被镇压了。确实，最初知识分子在绝望中也曾经幻想将腐败作为一种溶解权力的武器，岂料这是与虎谋皮，从此堕入万劫不复的炼狱。
然而，白色恐怖规制下的两极分化总有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一天。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社会越早妥协越好，越早妥协，成本越小。如果等到已经没有了妥协能力的那一天，即使再想妥协，也没有机会了。而所谓妥协，我并不是指口头的忏悔、道歉以及各种语言行为。怎样才能达成妥协？就是要让下层社会组织起来，可以和权力进行谈判。下层社会可以自己说话，直接地表达他们自己真实的权利和要求。这是最重要的。权力或知识精英越俎代庖，给它们某些惠而不实的好处，给它们某些经济、政治上的临时性的好处，这也是一种妥协。但这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能达成最好的社会效果，即使可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下层社会组织得越早，越有利于社会安全。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提出，中国农村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危机，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精英们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们担心、恐吓和阻止下层社会的自我组织。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了一种可怕的偏执。令人深感遗憾和忧虑的是，中国现在的精英们忘记了一句饱含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强行压制各种社会不满的力量，只不过是使不满的力量一天天积累起来，直到形成不可收拾的危机。这种做法也就好比是抱薪救火。
新自由主义正在加速瓦解海峡两岸——大陆和台湾的社会共同体，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让台商赚到钱，两岸经济联系加强就必然会使两岸政治距离越来越近。可是事与愿违，2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有人将台独归罪于民进党，寄希望于“泛蓝”上台执政，“泛蓝”上台的结果只能进一步宣布这种幻想彻底破产。出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台湾大资本追逐利润逃离劳动力成本高的台湾而选择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大陆劳动力市场。大陆将台湾大资本奉若上宾，可是大陆与台湾大资本结合得越紧密，就等于把台湾中小企业和底层抛给了台独民粹主义势力，也因此，台湾与大陆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大陆的精英主义和台湾的民粹主义的错位演出了一出好戏，大陆越精英主义，台湾民粹主义的表演就越会高潮迭起。新自由主义政策给台独政治势力和台湾民粹主义提供了充分的表演舞台和空间。
安替《以下岗工人、父母的名义反对私产入宪》的文章遭到年轻的自由派学者陈永苗的批评。陈从自由主义的抽象理念出发，为私产入宪辩护。他认为，私产入宪即使导致了对非法财产的保护，也是“必要的代价”。然而，崔之元有关俄罗斯转型的研究，早已粉碎了中国某些天真善良的宪政自由主义者“逆取顺守”的幻想。寡头私有化不可能由非法和非道德的破坏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半年之后，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旗帜鲜明的反对私产入宪》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首先，他通过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发现，各国宪法，尤其是20世纪财产权社会化以后的宪法，并不把财产权绝对化。何况这些所谓“私有财产”恰恰又是如此暧昧、可疑。在根本上无法确定财产来源合法的情形下，由宪法来确认财产占有的合法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最后，私产入宪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民国时代混战的军阀一样，是在宪法上抢占合法性上的制高点。陈将此举称为是一场对社会分配正义隐蔽的“恐怖主义”袭击。
凯恩斯曾经批评一战后协约国对战败后的德国掠夺性的赔偿要求：“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8]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最大部分人大规模的无理掠夺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前许多流行的私有财产保护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蓄意的误导。崔之元、喻权域等学者批评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将会导致对“私有财产”前所未有的超强保护。私有财产受到权力侵犯的现状并不是因为私有财产保护没有载诸宪法；相反，宪法第13条写道：“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现行宪法宣称“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对公有财产的侵犯难道不是最疯狂、最普遍、最严重的吗？私产入宪唯一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对非法财产的政治追认。现实是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普遍存在的是“执法难”的问题。精英们不断地立法、不断地修改游戏规则，并不是为了遵守游戏规则，而是为了操纵游戏规则。中国法制建设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缺乏信用和权威。因此，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怎么走出立法的迷思，如何阻止法律的“通货膨胀”和“信用崩溃”，如何确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
我们必须放弃对于任何制度的浪漫主义期待，民主宪政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制度，而且是具体的力量对比。“当有关政治势力能够发现这样一种制度——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在民主竞争的过程中受到太多损害——的时候，民主制才可能。”[9]因此，马克思的论述体现了对于历史的深刻洞见：“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10]可是，改革越来越发展成为对于下层权利的剥夺，丝毫看不到对上层权力的限制，我们看不到弱者力量的发展。也因此，我们看不到阻止权贵资本主义的力量。
“改变中国”成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然而，破坏一个旧世界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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